杜鈞福 廣東文革述略

文革開始時，廣東省轄廣州市和汕頭、佛山、韶關、肇慶、湛江、惠陽、梅縣七專區、海南行政區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常務書記區夢覺，代省長林李明。駐廣州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第三書記陳鬱。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第一政委陶鑄兼任。陶鑄調走後，第一政委一職由韋國清兼任。

廣州文革研究起源很早。劉國凱在文革期間即開始寫作有關廣州文革書籍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人民文革論”。一些海外作者也通過香港這個觀察窗口獲得有關資料並著手研究工作。陳佩華的廣州中學生家庭成分和思潮研究、蘇揚的集體屠殺研究皆做出有影響的成果。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曆程述略》較詳細敘述1970年以前廣州地區的運動進程和主要事件。在國內，葉曙明、阿陀（譚加洛）、餘汝信等作者比較係統地研究了廣州的文革史，縷清了大致發展脈絡。部隊作者遲澤厚則專注於廣州軍區文革運動的研究。王希哲、李正天、武傳斌、楊小村、劉鐵扣、陳賢慶、黎服兵、薛聲欽等的回憶錄也具有重要文獻價值。但是省會外地方的材料和研究工作比較滯後，未見係統的整理和論述。

廣州為華南重鎮，集重要黨政軍機關於一城，文革史具有較豐富的內涵。典型事件中，1967年港英事件造成國家外交上的危機，1968年多地發生集體屠殺事件，後期的李一哲大字報在文革思想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

 

一、文革初期

 

初期的造反運動

 

1965年，陶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不再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但是對廣東省政局仍保持重要影響。文革開始後，他參加了1966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於6月1日從廣州出發赴任。此後廣東省的運動主要由趙紫陽負責。但是陶鑄在北京仍不斷給省委打電話，遙控廣東省運動。

陶鑄在廣州期間，於1966年5月19日召開中南局文革動員大會，決定運動重點在文教單位，並決定點名批判一批中南區文化界著名人士，其中在廣東有中山大學教授容庚和劉節、作家秦牧、中山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柯麟。同日省委成立以省委常委、副省長王闌西為組長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群眾運動起來之後，中南局宣傳部長王匡也受到衝擊。中南局決定讓其停職反省。

5月22日省委陸續派人到各高校指導運動，傳達陶鑄的動員報告，宣告文革正式開始。5月27日，華南師範學院附中學生李重明貼了廣州第一張大字報《學校的“教育”》，指向校長王屏山，主要批評學校規定假期中學生一定要回學校勞動一天的規定。李重明是貴州省長李立之子，曾經假期回貴州返回沒有勞動一天的證明就沒給注冊。在貼大字報前，他和幾位幹部子女同學已經從內部得知了毛澤東幾次批評現行教育製度的講話，鼓舞了他們批評學校領導的勇氣。

大字報貼出以後立即遭到校當局組織的批判。李重明及其支持者，全是革幹、軍幹子弟，遭到圍攻。省委也很重視這件事，很快派遣工作組來校。關於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和性質，和早期北京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行為有些相似。

5月30日省委決定大學停課兩周搞運動，文教部門排左中右。5月31日區夢覺在省委文革小組會議上傳達省委三點指示：一、要派工作組到大專院校、文教廳局；二、要摸底查黑線抓出身邊的小赫魯曉夫；三、排隊，劃分左中右。

6月1日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廣播後，幾所大學學生立刻發動起來。他們不僅批判“反動學術權威”，而且貼指向校領導的大字報。6月7日省委決定向高校和文教單位派工作隊，同日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省作協副主席、作家秦牧。

早在6月1日，中山大學在廣東省副省長、校黨委第一書記、副校長李嘉人領導下，各係成立左派核心小組。6月2日大量大字報湧現，將容庚、劉節和英語教授梁宗岱打成中山大學的“三家村”。6月4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李嘉人做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會後就對待黨委態度分成對立兩派，激烈辯論。6月5日以校黨委名義貼出大字報《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來！打倒一切資產階級“權威”！》，指向十分明確，但未能平息爭論。校黨委6月7日開始布置整材料、抓右派，又在炊事員中抓了一個“小三家村”。一些學生對批判黨委點名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感興趣，認為應揪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逐漸形成反對派。黨委和工作隊認為這些學生在爭奪領導權。

後來成為造反派學生領袖的陳家吉是數力係五年級學生、預備黨員，黃意堅是數力係四年級學生，正在申請入黨。數力係四年級是1962年入學，家庭成分不好，120人中，真正“紅五類”隻有28人。他們二人本來是係裏“核心小組”成員，因反對整同學而被除名。因得知數力係黨總支整學生“黑材料”，學生門把黨總支辦公室封了。其他係學生紛紛效尤。物理係總支書記雷中雨被學生鬥爭後自殺身亡。

6月14日省委派63人的新工作隊進駐中山大學，拋出黨委第二書記、副校長馬肖雲等幹部作為批判對象。此時，反對黨委壓製學生運動的風潮愈演愈烈。黨委改變策略，把火引向中下層幹部，把一批政治輔導員關進“管教隊”即牛欄。這一措施在學生中引起更大的爭論，開始把矛頭指向區夢覺、王闌西。

6月10日省委工作隊進駐華南師範學院，即宣布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王燕士停職反省，改組院黨委。然後在工作組統一領導下，發動各係揭發、批判領導、教授、白專分子。各係政治輔導員多牽涉在內。文革前些年有一些因功課不及格的學生被退回家鄉，其中多農民子弟，如今當作校方迫害工農子弟罪行加以批判，並把這些學生接回。其他一些高校也發生類似事件。

根據華南師院工作隊的報告，到6月22日為止，該院各黨總支書記19人，揪出17人；係主任10人全部揪出；政治輔導員19人，揪出17人；副教授以上60人，揪出52人；科級幹部31人，揪出11人。

在華南農學院，6月14日工作隊進駐，宣布黨團組織停止活動，在半個月時間裏，把各係黨總支領導骨幹約30人以“壓製革命”罪名撤職。大批幹部、教授遭到批鬥。

在市教育係統重點廣州醫學院，市委先後派了四批工作隊進駐，把30%職工打成右派，在學生中也有9%被打成右派。這當然引起學生的不滿，大字報開始指向黨委。

6月7日中南局機關也出現了大字報。機關內群眾紛紛串聯，準備材料。

文化係統的廣州電影機械廠也是最早派遣工作組隊的單位之一。工作隊進駐後，情況大變。工人們分成兩派。維護原領導的一派，工作隊扶植起來的一派。都在醞釀成立組織。

各單位大規模的亂揪亂鬥引起廣泛的自殺現象。漢劇院副院長黃粦傳、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黃榮勳、省重工業廳副總工程師周永生等都“經不住考驗”自殺身亡。7月16日省委專門為自殺現象發布通告，試圖予以遏製。

 

從“北京來信”到撤工作隊

 

北大“六一八事件”發生後，北京開始對各單位造反行為“反擊”。陶鑄從北京來電話，指示要堅持黨的領導，學生運動要由工作隊控製。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件。6月23日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接到他在北京醫學院學習的妹妹從北京發來的信。信中說，除去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以外，各級黨組織及其領導都可以懷疑、批判，鬥爭矛頭應集中到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高翔本身是幹部子弟，也被劃為左派，但是他當時對學校的做法有意見，不讚成整教授，所以他把來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同時寫了一張大字報《告全院學生黨員書》。這一“北京來信”公開後產生軒然大波。學校黨委發動反擊，稱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對高翔進行打壓。這一行為引起很多學生的不滿，一些人組織上街遊行，同時醞釀成立組織。

省委對此如臨大敵。趙紫陽在6月24日的工作組隊長會上說“北京來信”是反動的，是大毒草，要進行批判，堅決不允許上街遊行，26日又說學生可能為壞分子操縱。24日晚區夢覺徹夜未眠，等候電話，25日淩晨1時，華工工作隊把校內革幹子弟、工農子弟從床上叫起來，布置他們次日反攻。趙紫陽指示動用公安局刑偵力量對付學生。7月7日成立一個偵察組針對7所大專院校，對華工200名學生進行技術偵察，對高翔進行跟蹤、監視，整他的材料。但是除了華南工學院外，沒有在高校進行大規模反擊。“廣州地區大專院校的學生不似北京的激進，故局麵不太激烈。但官方對其中敢有異動者一樣給予嚴厲打擊。”

北京的反擊從6月下旬進行到7月上旬。7月上旬到中旬，劉少奇領導的文革進入“五十天”的退卻階段，向“反右”和“四清”的模式發展，並考慮結束運動。這個精神通過陶鑄這條線傳達到廣州。趙紫陽在7月7日作報告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革命就是四清。”省委要求加強工作隊的領導，控製局麵，不允許自發奪權，並將高校運動劃分三個階段：一、解決領導權問題，重點解決敵我問題；二、清思想，進行思想批判；三、改革教育製度。

毛澤東7月18日回到北京，立刻著手扭轉運動方向。但是在這之前，他的旨意已經通過周恩來、李雪峰等著手貫徹。但是廣東省委未能察覺這些細微的變化，仍在既定的方向上前進。7月21日經陶鑄審定，省委通過一件綱領性文件《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幹問題的意見》，仍然強調工作隊的作用。根據省委的一份文件總結運動開始以來：“目前各單位已報來的重點對象情況是：非黨幹部多，黨員幹部少；一般幹部、教師、演員、技術人員多，當權派少；有的單位在重點對象中，老問題的多，新揭發的少。”

7月26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明確提出要撤工作組。次日陶鑄找劉少奇研究如何撤的問題。7月30日，去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區夢覺寫信給省委，次日趙紫陽又打電話，緊急部署撤工作組問題，並指示工作隊撤離後成立文革籌委會。此時省委“全線撤退，陣腳大亂”，緊急在各校成立了文革籌委會，但是撤退工作隊拖了幾天。8月7日廣州市委召開大會，傳達中央決定撤工作隊的報告，宣布撤出進駐各校的文革工作隊。

毛澤東在北京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後，趙紫陽也電授一份大字報於8月8日貼在廣州，支持革命派的行動。其餘領導幹部也學樣貼了大字報。對“北京來信”的評價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予以肯定。

此後，各工作隊開始整風。各校學生也對工作隊展開批判。8月12日發生廣州中醫學院事件。中醫學院學生和外來聲援的廣東工學院等校學生發生衝突。省委書記林李明等前去處理，並派遣了公安人員前去保駕。

 

中學文革和紅衛兵運動

 

廣州文革初期，各所中學也鬧得轟轟烈烈，特別是在幹部子女和知識分子子女比較集中的幾所傳統名校裏。

在華南師院附中，李重明的全省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後一小時，即出現批判這張大字報的一張大字報。圍繞著這立場相反的兩張大字報，學生中展開激烈的辯論。後來這一辯論主題漸漸轉到學校當局有無“資產階級黑線”問題上來。

6月初，省委向該校派出了工作隊，卻遭到激進學生抵製。6月底，支持李重明大字報的一批學生，以省公安總隊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曉彥為首，提出“撤銷工作隊，自己鬧革命”的口號。7月19日，李重明、蔡曉彥等11人寫信給陶鑄，反映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此時毛澤東已回到北京，局勢已明朗。8月2日陶鑄秘書給他們回信，傳達陶鑄的意思，說學校工作隊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們11人於7月初被迫離開學校回家，8月初才得已返回。

8月11日，從北京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文章，學校兩派就血統論問題展開大辯論。支持血統論的蔡曉彥、李重明等人成立了紅衛兵，發表《附中紅衛兵宣言》，後改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為廣州地區第一支紅衛兵組織。另一批學生則組成《南海紅衛兵》，以省委幹部子弟為主，對待學校老師比較講政策，但是以後也積極參加了“破四舊”行動。7月15日從運動開始就遭到批判的教務主任麥嘉祥自殺身亡。

在另一所重點學校廣雅中學，6月初即有部分幹部子女醞釀成立“革幹子弟委員會”。6月4日廣雅中學、華南師院附中、省實驗學校、執信學校等校的代表開會，提出“關於應屆畢業生不進行高考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建議”。廣州市委文教工作隊答應向中央轉達意見。這一建議比北京女一中的給中央關於廢除高考製度的信要早兩日。廣雅6日停課鬧革命，出現第一張大字報。7日夜，“廣雅革幹子弟委員會”成立，宣布奪取學校一切權力，後吸收部分工農子弟參加。在這之前，6月5日廣州六中革幹子弟奪權。

6月13日市委派工作隊進駐廣雅後，學校各級領導機關癱瘓。“部分學生開始批鬥老師。形式包括拳打、用帶扣的皮帶抽、皮鞋踢、木槍捅；女老師被剃光頭，男老師被剪十字頭；戴高帽、掛牛鬼蛇神牌遊街；對著老師皮箱內的衣服撒尿，往老師的食具撒尿。”遭到迫害老師向工作隊求助，工作隊對學生行為放任不管，並下發團委副書記孔老師材料，開會鬥爭。7月24日工作隊劃定19位有“嚴重問題”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集中到“牛欄”，強迫勞動。

8月初，駐廣雅工作隊擬撤走，成立校文革會，仍執行工作隊路線，批鬥孔老師。工作隊到22日始撤走。8月中旬以後，“鬼見愁”對聯傳到學校，學生就血統論展開辯論。23日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紅旗中學紅衛兵”成立，後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隻收“紅五類”子女。24日開始上街“破四舊”。

在另一所名校廣州八中，即培英中學，6月5日，校黨支部在教工黨團骨幹會議上拋出六名準備批判的老教師名單，不是有曆史問題就是摘帽右派。可是第二天晚上，在華南師院附中大字報影響下，高二學生朱振邦、潘瑞瑜貼了一張質問黨支部的大字報，批評黨支部領導運動不力。這張大字報引起轟動，學生門徹夜寫大字報，支持或反對這張大字報，然後就逐漸對準老師，幾乎所有老師都被點名。繼而被批鬥，關進“牛欄”。學校一片混亂。6月11日左右，工作隊進駐。“運動得到控製，打人現象被製止了，批鬥則有增無減。一批教師被集中關進‘牛欄’審查，運動的重點是審查批判所謂有問題的老師。”

8月中旬，學校成立“紅五類”的紅衛兵，中下旬開始“破四舊”，“北京南下紅衛兵來學校‘煽風點火’以後，抄家打人之風大熾，八中北樓二樓小房間成了臨時關押校外‘四類分子’的私牢，牆上濺有鮮血，被打得頭破血流的芳村教堂的神父和基督教徒也曾被關在裏麵。”在這幾所學校裏，這一時期都有老師被迫害致死。在廣州十中，100多名教職工中，揪出20多名“牛鬼蛇神”。

在廣州二中，6月4日幾位同學貼出了一張“革命漫畫”，引起爭議。6月6日另幾位學生貼出針對學校黨支部的大字報。他們都受到工作組和黨支部的壓製。6月8日黨支部開會，拋出六名教師名單，企圖轉移鬥爭方向，煽動群眾把矛頭指向一般教師。但是這次“黑會”內幕很快被揭開，引起炮轟黨支部的高潮，年級輔導員被迫交出整學生的“黑材料”。8月工作隊撤離後，仍留“聯絡員”以血統論為武器控製局勢。8月22日一批革幹、革軍子弟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雖然黨支部書記被打倒，但是一批教師被打入“牛欄”，遭到屈辱和毒打。

在外地也有類似現象。惠州的當地駐軍子女多集中在惠州一中。“其中一些學生（特別是高幹子弟）在校專橫跋扈，無心向學，學校曾花大力氣管教他們。‘文革’一來，這些‘自來紅’成了響當當的造反派，敢作敢為，衝殺在最前麵。” 

廣州中學幹部子弟的這種作為顯然是自發的、超前的，與北京幾乎同步。原華南師院附中學生黎服兵分析這種現象的根源是文革前學校裏的極端階級鬥爭教育。他以該校在文革前竟然有學生“組黨”為例，指出：“這種教育也會出現策劃者、教育者難以預料的結果。責任心、野心、目空一切，以革命為最高原則也會走火入魔，走向更左，將現存政權視作不夠革命甚至反對革命。”

 

“破四舊”和北京紅衛兵

 

廣州的“破四舊”起源很早。早在7月，中山大學學生就在工作隊默許或支持下，砸了附近的純陽觀。文革一開始，各中學學生就開始批判、揪鬥老師。工作隊進駐後，成立清一色的“紅五類”文革領導小組。8月在此基礎上成立紅衛兵，將“階級路線”發展到極致，批判“狗崽子”同學，甚至抄他們的家。

8月中旬，“破四舊”風潮橫掃廣州。8月17日，廣州十六中學生就到北京路上給商店換招牌，製造出“皮鞋事件、美利權事件、一樂也事件”等一係列事件。各校紅衛兵掃蕩了著名的六榕寺和光孝寺，24日和25日總共搗毀了14座教堂和寺廟。廣州軍區子弟集中的八一學校（即54中）的“主義兵”衝擊了石室聖心堂，驅趕了神職人員，燒了家具。為了珠江電影製片廠拍紀錄片，兩天後又重演了一次。後來他們把這個地方當作儲存抄家物資的倉庫。

8月28日，一夥紅衛兵衝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把具有象征意義的自由神像砸了，後來換成一個火炬。

繼而開始抄家打人。“打人最凶的學校也就是高幹、軍幹子弟比較集中的學校。如六中、鐵中、七中、八一中學，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處市區北部邊緣。學校操場後麵便是山丘、鄉村。該校貴族紅衛兵從附近村莊裏抓了地富分子回校關起來輪番毆打，並不給食物和飲水。一名六十多歲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富農熬了幾天也終於帶著遍體傷痕赴往黃泉之路。”一大批“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被遣送回鄉，社會秩序大亂。

8月北京和其他地區紅衛兵串聯來到廣州。他們在廣州的活動一為鼓吹炮轟省市委，二為“破四舊”。前者多為大學生，其代表作為“新北大紅衛兵”等9月8日發表的《舍得一身剮，就是要他把資產階級保皇派區夢覺、王闌西拉下馬！——告廣東人民書》。其內容隻是一般號召，缺乏具體內容。

後者多為中學生，其中不乏血統論紅衛兵。他們到了廣州就亂下通令，引起廣大市民的不滿。這種不滿從中學生口中發泄出來。典型如廣州東方中學於9於9月15日針對“北京南下的紅衛兵混蛋們”印發的《驅逐令》。該文指責他們：“在廣州亂下各種禁令，而且各校南下隊的紅衛兵又沒有統一規劃，各種禁令又不一，又沒有適合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需要。”這些亂下的通令有：“禁令一切私營、公私合營的商店關門，造成一片混亂，影響了工人、學生早上進餐。”“要一切泡水管免費招待一公尺以下的兒童洗澡。”“不準使用三輪車。”“吃早餐要自己洗碗碟。”“凡四十歲以下的不準吸煙。”“北京南下紅衛兵一下火車，就用皮鞭抽打地、富、反、壞、右，嚴重違背了毛主席的‘用文鬥，不用武鬥’的通告。”“煽動學生打人，說‘打兩下沒關係’，破壞十六條。”

