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今天本來公司的事情很忙，從早上7點多起床，就一直都在開會，包括和幾個項目組討論，和客戶服務溝通，以及和上級的簡短匯報等等，四五個會開完，就已經快12點了，感覺是一個比較忙碌但是又普通的打工人的一天，不過是簡單的重複，直到一個朋友的短信點醒了我，他問我還記得35年前今天嗎，那個曾經的熱血沸騰的初夏，我回複 --- 永生難忘。
回憶的飛輪在腦海裏迅速飛轉，像電影畫麵一樣重新浮現，那一幕幕的過往，還有深埋在內心的熱血，都一一被喚醒。
1989年的五月，當年還是大學生的我，和很多同學一樣，也都有意或者無意的被卷入了那個轟轟烈烈的運動中。記得4月15日，出生於湖南的胡耀邦總書記的離世引發了北京學生的大規模悼念活動，相隔1300公裏以外的長沙，空氣中也籠罩著悲傷的氣氛。湖南各高校的學生們為自由和民主大聲疾呼的身影。與此同時，中國超過300座城市的學生、工人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發表後，中國政府將這場政治運動定性為“動亂”。其實這個時候才是六四學運的真正大規模爆發的開端。
當時幾乎所有外國記者都在北京報道戈爾巴喬夫訪華，因此中國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鮮少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而作為一些普通的學生，每個人的參與都是曆史的事實，我想也要記錄一下當年的故事。
最開始的四月底，大學校園內已經有了聲援北京的聲音，而且有部分學生開始組織在校園內的聚會，記得我們班有個積極分子，在學生宿舍外張貼了一個英雄帖，邀請更多的學生參與，他為了證明自己的決心，還在白底黑字的大字報上用血書自己的簽名（當然是不是真的血也不知道哦）。然後，校園內的活動從極少數的學生，還是成為了很多學生參與的活動，各種大字報和宣傳傳單都在校園內散發。
大約是五月初，我們學校的很多學生都已經參與到學運活動，當時主要的目標還是反官倒，要求民主自由還是次要的訴求，記得那個時候每天的主要活動就是如何找到大貨車，從湘江河西的大學區，到湘江河東的省政府門口去遊行靜坐，有時候沒有順路的車，就會從半路下來走過去，記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當年有不少女同學也和男同學一樣，冒著長沙五月的高溫悶熱，一路從河西走到河東，而且還在半路給市民講解學生運動的訴求，記得一個大娘好心地勸女大學生不要參與，說是“冒得意義，不會改變什麽的“，女同學回答說，"如果沒有任何人出來要求改變，就永遠不會有改變”。
這裏要簡單複盤一下，當年的反官倒的背景。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便長期透過中央製定的計劃定價機製，讓商品的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也減少了製造者增加產量的誘因。改革開放後，在經濟改革初期，中國政府采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價格雙軌製作法。但因市場上長期產品短缺而物價較高。部分人則可利用權力以低價購入產品，之後再以市場價格販售，時謂“官倒”。
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增發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獲得利潤；但1988年減少貨幣供應後，又使得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1988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係得以恢複正常。但價格管製將放鬆的消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不到兩周內，政府便立即撤銷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麵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工薪階層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場經濟體製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麵臨生活的壓力。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貧富分化擴大等問題。此外，改革派領導人設想知識分子會在往後發揮主導的功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盡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但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一方麵因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製，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輕工、服務業與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另一方麵因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66]。新開設的私立企業並不接受國家分配畢業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者取得。其中條件優厚的工作崗位都被取得後，剩下的職位往往是績效較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
