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楓丨特朗普為何敢於肆無忌憚地極端反華？--兼論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特朗普政權之所以敢於放手對中國采取種種極端打擊手段，就是因為判定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已經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乃至主導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缺乏類似俄羅斯普京政權那樣的讓美國遭受核心打擊和損失的能力與膽量。因此美國特朗普政權判斷，美國對中國采取極限施壓打擊方法，中國會最終向美國妥協投降，割讓巨額國家核心利益。貿易戰以來，經過幾輪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實已經展示出來了，其目的正是不斷對中國勒索和吸血，讓中國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崩潰後，顛覆肢解中國。中國國內存在強大的親美新自由主義勢力，是美國決定穩住俄羅斯，優先打擊中國的重要原因。
【本文為作者劉楓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我們需要明白，與二戰前相比，當今美國及西方壟斷財團的野蠻性、腐朽性、反動性，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美國仍然是一個瘋狂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對外政策，其一是反共主義，即不允許勞動者共同所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地球上存在，這是對美國那幾家世襲的白人壟斷寡頭家族的根本威脅。其二，則是種族主義，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為霸主，德國和日本是其輔助者，他們共同防止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擺脫帝國主義體係的控製和剝削，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的發展。今天美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上述兩點依然是其出發點。無論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他們都是壟斷財團的白手套而已。不消滅帝國主義，不反對帝國主義，不消滅壟斷資本，中華民族永遠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解放，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永恒的主題，因此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我們這個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我們不得不麵臨的宿命與使命。
當然，今天的世界格局與冷戰期間及二戰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們要理性科學地把握其變化的實質。與冷戰期間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就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退潮，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加猖獗和野蠻，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橫行霸道，西方壟斷資本對勞動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已經逼近戰爭與革命的極限。無論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還是後來的伊朗，都在冷戰期間或者借冷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實現了自身一定的獨立自主，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帝國主義的依附。而今天美國帝國主義正在做的，正是在清洗這些冷戰遺產。
與二戰前那個血腥野蠻的帝國主義時代相比，今天世界格局最大的不同，則是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及遺產，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工業軍事實力及相對獨立的國家政權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霸權的最大障礙，為了對付這兩個敵人，防止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都推向中國或俄羅斯，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向某些國家展示其文明的一麵。然而，如果美國順利地實現了上述稱霸世界的時間表，整個世界將回到類似二戰前的那種野蠻血腥的強盜帝國主義時代。
麵對尼克鬆以來史無前例地反華反共的極右翼特朗普政權，當前很多中國人將希望寄托於2018年的中期選舉，認為美國國會兩院（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選舉中，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失去絕對主導地位，中國未來的處境會更好些。麵對特朗普政權史無前例的反華反共政策，他們不敢勇於鬥爭，而是愚蠢地認為當縮頭烏龜用一個“拖”字就可以了，最麻煩的境況，熬到特朗普下台就會有改觀。其實徹底拋棄了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的主流學者們根本沒有認識到，當前特朗普政權奉行的反華反共政策，是美國白人壟斷財團的政治共識，2016年大選即便是民主黨上台，這一對華政策也不會根本上發生改變。