這些遭到批判的行為分為兩方麵。一是涉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方麵，二是紅衛兵暴行。北京外出串聯紅衛兵在外地製造出很多惡行和暴行，全都暢行無阻，但在廣州這個臨近港台、深受外來影響的市民社會，卻遇到了反抗。

當然這阻止不了北京紅衛兵的惡行。他們在廣州傳授打人經驗，煽動了一場全市性的暴力狂潮。其中以北京101中的紅衛兵最為突出。他們從8月28日到9月5日，共5批65人來到廣州，製造了許多暴力事件。“到了北京一○一下來之後，剪紅線女的陰陽頭、去東山遊街、到西關亂拆東西。”

9月3日，廣州市4000餘名紅衛兵召開大會，各領導機關所有負責人幾乎全部到會。在戰鬥英雄麥賢得上台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北京101中學生和廣州二十一中學生衝上主席台造反，秩序大亂。所以101中的學生和廣州高幹子弟紅衛兵既造“牛鬼蛇神”的反，又造省市領導的反。

101中學生還幹了一件壞事，就是強令取締三輪車，強迫廣州幾千名三輪車工人退職，致使幾千個家庭生活無著，貧病交加。

一年以後出版的《三輪車戰報》登載的發刊詞卻將此事歸罪於當權派：“三輪客車管理總站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對革命老工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於是假借北京101中學來廣州串連的部分紅衛兵提出不成熟的建議，將九百多名革命老工人強迫‘退職’，更令人憤怒的是在被迫‘退職’證明書上寫著退職原因，‘因當前文化大革命’。”同一期刊物上還登載了毛澤東思想八一兵團工交總部三輪客車分部的《揭發、控訴三輪客車總站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對我們革命老工人的殘酷迫害的滔天罪行！》。文章說：“去年八月，……他們（三輪客車管理總站）竟然利用竊踞得來的權力，狂妄地下令‘解散’三輪客車，迫使全市二千多輛三輪客車，停止生產，使四千多名工人和近二萬名家屬的生活受到嚴重威脅，蓄意製造交通混亂，嚴重破壞生產，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件壞事應該完全歸咎於北京101中來廣州串聯的紅衛兵。《三輪車戰報》編輯對此事心知肚明，但是到了1967年他們仍然不敢得罪紅衛兵，隻能把帳算在當權派身上。但是廣州市民始終保持對外地紅衛兵一些做法的反感。1966年12月6日，當一群上海紅衛兵在龍津東路“破四舊”時，被大批廣州市民包圍，並一直追到接待站。

 

群眾組織的產生

 

“廣東文革看廣州，廣州文革看中大。”中山大學是廣州文革的帶頭羊。保守派“紅衛兵兵團”首先成立。在南下紅衛兵影響下，造反派成立“紅衛兵總部”，形成對立兩派。後來成為廣州“旗派”代表人物的武傳斌出身河南農村，1963年考上中山大學生物係，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曾任學生會體育部長，四年級被吸收為預備黨員。1966年文革開始後，武傳斌從“四清”地點返校，“破四舊”熱潮已經過去。他到北京“朝聖”回來後，和幾名誌同道合的同學發起，從“紅衛兵總部”拉出一個“八三一紅衛兵”，人數不多，但能量大。他任“八三一”和後來的“紅司”一把手，成為廣州文革激進派的領軍人物。

11月24日，“紅衛兵總部”聯合一些教工組織成立“紅旗公社”其領導人陳家吉說：“個人對反右有看法，認為不公正，不讚成血統論，所以在原來紅衛兵的基礎上組建紅旗公社。公社，就是不講成分，隻要觀點相同，就可以加入。公社下邊有許多各自的戰鬥組。占全校絕大部分。公社由勤務組領導。”他所說的“反右”可能指文革初期的批判運動。

當時中山大學總共4000多人，“紅旗公社”3000多，“八三一”200多。“八三一”要求成員出身好，頭頭幾乎都是學生幹部，便於在衝突時打頭陣。

中山大學文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很多知名教授參加了造反派，如該校副校長馬肖雲、曆史係主任金應熙，化學係主任龍康侯、曆史係副教授江醒東等。其中一些還參加了“中大紅旗”的核心組。還有的教授參加了造反派組織“秋風勁”、“萬山紅遍”等。

廣州醫學院、華南工學院、華南師範學院的造反派組織也在這一時期成立，多稱“紅旗”。但是他們仍在遭受省市委和保守派勢力的壓製。

9月5日華南工學院千多人召開批判王闌西大會。這是高校造反派第一次“炮轟省委”的行動。會議開到晚上10時，來自北京的紅衛兵認為大會“沒有火藥味”，上台造反，要王闌西跪下。華工的學生齊喊：“要文鬥，不要武鬥！”予以阻止。

在中學裏，一直是幹部子弟紅衛兵占統治地位。他們也占據了“造反派”的名分。到了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展之後，造反派經過幾個月的艱苦鬥爭才翻過身來。但是幹部子弟的血統論紅衛兵依然很強悍。“在幾間高幹子弟較集中的學校裏，高幹子弟和部分工人子弟始終把‘血統論紅衛兵’的大旗堅持舉下來。他們的隊伍沒有潰散，人員雖較全盛時期少些，但始終保持一定的力量，而且一直繼承著‘紅色恐怖運動’時期的暴力傳統，並在以後廣州的一係列文革暴力事件中擔負主要角色。”這是廣州文革的特點。

大中學以外，工廠、機關的造反運動也高漲起來。“如果說大學裏兩派學生組織的最初形成基因主要是對工作組的態度。中學是除此以外更重要還有圍繞‘血統論’對聯引起的紛爭。那麽工廠、機關、事業單位裏，基因則來自與單位領導的關係。”

我們研究所七八個人於12月串聯到廣州，住科學院中南分院，未到社會活動。但是分院一些群眾來訪，從我們這裏得到啟蒙，就是既非黨又非團的普通群眾也有參與政治的權利。1967年2月19日，奪權的“省革聯”麵臨頹勢，中南分院造反總部卻宣布“火線加入省革聯”，也許就是我們接觸過的一批人。

廣州造反派隊伍裏的一支奇葩就是“珠影東方紅”。1966年6月初，受中南局直接領導的珠江電影製片廠就出現指向黨委的大字報，遭到領導組織的圍剿。中南局派工作組進駐後，近百名人員被關進“牛欄”，廠黨委書記莫福枝也被拋出。“紅八月”裏，廠裏也成立擁護工作組的“主義兵”。在“中大紅旗”幫助下，9月中旬造反派的“紅岩革命串聯會”成立，一個多月後擴大為“珠影東方紅”。他們的隊伍雖然不如其對立麵“新珠影”人數多，但成員多文化高的青年人，思維清楚，思想激進，活動能力極強。

到了1966年8月底，廣州一些中學裏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一般由“紅五類”組成。8月31日來自清華大學的學生給省委貼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省委覺得難於應付，決定成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於是根據八一中學的建議，於9月3日召開大會，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廣州地區臨時總部”，陳鬱、趙紫陽、郭成柱、焦林義等領導人到場，表示支持。市委派專人與他們聯絡，給予物質支持。這個組織的紅衛兵泛稱“主義兵”。他們是“破四舊”、打砸抄的先鋒，但是也以造反麵目出現。但是這個總部受到南下學生的懷疑和抵製，實際起的作用不大。至於中等專業學校，因為學生皆出身平民，是造反派的統一天下。

省委繼而支持在9月13日成立“廣州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聯絡總部”。在此基礎上，10月28日，以廣東工學院紅衛兵為首，聯合中南林學院、中醫學院、廣州人民教育學院、中山醫學院、廣州醫學院等校10個組織，聯合成立“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一司”），廣東工學院學生易作才等七人為常委。11月4日“一司”召開批判趙紫陽大會。這個組織在查抄“黑材料”方麵相當激進。

10月30日，“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成立，以中山大學“紅衛兵兵團”、華工“紅衛兵心向黨大隊”等組織為核心，負責人是原廣東學聯主席、中大學生會主席卓鳳儀。他們保省市委，認為對工作隊不能完全否定。該組織於奪權時期解散。

11月1日，“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誓死保衛毛主席總司令部”（簡稱“三司”）由“華工紅旗”牽頭組織成立。主要領導人為華南工學院的高翔（一說曾濤）。由於高翔的立場比較猶疑，“三司”也不被認為是典型的造反派。

文革開始以來，在陶鑄、王任重指導下，省市領導“外鬆內緊”策略執行得頗有成效，未引起強勁的反抗活動，也未執行北京那樣的“反擊”，造反派對於當權派的批判和與保守派的鬥爭不如其他省市那樣激烈。但是到了11月，隨著“批判資產反動路線”運動的深入開展，省委秘密整群眾材料、準備“秋後算賬”事件被逐漸揭露，在各高校刮起了一股抄“黑材料”的旋風。原因在於抄“黑材料”和平反實際上是一回事。中山大學於11月9日和30日先後兩次在校內搶抄“黑材料”。11月9日一些學生搶了省委部門的“黑材料”。11月23日大批紅衛兵包圍和衝擊省委大院，長達15小時，勒令交出“黑材料”。省委緊急處理，銷毀了大量“黑材料”。然而這把火愈燃愈烈，終於燒到陶鑄頭上。

12月13日發生封閉《紅衛報》事件。《紅衛報》即原來的《羊城晚報》。此日中山大學“八三一紅衛兵”、“華工紅旗”、“珠影東方紅”等廣州造反派組織，以及武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北航“紅旗”、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等聯絡站總共24個群眾組織宣布接管《紅衛報》。12月15日中南局宣布該報停刊。這一事件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很多群眾組織反對封報。廣州造反派的這一措施，據中山大學“八三一”領導黃意堅說，實際是針對陶鑄的。而反對封報者的動機很複雜，如劉國凱所說：“多出於自‘紅八月’積累下來的對‘血統論’紅衛兵的憎惡，並移植到造反派紅衛兵身上，或許其中還摻雜有廣州人的排外成分。這後兩部分人在組織上的歸屬則是因人而異的。”這種情況說明，到了奪權時期，廣州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界限仍然是不分明的。封《紅衛報》之舉實際有針對市民階層的“破四舊”性質。

但大規模群眾運動已興起：“1966年11月中旬開始，群眾性的、不直接接受任何官方操縱的文革大波終於掀起了。群眾真正敢動起來的關鍵在於11月初中央公開發布了《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

當時紅衛兵已經掌握了陶鑄給中南局和廣東省委的許多電話指示，中南林學院紅衛兵在10月成立了“陶鑄問題研究小組”。11月他們和省委負責人展開長達三天三夜的辯論，要求省委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20日廣州赴京的七名學生在中南海西門前貼出炮轟陶鑄的第三張大字報《從中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看陶鑄的表現》，其中第一條就是“黑材料”問題。

底層人民感到世界反轉了。“1966 年12月是一個群情激奮的日子。人民群眾從來沒有象這樣揚眉吐氣過。那情景是以前做夢都不可能夢到的。黨的書記們從來都神聖無比。他們總是絕對正確、滿臉嚴肅。群眾總是匍伏在他們麵前，聽從他們的教誨、指揮。現在一切都難以想象地顛倒過來了。”

這一時期，廣州工人造反派組織也開始形成。12月21日、23日，廣州重型機器廠等24家單位代表討論封閉《紅衛報》問題，於25日決定成立全市性組織。他們於1967年1月2日正式成立“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簡稱“地總”），以電影機械廠工人莫超海為主任，是當時廣州最大的工人組織。第二個全市性工人組織稱“毛澤東思想廣州紅色工人總部”（簡稱“紅總”）。他們在10月就開始籌備了，主要領導人是梁錦棠。“工總”和“紅總”為了保持自己隊伍是純潔，拒絕中層以上幹部參加，驅使大批支持造反派的幹部加入“紅旗”係列的組織。

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中南局《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指責陶鑄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中國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周恩來和陶鑄談話，叫他不要出來。從此陶鑄被打倒，“紅桃四變黑桃三”，陶鑄、王任重遙控廣東文革的時期結束。

 

二、奪權和武鬥

 

奪權的失敗

 

1967年1月20日，廣州當地九個群眾組織、外地五個聯絡站代表在中山大學開會，研究奪權問題。會議由武傳斌主持。大多數代表讚成立即奪權，並決定成立奪權組織“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聯”）。“省革聯”勤務組組長為“中大紅旗”的陳家吉。當天晚上，按照事先約定，省委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張根生和寇慶延五人到了中山大學。在與造反派談話中，趙紫陽表示：奪權問題要由革命造反派決定。一種是派代表監督，一種是奪權。此日清晨，中山大學的代表向他們宣布奪權，要他們交印。趙紫陽打電話向中央請示未得到答複。在這樣的情況下，省委主要領導簽訂了下列文件：

 

省委書記處（一部分同誌未到會）決定省委大印立即凍結（短時期），辦公廳、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監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監管。並一律轉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時，必須在造反派派出之監督人員同意時方能使用。鑰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裏。

趙紫陽 林李明 區夢覺 張雲
一月二十二日

 

1月22日《南方日報》發表了省革聯的《奪權通告》。下午省委召集書記處會議，要求各部門人員遵守協議、堅守崗位、照常工作。23日省委發表《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24日按照省奪權的樣板廣州市也順利地奪了權。

奪權後省委各部門仍照常上班處理日常事務，隻是在用印的時候，找幾名保管印章的中山大學學生審查蓋印。陳家吉回憶：“碰到實在事，如湛江流行急性腦膜炎，省委辦公廳來電問怎麽辦？答：以前你們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省革聯的大印隻用過一次。省革聯實際活動的時間不長，1-22至3月我上京，不了了之。”

所以，這個奪權基本上是順利的，但是在廣州市公安局的奪權上發生了衝突。當時省革聯派人進駐公安局，和公安局內群眾組織“一總部”組成監督小組。但是這個小組內部產生矛盾。1月25日省革聯要求把“一總部”代表逐出監督小組。下午“一總部”在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鄒力誌領導下，聯合省市政法係統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布由這個組織接管市公安局的一切權力，要求監督小組離開公安局，和公安局“公安紅旗”發生衝突。這就是震動一時的市公安局“二次奪權”，被省革聯認定為“反革命政變”，動員幾千群眾衝擊市公安局，發生鬥毆，最後聚集了上萬人，將公安局攻下。此事件稱“一二五事件”。1月26日廣州軍區將市公安局軍管，兩派對此都不滿意。

在“一月革命”風潮裏，廣東省的奪權模式顯然不同於其他省市。黃意堅在事先的討論會上曾提出這種奪權模式。而且，據他說，當時周恩來電話裏也表示讚成這一模式，但是他沒有向下傳達。

廣東造反派的這種奪權的監督模式也算一種創舉。全國範圍內，隻有廣西、江蘇無錫和山西忻縣等少數地區采用了同樣的模式。如果成功，可以驗證這種方式的得失優劣。但是和無錫一樣，部隊介入後，廣東的“一二二奪權”很快走向失敗。劉國凱認為，造反派確實沒有管理全省事務的能力，但是在基層未必不行。

“省革聯”奪權的失敗，不完全由於軍隊的介入。它先天不足。它以“中大紅旗”為龍頭，“一司”、“三司”都沒有參加。“華工紅旗”在事前退出。奪權後“紅旗工人”等七個群眾組織退出“省革聯”。“省革聯”內部外來的聯絡站占很大比例。他們嫌本地造反派“右傾”，不斷和本地造反派發生衝突。1月30日，中山醫學院“東方紅”和武漢造反派發生打鬥，“一司”抄了哈軍工聯絡站。2月初，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處候補書記張根生就感覺“省革聯”不行了，和省軍區聯係，要求省軍區抓生產。

“一二二奪權”時，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在北京。奪權前，軍區和造反派有些來往，但是奪權後，軍區對奪權采取不支持的態度，後來與造反派的直接衝突源於軍內造反派的行動。根本原因是軍方對造反派看不慣。“黃永勝接見造反派頭頭，武傳斌在黃永勝跟前，叼著個煙卷，有點稱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裏，很自傲，軍隊對你能有好感嗎？”1月28日，軍內造反派抄了部分廣州軍區領導的家，搶走了一些“黑材料”。1月31日軍內造反派又衝擊了軍區政治部。運動初期，軍區向各直屬文藝體育團體派出工作隊，有近百名人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而且直到1967年1月，工作隊才撤回本單位。

同日，又傳出解放軍著名射箭運動員李淑蘭“造反”的消息。中山大學“八三一”即發表聲明，表示支持。軍區認為，地方造反派不應幹涉軍內的事，於是形成軍區和和造反派的尖銳對立。

2月8日，廣州造反派和軍區發生直接衝突，稱“二八事件”。當天軍內造反派在軍區政治部鬧事。軍區派出部隊拘留20多人，引起軍區文體團體和軍區體院2000多人在軍區門外靜坐示威，要求放人。30幾個地方造反派組織援助軍內造反派，衝擊軍區各部門。此時“軍委八條”已發布，廣州軍區當日發表的措辭嚴厲的公告對造反派予以警告，中央軍委也先後兩次來電製止事態發展，使得事件逐漸平息。在事件發生時，中大的陳家吉、黃意堅曾被軍區請去調解，時候也被誣為支持衝軍區。

另一方麵，隨著軍隊的介入和“省革聯”的衰落，廣州“主義兵”再度活躍起來。他們重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對兒混蛋”的口號，為血統論翻案。2月26日至28日，“主義兵”砸了多所中學的造反派組織，並策劃砸“中大紅旗”和“珠影東方紅”。以“中大紅旗”為骨幹的“省革聯”還受到被排斥奪權以外的“紅總”、“地總”，以及“紅色工人”、“華工紅聯”、“三司”的攻擊。在外地聯絡站中，“新北大”聯絡站於2月下旬貼出《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大字報，被軍方掌控的《南方日報》大量翻印散發。這些分裂出來反對奪權的造反派並未得到軍方的支持。在以後的鎮反中，軍區主要依靠“紅總”、“地總”組成的“總派”和“主義兵”。

造反派內部分裂使得奪權組織“省革聯”垮台已成定局。其成員紛紛退卻，或者改頭換麵以保存基層組織。但是在北京發生“二月逆流”的背景下，在河北、四川等省已經進行的“二月鎮反”的局麵下，一場針對造反派的鎮壓不可避免。

軍方首先拿軍內造反派開刀。2月下旬，軍區戰士歌舞團“千鈞棒戰鬥隊”六名骨幹被捕。3月1日省軍區將未參加“省革聯”的以複員轉業軍人為骨幹的“八一戰鬥兵團”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實際從1日淩晨就在全城開始大逮捕，總共逮捕2000多人。然後就是抄家、批鬥、刑訊、毆打。

“八一戰鬥兵團”成分比較複雜，因北京取締全國性複員轉業軍人組織而被牽連。同時被取締的還有“老紅軍總部”和一個知青組織。“老紅軍”都是些抗戰時期或更早參加革命的，一般受過各種處分。

3月5日廣州警備司令部又取締“珠影東方紅”，將其打為“非法組織”，對於“中大紅旗”，則令其頭頭張爾綱、黃意堅、武傳斌、陳家吉、蔡登望投案自首。中大武裝部召開中大師生員工群眾兩千多人大會，宣讀警司對“中大紅旗”、“八三一”實行打擊的命令，警司派出兩個連全副武裝的部隊，進駐中大。“三五命令”後，“八三一”整頓組織。成員數從60多反而增加到200多了。