除了官倒這種全社會都能感受到的問題，對於年輕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來說，對於政治體製的改革要求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麵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借處理政治問題，從而能使以上問題得到解決。這讓北京市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出現了以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這些組織逐漸激發了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59]。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名義上仍保留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麵臨信任危機。對於民營企業的審核製度，則讓許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也普遍對於國家的未來感到幻滅。
當時，人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做出其他改變的作為時，結果政府部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在改革開放的政策製定和實施後，麵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但盡管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係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
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借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員還包括：胡啟立、萬裏、彭衝、習仲勳、田紀雲、鮑彤、閻明複、李銳等。
另一方麵，以中共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為首的激進反改革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製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官方書麵的社會主義主張一致。保守派成員還包括：王震、李鵬、薄一波、姚依林、鄧力群等。
因為反官倒的訴求得到了社會很多民眾的支持，我們學生的很多活動也被社會大眾給予了各種支持，比如我們出行很多時候都是招手，問到如果是去湖南省省政府門口去靜坐，就會被很多司機免費搭上順風車。而省政府門口，湖南省各大高校的學生，也都會收到很多的免費飲食，包括包子，大餅，豆漿，麵包，麵條等等，一時間，省政府門口是各個高校的旌旗招展，學生也基本上按照高校各自占據自己的靜坐地盤，靜坐一般不需要絕食，而且即便是絕食，通常采用的也是輪流，就是一個人絕食兩到三天，身體不適，就會換人絕食，而且當年的湖南省省政府還算開明，除了布讓學生進入大院，在外圍都是可以的，而且還有專門的醫療救護車全天候在場，防止出現真正的絕食抗議成為大學生過世的事件。
後來的活動發展到，除了在湖南省省政府門口靜坐，絕食抗議，也有少數的學生北上到北京，參與到天安門廣場的靜坐活動，這些學生也都成為了當時的明星，記得他們去北京的火車車票有的是免費的，有的是集資，而且帶著大量的有湖南高校特色的傳單和物品，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成為了全國各地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的聖地。
當年的我就是北上北京的一員，記得是在一個傍晚，被同寢室的一個同學邀請，說今晚又有一批學生準備北上，當時很多的火車對於學運學生都是免票的（其實就是給一個坐在臥鋪地板上的特權），要不要一起去，我當時沒有多想，去北京玩一趟也不錯，大家一起也有個照應，就一起出發了，記得隻有一套換洗的衣服，其它都沒有帶。
除了年輕人的群體衝動，還有一個影響來自父親，當年的父親因為經常關注世界大事，對於世界的認識，對於民主自由的理解已經遠遠高於多數的其它長輩。當我的其它長輩還在極力勸阻我們這一輩年輕人參與這些活動時，我父親的話讓我深深震撼，“中國需要年輕人出來做出改變，但是記得保護好自己，不要低估這個政府對於普通人的壓迫，自己注意安全”。
記得那是一個五月下旬的早上，到了北京火車站的我們，盡管有一夜的疲憊，但是同時也非常興奮，火車站離天安門廣場並不太遠，我們在站前的學生接待處，拿到一些免費的早餐，稍作休息，就向天安門出發，一群人大約有7個，來自三個湖南的高校，5個男生，2個女生，各個都是朝氣蓬勃，對於未來的中國充滿了希望，期待自己可以成為改變中國未來的一員，向著天安門進發。
到了天安門，被湖南高校的接待處（一個桌子外加幾把椅子）安排好，到湖南幾個高校集中的地方，有帳篷，有折疊椅子，記得有個學運領袖正在旁邊的空地慷慨激昂的演說，那時的年輕人多數都不擅長於演講，聽到這種演講還是非常新奇，後來才知道是王丹。
天安門廣場上是旌旗招展，人聲鼎沸，這種場景對於多數的大學生都無疑是心情激動，而且感覺自己投入的學運是有價值的。