在這些人看來，美國似乎沒有連續的穩定的對華戰略，特朗普政權當前對華強硬政策，是暫時的，是可以改變的。他們主張中國對美國妥協退讓，全麵對美國開放中國的金融和產業，答應美國特朗普政權的一些無理要求，割讓相當一部分利益（類似曆史上的割地賠款），就可以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為“改革開放”創造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其實，實踐已經證明，按照這種新自由主義思路、堅持這一做法的結果，就是特朗普政權的胃口會越來越大。特朗普政權之所以敢於放手對中國采取種種極端打擊手段，就是因為判定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已經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乃至主導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缺乏類似俄羅斯普京政權那樣的讓美國遭受核心打擊和損失的能力與膽量。因此美國特朗普政權判斷，美國對中國采取極限施壓打擊方法，中國會最終向美國妥協投降，割讓巨額國家核心利益。貿易戰以來，經過幾輪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實已經展示出來了，其目的正是不斷對中國勒索和吸血，讓中國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崩潰後，顛覆肢解中國。
之所以出現上述種種錯誤判斷，其緣由是某些中國人沒有分析清楚，美國將注意力放在中國身上，或者說對中國采納強硬政策的目的是什麽？
對於這個問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結論會不一樣，總結來說，會有如下答案：1、從中國獲取或者剝削巨額經濟財富和利益；2、將中國變成依附於美國的經濟殖民地；3、改變中國的對外政策，使中國遵從美國設計的維護美國霸權的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秩序；4、顛覆中國的政治製度，在中國扶植傀儡政權；5、肢解中國，使中國版圖四分五裂，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稱霸世界的潛在危險。
主流學者們認為美國並沒有顛覆、肢解中國的戰略目的和計劃。按照這一假設，美國對華戰略最多隻停留在上述第一個層次。按照這一判斷，應對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最好的辦法就是妥協、退讓、投降。
有的著名學者兼智囊甚至按照這一投機主義思路給領導人提出了如下戰略思路：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交投名狀，開啟了中美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政權本來計劃對華采取強硬政策的，然而，9·11事件爆發後，中國積極幫助美國打反恐戰爭，中國甚至向美國開放了新疆邊境的瓦罕走廊等敏感地區，幫助美國反恐，這才贏得了10年戰略機遇期。今天，麵對特朗普政權的對華強硬政策，隻有中國幫助美國解決朝鮮、伊朗、委內瑞拉乃至俄羅斯等問題，才能為中美關係開創另一個蜜月期。
這一投機主義思路完全是與虎謀皮。掌控中國金融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以及某些主流學者拋出的所謂“投名狀”一說，是在將改革開放解讀成“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高度警惕。
實際上，早在2012年初，布熱津斯基就向奧巴馬-希拉裏政權提出了聯合俄羅斯、日本、印度圍攻中國的戰略計劃。
2012年1月5日，美國奧巴馬政權公布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軍事戰略報告，非常罕見地公開地點名將中國作為主要的對手和威脅。總體判斷上，該報告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作為地區強權的崛起將會從各個方麵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該報告擔憂和警惕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它強調或者說命令中國“必須更明確地澄清其戰略意圖，以避免引起該地區摩擦”。顯然這裏指中國軍力增長過快將與美國的所謂盟友如台灣、日本、韓國等引起摩擦。中國被明確定位為美國的敵人和對手，該報告稱，“美國必須要維持在我們行動自由受到限製地區的力量投送能力”，因為“中國和伊朗等某些國家將繼續追求利用不對稱手段來遏製我們的力量投送能力”，美國的意圖是“有效地威懾潛在對手（如中國和伊朗）和阻止他們達到目的”。中國和伊朗一樣，被奧巴馬政權軍事戰略報告史無前例地將為明確的公開的兩個敵人。然而，最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告涉及俄羅斯的內容隻有這樣一句話：“我們與俄羅斯的接觸也同樣重要，我們將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上建立合作關係並鼓勵對方在其他領域做出應有貢獻。”奧巴馬政權製定的對華、對俄政策一目了然。
幾乎同時，布熱津斯基（已經於2017年5月去世）在2012年1月3日於《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恐嚇中國：
【到了某個階段，中國會興起更加張狂的民族主義……一個動搖不定、民族主義強烈的北京無意會促成一個強大的地區聯盟與之抗衡。中國的主要鄰國中，印度、日本及俄羅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認中國有權繼承美國在世界圖騰柱上的位置。他們甚至會試圖從一個衰落中的美國尋求支持，以抵消過分張狂的中國勢力。……亞洲可能會出現一段極其尖銳的國際緊張時期。之後，21世紀的亞洲將開始與20世紀的歐洲一樣——充滿暴力與血腥。】
布熱津斯基雖然正話反說，但其表述非常明顯，即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印度、日本共同遏製中國。