3月7日，警司發出關於在廣州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應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各外地大專院校駐穗聯絡站陸續撤離廣州。至此，廣州的多個群眾組織被取締，一些單位實行軍管。大多數群眾組織，不管什麽觀點，開始“整風”。

廣州工人造反派遭到沉重打擊，學生造反派陷入沉寂。和四川等地比較，廣州軍區在“三月黑風”中的作為還是有節製的。未見這一時期廣東其他地區大規模逮捕人的報道。但是他們的蠻橫做法在群眾中引起普遍反感，促使更多的人在局勢變化以後加入了反對派。此時，軍區試圖實現群眾組織“大聯合”，為建立革委會做準備。但是一則兩派積怨甚深，聯合不起來；二則尚未建立廣泛的“左派”隊伍。2月27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廣東問題。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領導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3月15日，廣州軍區宣布對全廣東省實行軍管。

 

周恩來講話和兩大派的形成及武鬥

 

1967年4月初，“軍委十條”公布，各地造反派重新活躍起來。廣州學生組織首先恢複活動，頻頻舉行遊行集會，貼大字報、大標語。職工組織也開始複蘇。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周恩來來廣州之後。

4月14日，周恩來來到廣州。黃永勝也隨其回到廣州。周恩來來粵的目的一是保證15日召開的廣州春季商品交易會順利進行，二是處理廣州文革問題。在廣州期間，他三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在4月18日的最後一次作了長篇講話。他在報告裏肯定“一二二奪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讓權的方式是錯誤的，為這一奪權定了調。二月以來的捕人問題，他說捕的不多，放的也快。至於“四大事件”（“一二二奪權”、“一二五事件”、衝電台、“二八事件”），他歸之於軍區底下幹部的問題。至於抓人人數，據統計，總共捕了450 人。現在已經放了169 人，準備再放100 多人。還有因交易會開幕，整頓社會秩序，從3 月22 日開始，一個星期內抓了508 人，其中大部分是炒買炒賣、流氓分子，經教育後已放了280 多人，交易會完了還會再放一批。

他在這次講話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對於兩派群眾組織定性的表態。他說：“三個‘紅旗’是革命左派。這就是‘中大紅旗’和‘八三一’、‘華工紅旗’、‘廣醫紅旗’。”在工人組織中，他定性“工聯”（即“誓死保衛毛主席工人造反團廣州總部”）是革命造反派，“廣州工人”和“紅旗工人”也看成是造反派。“‘地總’、‘紅總’擁有大量工人群眾，他們都是廣州工人的革命組織，隻是有些偏於保守。”此外，他還壓製廣東地方幹部派係翻案的努力。他說地方主義是中央定性的，“如果說地方主義要翻案，這就是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陰謀。”

周恩來以他高超的語言藝術，既鼓勵了造反派，又安撫了廣州軍區。不但如此，他還把“華工紅旗”和“中大紅旗”拉在一起，有助於消弭造反派內部齟齬，恢複和發展造反派組織。此後，他們把“三個紅旗”改為“三麵紅旗”，而且自稱“紅旗派”或“旗派”。對立一方則稱“東風派”。這個稱呼源於他們支持軍區的“三月鎮反”，歡呼“三月東風浩蕩”。

對於這個講話，“總派”當然不滿。一些“總派”組織開始瓦解。4 月26 日，原來從廣州“一司”分裂出來的組織共20 個單位，成立“廣州大專院校紅衛兵新一司”，簡稱“新一司”。

4月22日，一批原參加過“省革聯”的學生，在廣醫成立了“廣州大專院校紅色造反司令部”（簡稱“紅司”），負責人武傳斌、黃意堅。下轄大專院校組織16個，中專組織17個，中學組織48個。同一天“工人造反團”宣布退出大聯合，“工交紅旗革命造反委員會”成立，“工聯”在友誼劇院舉行集會，歡呼北京市革委會成立暨“工聯”命名。軍管前後一度似乎就要實現的大聯合，至此，全麵瓦解了。此日兩派群眾在中山醫學院內發生大型衝突。

“紅司”成立後，下一步行動他們選擇要求為被捕人員平反。於是在4-5月發生了“項明事件”。項明是省計委一名科員，是1966年11月26日成立的省直機關群眾組織“省聯絡站”負責人之一。“省聯絡站”解散後，項明於3月底從北京回來後被對立派送公安局拘留。4月下旬“省聯絡站”恢複活動，和“中大紅旗”等組織一起要求釋放項明。5月2日幾百名群眾聚集在公安局門前，迫使公安局於3日釋放項明。但是造反派仍要求公安局承認錯誤。5月3日少部分群眾開始絕食。5月4日幾百人聚集烈士陵園靜坐示威，很快發展到幾千人聚集，並舉行遊行，主要由“工聯”、“省聯絡站”組織。5月5日中央文革來電，提出三點意見，要求結束絕食。5月6日黃永勝接見了“中大紅旗”代表，表示願意解決問題。5月7日造反派撤離烈士陵園廣場。5月11日省公安廳宣布為項明平反。

取得初步勝利以後，“紅旗派”下一個目標是為“八一戰鬥兵團”平反。當時“珠影東方紅”已獲得平反，但是“八一戰鬥兵團”仍為“反革命組織”，其領導人仍在獄中。於是“紅旗派”，主要是“紅司”掀起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要求軍區為“八一戰鬥兵團”平反。6月29日“紅司”、“工聯”、“新一司”等組織十萬人召開為“八一戰鬥兵團”平反大會。武漢“七二○事件”以後，“紅旗派”得到鼓舞，聲勢更振。8月3日中央複電廣州軍區，同意摘掉“八一戰鬥兵團”的“反革命組織”帽子，軍區將“八一戰鬥兵團”領導人莫競偉釋放。8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廣州“紅旗派”代表時，同意給“八一戰鬥兵團”平反。9月18日廣州軍區正式宣布給這一組織平反。

恢複壯大的“紅旗派”與“總派”的摩擦日益尖銳。“總派”越來越多地訴諸武力，發生一係列衝突事件，7、8月則製造出數起大型武鬥事件。

7月20日，“總派”挑動西郊華僑糖廠周圍農民進攻該廠“紅旗工人”總部。“紅旗工人”退守臨江大樓。21日市區“紅旗派”派隊伍援助該廠人員突圍。此役“紅旗派”8人被打死。“紅旗派”決定7月23日在越秀山體育場舉行追悼會。“主義兵”得知後，在通往體育場的必經之道的中山紀念堂集中幾千人，截擊“紅旗派”各單位隊伍。“紅旗派”有50多人被殺。“‘主義兵’把他們在‘紅色恐怖運動’的狂暴加倍發泄出來。殺人手段凶殘無比。如“暨大紅旗”的林財源被刺數刀，倒地後仍被刺殺，肚破腸流而死。廣鋼工範炎祥被用刀刺入胸膛，再順勢一拉，創口達一尺多，如剖腹一般，鮮血噴射出來，即刻斃命。”此“七二三事件”後，“紅旗派”掀起宣傳活動，控訴“總派”的暴行。

8月9日中山林學院武鬥，幾百農民包圍林學院。雙方動用各種槍支，各死一人。8月11日“旗派”成立武裝組織“紅警司”（“廣州紅色警備司令部”）。8月13日，“總派”用機槍掃射行駛在珠江上的“紅旗派”小艇。艇上21人中18人被打死，其餘3人重傷。

8月18日“旗派”發動了第一次進攻。此刻他們已掌握了少量槍支。他們選擇了“總派”占領的位於市中心地帶的總工會大樓，誌在必取，經激烈戰鬥後占領。據守的“總派”人員在軍區派出的兵力保護下撤出。雙方互有傷亡。8月20日“旗派”到海軍倉庫搶槍，在三元裏附近遭到“總派”伏擊，傷亡慘重。8月30日，廣州西部水廠“地總”向該廠“紅旗工人”發動武裝攻擊。“紅旗工人”求救。31日“旗派”組織力量救援，反敗為勝。

廣州的情況，類似“七二○事件”以前的武漢。但是在廣州，工人比較接近市民，也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一般不會充當殘殺無辜的凶手。給“總派”打頭陣的，多是原來的“主義兵”，以及郊區的“郊貧聯”。

因為周恩來曾於8月24日指示廣州工人造反派要聯合起來，8月30日分屬“紅司”和“三司”的幾個工人組織聯合成立“廣州市工人革命聯合委員會”，簡稱“工革聯”。9月11日“總派”成立“工革會”，以對抗“旗派”的“工革聯”。此日當“總派”的隊伍乘車向越秀山體育場結集時，已與市區沿途的民眾發生衝突，即開槍射擊並投擲手榴彈，致使13名市民死亡，155人負傷。

從8月14日到11月14日，周恩來等在北京先後14次接見廣東群眾組織的代表。其中有5次單獨接見紅旗派的代表，態度明顯偏向紅旗派。在這種局麵下，以及武漢“七二○事件”的教訓，廣州軍區開始轉向支持“旗派”，並且在8月20日向中央呈遞關於支左工作中錯誤的檢查。9月13日周恩來批評了廣州“郊貧聯”和“地總”衝擊軍區大院。中央“九五命令”頒布後，要求兩派繳槍。“旗派”堅決執行，很快下達封槍指示。9月11日“工聯”二總部遭到“地總”炮擊，“旗派”方麵仍堅持不予還擊。

 

打殺“勞改犯”事件

 

在1967年8月間，即武鬥正酣時期，在廣州發生可怖的打殺所謂“勞改犯”事件。事件起源於一項傳聞，說粵北的勞改犯暴動了，很快要來洗劫廣州城。於是全城陷於恐慌之中，居民紛紛在街上築起柵欄或街壘，組織聯防，嚴查過路陌生人，看到可疑人就懷疑是勞改犯，往死裏打。一時在街上到處看到很多屍體被吊到電線杆上。曾有人親眼見一個被捉到的“勞改犯”，自稱是南下打工農民，生產隊開的證明被追打的人抄走了。過了半天，這個人就被吊死在電線杆了。

對於此事件，譚加洛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調查，得到可信的結果。事件起源於8月11日晚，下半夜達到高潮，第二天持續發展。“當時廣州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可見死屍，尤以市區繁華路段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電線杆上或路旁樹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後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斃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崗或人行道上。整個事件持續近一個星期才完全平息。”當時的景象觸目驚心，空氣裏彌漫著一股腥臭的氣味，公共汽車停駛，人群圍觀屍體，表情麻木。

第一個知名的犧牲者是當地人，名湯永耀，高中畢業生，有神經病，當日晚飯後出去未歸，次日發現吊死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一個電線杆上。第二、三個知名死者也很清楚，就是郊區的兩名“地主仔”，是一名“曆史反革命”和一名“壞分子”。施暴者也清楚，是當地民兵。至於具體時間不很清楚，是否受到市內第一名事件的影響或有上級安排也不肯定。查明的另一死者是當地人，被誤認為“小偷”被追打而死。據當時造反派組織不完全統計，11日、12日兩日死難人數共180人。總的人數，當然高於此值。譚加洛將此事件定性為“暴民事件”，在死者中沒有發現一個勞改犯。勞改犯暴動一說純係謠言。至於這個謠言是否是故意製造出來的，則無從證實。現場目擊者的體會是：“瘋狂的人們砸爛了一切，摧毀了一切；未瘋的人在極度恐懼中噤若寒蟬，人人都隻是盼望那些種種的不幸，千萬不要臨到己身。”譚加洛驚歎於行凶者的暴虐和旁觀者的冷漠。正如他在文章開頭所比擬的，這一事件實際是同一時期發生在廣西、湘南等地的集體屠殺事件的縮影，也詮釋了這些慘無人道事件發生的社會氛圍。

 

成立革委會和“紅旗派”的結局

 

7 月11 日，在一片揪“廣譚”的喊殺聲中，12萬“紅旗工人”、“工聯”、“紅旗農民”“廣鐵總司”、“紅司”、“機關紅司”、“三司”、“新一司”群眾，在越秀山召開“慶祝廣州批陶聯合委員會誕生暨徹底砸爛陶家黑店誓師大會”。“批陶聯委”由首都“批陶聯委”駐穗辦事處脫胎而來的，其核心成員包括“中大紅旗”、“珠影東方紅”、“中南局聯絡總部”等“旗派”組織。“批陶聯委”在1967 年下半年對廣州地區文革起著重要作用。因北京的“批陶聯委”和學部及林傑關係密切，林傑垮台後，對廣州造反派產生不利影響。

9月27日，周恩來、黃永勝又接見廣東兩派代表。周恩來檢討了7、8兩月宣傳工作上“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為“地總”派辯護。這就傳遞了中央的新方針，就是對地方政權的組織方針漸漸由一派掌權的“武漢模式”轉變為兩派對等。“旗派”的優勢漸漸失去，打倒“總派”成為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總派”站穩了陣腳。11月9日“旗派”、“總派”和名為中立實則傾向“總派”的“工交紅旗”三方成立“工人聯籌”（“廣州工人階級革命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總派”取得和“旗派”同等的地位。

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公布“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批準了廣州軍區的檢查，決定成立黃永勝、陳鬱、孔石泉、王首道、陳德等組成的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在省革籌的“三結合”代表名單中，“紅旗派”略占優勢。但是他們很快發現，將這一原則貫徹到各市、縣及各機關，則困難重重，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軍隊幹部和原省、市委幹部大多都在感情上是站在“東風派”一邊的，他們都是具體實施“三結合”的核心。

在結合幹部問題上，“旗派”也沒占便宜。他們推薦的幹部戈楓、趙卓雲都被周恩來否定。而支持“總派”的林李明最終成為省革委會的常委。

1967年12月中旬，廣州“旗派”各組織的頭頭在佛山召開了一個形勢座談會，稱“佛山會議”。與會者還參加了省革籌舉行的形勢報告會，聽取黃永勝所作的形勢報告。會議最後通過了一個《佛山會議紀要》，並作為文件發到各組織的下屬分部。其主要精神是“大局已定、大權在握”。擁護這一判斷的代表為體製內的“省直紅旗”。而懷疑、反對的稱“八五思潮”，包含多數工人組織。“紅旗派”開始分化，而且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上公開暴露出來。而“東風派”乘此機會大反攻。他們打著維護《佛山會議紀要》旗號，實行“批極左，揪黑手，亂中南”策略，批判以“八五思潮”為代表的極左思潮，攻擊、打擊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打中南局”，改變中南局機關被“旗派”控製的局麵。

1968年1月22日，廣州“旗派”準備召開大會慶祝“一二二奪權”一周年，被周恩來製止，並要他們和湖南“省無聯”極左思潮劃清界限。

1968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黃永勝任主任委員，孔石泉（廣州軍區第三政委）任第一副主任委員，陳鬱（原中南局第三書記）、王首道（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黃榮海（廣州警備區司令員） 、閻仲川（廣州軍區參謀長）、邱國光（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劉繼發（“紅旗工人”負責人）、黃育英（揭陽縣小學教師）任副主任。部隊幹部在委員中雖占少數，但掌握實權。廣州市革委會由黃榮海任主任。“總派”在其中占絕對優勢。在省內各地方成立的革委會中，隻有少數中等城市“旗派”尚有些力量。在大多數地區，原有政治秩序極為穩固，新成立的革委會不過是原來機構的再版。

1968年春，“總派”對“旗派”發動全麵政治反攻。他們借助王、關、戚和林傑的倒台，整“旗派”和這些人聯係的材料，使“旗派”陷於被動。而軍方頁開始不再維持表麵上的“一碗水端平”，公開支持“總派”，恢複了1967年“三月東風浩蕩”時的態勢。

1968年3月北京發生“楊餘傅事件”，提出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口號。廣州“旗派”想乘此機會發動一場反右運動。4月22日，“中大紅旗”舉行“反擊右傾翻案風”誓師大會，會後舉行遊行。5月11日“紅司”在中大開會，由黃意堅、武傳斌分別匯報北京之行和省革委會情況。5月13日廣州警司借口攻擊省革委會，通緝黃意堅。此事件激起“旗派”和革委會及軍方矛盾的尖銳化。中學生和工人也參加了這一輪反右鬥爭。於是在5、6月，衝突事件再起，而且軍警參與其間，鎮壓“旗派”。這乃是“紅旗派”曆史上的最後一搏。

雖然此時廣州的武鬥並不很激烈，但是在各地縣“旗派”已遭到軍方有組織的大屠殺，受難者紛紛逃到廣州，被中山大學等校收容。廣西全境大屠殺的消息也傳到廣州。在這種險惡形勢下，“紅旗派”頭頭於6月23日至25日在廣州白沙頭召開會議。會議通過的《紀要》分析了廣州和各專縣的形勢，其主旨已和“八五思潮”接近。

7月初，武傳斌帶領“工聯”、“廣州工人”七八個人，攜帶海陸豐、陽江、封開、懷集還有海南白沙等廣東各地鎮壓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狀，7月12日給周恩來遞送材料。他們住在北航，會見了韓愛晶、蒯大富、王大賓、譚厚蘭。見到廣西“四二二”的朱仁後，他們感到廣西和其他地區的造反派比他們還慘，於是想召集全國造反派代表開會，原決定在清華，後改北航。當時各地造反派有幾千人滯留北京。

這個“全國造反派串聯會”於7月18、19兩日（一說16、17日）在北航召開，由武傳斌、朱仁主持。會上主要是各地造反派訴苦。遼寧“八三一”代表曾提議成立聯絡站，但無人支持。在他們看來，這個會隻是串聯一下而已。但是中央通過線人馬上知道這事，看得很嚴重，稱之為“北航黑會”。後來周恩來在1970年11月9日接見外事口軍宣隊、負責人時談到清查“五一六”時說：“他們背著中央開會集會這種行動就是罪行，有集會就是有計劃的行動。”

7月24日中央發布“七二四布告”。7月2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周恩來在會上點名：“兩個當黑會主席的，一個是廣東的武傳斌，一個是廣西的朱仁”，並當眾宣布“‘ 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康生重複周恩來的話後，更進一步點明：“‘ 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反共救國團”一說實在荒唐。但是有人分析，倘無此說，周恩來很難從支持“紅旗派”的立場上轉彎子。就以前周對“紅旗派”的指責而言，很難使用“圍剿”和“殲滅”的手段。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學生“五大領袖”時再次提到“北航黑會”。他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是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７月30、31日，廣東省革委會按照“七二五講話”精神，召開全委會批鬥武傳斌，令其交待“反共救國團”，以及與王關戚林的關係、揪軍內一小撮、“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紅警司”等問題。８月７日至８日，省革委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武傳斌、莫競偉、劉繼發、高翔、林昌文、邱學科等“旗派”頭頭交待錯誤。８月12日廣州紅代會作出清除武傳斌、林凡（廣醫紅旗頭頭，紅代會常委兼核心組副組長）的決定。“紅旗派”受到沉重打擊。“七二五講話”的上綱上線方式也給各地“清理階級隊伍”的模式提供了樣板。