當然，生活還是生活，幾個同學白天基本上是溜號去北京各個景點玩一下，包括頤和園，天壇，但是有些活動是大家都要參與的，包括遊行和去散發傳單等等，其實比在湖南省省政府門口的活動規模大很多，但是也沒有特別的不同。
四天後，六月一號，我們三個同學又一同回到湖南，當時的天安門已經非常緊張，有關調兵來鎮壓的傳言也已經愈演愈烈，我們回去也是因為其中一個學生身體不太好，大家就一同回去了。不想到，三天後，六四運動的高潮，就是天安門的血腥鎮壓發生了。
三天後的那一天，已經成為一個曆史的記憶，三十五年是個漫長的季節，作為一個曾經向往推動中國的民主自由的學生，都已經從青年成為了中年，年輕的一代，如果是生長在中國，可能都被有意的屏蔽了六四的事實，而我個人感覺很欣喜的是，海外的華人子女，居然很多都是知道六四的，讓人感到欣慰。
很多人認為六四會被人忘記，中國的民主和自由也許永遠不會到來，但是作為六四的一代人，作為一個當年學運的參與者，我個人是有信心的，中國人民不是不願意接受民主自由的體製，而是更加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當他們的切身利益被打壓，甚至是被傷害，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反應，白紙運動，最後一代，都是現代中國人的訴求，而不能改變就潤，也是一種選擇，中國依然有希望，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有希望，民主自由也有希望，我們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當年台灣，韓國也有幾十年的獨裁，最後也有了改變，中國為什麽不能改變呢。
注：
最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對談，就是有人問，中國人生活如此好，國家如此強大，為什麽還要去爭取什麽民主自由呢，我想借用多倫多方臉的講解，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本質是追求個人權益，民主製度的最大優勢就是如何在和平的環境下，讓每個人都能參與決策和改變政府的政策，同時保護自己的基本利益。就如同很多粉紅大罵美國立法準備要求TIKTOK轉移股權控製一樣，如果你是TIKTOK的中國擁有者，你是希望麵對一個先立法，然後可以上訴，還可以發動用戶反對的美國政府，還是麵對一個給一張A4命令，要求關門，然後公司發表聲明，感謝中國政府的關門要求呢，同樣的對於個人利益，你是願意做孟晚舟那樣被要求帶著電子腳銬，繼續住在自己的加拿大豪宅，還是願意像加拿大人那樣被中國政府打入監獄，不得和其他人見麵，飽受煎熬呢。
"粉紅他並不是敵人，他也是在追求自己的權益, 隻是他們在洗腦之下，沒有辦法認識到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權益"
自由是最大的幸福，你努力過！寫了，就是繼續努力，感謝你們的付出。
我家小弟也是高中生，屬於看熱鬧那種，但是那個的確是一代人的記憶，我們很多人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下定決心，出國留學
的確，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不過是被每天的生活瑣事淹沒，但是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的年輕人真的是一腔熱血
二戰時，一個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寫的：“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國內，包括海外很多人都信奉一個”經濟發展“優先於”民主自由“的理論，其實也是ZG洗腦最多的方向，但是經過三年疫情之後，很多人突然醒悟，知道如果沒有”民主自由“這種基本權力，即便是個人財富，甚至是生命都可能是沒有保障的
應該說，大多數的國人都因為經濟發展滿足了個人的基本欲望，停下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腳步，這個其實是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匹配的，但是我個人還是相信，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力，不以經濟發展為代價，或者說，遲早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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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真的強大嗎？普通人們的生活真的如此之好嗎？拿什麽作“強大”和“好”的標準？
一個強大的國家會怕民怕得要死，連事實都不敢讓你知道？舉張白紙都抓你去坐牢？
一個國民生活很好的國家會有6億人月入隻有1000元？農民們連醫保和退休金都幾近沒有？
退一萬步講，國家確實強大了，人們也確實生活非常好了，“國家”就可以隨意剝奪國民的自由嗎？
人不是圈養的豬，隻要喂吃喂喝，靜等出欄就行。
自由也罷民主也好，都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人”，最最基本的權利。
人最基本的權利都被你剝奪時，你卻告訴他你生活的這麽好你就偷著樂吧，這樣的政府比強奸犯都讓人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