無論是基辛格還是布熱津斯基，都非常蔑視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主導的蘇聯和俄羅斯。美國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迫使南聯盟接受美國政治方案，隨後幹預南聯盟政治選舉，並通過發動顏色革命肢解南聯盟，正是圍堵打壓俄羅斯步步推進的戰略計劃。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史無前例地積極投靠美國，結果換來的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進一步打壓和肢解政策。1999年，克林頓政府開始肢解南聯盟，就是針對俄羅斯的一記重擊。在這個階段，雖然俄羅斯的工業、技術、經濟處於最混亂、最虛弱的時期，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俄羅斯，但由於俄羅斯表現的比中國對美更加軟弱親美，所以，美國采取了穩住中國，集中精力攻擊俄羅斯的戰略方針。
其最終結果是，史無前例親美親西方的葉利欽，麵臨懷念蘇聯的俄羅斯情報部門和軍隊愛國力量的強力反彈乃至政變的壓力下，不得不選擇對美強硬派普京接班上台。2012年1月5日奧巴馬軍事戰略報告之所以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是因為俄羅斯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已經注定成為美國打不敗的對手——即朋友。在2011年年底俄羅斯杜馬選舉中，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盡管席位比原來減少近四分之一，仍為占有優勢的第一大黨，但關鍵的問題，其票數和席位都流向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正義俄羅斯黨等左翼色彩更加明顯的政黨中，這些政黨比普京的政黨更加反美，更加傾向於社會主義，因此可以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會在未來表現得對美國更加強硬。麵對這種局麵，2012年初的奧巴馬政權已經做出了選擇，接觸與懷柔俄羅斯，打壓中國。
雖然一脈相承，但是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比今天特朗普政權的全麵反華反共戰略之烈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正在準備顛覆利比亞、敘利亞以及隨後的伊朗等國家。假如這些國家不堪一擊，美國短時間內解決問題，那麽奧巴馬政權的反華反共烈度會與特朗普不相上下。
奧巴馬政權“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個國內背景，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早在2009年2月21日，布熱津斯基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就對美國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的深化表示憂慮，布熱津斯基警告美國精英：
【目前各個階層的不滿情緒都在持續增長。如果大家沒有工作，並在現實中被傷害太深的話，很不幸，就會引起騷亂。1907年，當我們遭遇大範圍金融危機時，不僅銀行開始接連倒閉，大街上也出現了騷亂。】
布熱津斯基建議美國富豪團結起來，成立國家團結基金，對美國底層民眾進行洗腦，將美國底層民眾對美國壟斷資本的不滿，通過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的方式煽動到其他國家身上去：
【如今的富裕階層在哪裏？為什麽他們不出來做些事情？他們曾賺了數億美元、數百萬美元。我想到了保爾森和魯賓(兩位均係美國前任財政部長)，他們為什麽不團結起來，為什麽不組織一個國家團結基金，使那些賺了巨額財富的人扭轉如今的局麵呢？】
總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一爆發，美國的壟斷財團就已經把目光拋向中國，準備通過搞垮財富更加龐大、而新自由主義賣國勢力更加猖獗的中國來緩和自己的危機。
布熱津斯基的警告猶在耳邊，2011年美國就爆發了矛頭針對美國壟斷財團的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不過美國壟斷財團及其智囊早有應對方案，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茶黨的崛起，美國共和黨極右翼的全麵振興以及2016年史無前例的極右翼的特朗普政權的出現。
奧巴馬政權後期，2015年左右，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政治學者和美國外交專家之間就發生了關於對華關係的大辯論。2015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布了由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布拉克韋爾(Robert Blackwill)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寫的長篇報告，呼籲實質性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引起廣泛重視。報告的基本觀點是：
【中國現在是並將在今後幾十年中都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美國把中國融入自由國際體係的努力現在導致對美國在亞洲卓越地位的威脅，並最終可能對美國的全球權利產生嚴重的挑戰。……為此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的上升……雖然有中東的混亂以及與俄羅斯的關係緊張，但是美國總統在今後幾十年中要集中力量處理對美國最大的戰略挑戰，即中國國力的崛起。】
其潛台詞是認為，美國80年代以來對中國實行接觸與和平演變戰略計劃，其實質是通過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體係，使中國成為美國霸權體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即經濟上使中國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資化變成美國半殖民地，外交上使中國服從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主導的國際秩序，政治上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扶持傀儡政權。