廣州軍區的遲澤厚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談到：“這時，廣州軍區以劉興元為代表的領導班子提出來，隻要他們（指結合進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頭頭——葉注）己不壞事做絕，就叫他自生自滅。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沒借這個機會把造反派整下去，你當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還繼續當；你當省革委會常委的，還繼續當，讓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沒采取組織措施。所以廣東兩派比較穩定，沒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後再沒出現群眾對立場麵。這應該歸功於當時的軍區領導，在對待群眾這個問題上比較謹慎。”在這個談話裏，如果把“廣東”改為“廣州”，就比較符合事實了。“沒有大量死人”不適合廣東全境，我們隨後談到。

武傳斌被周恩來點名，應該算是“反共救國團”的頭頭，雖遭長期拘禁，卻居然沒有判刑，因為任何材料都沒有。“文革造反派與文革保皇派的鬥爭消解在1968年夏季大鎮壓的煙硝，和其後對造反派的反複清算肅整之中。”

這一階段各級革委會造反派代表大多受到整肅，但是他們在革委會中的名額還是保留了。軍區很多領導想徹底清除他們，但是劉興元認為革委會內保留幾個造反派有利於團結對立派群眾，不同意這樣做。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8年春天以後，各地武鬥剛剛結束，就在全國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文革初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運動的繼續，針對階級成分不好和有曆史問題的人，以及一些激進造反派，是文革中死難人數最多的時期。在運動前期，部分已進入體製內的造反派也充當了打手。在全國範圍內，未見任何人對這一嚴重剝奪人權的罪惡行徑提出反對或異議，隻有廣州的造反派“中教紅司”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反抗。

7月16日市革委會發出決定：“對中、小學教職員工實行統一領導，分片、分區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通過辦學習班“認真清理教師的階級隊伍，把混進中小學教師隊伍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頑固不化的地方主義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 壞、右分子，以及國民黨殘渣餘孽統統挖出來。”

針對這一決定，“中教紅司”於7月19日發表《關於全市中學教工學習班問題的緊急聲明》稱：“集中全市中學教工辦學習班，一個半月之久，這樣一件與全體中學教工直接相關的大事情，事先不與各中學革命委員會商量，也不征求全市性中學教工革命組織的意見，隻由少數人決定了算，倉促下達，馬上執行（從動員到開辦隻有2—3天），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這本身就違反了毛主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教導，是缺乏群眾觀點的表現。我們誠懇希望某些負責同誌切實改變這種領導作風。”

7月20日，中教紅司就中學教工學習班問題，發表第二號聲明，強調：“不能把中學教工抽調本校，割裂師生隊伍，關門‘集訓’；不能以四不（不放例假，不請假，不串連，不開派性會）之類的無理規定和不參加者不發工資、開除公職、送檔案給公安機關處理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做法，來束縛群眾手腳，破壞四大自由，妨礙革命大批判。不能違反中央關於國家職工定期休息放假的規定，隨意剝奪廣大教工的休假日。”

當權者很快作出了反應，8月31日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了《給廣州市“中教紅司”的一封公開信》，警告：“我們特鄭重提醒你們：希望你們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糾正錯誤。否則，一意孤行，堅持錯誤，後果自負。”隨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照常進行。處於社會底層的中學教師明知不會成功，但是他們勇敢的反抗精神在文革史上留下光輝一頁。

其實，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對教工隊伍進行的迫害，早已在進行中了。7月初，軍訓團負責人就拿出了十幾個教師的檔案，對我們說：“馬上就要清理階級隊伍了，這部分教師，曆史問題沒弄清楚，你們去抄他們的家，看看有沒有收獲。”“這兩個呢，態度不好，你們去抄，打打他的威風。” 連續一個多月高強度的折磨，開始有人精神崩潰，各校均傳來有人自殺的消息。

1968年7月23日，廣州市中小學教職員工學習班正式開班，開始清理教師隊伍。至10月，在兩期學習班上共有30840名中小學教職員工參加學習，學員被要求寫自傳、交代問題。共有3693人分別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遭到批鬥。廣州十七中的教導處龐主任因被打為“曆史反革命”，於文革初期被驅趕還鄉。1968年他來學校申訴他的問題並要求回城，結果被“主義兵”活活打死。

據廣東省革委會的統計，1968年10月至11月7日的不完全統計，廣州市發生自殺121起（死亡98人，未死23人）。10月份連續發生四起全家或夫妻自殺案。省教育係統在十天內發生六起自殺事件，華南工學院甚至一個晚上發生兩起。

從8月12日至14日，廣州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陸續進駐廣州13所大專院校，總數達2783人。各院校紛紛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搞“三忠於”活動，發動群眾，拆除武鬥工事、據點，收繳武器，揭批造反派的“壞頭頭”。

從7月初至10月底，廣州全市舉辦了28261期以“清理階級隊伍”為主要內容的學習班。7月至11月，清理出來的“階級敵人”和“有嚴重問題”的人，多達28738人。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據市革委會的統計，1968年7月-12月，全市非正常死亡達585人。至於全廣東省在“清隊”中被迫害致死人數則無法統計，因為這個運動在外縣已經和大屠殺結合在一起了。從8月31日開始，廣州進行全市戶口大清查。在隨後的兩個月內，反複進行了四次大規模清查行動，共出動11.4萬人次，清查了5.75萬多戶，收容審查了8000多人。

1970年年元旦剛過，“一打三反”運動就橫掃全省了。各地接二連三召開宣判大會，判處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和刑事犯罪分子。3月10日廣州市在越秀山體育場和全市7個分場，召開40萬人的宣判大會。對77名特務、反革命分子、殺人犯和貪汙盜竊罪犯進行宣判。據官方統計，從2月8日至3月25日，全市非正常死亡309人。“一打三反”運動中全市非正常死亡的900多人。至於抓“五一六”運動，據遲澤厚說，廣東一個“五一六”也沒抓，是劉興元的主張。

 

三、重提曆史舊案

 

“雙陳案”

 

1967年5月，在廣州市區大街上貼出一幅引人注意的大標語：《是解決“兩陳案”的時候了》，署名是饒彰風。饒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一直堅持地下鬥爭，曾任華南分局和廣東省委統戰部長，在陶鑄領導的“反地方主義”運動中被撤職下放到廣州外語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文革初期被打倒。

“兩陳案”又稱“雙陳案”。“雙陳”指原廣東省公安廳長兼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布魯）和另一副局長陳坤。當年說他們包庇“國際間諜”梁俠（實為駐香港特情人員）。1951年1月，從北京趕來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宣布逮捕陳泊。同時陳坤也被捕。又在廣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廣東省公安廳係統則逮捕700多人，嚴刑拷打逼供。後來解到北京審訊時，案犯擠了滿滿兩車廂。此案曆時兩年才結案，對陳泊，以“喪失革命立場，包庇反革命、特務”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陳泊於1961年出獄，旋被投入勞改農場勞動。陳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於獄中，也被判處8年徒刑。當年審判“雙陳”案的公安部人員也因認為不存在特務集團而被錯誤處理，趕出公安隊伍。此案稱為建國以來公安係統第一冤案，直到1982年才平反。

主辦此案的原廣州市公安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於1961年去世，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成了“黑幫分子”被打倒。對“反地方主義”和“雙陳案”積怨已久的饒彰風認為時機已到，遂貼出那張驚動全市的大標語。

廣州造反派正在收集羅瑞卿的材料，很快將這一標語通過他們的宣傳係統傳播，擴大影響。中山大學梁天真等同學組成“兩陳案”專案組。他們對慘遭迫害的陳泊、陳坤、梁俠、陳長清等人深表同情，認為他們受到羅瑞卿的陷害。他們提出要通過對“雙陳案件”的調查，揪出羅瑞卿的黑爪牙，為無辜受害的幹部和因堅持正確路線而被迫害的革命幹部平反伸冤。他們就此案出小報、造輿論，鬧得廣州市滿城風雨，家喻戶曉。這些文章也被串聯紅衛兵轉抄，傳遍全國各地。

對這一案件做出實質貢獻的是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紅衛兵。他們之所以注意到此事件，是因為配合羅瑞卿陷害二陳的原廣州市公安局長譚政文是他們學校宣揚血統論著名人物譚力夫之父，也因為陳泊的兒子在該校讀書。1967年北工大造反派將陳泊從勞改農場接到北京與其妻團聚，並奔走各個機構致力為其平反。直到1968年局勢變化，陳泊被抓回，於1972年死於勞改農場。

 

第三次“反地方主義”

 

上述“雙陳案”是在廣東反地方主義背景下產生的。1950年代，陶鑄在廣東先後領導過兩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馮白駒，幾萬地方幹部受到株連。十年來“地方主義”成了壓在他們頭上的大山。

文革還沒正式開始，陶鑄、趙紫陽就開始了第三次“反地方主義”。1966年4月30日《南方日報》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通過批田漢，揭露了古大存在1962年8 月寫過一首“反動七律”與田漢合唱，並在中南局機關刊物《中南通迅》上公開點名批判。

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以後，一些群眾組織和地方幹部紛紛提出翻案。在廣州地區最早提出為地方主義翻案的是“八一戰鬥兵團”。2月7日“八一戰鬥兵團”在其主辦的小報《紅工農》創刊號上提出了陶鑄與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義問題。廣東“批陶聯”成立後，廣州市大街小巷貼滿了“古大存骨頭是紅的”大字報，因而在群眾中形成“紅派”和“黑派”。一些在反地方主義運動中被批判的幹部也進行了串聯。2月15日馮燊（政協副主席）和林鏘雲（原省委常委、副省長、人大常委，現已免職退休）在他們共同署名的告全省幹部公開信《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戰鬥，挖掉陶鑄趙紫陽在廣東統治的黑根子》中，批評當年反地方主義運動“兩麵三刀，排斥異己，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為在1966年11月4日去世的古大存鳴冤叫屈。曾任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吳有恒也在大字報中指出：“在廣東揭陶鑄，如不揭開他與古大存同誌之間鬥爭的真實性質，那是不會搞得透徹的，那是大是大非的問題。”3月8日尹林平、雲廣英（計委副主任）、廖似光（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馮燊等聚會討論當前的形勢。

1967年4月18日，周恩來在廣州期間，廖似光給他遞交一封信，提出：“一、從土改到四清試點，趙（紫陽）都很強調‘紮根串連’，是否中央知道？我認為這種做法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抗的。二、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否經中央批準的？打擊一大片、保護陶趙結黨營私一小撮的情況，中央是否知道？”此處表明廖似光深諳黨內鬥爭規則，即組織原則高於政治原則，所以不提反地方主義的是非，隻提是否經過中央。但是周恩來的回應是：為“地方主義”翻案就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陰謀。

廣東軍管後，軍管會結合林李明而於4月拘捕尹林平。5月5日周恩來電致廣州軍區，指示“對廣東省幾個當權派實行監護”。此後趙紫陽、尹林平、雍文濤、區夢覺、劉田夫、林鏘雲等都被警備區監護起來。首先提出重審“雙陳案”的饒彰風也遭受長期迫害，於1970年9月12日死於獄中。

“兩派群眾組織的態度，大致上，東風派反對翻案，紅旗派支持翻案。” 5月12日“華工紅旗”的一批學生，想方設法，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尹林平從警司手中搶了出來，先是藏在中山醫學院，後來轉移到華南工學院。“華工紅旗”在搶走尹林平後，發表《嚴正聲明》：“我們重申，在尹林平未解放之前，我司令部負責保護尹林平的生命安全及給予人身自由。”石牌一帶出現了許多大標語：“尹林平我們保定了！”“尹林平是革命的領導幹部！” 

在雙方組織的支持下，6月底就地方主義問題，在廣州舉行一次公開的“高官辯論會”。紅方代表為尹林平，黑方代表為林李明。尹林平為省委書記，是為地方主義翻案的帶頭人物。“高官辯論會”吸引了許多群眾前來旁聽。辯論主要圍繞著以下三個題目展開：一、林李明是不是陶鑄死黨？二、尹林平是不是地方主義分子？三、“三八會議”是不是黑會？尹林平大聲疾呼：“搞錯了就要翻案！”他在會上還散發了《我的經曆》、《嚴正聲明——揭穿對我政治陷害》等材料。其他老同誌也在會上發放了一些文章。6月28日，雙方又舉行了第二輪的辯論。

“紅旗派”失勢後，他們支持的被整地方幹部遭受更嚴厲的整肅，被打為“地方主義翻案集團”。首當其衝的是曾任珠江縱隊司令員、兩廣縱隊副政委的林鏘雲。在前兩次“反地方主義”運動中，他都幸免遇難，作為地方幹部代表被安排為副省長。文革中被打為“漏網地方主義頭子”，被拘留審查。屆時他已年逾古稀、重病纏身、舉步維艱，得不到良好醫治，於1970年10月2日逝世在醫院裏。原粵中縱隊政委馮燊也於1970年被迫害致死。

這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林彪摔死，牽連黃永勝為止。從1951年開始“反地方主義”，這三次運動前後曆時20年，共有3萬多地方幹部受整受貶，有4000多幹部被遣送回鄉務農，有70多人自殺。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陸續為“反地方主義”中的幾起案件平反。1983年中央為馮白駒、古大存平反。馮白駒已在1973年去世。1994年經複查方方案件，撤銷對其的各種處分，恢複其政治名譽，這樁“地方主義”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但是主要當事人均已故去。

和“地方主義”問題相關的還有地下黨問題，包括“粵北省委被敵人破壞事件”、“廣州地下黨問題”、“抗日戰爭時期第四戰區張發奎部隊內中共特別支部問題”、“國民黨十二集團軍政工係統內中共地下黨組織問題”、關於地方遊擊隊的“東江縱隊”和“珠江縱隊”問題等。據有關統計，因上述問題而受到審查迫害的共有816人，這些人均為省市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

在廣州，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後，市革委會專案辦公室接收了其中審理“十二集地下黨”的專案材料，並於1972年10月寫出調查報告，肯定了“十二集地下黨”是中共領導下的黨組織，推倒了黃永勝時期強加給“十二集地下黨”的誣蔑不實之詞，但仍保留了一些不妥的提法和不實之詞。這一問題連同其他的所謂問題，在文革結束後才被市委逐步清理，先後得到平反。

即使文革結束後，為長達數十年的廣東“反地方主義”平反仍是一場嚴重的鬥爭。一些掌權者認為“反地方主義”還是正確的，隻是擴大化而已。沒有涉入這一運動的原政協副主席、女紅軍廖似光在1987年嚴厲駁斥了這觀點。

 

四、涉港事件

 

香港“抗暴鬥爭”

 

1967年夏季，在香港發生左翼民眾的“抗暴鬥爭”，大陸方麵介入，發展成不可控局麵，引起中英兩國間的緊張關係，終於導致北京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力事件，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共建國以來，始終容許港、澳在外人管轄下繼續維持現狀。“實際上，中國收回香港易如反掌，而英國之所以統治香港到1997年，關鍵不在於英國的蠻橫，而在於中國政府不想即時收回（為了‘利用’），否則港英統治至多拖到1960 年代。”

“利用”香港幹什麽呢？“毛澤東喜歡吃麥片，麥片是澳大利亞的，我們從香港專門買的澳大利亞的麥片給毛澤東，送到北京去！從香港買麥片都不能過海關，通過海關他要檢查，要打開來，那就不行，那怎麽辦呢？我們情報部有船，在香港買的麥片，裝在船上開回來，開回來以後，直接交給管理局。”

當然這隻是小事一樁。多年來，港、澳，主要是香港，作為我國貿易、金融、信息的對外通道，對打破西方的封鎖，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一些重要戰略物資，也是通過各種渠道從香港獲得的。

但是，文革以來，特別是1967年國內群眾運動達到高潮，“造反有理”的激進思想擴散到近在咫尺的港、澳，在左翼青年人群中激起強烈響應，在有關方麵策動下，掀起對抗港英當局的群眾運動。

這一波浪潮起源於澳門的“一二三事件”。1966年11月，澳門氹仔學校因擴建問題與當局發生糾紛。11月15日官方派警察前去阻止，引起衝突，造成24人受傷。澳門中華總商會試圖調解，但澳門官方態度強硬。18日，氹仔居民提出懲凶、不要阻礙辦校等五項要求。25日澳門新任總督赴任，承認以前舉措失當，提出成立由雙方組成的調查委員會。但是中華總商會未派人參加，該議未能落實。民間抗議活動日益高漲。

12月3日中午衝突升級，警察先用警棍，後用防暴水車，驅散聚集在總督府前群眾。4時半左右，防暴警察在警署前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打死2人。總督隨後頒令戒嚴並實行宵禁。以後幾天又有數人在街上被亂槍射殺。據官方統計共死8人。

12月10日，廣東省政府外事辦公室對葡方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包括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賠禮道歉，嚴懲主要肇事者，保證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此時局勢極度緊張，雙方均部署軍隊，澳門市麵蕭條、澳元貶值、市民躲進家中或開始逃離。在此情況下，葡國政府和澳門當局隻能放下身段，接受了中國方麵的條件，將市政廳長、警察廳長撤職，承認錯誤，對死難者予以賠償，驅逐國民黨勢力。大陸方麵完全控製了澳門。

澳門的成功經驗鼓勵了香港左派，也許給予中國官方以啟示，覺得可以照樣用於香港。劇情的開頭很類似，但結果卻大不相同。

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工廠工人因勞資糾紛罷工，與警察發生衝突。香港警署拘捕了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議的該廠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人士聲援工人。他們手持毛澤東語錄，列隊走上街頭，於11日到港督府抗議示威，受到防暴警察的襲擊，許多人受傷，一些人被捕。左派報紙發動大量煽動性報導，用宣傳車播送反對港英當局的文章和口號。

當時港澳事務由外交部外事辦公室下的港澳組負責，組長廖承誌。港澳組領導設在香港的中共港澳工委。港澳工委的公開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廣州也設立了聯絡機構，稱省委四處。由於港澳工委未公開，官方的交涉仍由外交部西歐司出麵。一開始工人們的罷工也許是自發的，但是很快得到工委的支持。工委繼續組織群眾去港督府抗議，香港當局做好了準備，示威者上街後遭到防暴警察毒打，許多人被打傷，形勢十分不利，工委主張以硬對硬，問題提到了北京。

中國政府很快做出反應。根據外辦港澳組和外交部西歐司的聯合會議做出的決定，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麵交外交部聲明，對英方提出強烈抗議。同日起，大批群眾連續三天日夜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5月18日北京市舉行支援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謝富治發表講話，譴責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一場局部的勞資衝突，演成了中英之間一場嚴重的鬥爭。

香港的形勢火爆，雙方堅持不下。5月22日香港再次發生暴亂，街頭貼滿了醒目的反英標語。在5月23日的群眾遊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眾開槍，打死一名工人，數十人被捕。北京成立了專門處理此事件的辦公室，召集香港、廣州有關人員來京討論對策，決定將這場鬥爭進行到勝利，方法是舉行全麵罷工。5月30日周恩來召集會議審核港澳工委提出的行動方案。