1978至2008年，美國對華整體上相對友好，認為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及和平演變戰略是相對成功的，本來，美國認為可以順利將中國肢解的。事實上，美國對華和平演變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比如，中國的許多核心技術工業就已經被美國派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殺手所摧毀。眾所周知，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幹擾和破壞，中國保持新中國建國以來一直有的“兩彈一星”精神和模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工業應該比現在的狀態要“厲害”得多得多——這是美國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偽裝成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們都極力否認的基本事實，他們都否認新自由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金融和工業產生了嚴重的破壞。然而，另一方麵，由於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種種惡果，諸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三座大山及國有資產流失、四千萬工人下崗、非法暴富階層崛起等等，促使中國廣大人民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重新回歸馬列主義。這成為美國瓦解中國的最大障礙。
新時期，美國的對華和平演變工作仍然以新的模式在繼續。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洪bo培在王府jing煽動顏S革命，被信奉馬列主義的青年愛國網民活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單純輸出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傳統毒藥無法肢解中國，無法邊緣化馬列主義在中國新一代青年和勞動人民中的巨大影響，消解中國廣大民眾對美國的仇恨和敵視。因此，美國一方麵在外交上對中國采取了全麵圍堵進攻戰略，另一方麵則從內部采取了新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心理戰及和平演變手段，開始用扶持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五毛的方式，試圖邊緣化中國國內馬克思主義愛國力量的影響，扶持中國國內親美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的親美勢力上台（類似皮諾切特、蘇哈托、蔣介石之類的人物，經濟上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治上搞獨裁專政以鎮壓左翼底層力量），逼迫中國走和平演變、自我瓦解之路。這就是美國2009-2013年試圖穩住俄羅斯，集中力量圍堵中國的第一波嚐試的由來。
值得關注的是，2009年-2013年美國開始緩和與俄羅斯關係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其直接背景是2008年8月俄格戰爭，親西方的格魯吉亞軍隊深受重創，這次戰爭是車臣戰爭後俄羅斯走向真正複興的一個標誌性事件。2003年至2005年，美國及西方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後發動顏色革命，對俄羅斯步步緊逼。而2008年俄格戰爭之後，整個中亞局勢發生深刻改變，天平倒向俄羅斯一邊，俄羅斯隨後將中亞地區親美親西方勢力逐漸排擠。而美國雖然對俄羅斯普京進行了強烈譴責，聲討俄羅斯已經“入侵了一個主權鄰國”，美國不可接受，並同意給格魯吉亞10億美元的援助。雖然在格魯吉亞及南奧塞梯問題上，美俄關係高度緊張，然而美國對俄羅斯的真正戰略，卻是2009年-2013年對俄羅斯的全麵拉攏政策。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2015年外交政策大辯論，美國將中國定性為是比俄羅斯更大的敵人，是在俄羅斯2014年在東烏克蘭及克裏米亞問題上重創美國和西方之後。除此之外，俄羅斯強力反對美國和西方顛覆敘利亞政權，並在2015年派出軍事力量徹底扭轉了敘利亞局勢，使美國顛覆敘利亞政權的計劃功虧一簣。
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權向俄羅斯開出的價碼是，北約東擴到此為止，對俄羅斯在獨聯體國家的利益保持一定程度尊重，俄羅斯作為一個地區強國納入美國霸權體係。麵對美國對俄羅斯的緩和姿態及拉攏戰略，麵對美國試圖穩住俄羅斯將主要精力對付中國的心理，普京的選擇不是立刻軟下來服從美國的安排，而是全麵清理葉利欽時代美國在俄羅斯周邊布下的重重地雷，抓緊機會擴張自己的實力，其戰略意圖是逼迫美國承認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一個傳統的世界大國而與美國和解，為俄羅斯爭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而不是簡單地屈從於美國的霸權。實際上，多年以來，普京及其俄羅斯像當年中國的毛澤東一樣，一直站在和美國及西方鬥爭的第一線。