6月10日開始實施工委提出的罷工方案。由於英方的鎮壓和破壞，進一步擴大罷工規模很困難。港澳辦公室感到進退兩難，擬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在毗鄰九龍的廣東寶安縣沙頭角地區也掀起了“反英援港抗暴”活動。不斷組織集會、遊行、示威，並不斷有人越界對英方進行騷擾和挑釁。英方用安置鐵絲網、施放催淚彈等方式阻止。7月5日英方向邊界地區大量增兵。中方也進行了相應部署。7月6日因中方一個小孩急病要求越界到香港醫院醫治。英方不準，激起中方民眾衝過邊界。一民兵張天生將柴油澆在一床棉被上，置於英方炮樓下準備點火，被英軍擊斃。以後幾日，中方連日舉行遊行。7月8日中方再次舉行集會遊行。少數民兵持槍潛到英方地界偵察，被英方開槍掃射。下午4時，英方出動數十人包抄潛入民兵，並開槍射擊。中方部隊接到命令，為掩護民兵撤退，開槍打死英方防暴警察5人，中方死2人。

“沙頭角事件”後，周恩來對計劃的執行表示滿意，但是表示這是“最後一次”。7月10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聽取黃永勝匯報時說：“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的方針。澳門是唾手可得，一壓就屈服。”他還說：“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8月9日，中國軍隊前線臨時指揮部撤銷。

毛講不動武，說明有過動武的考慮。但是英國究竟不是葡萄牙，一艘航空母艦以演習名義已經開到附近海麵。周恩來還顧慮引來美國第七艦隊。但是周恩來對下一步如何進行並無指示，可能在考慮如何收場問題。由於駐香港、廣州機構主要人員都在北京，香港事務處於放任狀態。香港左派采取了一種“真假炸彈”鬥爭方式。其中一起爆炸案使得一對7歲和5歲姊弟喪生，造成民眾間恐怖情緒，左派漸失人心。

8月20日，經周恩來批準，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實際上是最後通牒，表示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三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8月22日晚，主要由高校紅衛兵組成的“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複最後通牒為由，大批群眾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代辦處英方人員遭到侮辱，英代辦被毆打。

火燒事件以後，周恩來批評了肇事者，並招港澳工委等人開會總結經驗，要求冷靜下來，不要再搞罷工、上街遊行、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於是局勢逐漸平靜下來，1967年12月，港英當局拆除了邊界區的鐵絲網，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暴運動”從而收場。造成這種後果的主要原因是對局勢判斷失誤，被群眾運動裹挾著步步為營，要達到什麽最終目標不明確，對最後的收場方式也未能周密算計而貿然行事。

這一事件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為善後付出重大代價。中國駐倫敦外交機構也遭到襲擊。事件造成香港當年超過5000人被捕，其中2000多人入獄，包括數百名未滿21歲的“少年政治犯”，左派勢力一蹶不振。“臨了，中共無意收回香港，鳴金收兵，下令退卻。香港左派卻陷入尷尬，被港英當局鎮壓、逮捕、坐監不說，還被自己人指為‘極左’思潮，兩頭不是人。”

卻說雙方在邊界處毆鬥時期，英方抓捕了中方一些人員。1967年10月14日的衝突中，文錦渡工人抓獲了一名英國警官胡禮·奈特，鑒於“非我族類”，稱之為“白皮豬”，關押於深圳西園招待所。可是這個“白皮豬”於10月20日“失蹤”了，後查明是越窗逃回香港。但是縣革委認定是暗藏敵人給放走的，當天拘禁幹部、群眾269人，列入嫌疑審查172人。1968年9月突擊審查。被審查人員中有3人自殺身亡、2人自殺未死。判刑坐牢46人。此為“白皮豬冤案”，文革後的1978年平反。

 

用生命博取自由：大逃港

 

1967年香港“抗暴鬥爭”結束後，港英當局改變了對逃港人員的政策，從部分遣返、部分收容改為全部收容。這引發了1967年以後的大規模逃港潮。

這次大逃港是廣東省的第三次大規模逃港。前兩次分別發生在1957年和1962年。1957年的逃港，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是農民對強迫入社、整風整社不滿。而且當時有個背景，就是粵北鬧水災，上萬農民失去家園南逃。廣東省委應寶安縣委的要求，批準放寛政策，允許群眾自由選擇出口。這個文件很快收回了，但是內容已經傳遍各地。1957年7月，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人偷渡過去。一些社隊大部分人逃港，甚至湖南、廣西等地的人也向廣東邊境地區聚集。另一方麵，港英當局也感到壓力，向我國提出交涉。於是，1957年10月，按照上級指示，寶安縣委采取堅決措施，有效地製止了逃港風。

第二次大逃港發生在“大躍進”以後的大饑荒中。但是大逃港沒有發生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在1961、1962年。原因是這一時期，國家實行了大量精簡城市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人口被強製回農村，造成城市人口逃港，帶動了更多的農村人口逃港。另一方麵，省裏也有意識放寛居民赴港政策，開放更多的出港口岸。1961年9月，省委回複了寶安縣委的報告，同意放寛進出人口的管理。但是，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省領導的預料。1962年4月下旬開始，各地群眾紛紛向深圳衝區，越過邊界，到達香港。到5月上旬，逃港的人越來越多。參與這次外逃的有11萬人，其中6萬多人逃到香港，被遣返4萬多，留下2萬多。估計全省外逃17萬人。1962年5月，考慮到國際影響，開始收緊政策，但是這時逃港潮已經發展到廣州。上萬群眾撲向通往深圳的火車站，推翻警車，抓走警察。6月6日，由陶鑄決定出動軍隊驅散群眾，拘捕1600多人。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這次逃港也給中共領導一個教訓，此後開始通過香港進口糧食，緩解了迫待解決的饑荒問題。

1970年代的第三次逃港潮與1960年代初有些不同，1960年代逃亡的主要是廣東各地饑餓的農民。由於人數眾多，又都是饑餓的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軍警對他們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人大都是從中間陸地通過鐵絲網，很少蹈海。現今很多人還記得當年很多香港慈善團體帶著麵包和食水到邊境去接濟同胞的情形。

而文革中的逃港主力是下鄉知青。有人調查廣州中學“老三屆”知青，幾乎每個班級都有人卷入偷渡。每班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廣州一百多所中學，總數應該不少。知青下放地區，臨近香港的偷渡最多。其他如粵北、湛江、海南的，也有很多通過同學關係作跳板，長途跋涉、曆盡艱險，也占很大比例。他們下放頭一兩年感覺尚好，第三年之後普遍不安心在農村繼續待下去，主要是感到沒有前途。“當年在農村基本上是白幹，幹活所賺取的工分抵不上所支取的口糧，很多知青索性倒流回城依靠父母。生活上的困難是其次，最主要是我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這些知青絕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更感覺沒有出路。而“紅五類”，特別是幹部子女，大多通過各種渠道留城，主要是參軍。例如陳佩華等對廣州中學55個班級畢業生去向的統計：

家庭成分

參軍

城市工作

繼續上學

留城總數

下鄉總數

革命幹部

26

12

4

42

58

工人

3

20

8

31

69

非知識中等階層

0

5

0

5

95

知識中等階層

0

3

1

4

96

華僑

0

1

2

3

97

“黑五類”

0

1

0

1

99

1968-1969廣州55個班紅衛兵去向（%）

 

這些知青絕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更感覺沒有出路。而“紅五類”，特別是幹部子女，大多通過各種渠道留城，主要是參軍。所以一般家庭的子女下鄉以後，很難看到前途和希望，認識到“逃港才是硬道理”。他們的家長一般也支持他們選擇這條道路。而下鄉的革幹子女則等待著他們的父母解放、複職、結合，從而回城。至於逃港絕非他們的選擇，因為一旦成功則牽連他們的父母不得重用。

據阿陀對廣州培英中學調查，估計該校學生有200人偷渡，其中150人成功。老三屆有10%偷渡到香港，下鄉知青則為20%。偷渡原因是經濟上得不到翻身、政治上受到歧視、個人所長難以發揮。

逃港的途徑也與前兩次不同。傳統的陸路異常艱險，因為那兒重重設崗，幾道封鎖線難於通過。所以絕大多數逃港者是從水路，即深圳東邊的大鵬灣和西邊的後海灣泅渡過去，最短的路線隻須3小時，但是容易被逮住，最長的要約24小時才能達到。這樣的偷渡絕非易事，因為很多人來自很遠的地方，甚至海南。他們須在臨近邊界地方找到關係作為落腳點，先備足幹糧，跋涉七八天，才能到達海邊，然後套上自製的救生圈，或使用塑料枕頭。正規的救生圈在這一帶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還有人使用很多吹氣避孕套一起綁在身上。他們一般夜間下海，在與海浪拚搏時充滿危險，很多人葬身大海。1969-1979十年間有30萬人成功逃港。以7%的死亡率計算，大約兩萬多人死於大海。很多人是凍死的，少數死於鯊魚之口。盡管如此，他們中絕大多數義無反顧、再接再厲。有的人逃港十幾次才獲得成功，確實是“以生命博取自由”。一位偷渡兩次終於成功的學生說：“知青的命賤，我們知道這是一條不歸路，一但踏上了，就永不回頭。不是成功到達，就意味著一生受淩辱，或死亡。當時大家互相勉勵不要退卻：‘濕開了頭，就一定要濕到腳’。（粵語）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出擊，寧死不縮。”

1970年代上半期以下鄉知青為主體的人群連續數年在重陽節聚集在廣州白雲山，自發進行“登高轉運”活動，祈求能偷渡港澳成功。這一活動於1974年達到高潮，人數達十萬，1975年被禁止，稱“白雲山重陽登高事件”。

這一時期的逃港人員數目缺乏精確的統計，但是應該可以和第二次逃港相比。例如海豐縣於1970年3月調查逃港和“反逃港”時得到的逃港數據是：1962年366宗，4930人；1967-1968年307宗，3456人。

當然逃港人員不限於廣東知青。全國各地被迫害、走投無路的人都把逃港當作一條生路。1967年，文革“一月革命”高潮中，廣東海豐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不甘心所受到的誣蔑和摧殘，潛回廣州，在廣州海珠區琶洲塔附近，坐卡車到大新洲碼頭，又乘上廣東省漁輪廠的快艇，潛逃香港，後轉至美國定居。他的這種辦法當然安全得多，但是要有可靠的關係，而且費用不菲。

再有1930年出生的陳斯駿，1957年在北京大學曆史係讀書期間被打為右派，後流落回廣州棲身街道小廠。文革期間他不甘心這樣的生活，於1973、1975、1977年三次偷渡，均未成功，文革結束後被改正，才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官方也意識到問題的根本所在。1973年公安部一份材料揭示，廣東省寶安、珠海二縣一些社隊征購任務逐年增加，甚至強行征購社員口糧，減少或取消日用必需品的供應，迫使群眾外逃。

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萬多人次，逃出14萬多人。根據1978年9月5日廣東省公安廳的情況報告，當年8月全省就發現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根據寶安縣委的報告，1952年後的25年間，寶安縣有40598人逃港，約占全縣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他們以生命作代價，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就像五次偷渡終於成功的袁家倫女士所說：“就像飛出火海的鳳凰，發出正能量，希望鼓舞眾人，在絕路中千萬不要放棄，珍惜生命，尋找重生的契機。”

 

五、集體屠殺事件

 

根據蘇陽關於文革中集體屠殺事件的研究，文革中廣東、廣西兩地是比較典型的省份。廣東省的集體屠殺事件主要發生在粵東、粵北和粵西，以及海南島，即汕頭地區、肇慶地區、湛江地區，以及海南行政區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都是離省行政中心比較遠的地方，時間都是發生在1968年夏季“清理階級隊伍”時期。根據縣誌統計，廣東80個縣每縣平均死於暴力的311人。

在武傳斌1968年帶到北京的告狀材料中包括這些內容：“海陸豐幾千軍警包圍一個五、六千人的一個村子，動用機槍迫擊炮攻進村，估計死亡幾百人。還有廣東陽江、海南白沙以及肇慶西邊和廣西交接的封開、懷集等。當時沿西江一直出海流到香港的大批屍體不僅是廣西的，也有廣東封開、懷集的。”

 

“海豐屠殺事件”

 

廣東的武鬥和集體屠殺始於潮汕地區。根源之一是軍方和原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潮汕地區的集體屠殺事件中，地區最西部的海豐縣走在前麵。文革中發生在海豐的事件在文獻中稱“彭湃遺屬被殺事件”。我們稱之為“海豐屠殺事件”或“海豐事件”，因為被害的不僅隻有彭湃遺屬。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動家，農民運動領導人，在1929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遺屬一家又遭到空前的劫難。他的九十多歲老母被監禁，兒子彭洪被抓走後殺害，侄子彭科被砍頭示眾，堂弟彭勁、堂侄彭株等親屬也相繼遇害。

這一慘劇實際開始於解放後。土地改革時，彭湃的母親周鳳由於其成分就被批鬥過，後來出於對彭湃的高度評價，他們一家作為革命烈士遺屬受到中央的關懷。彭湃的兒子彭洪曾任海豐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義”運動中受到批判被撤銷縣長職務，一年後重新啟用。1964年基於他的申請被調動往廣州，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很快，“四清”運動開始了。在這一運動中，“革命母親”周鳳被打為“地主婆”。時任海豐縣海城鎮“四清”分團團長、黨委書記孫敬業當時在海豐煽動說，“海豐碰到了一個天大的問題，……海豐是毛澤東思想的天，還是彭老太太（指周鳳）的天？是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聽彭老太太的話？”、“不砍倒周鳳這麵黑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海豐！”並攻擊彭湃是“左傾機會主義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從華農校園被拉回海豐，被加上利用職權提高彭湃、貶低毛主席，抬高海陸豐農民運動、貶低井岡山，反對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地方主義”、反對“三麵紅旗”、招降納叛等種種罪名，被長期批鬥百餘天，返回廣州後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勞動改造。

據《人民日報》報道，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豐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圍剿，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月26日他們操縱一些群眾組織向各公社發電報，聲稱“維護彭湃烈士英名”的幹部群眾破壞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於是各公社組織了一支5千人的隊伍，持槍武力圍剿。被圍剿的幹部群眾上山躲避，彭湃侄兒彭科也在內，但在29日被對方發現。一個姓洪的大喊“我要報仇！”，將彭科頭顱砍下。之後，澎湃的堂弟彭勁、堂侄彭株也相繼遇害。以後這些殺人者繼續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後的1978年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員得到昭雪。看過這些報道的人都會發生疑問，就是這些人為什麽和彭湃及其親屬有那麽大的仇，姓洪的要報的是什麽仇以至於砍頭才能泄憤？事情總得有點前因後果。

考察事情發生背景。《海豐大事記》的敘述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海豐的‘四清’運動轉入‘文革’，‘四清’工作團誣指原縣長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幹部為‘提高彭湃、貶抵毛主席’的‘黑幫’。海豐的‘四清’運動被轉移為反彭湃的宗派鬥爭，並發展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紅宮文物陳列室被封閉。撤銷海豐縣革命文物管理委員會。6月11日，90多歲的彭湃烈士母親周鳳被封鎖軟禁，一個所謂‘聲討反黨分子’彭洪、黎連平等地方老幹部的‘群眾運動’開始了。”“8月底，‘四清’工作團撤銷了彭洪、張順等一批原縣委地方領導幹部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交群眾進行批鬥。”“9月l～11日，分別在海城、汕尾、捷勝、梅隴、公平和陸豐東海等六處召開群眾大會，對彭洪、黎連平、張順等老幹部進行批鬥。”這是文革開始時期的運動狀況，和廣東其他地方沒什麽區別，是50年代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延續，即批判“地方主義”，將鬥爭矛頭指向原來做地下工作的老幹部。

但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展後，造反派組織了“人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人總”），於1967年初進行了奪權鬥爭。“三月黑風”後，軍方迫使“人總”“整風”，逮捕了其領導人，並且扶植成立了“革命左派造反委員會”（“左委”），因為形成了對立的兩大派別。

“三月黑風”被否定後，在受迫害的地方幹部支持下，農民運動興起，“人總”力量不斷壯大，已經和“左委”勢力相匹敵。由於駐軍支持“左委”，部隊和廣大群眾之間的矛盾加劇，並且發展為相互仇恨。4月29日汕尾兩派發生武鬥。汕尾中學學生上街宣傳被“汕尾搬運工人赤衛隊”圍攻。在打鬥過程中，一位旁觀的13歲小學生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結果被“赤衛隊”打昏過去。事後軍管會偏袒肇事者，引起眾怒，遂有“五一二事件”發生。

5月9日，“左委”組織人力圍攻、占領彭湃中學學生占據的縣委新樓，毆打學生。次日“人總”得消息後，召集農民、居民、學生趕到新樓，將“左委”人員包圍。軍隊則派出30多人，趕去營救被圍人員，將他們撤到兵營。而群眾窮追不舍，尾隨追打到兵營。據“左委”方事後公布，被打傷部隊280多人、機關幹部被打360多人。5月12日事件結束後雙方均製造輿論，到廣州、北京爭取支持。由於“人總”方幹部子弟多在大城市讀書，在輿論上他們頗占優勢。北京的主要學生造反派組織和廣州的“旗派”均發表聲明支持“人總”。此時，“人總”出於策略的考慮，提出“為周鳳平反”的口號和運動。一般群眾雖然不滿彭氏家族在當地的特權地位，但是更反感南下幹部和部隊對他們的直接壓迫。於是在共同對敵的考慮下組成統一戰線。

“五一二事件”後兩派矛盾火熱化。“人總”把鬥爭矛頭指向當地駐軍負責人李福聚，使得部隊和“左委”關係更加明朗。雙方都在準備一場決戰，但“左委”得到部隊給予的武器裝備，力量遠超過“人總”。他們製訂了嚴密的作戰計劃，策劃了一場大屠殺。

8月24日衝突開始。25日十數萬武裝民兵和農民聚集海豐城。26日“左委”首先截斷海豐通往廣州等地的通道，然後宣布全城戒嚴，下午下令殺害當地地、富、反、壞、右、黑、資七類分子及其家屬百餘人。深夜他們進攻“人總”總部。槍炮聲中，據守總部的學生紛紛投降或逃竄。激戰十餘分鍾後，街頭遍地屍骸。突圍出去的遭到截擊，被打死和落水淹死不下百人。8月30日到9月1日，“左委”和駐軍組織搜山，很多被俘獲者在監禁處被打死。“海豐駐軍和海豐縣委勾結在一起，對海豐進行了曆史上最殘酷、最全麵、最徹底的血洗。”據“人總”方麵估計，在此次屠殺中共打死400餘人，重傷500餘人。官方宣布的數字是93名幹部群眾被殺害。彭湃的侄子彭科就是在山上被搜捕、殺害的。我們當然很同情他和他一家的遭遇，但是在這一事件中，這樣慘無人道的事件比比皆是。資本家陳某被搜刮盡家財後，一家七口被活活打死。小學教師歐誌鑫，因本村民兵欲奪其妻子，將他們父子二人活埋。這夥暴徒奸淫搶掠、乘火打劫、無惡不作、罄竹難書。

事件影響惡劣，由於“旗派”和北京“紅代會”的反映、督促，黃永勝下令廣東省軍管會嚴肅處理。9月18日省軍管會下令改組海豐縣軍管會，要求盡力恢複“人總”組織。“是年冬，改組後的縣軍管會和支左部隊表麵作態支持‘人總’派，大批群眾從‘左委’退出另組‘紅旗’派；‘左委’也改稱‘東風’派。”

1968年風向再變。4月9日，海豐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又大搞所謂“群眾專政”，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8、9月間，紅宮、紅場受嚴重破壞，麵目全非，紅宮改名為“階級鬥爭展覽館”，紅場改為“人民公園”。官方報道文革期間全縣被揪鬥和監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在1967年的縣誌和大事記中未提“亂打亂殺”字眼，可見當時造反派已被壓製，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整肅、殘殺。

海豐武鬥很快蔓延至潮汕各地。澄海縣蘇南鄉是前遊擊隊根據地，地方幹部勢力較強。澄海縣軍管會在汕頭地區軍管會主任白相國支持下，率領“擁軍派”（“東風派”）打擊廣東地下黨、潮汕地下黨的地方派（“紅旗派”）。最後甚至發展到由野戰部隊領頭、武裝民兵為主力攻打蘇南公社“紅旗派”農民據點的戰爭。據文革後的統計死難者逾400人。白相國後任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曾升任外貿部革委會主任，據說他在任職期間“白相”了很多國家，“九一三事件”後被定為“林彪死黨”而垮台。

海豐和潮汕地區的屠殺事件在1968年擴散到廣東各地。海外學者蘇陽利用地方誌統計了57個縣中有28個發生過集體屠殺事件，有6個縣屠殺人數超過1千，最嚴重的陽春縣在1968年8-10月共屠殺了2600人。廣東的屠殺屬於兩類，即針對“四類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針對造反派。

這一冤案之所以遲遲得不到平反，殺人凶手長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長期掩蓋，原因就是殺人的是軍隊支持的保守派，被殺的是處於弱勢地位的造反派。當時對這一事件負責的領導人仍處於高位。1978年6月，縣委副書記孫敬業仍在堅持對“反彭”事件不能平反。這一冤案之所以終被平反，殺人者得到處理，是因為彭湃的名聲太大。廣東省的其餘地方被殺者就沒有那樣幸運了。
在海豐事件的討論中，有人提出是否與彭湃本人在大革命時期的極左表現有關，由此引起“冤冤相報”？根據海豐事件的具體發展過程，似乎沒有直接相關，但是也許與農民運動的傳統有關。

 

湛江地區的屠殺事件

 

湛江地區在奪權階段後也和省城聯係分為兩派。“東風派”在湛江叫“捍衛軍”，簡稱“捍派”，曾於1月25日奪權；對應“旗派”的是工人組織“湛聯”和學生組織“紅革會”，泛稱“聯派”。1967年8月24日和25日，“捍派”和“聯派”先後搶槍。9月23日“捍派”組織7000多農民進城圍攻“聯派”據點。雙方開槍打死人。9月28日在氣象學校武鬥，雙方死亡28人。

1968年5月，“捍派”在全地區組織聯防，成立“湛江聯指”作為武鬥指揮機構。4月化州縣開始武鬥。5月到9月，化州“聯指”和“旗派”的“大籌委”幾次武鬥，打死多人。吳川的“旗派”“批資站”也參加了化州的武鬥。以後武鬥進一步升級，雙方共打死52人。武鬥期間化州 “聯指”成立所謂前線軍事法庭，槍殺了“俘虜”71人。

湛江地區的集體屠殺事件主要發生在陽春、陽江、廉江、信宜等縣。其中陽春縣殺人最多，非正常死亡達2664人，但是現場記憶很少看到。當地“旗派”的先鋒是縣一中，在崗美華僑林場、石菉銅礦、704地質隊均占優勢。但是對方“聯司”得到部隊支持，發動農民參與，在1967年11月26日的武鬥中打敗“旗派”。到了1968年夏天就開始大屠殺了。當地有一條漠陽江，流經陽春，從陽江入海。在陽春被打死的屍首都被丟進江裏，順流漂到陽江。目擊者言：“在橋上，俯視橋下，隻見橋下河麵上漂浮著一具具死屍，都光著身，被水泡脹，象吹足了氣刨光了毛的死豬。此時正是漠陽江的枯水季節，水清見底，河水流動很慢，河麵上停留著許多船隻，本來是已經很窄的水麵，現在又有許多條屍首浮在河上，停留在船隻之間，該走的船也不敢走了。”

1967年9月，陽春的集體屠殺就已經開始了。9月23日，八甲公社石碧大隊黨員學習班上，把中農吳金波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名進行批鬥，打成重傷死亡。此後在全縣出現“亂打亂殺”事件，實際應該是有組織的屠殺。

陽春前縣委書記馬如傑在監護中三次上述毛澤東反映“亂打亂殺”真實情況，在1969年7月被逮捕，初審判處死刑，1971年改判15年有期徒刑，文革結束後平反。1969年4月縣革委會到合水公社調查。公社武裝部副部長何炳勳憤恨同僚互相推諉責任，於7月15日開槍打死武裝部長吳昭群、公安員李學林，然後舉槍自戕，也算一條漢子。文革後的1980年，對“亂打亂殺”進行善後，共處理217人，其中判處死刑2人。

臨近陽春的陽江縣從1968年初到1969年1月，13個月時間裏，非正常死亡909人。其中被槍殺330人（其中武鬥打死23人），被鬥爭打死374人，自殺205人，再加上後來的“一打三反”中自殺61人共970人。這一輪集體屠殺高潮始於1968年5月。5月11日至15日，湛江地區革委會在海康縣召開全地區公社革委會主任會議，提出“反三右一妖風”口號。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堅決粉碎右傾翻案妖風，要把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右。此後由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轉向殘殺傳統階級敵人，在全地區掀起亂打亂殺狂潮。

15日海康會議結束當晚，陽江縣軍管會主任即召開參加會議回來人員布置具體行動。以後層層傳達，布置對四類分子排隊，對表現“壞”的予以批鬥、毆打、殺死、槍決。到6月1日前，共殺死地富反壞右人員及其子女共78人。

6月1日陽江縣軍管會召開“反三右一妖風”四級幹部會，表揚殺人多的公社，批評至今還沒有動的公社、大隊，鼓動進一步亂打亂殺。至7月23日，全縣殺死573人。其中槍斃204人，打死274人，自殺95人。

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發布以後，這一屠殺現象有所收斂，但是直到1969年1月才完全終止。從描述的過程看，與同一時期的湘南大屠殺比較，死難者中被槍斃的比例很大，屠殺完全是在軍管會有領導下有序進行的，定性為“亂打亂殺”係掩蓋真相。此文作者為陽江黨史研究室人員，在文中未涉及派性。實際上，陽江的集體屠殺之所以慘烈和該縣是湛江地區“旗派”的根據地有關。當地軍管會曾支持“旗派”的一中“八一八兵團”。

在靠近廣西的廉江縣，從1967年冬就刮起殺人狂潮。“但就是在此時此刻，廉江刮起了一場亂打亂殺的狂風，據後來有人統計，廉江被殺的人數達1690多人，被殺害的有共產黨員，有國家幹部、教師和群眾。年紀最大的80歲，最小的是出生隻有20多天的嬰兒，還有死在母體中的胎兒。有的全家被殺絕，有的第一次死裏逃生，第二次被抓獲後殺死。有的集體活埋，把被活埋者集中在一起，先叫他們自已挖坑，待把坑挖好後推進坑裏活埋。”誰執行的呢？“廉江縣全縣參加殺人的幹部共有965人，其中國家幹部110人，大隊幹部618人，生產隊幹部228人。”

在雷州半島上的徐聞縣，群眾組織分為“紅聯”、“革聯”兩派。1967年5月30日兩派在五一農場發生大規模武鬥，有3千多人參加，死亡18人。到了1968年轉入“清理階級隊伍”。“在6、7、8三個月時間內，亂打亂殺現象十分嚴重，全縣造成死亡的有285人，當中有的是在武鬥中被打死的，有的是被報複打死的，有的是自殺致死的，等等。”
在電白縣（今茂名市電白區），群眾組織分為“司派”和“核派”。“司派”由“一司”到“六司”和“水東紅司”組成，“核派”以一中的“核炸兵團”為首，成員多學生。由於“司派”有部隊支持，在一係列武鬥中取勝。“核派”逃往陽江，電白成為“司派”的天下。“1967年,電白天空彌漫著文化大革命的陰雲,燒神公、毀文物,聞道殺人田野上,地主性命難自保。此時的馬踏（電白縣的一個鎮）風聲鶴唳,司派組織的農民頭活像納粹德國的黨衛軍衝鋒隊蓋世太保四處捕殺‘猶太人’——地主。”1968年5月一天，坡田大隊通知所有地富分子及其家屬50多人去開會，然後把他們全部殺害，隻有一人逃跑。“這種斬草除根式的殺戮，使中國許多鄉村成為沒有地富出身的‘淨土’。”在石鼓灣大隊鴨塘湖，1968年8月的一天，全部黎姓地主、富農及其家屬被通知去開會，在打禾場上強令他們互相捆綁。然後四個凶手對付一個，用木棍、稻叉殘酷殺害。一夜之間一百多條生命就這樣消失了。電白全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達1022人。縣誌記載，非正常死亡主要發生在1968年。當年被“亂打亂殺”死亡837人，自殺死亡77人，武鬥中被打死108人。可見所謂“亂打亂殺”有別於一般的武鬥，屬於一種集體屠殺行為。

湛江地區殺人多，可能與此地支持“旗派”的老幹部多有關。

在肇慶地區亦發生類似的慘劇。例如肇慶地區封開縣，“1966～1968年，在南豐鎮郵局門口，每逢圩日（趕集日），就有最少一個‘壞分子’被當眾打死。”“殘忍血腥的場麵令人恐怖，目不忍睹，但是每次都圍著一群麻木的人群觀看。”1968年7月有三位“旗派”人員聽到風聲不好，逃往懷集縣，被當地對立派別捕獲，通知封開縣。封開縣派人去將三人處死，一共打了168發子彈，將三人屍體打成蜂窩狀。從1968年貫徹“七三”、“七二四”布告開始，到1969年底，封開縣“亂打亂殺”、被迫害致死524人。

據官方1969年底資料，肇慶“全區死亡3218人（武鬥335人，自殺726人，亂打亂殺2157人），其中廣寧、懷集兩縣占三分之二。”

 

海南：儋縣“平暴”

 

海南行政區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文革運動統一由海南區黨委領導，按照省委指示開展。6月3日海南師範專科學校學生貼出海南第一張大字報，支持北大的革命師生，批評校黨委領導不力，貼出後遭到圍攻。6月中旬所有大中學校停課，出現揪鬥教師現象，造反和保守兩派形成對立。海南區黨委和自治州黨委派遣工作隊進駐學校和文教單位。8月8日“十六條”公布後工作隊開始撤出。

1967年1月22日，廣東省委被奪權。省委打電話給海南區黨委書記楊澤江，叫他做好向造反派交權的準備。此時，《海南日報》已在1月14日被奪權，海口公安局和海口市委也於當日被奪權。省委機關人員議論當前局勢，認為於其讓別人奪，不如自己奪，於是演出一出內部奪權的戲，稱為“一二三奪權”。

但是這一“奪權”引起軒然大波。群眾組織按照對其態度分為三派。以學生為主的“東聯站”（“海南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東方紅聯絡站”）堅決支持，以工人為主的“海聯司”（“毛澤東思想造反派海南島聯合司令部”）堅決反對，以機關幹部為主的“工農兵”（“海南工農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則不支持也不反對，形成錯綜複雜的局麵。2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也發生奪權。

2月15日海南軍區發布緊急通告，要求被奪了權的區黨委書記楊澤江等領導幹部站出來抓革命，促生產，實際否定了“一二三奪權”。軍區在“三月鎮反”中，鎮壓反對派，把海南軍區戰線文工團的“五指山紅色革命造反團”打為反革命組織。3月25日海南區實行軍管。6月6日，海口“東聯站”所屬的“紅東三司”衝擊已軍管的《海南日報》社。駐軍以脫帽為令，突然開槍，打死紅衛兵數名，稱為“六六事件”。

1967年夏季後海口“海聯司”和“東聯站”之間開始武鬥。8月8日發生第一次大型武鬥事件。11月武鬥達到高潮，“海聯司”逐漸取得優勢。1968年初北京學習班後，海口三派也簽訂了停止武鬥的協議，準備大聯合。對此協議，“東方紅”派內部也發生爭論，和廣州情況相似。但是“七三”、“七二四”布告發布後，“東方紅”派在海口最後據點解放戲院被武力清除，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在文昌縣，“旗派”以文昌中學“井岡山兵團”為核心，稱為“井係旗派”，在縣城勢力雄厚，在農村有同盟軍“紅農會”支持。但是對立麵“聯總”在廣大農村占優勢。1967年夏季後衝突轉劇，兩派各自占領據點備戰，11月27日在縣城進行了大規模武鬥。當時駐文昌的海軍快艇十一支隊傾向並支持造反派。1967年11月《人民海軍》報刊登了《飄揚在南海上空的一麵紅旗——記4411快艇部隊》對其予以表揚。但是具備實力的“聯總”一派在1968年1月1日攻占了“井係旗派”的根據地紫貝嶺。此後造反派一蹶不振，再加上海軍部隊按照上級指示退出支左，被迫從縣城疏散到海口或“紅農會”占優勢的農村，還不斷遭到對立派的追捕、圍剿、殺害，被關押六七百人，直到革委會成立時才釋放。

從海口以南的定安縣的情況可以看到軍管會如何鎮壓“東方紅派”：“7月，縣軍管會派人抓捕200多人關押在縣工人文化宮臨時大牢房的3個監倉裏：第一監倉為綜合倉，約80平方米，關押初抓進來的80多人，有幹部、職工、工人、居民；第二監倉約30平方米，關押縣級當權派和‘東方紅’派主要頭目及重要骨幹人員20多人；第三監倉約60平方米，關押‘東方紅’和各組織的一般頭目及骨幹50多人。另外，‘東方紅’派被抓的學生、教師頭目40多人在定安中學集體監管。8月中旬以前，被關押在文化宮的人員每天都被綁著帶回單位批鬥，每隔幾天所有被抓人員都被綁起來，戴上高帽，掛上牌子，臉上畫上鬼形怪相，列隊集中遊街示眾一次。在遊街時，曾出現個別不明真相的群眾用拳頭、棍棒襲擊被抓遊街人員的現象。”

當時在全省發動圍剿造反派的行動，以海南最甚，但很少見到有關資料，一般官方出版物對此守口如瓶，或隻見片言隻語，將集體屠殺事件泛稱為“亂打亂殺”。例如東方縣的縣誌上說，1968年7月，為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兩派群眾組織“亂抓亂打亂關”2000餘人，死260人。8月15日，板橋公社群眾組織召開公審大會，將離休幹部方賢惠、賴金春夫婦槍殺。

比較典型事件是“儋縣八月戡亂平暴事件”。革命老區儋縣的群眾組織分為“聯派”和“籌派”。“聯派”主要組織是“無產階級七一總部”、“心心向黨野戰軍司令部”和“革命根據地老區造反團聯合指揮部”。“籌派”主要是“縣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籌派”得到軍方支持，從1967年底在中和鎮和“聯派”武鬥，長達8個月。
        1968年3月，儋縣軍管會把儋縣上述三個群眾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1968年7月，又把在3個造反團體的基礎上聯合成立的“儋縣革命造反派聯絡站”（簡稱“聯絡站”），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並捏造黑材料，誣稱其“陰謀暴亂”，並立案為“儋縣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反革命暴動案”。7於20日海南革委會發布[68]18號布告，針對儋縣作出八條規定，宣布自布告發布起五天內革委會和軍隊要進行“全麵檢查”，有權采取“強製性行動”。
        按照海南區布置，儋縣軍管會借執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機，決定對“聯絡站”派實行鎮壓，成立“戡亂指揮部”和“抗暴指揮部”，調集野戰軍、地方部隊和全島8個縣14個國營農場的武裝基幹民兵，共計2萬多人，組成一支武裝的“抗暴大軍”，向儋縣參加“聯絡站”的造反派群眾進行武裝圍剿和鎮壓。1968年8月，全縣各個公社、國營農場，包括上百個老區村莊，都遭到部隊和民兵組成的“抗暴大軍”的洗劫。尤為嚴重的是，“戡亂”大軍對堅持“聯絡站”派觀點的群眾實行屠殺，對“聯絡站”的據點村莊實行縱火焚燒。儋縣革命老區中心的水井村，及白塘、美萊等村的民房，被“戡亂”軍隊和武裝民兵幾乎全部燒光。在這一事件中，全縣被殺害的幹部群眾有700多人，燒毀民房700多間，設置臨時監獄500多所，非法關押幹部群眾5萬多人。許多人受到了嚴刑拷打或逼供信，致傷致殘者數以千計。在王五公社，“戡亂”軍隊和武裝民兵對捉來的幹部群眾50人集體槍殺。

《儋縣誌》記載：“是年，晚造播種麵積比常年減少8萬畝；水利灌溉麵積減少4-5萬畝；財政收入比往年同期減少50%；耕牛被殺1000多頭；農具隨時嚴重。是年，由於武鬥，本縣新英、中和、峨曼、王五、新洲、木棠、那大等七個公社、15個大隊、16個村莊（城鎮）部分居民房被燒毀、拆掉，計有457間（其中茅草房73間），共20433平方。是年，本縣非正常死亡683人，其中幹部113人（含自殺50人）。”另一說海南區“紅色娘子軍”自殺60多人。

在此期間，在儋縣國營西慶農場也發生集體屠殺事件。奪權的革委會主任薑純浩等人利用軍管會鎮壓“聯絡站”的混亂局麵，將農場黨委書記範如龍、副書記吳學仕等原五名領導成員和28名幹部職工殺害。

官方文獻記述：“七三”、“七二四”布告後，軍管會組織“抗暴大軍”，“在全州‘刮十二級台風’，於8月5日對樂東縣黑眉大隊幾個村莊（瓊崖特委根據地）大舉進攻，定為‘反革命村莊’，殺害黎族幹部邢德基、方育雄等人。”

9月7日，白沙起義領導人王國興、王玉錦、王正成等被誣蔑為“民族分裂主義集團”的“後台”、“司令”、“指揮”遭到抓捕。參加過白沙起義的紅毛老區群眾受到殘酷迫害。這個案件牽連了一大批黎、苗、漢族幹部和幾千群眾，不少人遭到嚴刑逼供，殘酷迫害，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被抓捕的部委辦一級幹部就有36人，漢族幹部達90餘人。白沙縣還製造了林桃森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集團”、以雷玉嬋為首的“廣州反共救國團”、“中國國民黨衛星農場委員會”三個假案。在東方縣，製造了“叛徒集團”、“趙光炬黑線”、“《昌江風雷》大毒草”和“反革命暴亂事件”四個冤案。這些案件均在文革結束後平反。