因為2014年以來克裏米亞問題及敘利亞問題上的矛盾，為了防止普京在中美間左右逢源，美國加大了對俄羅斯普京的經濟和金融製裁，美國非常清楚，如果中國不能補償俄羅斯的經濟損失，一旦美國後麵決定伸出橄欖枝，民族主義者普京就會相對廉價地導向美國。反觀中國，雖然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遠大於克裏米亞之於俄羅斯，中國收複台灣的合法性也遠大於俄羅斯占領克裏米亞，然而，中國並沒有在台灣問題上采取俄羅斯式的全麵強硬反擊美國和西方的做法。而在中東敘利亞等問題上，俄羅斯又站在對抗美國及西方的第一線，隱然類似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中國所發揮的角色。而美國今天的選擇恰恰和1970年代的選擇一樣，最終決定準備和打不敗的對手俄羅斯的普京握手言和，而將鬥爭矛頭對準對美國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權之所以以非常強硬的政策對抗中國，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中國顛覆了國際秩序，妨礙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恰恰相反，中國所做的，與俄羅斯所做的，不可同日而語。普京執政俄羅斯18年來，先後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克裏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五場戰爭，步步為營，從俄羅斯的核心到外圍，不斷擊退美國和西方勢力，最終攻入美國帝國的心髒中東，使美國稱霸世界的計劃基本上麵臨夭折的危險。
不僅如此，普京在輿論戰、媒體戰、心理戰等方麵利用“今日俄羅斯”等平台也讓美國大傷腦筋。美國認為俄羅斯政權內部已經比較團結和穩固，親美自由派已經基本江河日下，而且普京的反對派越來越左傾，美國推翻了普京，上台的會比普京更加反美與懷念蘇聯。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國內則存在強大的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的西化派勢力，美國仍然希望在中國方向取得戰略突破。
其實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為了防止中國與蘇聯結盟，就曾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毛澤東的做法則是先後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重創、重傷美國，美帝國岌岌可危的時候，美國不得不向毛澤東的中國低頭屈服，抽出手來集中精力對付赫魯曉夫時代以來一直對美相對軟弱的蘇聯。因此，整個冷戰的故事，就是毛澤東重創美國，使美國被迫與中國握手言和，美國集中精力瓦解了蘇聯。
冷戰結束後，美國製定依此解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朝鮮、中國，俄羅斯，進而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美國的攻擊原則，是“柿子專挑軟的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朝鮮，基本上處於同等規模，美國從2001年開始先從阿富汗、伊拉克下手，將最硬最難咬的伊朗和朝鮮兩個小而硬的柿子放在了最後。本來利比亞卡紮菲政權的堅硬程度遠遠高於伊拉克，但是卡紮菲被2003年伊拉克戰爭嚇破了膽，主動放棄核武器，並全麵投稿美國和歐洲，政治上采納西方普世價值搞自由化，經濟上搞私有化市場化改革，使民眾福利水平大幅下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外交上試圖在美歐之間搞投機，最終在2011年被美國和法國聯手消滅。
對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體型較大的對手，在90年代，美國認為葉利欽主導的俄羅斯政權比中國更加軟弱、虛弱，更容易下手，因此將俄羅斯當作首先圍攻的敵人：於是北約東擴步步為營，美國、德國、法國情報機構扶持車臣恐怖勢力將俄羅斯搞得焦頭爛額，並在1999年果斷出手幹預南斯拉夫內政，隨後順利將其肢解。
普京上台後，飽受失敗苦衷的俄羅斯汲取教訓，痛定思痛，果斷地清洗國內親美資本寡頭的同時，通過車臣戰爭、俄格戰爭，不斷鞏固自身地盤，對美國勢力果斷出手。自2008年俄格戰爭之後，布熱津斯基指導下的奧巴馬政權，將顛覆俄羅斯的時間放在了普京身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美國正式改變了克林頓時代的做法，已經初步製定了穩住俄羅斯，優先圍攻中國的戰略計劃。麵對奧巴馬政權2009年以來向俄羅斯的不斷妥協讓步，普京全麵采納了毛澤東的戰略，麵對美國的拉攏沒有猶豫和妥協退步，而是果斷出手步步為營，先後通過克裏米亞戰爭、東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接連反擊美國勢力在周邊的存在，並在中東重創美國。其最終結果是，特朗普政權上台後，進一步深化了奧巴馬政權的穩俄攻華戰略，準備承認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並將主要精力和資源集中起來對付中國。新冷戰時代，中國一定要汲取蘇聯因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們發展壯大而亡黨亡國的曆史教訓。
中國國內存在強大的親美新自由主義勢力，是美國決定穩住俄羅斯，優先打擊中國的重要原因。美國在顛覆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受挫，征服世界的時間表被俄羅斯普京暫時破壞，這是今天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戰略壓力陡增的重要原因，這是美國決定集中精力對付中國的重要國際因素。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推行全麵反華反共政策，其國內原因則是由於內部階級矛盾的激化，極右翼準法西斯主義勢力上台，美國急需通過搞垮中國來獲得巨額收益以緩和其內部危機。
如果今天中國清理內部親美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後，在台灣、南海、東海、朝鮮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能夠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果斷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不斷斬斷美國伸出的觸角及黑手，對美國在這些中國核心利益領域的帝國主義霸權幹涉進行果斷反擊，甚至展示出比俄羅斯普京更加強大的衝擊美國帝國主義霸權的力量，美國才有可能放棄“穩俄攻華”的戰略計劃，美國才有可能像當年對毛澤東的中國、昨天對伊朗、今天對俄羅斯那樣，對中國伸出橄欖枝。
無論是中國的曆史經驗還是俄羅斯的現實經驗都告訴我們，隻有敢於鬥爭、勇於鬥爭，並在鬥爭中打疼、打怕美國，中美之間才有可能存在“和平與發展”，才會有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