一般來說，在文革集體屠殺事件中，被殘殺的都是些四類分子、“黑五類”及其子女。在西慶農場，怎麽黨委書記和黨委一班人也被集體殺害了呢？位於海南樂東縣尖峰鎮的黑眉村一帶原來是中共瓊崖特委所在地，怎麽成為“反革命村莊”了呢？這一事實揭示了海南，以至於全廣東兩派鬥爭的曆史背景，就是前述“海豐事件”所顯示的“反地方主義”問題。在海南，兩次“反地方主義”後，原地方幹部和外來幹部的矛盾加劇。文革開始後再次“反地方主義”，外來幹部，特別是部隊幹部，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打擊地方幹部，特別是原瓊崖縱隊的領導幹部。軍區出動正規軍圍剿。一些國民黨軍長期未能攻下的遊擊隊據點被大軍攻破。1968年底到1969年初海南殺了數萬人，“東方紅派”縣一級的頭頭全殺光，因“東方紅派”得原瓊崖縱隊的幹部支持，故瓊崖老區死人最多，如崖縣，殺人理由是原瓊崖縱隊是“反共救國團”，有當年革委會布告為證。

1974年3月5日，中組部、公安部派調查組來海南，調查儋縣1968年非正常死亡問題。4月9日調查組向廣東省委作了匯報，“儋縣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反革命暴動案”得到平反。7月23日，原海南軍區司令員孫幹卿做了《關於我在處理儋縣問題中所犯錯誤的檢討》。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此案徹底平反，一些殺人者得到懲治。

曾任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的遲厚澤發表了不少關於軍區在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章。然而他在回答《趙紫陽在廣東》主編蔡文彬提問時卻說廣東在文革中“死人也是最小的”。蔡文彬問他：“你了解‘文革’當中廣東儋縣和東方縣的大屠殺事件嗎？”他表示不知道，說全省非正常死亡也不過死三、四萬人，比起湖南、廣西差得遠。可見軍區領導對這種屠殺事件根本不當回事。據官方統計資料，截至1970年3月，全省累計非正常死亡3.85萬人。

1974年3月22日趙紫陽和孔石泉找高翔談話涉及非正常死亡人數。高翔說根據“旗派”各地統計上報是7000人，當時隻有一派有力量殺人。孔石泉說殺人數字不止這個。趙紫陽說：“我了解潮陽縣殺了幾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縣地區就搞不清楚殺的主要是什麽人，那個地區殺人最多的。”

類似事件遍及廣東全境。例如惠陽地區龍門縣革委會領導在永漢老區“捅馬蜂窩”，誣蔑永漢是“叛徒集團的巢穴和反革命指揮部的所在地”，組織上萬人上山搜捕，把800多老區群眾作為“反共救國團”對待，造成大冤案。

 

六、文革中的廣州軍區

 

文革初期的廣州軍區

 

廣州軍區主要由原來的四野人員組成，但內部也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文革開始後，政治部下屬單位把目標對準副司令溫玉成的貪腐問題。但是溫是黃永勝嫡係，不可能扳倒。1966年8月15日軍區政治部上百名幹部，手持針對溫玉成的大字報，敲鑼打鼓來到司令部，要求罷溫玉成的官，稱“八一五事件”。次日林彪發話保了溫玉成。因溫玉成在廣州“處境艱難”，經黃永勝推薦，於1967年10月到北京當上了副總參謀長。

1967年5月，黃永勝從北京回來，召集劉興元等開會研究常委班子調整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製造了一起冤案，隨後將政治部主任相煒、副主任江民風等人關押起來。他們在文革前就和黃永勝等人有些芥蒂。此時廣州造反派認為支持他們的相煒、江民風是“三結合”的理想人選。“旗派”組織“新一司”於8月17日將被囚禁的江民風從軍區搶了出來。至於相煒，聽說曆史上曾被捕過，造反派對他比較猶豫。

文革初期，副司令員文年生曾負責軍區內部的運動，後被指責“右傾”，主要負責生產。1966年11月，黃永勝指使軍區的群眾組織，以“篡奪軍區領導權”“賀龍的忠實爪牙”、“包庇反黨分子吳自立、周小舟”等莫須有的罪名大肆攻擊文年生。1968年3月2日，軍區文革給所屬桂林步兵學校一封公開信，稱“三二指示”，下令學校要“徹底揭發文、郭、相、江、陶罪行，斬斷黑手，揪出壞人。”信中提到的要揭發所謂有“罪行”的人，都是被黃永勝視為異己而受到政治迫害的廣州軍區的領導人：軍區副司令員文年生、副政委郭成柱、政治部主任項煒、副主任江民鳳、軍區參謀長陶漢章。除此以外，黃永勝還打了中南局支持“旗派”的閔一凡、車學藻、張天祹“反黨集團”。1968年3月，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後，指示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對文年生進行專案審查，從4月4日起將文年生非法關押、審查、殘酷鬥爭。6月7日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初，中央針對廣西、陝西等地武鬥問題發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8月8日周恩來看到廣州軍區、廣東革委會有關的《情況報告》後，致信毛、林，建議總結廣州軍區落實兩個布告的成績和經驗，由軍委辦事組寫成文件。接到中央批複後，黃永勝指示廣州軍區召集中南五省軍隊幹部開會傳達、貫徹中央精神。關於這次會議，《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上僅提一句：“8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市武裝部、桂林軍分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落實‘七三布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鬥據點。”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份1968年8月的油印傳單《黃永勝在南嶽召開團級以上支左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摘要》，可能是這次會議的正式名稱，一般稱為“南嶽會議”。會後，湖南省革委會和省駐軍支左小組在南嶽召開幹部會議，研究貫徹廣州軍區會議精神，也稱“南嶽會議”。這次廣州軍區的“南嶽會議”對湖南的影響很大，在廣西主要解決桂林問題，而對廣東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在這之前已發生“反共救國軍”事件，在兩廣一些地方已經大開殺戒了。“南嶽會議”實際就是將廣東經驗移植到湖南的會議。

 

“九一三事件”後的廣州軍區

 

1968年3月24日中央發生了“楊餘傅事件”，代總長楊成武垮台。中央調黃永勝到京任總參謀長。之前的1968年2月，中央調丁盛為廣州軍區副司令員，7月任命為軍區司令員，代替了黃永勝。1968年底丁盛調走後，由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主持革委會工作。1970年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兼任省革委會主任。

1971年9月發生林彪外逃殞命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團“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罪行之說已成定論，這一說法延續了30多年，在1972年的中央文件中即稱：“當這一反革命計劃破產後，林彪又陰謀攜帶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8年後的“兩案”審判的判決書中仍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謀殺計劃失敗後，林彪隨即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到他當時準備作為政變根據地的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在一些高官回憶錄、黨史中，也繼續堅持這一說法。

但是幾十年來，“南逃廣州”的說法得不到任何證明。它隻是林立果的“小艦隊”少數人的設想，不能證明跟林彪有任何關係，黃、吳、李、邱亦不知情。林立果的“小艦隊”曾來過廣東活動，但是與廣州軍區領導沒有關係。

正因為如此，“九一三事件”後，廣州軍區最終並沒有傷筋動骨。隻有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同舟因“資敵”案判處了11年有期徒刑。這個罪名指的是向林彪一夥泄露了毛澤東南巡時的講話內容。

但是這個“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說法究竟給他們惹來很大麻煩。事情壞在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卜占亞身上。卜占亞於1970年調往湖南任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因為他同時被提升為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所以在湖南有了更大的發言權，也得罪了很多人。在1972年的“批林整風”運動中，華國鋒代表中央宣布他上了林彪的賊船，曾協助林彪“南逃廣州”和泄露機密。卜占亞頂不住壓力，認了罪，寫了檢查報告，於1973年3月5日定案，於是牽涉到廣州軍區。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對調”，許世友調到廣州軍區置換丁盛。1972年3月，趙紫陽被啟用，任廣東省委書記，主管農業和科技，又於1974年4月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他們都不屬於原四野係統的，自然拿這個問題大做文章。許世友在1974年4月30日接見群眾代表時說：“現在根據材料來看，劉興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黨也是死黨，隻能是這個結論。”卜占亞的問題直到1982年才澄清。當他回到廣州的時候，看到軍區內還有“吊著一大串”受他牽連的人呢。

另一涉及廣州軍區的重大問題是為毛澤東修建的南湖“行宮”。1971年1月，汪東興告訴在京開會的丁盛和劉興元，毛澤東有意年底要到廣州過冬。原來住過的兩處房子陳舊了，希望在郊區選址另蓋一處房子。領旨後，丁盛和劉興元不敢怠慢，立刻到白雲山去選了幾處，都不很滿意。4月汪東興到廣州，和丁盛、劉興元一起去選址，選中了白雲山東北一個叫磨刀坑的小盆地。後來汪東興又加碼：還要給林、周、江各修一組。於是地址改為更寬敞的磨刀坑水庫，改稱南湖。在原來的磨刀坑也同時給毛修另外一所。

這工程稱“七○五工程”，要求年底完工。因此不得不動員大量施工部隊及車輛、機械。經費從總參、總後調撥，一些大軍區也支援了大批物資。施工部隊把工程當成極其光榮的政治人物，進展神速。

但是當年9月，“九一三事件”一聲霹靂驚雷，把廣州軍區弄得不知所措。看這個形勢，毛和中央領導人年底是不會來廣州了。這個工程怎麽辦？而且，從北京傳來消息，說有人議論這個“七○五工程”是為誰修的，和林彪“南逃廣州”什麽關係？更尷尬的是，這個耗費數千萬的工程，既沒有任何中央書麵指示，也沒有列入國家計劃。廣州軍區的領導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向中央有關方麵補充了報告。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傳達，說毛澤東本人叫告訴大家，南湖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此後這個事件就暫時無人提了。

可是許世友調到廣州後，借“批林批孔”運動之機，拉攏被丁盛、劉興元打擊過的人，挑廣州軍區的毛病。他為南湖工程定性，說這個房子就是為林彪修的，林彪南逃，“另立中央”，就是準備住在這裏！於是又冤枉了一大批有關係的幹部，予以審查。這個運動直到1974年7月，中央來電叫他們別再搞了，並且叫韋國清來廣州主持運動，這個運動才算刹車。

但是文革結束後的“揭批查”運動中，這個問題又被提了出來。直到1978年底，中越邊境局勢緊張，這個爭論才算結束。在1979年的戰爭中，由於廣州軍區自廢武功，已難找到可用之人。

南湖問題作為派係鬥爭的工具，曆時近十年。其實質問題在於，它所耗費的人力財力物力已無法統計。在與蘇聯的戰爭陰影未完全過去又要與越南開戰的形勢下，動用軍費興建這一極端豪華的建築群，與當年慈禧太後動用北洋海軍軍費動工興建頤和園有何區別？

 

“牛田洋事件”

 

這是與“七○五工程”強烈對比的一起事件。1969年7月28日強台風登陸期間，汕頭牛田洋圍墾區發生堤壩決口事故，造成大批戰士、學生死亡，稱“牛田洋事件”，正如牟宜之《詠史》詩所說：“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

牛田洋位於汕頭西郊，曾是一片海灘。1962年41軍122師前往圍海造田，1963年開始糧食生產。1968年122師換防，55軍219師進駐。同時還有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暨南大學、華南農學院、廣州外國語學院、中山醫學院等校2100多名大學生來此勞動鍛煉。1968年7月圍海築堤工程全麵完工，造成良田兩萬多畝。著名的毛澤東1966年“五七指示”是他看了總後勤部一份報告後做出的。這一報告包括牛田洋這一先進典型。

當時筆者也在天津的一處解放軍農場中勞動鍛煉，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深知這種“再教育”是怎麽回事。那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每日“早祝晚頌”，在“鬥私批修”會上慷慨激昂，“狠鬥私字一閃念”。勞動時爭先恐後，爭學雷鋒、“做好事”。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很緊，政治運動照常進行，誰也不敢落後半步。

然而光輝榜樣後麵潛伏著危機，應該想到卻沒有想到。1969年7月28日淩晨，第三號台風在沿海登陸，風力達12級。狂風暴雨挾著大海潮，深黑色的海麵陡立起來，向牛田洋猛烈覆蓋下來。在那個時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鼓舞下，“此刻牛田洋的官兵與學生仍在進行戰前誓師的莊嚴儀式，他們高呼：‘千準備萬準備，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是第一準備!’天災當前，‘是我們鬥私批修的好課堂!’”

此時海堤西圍已經被巨浪衝出缺口。戰士和學生們傾巢出動救災，誰也不甘落後。他們拉成人鏈冒風向海堤前進。但是他們投入的草袋頃刻間被衝走，於是有人抱著大石頭連人跳入水中，也瞬時有去無回。但仍然有不少人在毛主席語錄聲中紛紛跳進，試圖以自身的身軀填補缺口。結果657團學二連一排的34名學生中僅2人幸免於難。此時其他各團、連的戰士和學生仍源源開來，但是西圍和中圍已經完全潰決，圍墾區內一片澤國。掙紮在水中的年青人，已經不是救災，而在求生了。在投入的2000多人中，死難官兵470名、大學生83名。災後牛田洋一片汪洋，營房不見蹤影，二線土堤僅剩下一半，到處堆滿戰士、學生、村民的遺體，和牲畜的屍體混在一起，慘不忍睹。

事故的原因是領導者的失誤，指揮錯誤，該做的是緊急撤離，而不應該驅趕人們用血肉之軀去填補堤壩的缺口。師首長事先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前一天晚間開會研究，始終定不下來，直到淩晨3時半，才最終下定決心：守護大堤，人在大堤在！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捍衛牛田洋，便是捍衛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領導和權威。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中還號召全黨都要發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撤退，不就等同於“怕死”嗎?

事後這一慘劇卻成就了領導者的政績和榮耀。師首長定下口徑：這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特殊戰鬥，遇難者都是犧牲在戰鬥第一線的烈士，要廣泛宣傳他們的英雄事跡，為他們樹碑立傳，為他們請功授獎。師首長曾要求中央軍委授予219師英雄集體的榮譽稱號，後來無結果而終。這件事就默默無聞，無人提到，連死難人數也曾忌諱提起。雖然“喪事當成喜事辦”沒完全成功，但是1972年按照當時流行的文藝路線根據這一事件出版了一本小說《牛田洋》，不但歌頌了幹部戰士學生們的英雄事跡，而且按當時的套路，編進去內部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情節。此書在文學作品嚴重缺乏的時代也曾風行一時。

七、李一哲大字報

 

予紅和“五四思潮”

 

予紅，原名鄧衍榮，出生於廣州郊區。他父親由於得罪了幹部，被判刑勞改。作為“黑五類”家庭出身，他雖然學業優秀，隻能上廣州勞動大學。但是他不幹命運的安排，奮發努力，自學了各種知識。1966年文革爆發以後，他參加了“勞大八三一”紅衛兵組織，這個組織的觀點接近“中大八三一”。他很快離開學校，參與了文革初期廣州的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並且利用串聯機會，走遍了大半個中國，積累了關於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大量感性知識。1967年廣州“三月黑風”後，群眾運動陷於沉寂。他和其他文革積極參加者一樣，開始更深入地考慮理論問題，於是和同道者成立的一個馬列主義小組。其成員有“工人紅司”領袖阿漆，廣州郊區“石井紅農友”領袖黃家俊、學生組織代表謝一凡，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鄭昌雄、陳星導、李諾賢，回族的馬誌民。

1967年4月12日這個小組在越秀山召開會議，通過了一紙《宣言》。它的提綱是：“一、如何評價十七年。二、如何正確認識文化大革命。三、關於重新建黨的學說。四、革命的三個階段。五、非空想的社會藍圖。”它指出：按其構成和所作所為而說，中共都不能算作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自然帶著濃厚的封建性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從一個生產力極端落後的社會脫胎出來的中共，一開始就實行了封建式的一黨專政，形成一個鎮壓民主的龐大的官僚機構。黨和社會就像一個金字塔一樣，層層鉗製，黨內沒有民主，人民更沒有民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則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為了在中國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和建設科學社會主義，必須經過政治大革命，推翻這個封建法西斯黨。

《宣言》認為，必須認清文革兩個不同的重心和兩條不同的軌跡：一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和路線鬥爭。這個意義上的文革應該全麵否定。二是代表人民意誌和利益的社會大革命，這個意義上的文革是天然合理的。這個論點接近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論”。

1967年5月初馬列主義小組在廣州北郊石井公社小坪村召開第二次會議。小坪村是廣東第一個農民造反派組織“石井地區紅農友”的大本營，也是廣東農運的中心，“石井紅農友”的頭頭黃家俊、黃波、黎興幫是廣東著名的農運領袖，是“省革聯”常委，也是廣州地區最激進的“紅司”派人物。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部署政治工作、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他們還積極參與社會上的派別鬥爭。予紅參加了造反派的武裝組織“紅警司”的工作。

5月底予紅等到湖南和楊曦光接觸，舉行會談。他們對當前國內局勢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有分歧。因為周恩來在廣東支持造反派，予紅他們不讚成反對周恩來。

1967年12月，“紅旗派”各頭頭召開“佛山會議”，通過《佛山會議紀要》，引起“紅旗派”內部的爭論。反對派中，由部分大、中學生組織的“紅司呐喊”為其代表者。後來很有名的李正天為其中一員。廣州造船廠“122戰團”與“紅司呐喊”合作的《十大分歧》被稱為這個思潮的代表。他們對局勢的判斷是“大局未定，大權在爭”。反佛山會議派的思潮又被稱為“八五思潮”。最激進的代表就是予紅創立的“八五公社”。在湖南圍剿“省無聯”的緊要關頭，他們在1968年2月14日《八五》小報上全文刊載了楊曦光的綱領性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並發表了予紅《激戰前的沉寂——一論目前廣州時局的若幹問題》一文，反對倒旗，反對鏟山頭，反對舊體製的複蘇。它不但引起當權派的警覺，而且被主流造反派批判為“極左”。

1968年“七三”、“七二四”布告發布後，予紅等均被捕入獄。1969年9月，在一次公判大會上，鄭昌雄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予紅十八年徒刑，陳星導十五年徒刑，押往粵北勞改場服刑。從此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批林批孔”運動的形勢

 

1972年3月，劉興元調往四川，軍區司令員丁盛接替任省委第一書記。同月趙紫陽從內蒙古調回廣州，主管工農業生產和科技工作，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並當選位中央委員。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丁盛和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對換。許世友於1974年3、4月到廣州。1974年4月4日，中央任命趙紫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

1973年後，一些被關押的造反派領袖逐漸被釋放並安排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所有各級革委會造反派代表處境都有所改善。這與趙紫陽的態度有關。“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訓，重新成為廣東省第一把手前後，趙紫陽在他力所能及的權力範圍之內，對某些人和事采取了較為人性化的、寬容的處理。”1974年3月22日，趙紫陽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廣州找高翔談了一次話。高翔曾擔任過省革委會常委，1973年，任縣革委工交辦副主任。趙紫陽向孔石泉介紹高翔時說：“他們在廣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個‘北京來信事件’。那時還沒有‘八三一’他們。以後，對北京來的人在廣州寫的那篇文章（指《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較強……。”“這次談話，雖然他們之間的觀點不盡相同，有時還近乎在辯論，但高翔感到了趙紫陽的坦率和誠懇，平添了對他的信任。”

1974年3月18日，省革委副主任，原“紅旗工人”頭頭劉繼發發布了一份小字報《團結起來，打一場批林批孔的人民戰爭》。3月27日，孔石泉、王首道、趙紫陽等領導人接見了兩派頭頭。談話並不愉快。但是第二天孔石泉就調回部隊，廣州的局勢完全由趙紫陽控製了。

許世友和趙紫陽在4月30號接見廣州兩派頭頭。武傳斌回憶：“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從惠州回省城，參加了許世友將軍調來廣東任職廣東省革命委會主任的省革委會全會,當時趙紫陽已調回廣東兩年，是省革委副主任之一。在會上,趙紫陽先是問:‘武傳斌來了沒有?’我站起來答：‘來了！’趙向許介紹說：‘武傳斌是咱們的小老鄉,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受審查,現在（審查）結朿了。’許大聲說：‘清查五一六，這個東西很難說,我在南京也搞了,現在查淸了,（武傳斌）不是（五一六）份子也就祘了。’趙不僅不計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讓許世友出麵講話為我平反,實屬不易,因為在專案組為我所列的罪狀中,雖然當時已經刪除了“反軍、亂軍”這一指控,但還是重奌保留了‘整理周總理,江青同誌的黑材料,把矛頭指向中央’這一條大罪。”

這次接見以後，“東風派”感到廣州軍區這顆大樹已靠不住，兩派頭頭開始合流，因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沒有發生派別鬥爭。趙紫陽提出原“紅旗派”的省革委副主任劉繼發和“東風派”的市革委副主任孫亦武成立“劉、孫辦公室”防止兩派矛盾。而兩派成員則利用這個辦公室爭取“補台”，給群眾代表安排實際職務。但是1975年1月鄧小平複出以後，群眾代表被安排到基層掛職。

在批判林彪、黃永勝的運動中，趙紫陽強調兩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在領導工農業生產上也取得比較顯著的成績。因此，1975年10月，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將其調往四川主持工作。

許世友、趙紫陽調往廣州後，集中力量批判黃永勝以確立自己的權威。許世友和廣東造反派並無冤仇，軍隊也脫離地方文革。趙紫陽思想比較開放，較好地處理了兩派問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州思想界一時呈現比較寬鬆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李一哲事件”。

 

李一哲大字報

 

“批林批孔”運動後期的1974年11月9日，在廣州的北京路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署名李一哲。李一哲是三個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組成。李正天當時是廣州人民藝術學院油畫係學生，“紅司呐喊”的頭頭，曾因寫炮打黃永勝的大字報被逮，“九一三事件”後釋放。他曾和省直機關的郭鴻誌、胡大鈞等在省科委2樓27號房間搞了個“227串聯會”，學習和探討理論問題。

陳一陽、王希哲是廣州十七中1966年高中畢業生，“紅司”的頭頭。王希哲的父親是電影界的技術人員。他本人曾任“紅警司”副司令。在他於1967年8月11日一次武鬥中負傷時，由陳一陽代理。陳一陽的父親陳適曾任黃埔軍校教務處主任。他出身不好，但是十七中“井岡山公社”的實際領袖。軍訓團、工宣隊進駐十七中後，王、陳均遭到禁閉、批鬥。畢業分配下鄉後曆經磨難。林彪事件發生後，和其他人一樣，他們開始考慮文革中暴露的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

1973年6月，王希哲在廣州遇到原來就認識的李正天。10月，李正天把他們介紹給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誌，把王希哲寫的文章給郭看。郭是個老共產黨員，曾參加過朝鮮戰爭。他酷愛讀書，對政治有深入思考。他同意王希哲的看法，中共的問題不是水平問題，而是缺乏民主。而且他認為，這個民主問題從紅軍時代對付四方麵軍時就暴露出來了，而且，不止中共，蘇聯共產黨也是這樣。聽了郭鴻誌發表的言論，王希哲、李正天都受到很大啟發。他們把自己的感觸寫信告訴仍在鄉下的陳一陽。陳一陽也表示同意。項明有時也參加他們的討論。他們認為當時社會主義法製不健全很危險，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剝奪誰的權利就剝奪誰的權利，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很可怕。民主與法製，一定要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上書。他們自己感到一種思想上的突破，為此十分興奮。

他們的另一思想資源來自“批林批孔”。“雖然我們知道這裏麵有著不可告人的陰謀，但無論如何，反對禮治，主張法治的口號我們是可以接過來充分利用的。”

郭鴻誌建議他們三人各寫一篇文章，而且建議把文章寄給毛澤東，“他認為毛主席往往會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些離經叛道的東西的。我們也都讚成。”

1973年底，聽說四屆人大要召開，他們寫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連同中南林學院鄭慶和、陳讚明寫的海南島東方縣、儋縣等地在“文革”中大規模屠殺群眾的調查材料，以及一篇由李正天署名的《九個問題》一文，寄出給毛澤東和全國人大。結果，還沒送到就被扣住了，這些文章被定為“反動油印品”。

最後貼出的那張大字報是文章的第三稿，由四人聯合執筆，並確定了李一哲這個筆名。在貼出時也署了三個人的真名以便聯係。為了保護郭鴻誌這個老幹部，沒有署他的名。

文章有一篇很長的序言，表明寫作的初衷：“我們決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係之外的東西，我們隻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係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認真的清理罷了。”它以“階級關係變動論”明確地和1957年的右派劃清界限，來區分兩種要求民主的不同。

文章仍是針對劉少奇和林彪兩個集團的，但是認為他們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封建性的法西斯專政”。理由是“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他們隻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評分既得利益。”而文革的任務不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應該是“鍛煉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這個任務現在並沒有完成。關於“批林批孔”以來的形勢，他們斷言“新興的社會力量”“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複社會主義法製。”他們主張：文革以來，人民內部的派別鬥爭雙方都應該有民主權利，不能一派壓一派。否則，人民民主專政會貶稱派別專政，“便將是社會法西斯的開始”。

在對四屆人大的希望部分中，作者提出要法製不要禮治，要明文規定“要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力”。要限製特權。現在走後門成風，正在形成一個特權階級。“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人稱之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要保證人民群眾對官員的監督權力，隨時可以撤換他們。大字報還提到落實政策、按勞分配等問題。

這篇著作仍然對準“林彪集團”這個靶子，但是所指的是官方導演的整個文革運動，包括許多所謂“新生事物”，實質指向是製度。它的出發點，仍然標榜為馬克思主義，和文革中出現的許多“異端思潮”一樣，是從北京“四三派”倡導的“階級關係變動論”說起。這種說法是本體性的也是策略性的，到前期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達到頂峰。這一文章震耳發聵，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但是這種階級鬥爭理論的缺陷是，號召進行一次新的革命，打倒新的剝削階級，如何能防止不是一次新的輪回呢，如某些進入體製的造反派所表現的那樣？所以，李一哲大字報在前人創建的基礎上把異端思潮升華到一個新的質變的高度，指出民主和法治是主要的鬥爭目標，群眾運動應該完全脫離黨內鬥爭的軌道，盡管文章的表述仍遵循流行的文革話語。這種新的思想背後透露著寬容，認為對立兩派應該享有平等的地位。

大字報貼出後，產生爆炸性的反應。人們日夜圍著大字報抄寫、朗讀，夜間借助於手電筒、劃火柴觀看、抄錄。關於大字報的消息和內容不脛而走，很快傳遍全國城鄉各地。“顯聖場所”一說成為廣泛傳誦的格言。

李一哲的思想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在他們的大字報上滿是支持者的批語和貼上的小紙條。在這一階段除去少數頭腦人物還在革委會中爭奪席位以外，不但普通群眾，就是多數造反派成員也早就厭惡或脫離了宗派鬥爭。而一些未進入體製的激進派開始轉向支持周恩來的穩定政策。“李一哲大字報是批極左的，雖然其術語還帶有中共話語係統的特點，但其核心，是從西方民主法治觀念出發的。大字報是文革後期對紛紛亂世、對運動無休無止、對人人自危的社會狀況的厭倦情緒的反映，在當時頗得人心，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它為結束文革作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的先聲。”

大字報也很快引起統治者的驚恐。11月16日省委常委會討論了“李一哲大字報”。在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決定：由省委宣傳部將大字報的觀點列出撰文批駁，指出這些觀點與中央唱反調;要澄清混亂思想，發展廣東安定團結的形勢。11月18日省委給中央發了《關於批判李一哲反動大字報的報告》的電報，並把大字報全文上送中央。12月24日李先念在國務院交通運輸緊急會議上說;“廣東的反動大字報，發動了幾十萬、幾百萬人批，廣東好，不怕大字報。”

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筆名發表文章對大字報進行批駁，還組織了幾百次批判會，麵對麵的辯論會就有一百多次。四位作者均遭到長期批鬥。主要被批判和辯論者是李正天。李毫不畏懼，侃侃而談。當時流傳一句話：“上麵發了話，對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殺，讓他講話，看你們誰能把他駁倒。”李正天熟讀經典，把批判者反駁得啞口無言。例如，“宣集文”說“李一哲說封建獨裁專製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因此這是“強加”，是“誣蔑”廣大群眾、黨員。而他們回答：“其實，這句話也不是李一哲創造的，而是毛主席說的（見毛選《井岡山的鬥爭》）。也是我們逐字逐句抄下來的。那麽，按照你們的說法，豈不是毛主席在‘強加’，在‘誣蔑’廣大群眾和廣大黨員了麽？你們該當何罪？你們該不該打板子？”

至於趙紫陽是否在內心深處同情大字報的觀點，借此傳播他們的思想則不可知。據武傳斌的回憶：“也是在這次全會,在會間休息時,趙紫陽走過來向我示意：“來，借支煙抽抽！”——我知道趙是不吸煙的,但我也見過他偶爾也會向別人借支煙抽。在我給他打火時,趙問：“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後台？”我老實告訴趙說，我不是後台,但這篇文章我比你們提前看過,也不同意上街。趙笑了笑說：“不用緊張,我們不查(你這個)大後台。”雖然實際上我也不是什麽後台，但我當時就感到,趙紫陽並不那麽反對該文。

但是趙紫陽以批判李一哲為主要內容結束了“批林批孔”運動，也使他擺脫了在這個運動中兩頭為難的困境。在這個運動中，既要發動群眾，又要防止群眾組織重組；既不能得罪中央文革，也要維護周恩來的威信。

然而在文革結束後，李一哲不但沒有翻身，反而陷身囹圄。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誌四人同時被捕。同年12月中旬舉行的省第五屆人代會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四人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並牽連到一批幹部和青年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此時趙紫陽已調去四川、韋國清調來廣東。

1978年4月，習仲勳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2月省委公開宣布對“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將四人釋放。1979年2月6日，召開大會為他們正式平反。向中央遞交海南屠殺材料的鄭慶和也被釋放。

 

劉國凱和他的著述

 

在論及廣州地區文革中的“異端”時，還應該談到“人民文革論”的提倡者劉國凱，雖然他不僅僅屬於廣東。我們不擬仔細談論他的理論，隻介紹他的成長過程。劉國凱在廣州一中讀書時是優等生，因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沒能入團，畢業後也未被大學錄取，到廣州郊區稅務局當稅務助征員。在此時期，他深深體會到社會上人際關係之複雜；到農村征稅時，在對殺一頭豬征稅時和農民發生爭執，深諳農民生活之艱難。文革開始後，在茶葉加工廠工作的母親被劃為丁類，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破四舊”時期，他的二弟劉國鑄在建材學校被批鬥、關押。劉國凱身在機關，沒感到出身歧視，但非常同情那些被迫害的“黑五類狗崽子”。1966年11月到12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旗幟下，廣州的群眾運動蓬勃發展。劉國凱的大弟劉國旋在廣州二十一中扯起造反大旗，後來成為中學生造反組織“紅衛兵廣州兵團”司令。二弟也獲得平反。

1967年的“三月黑風”、軍區鎮壓造反派使得劉國凱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因為他本人曾受到單位領導信任，在文革初期參加保守派組織。他決心擺脫這種尷尬處境，在廣州“五三絕食”事件後脫離稅務局，到廣州有線電廠做一名臨時工。他在這裏恢複了他的造反本來麵目，出於對等級製度的反抗，組織工人成立了“鐵血縱隊”，堅決支持“紅旗派”，後來發展為“工革聯廣州有線電廠分部”。他們的造反和全廣州市的造反派一樣，在1967年8、9月達到高潮，10月以後就走下坡路了。按照劉國凱的說法，開始“在泥濘路上漫無目標的跋涉”，也是他深入思考的過程。其間他也受到“八五思潮”、“省無聯”等的影響，感到和“標準造反派”思想上的差距。

到了1968年夏，廣州“旗派”再次被鎮壓。劉國凱大弟弟被捕，母親自殺未遂。嚴酷的事實激起劉國凱更強烈的反抗情緒，使得完全與體製決裂。而且，據他文革後反思，他已經跳出對保皇派個人的憎惡，而將憤慨的目標投向社會的深層，因而促使他開始寫作。1976年他曾和王希哲接觸，聲稱：“改良是沒有用的了！要做孫、黃，不要做康、梁！”。

他在1971年完成了《文化革命簡析》的初稿，為國內文革研究的先驅。1996年他在海外將此書發表，收錄於文革史論文集《封殺不了的曆史》，2006年又將其單行出版，收集於《人民文革叢書》（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中。

他的“人民文革論”主要體現《人民文革叢書》四卷中，包括《文化革命簡析》，《廣州紅旗派的興亡》、《基層文革泥濘路》、《人民文革論》。其觀點主要總結在他2005年撰寫的《論人民文革》一文中。他所說的“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製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為文革反抗運動，其存在時間是從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這一理論在學術界引起巨大的爭議，但是被普遍認為是文革研究中一種最重要的學說。

 

八、結局

 

“揭批查”

 

1977年初廣州開始“揭批查”。3月一批省革委群眾代表、兩派頭麵人物被隔離審查或辦學習班。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1979年3月，被關押、隔離的人員先後釋放，但是革委會內群眾代表身份自動取消，退出政治舞台。

1983年開始清理“三種人”，到1985年定性。廣東省由中組部文件下來劃定的“三種人”一共五個：劉繼發（紅旗派、省革委副主任），劉均益（工交紅旗派、省革委常委、省團委書記、中共中央委員），孫亦武（東風派、市革委副主任），高翔（華工紅旗、省革委常委），武傳斌（中大紅旗、省革委常委）。五人中的三位工人代表，不但被退回基層當工人，而且必須調動單位，現均已病逝。學生代表高翔和武傳斌仍然從事和專業有關的領導工作，但被控製使用。

以上“中央一級”。此外還有省一級的。例如“中大紅旗”陳家吉，是中大革委會副主任，廳級，就是省一級。

武傳斌從1968年7月底到1969年，大約半年多時間失去自由，前被拘捕批鬥，後來是留校軟禁審查交代問題，1969年被送到到牛田洋軍墾農場勞動。1970年3月結束牛田洋勞動，被分配到紫金燒堿廠當技術員。1970年底，被關進柯木塱看守所。1972年中放出，轉移到中大監禁。1973年底放出，關了三年。1975年調到惠州化肥廠當廠長。1977年6月“清查四人幫的人和事”，再次關押，1980年6月釋放，也是三年。一共關了三次，七年。200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2014年9月24日逝世。

高翔原來在軍工係統被信任提拔，因為揭批查運動被關押兩年，放出來後，1984年被定為“打砸搶分子”和“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整黨中不予黨員登記。

武傳斌談：“李正天和王希哲的回憶都提到過，習仲勳主政廣東時期，曾經準備在全省批判我，後來形勢變化不了了之。全國各地造反派都有判刑的，但我沒判刑啊！我被抓來抓去坐了三次牢，但沒判刑。因為我沒判刑，廣東造反派頭頭也沒一個判刑。”但是他可能隻了解廣州情況。在廣東全省的“兩案”審查中，有16人被判徒刑。

2014年10月阿陀采訪廣州文革兩派工人領袖（東風派）梁錦棠和（紅旗派）盧宗膜。盧被定為“三種人”，梁沒戴帽，也按“三種人”待遇。在臨別題詞時，二人都說“問心無愧”。梁認為自己一派反對大亂廣州，維護社會秩序，對結束文革浩劫有功無過，中央對文革曆史的否定結論恰恰證明自己是對的，當然問心無愧；盧認為文革就是反官僚、反特權、反修正主義。今天中國社會的變化恰恰證明當年反對了。作為黨員，聽從黨中央主席的號召去造反，又沒圖私利，何錯之有？當然問心無愧。對此，阿陀稱之為“第一種忠誠”。

 

“七九民運”

 

當然廣州造反派不都僅僅是“第一種忠誠”。他們在文革結束以後沒有停止他們爭取人權的活動。這一點和其他省市有所不同。他們於1979年的“七九民運”中在廣州扮演了主要角色。

“七九民運”始於北京西單民主牆。民主牆的高潮約在1978年10、11月間，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間大致重合。所以葉劍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

出身廣州“紅旗派”的汪岷（華南師院）、王希哲、王一飛（鐵路中學）、鄭慶和等都是廣州“七九民運”的領袖。但是由於更年青一代參加，大家主要關心國家的未來，文革遺留問題不再是議題之一。1978年底劉國凱在廣州首創民刊《人民之聲》，一般按月出版。何求、王一飛另辦了《人民之路》。

1979年4月1日各大學文學社團舉行紀念“四五運動”的座談會。4月3日習仲勳、楊尚昆（時任廣州市委書記）接見了民運活動分子，宣布不允許他們於5月4日召開紀念大會。1979年12月省委傳達楊尚昆指示，《人民之聲》被迫停刊。到了1980年，雖然全國各地的民辦刊物種類增多，但影響卻大不如前了。於是出於王希哲的建議，他們聯絡各地朋友，辦了一個內部通訊式的《學友通信》。1981年當局開始鎮壓，王希哲、何求、王一飛等被捕。1982年王希哲被判14年徒刑。短命的廣州“七九民運”宣告結束，但是它延續了造反派的命脈，清晰地顯示了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和後文革時代民運之間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聯係。

廣東省的文革運動是多麵體的。由於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的垮台所產生的曆史機遇，官方和兩派群眾組織都大致有驚無險地涉過了文革最後兩年的波瀾，而且在大潮過後落得個比較平穩的結局。但是這主要對廣州而言。由於沒有進行如廣西、湘南那樣的“處遺”，盡管對冤假錯案予以平反，但在地方上，被整肅、殘殺的造反派、地方幹部、“黑五類”群體的境遇如何，從“海豐事件”艱難的平反過程可以判斷。

在廣大農村，從1973年8月到1977年夏，先後進行了三批“黨的基本路線教育運動”，整基層幹部和群眾，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在城市裏，1976年職工平均工資隻比1966年上漲0.7%，人均年糧食消費下降到481斤，比1966年減少44斤。廣州市1978年人均居住麵積3.82平米，較解放初期下降0.68平米。汕頭市為2.3平米，較解放初期下降2.4平米。城市“待業”人口多，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那麽多人逃港是順理成章的事。

從武傳斌這個個案來看，廣東造反派有比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廣闊的視野。這與廣東這個地方近代的曆史，以及港澳這個異域文化窗口的影響有關。反抗精神和開放、寬容的心態是產生李一哲大字報的產生土壤。民間普遍具有的這種思想意識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廣東在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中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