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今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這個是一個全世界關注，但是在中國尤其敏感的話題，作為當年親身參與的百萬青年的我，也已經步入中年了，但是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夠忘記當年的那些日日夜夜。今天不做敘事，就事論事，綜合整理一些網上的資訊，然後發表一點個人的感受。
六四馬上就到了三十年，而這三十年正是中國從改革初期，進入到改革穩定期的關鍵節點，但是六四好險打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短暫的開了曆史的倒車。
美聯社報導，中國搖滾音樂家李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已有3個月了。先是他的巡演被取消，接著他的社群媒體被關閉，隨後他的音樂也從中國所有主要的流媒體網站中被刪除，好似他的職業生涯從未存在過。目前沒有人確定他的行蹤。經紀公司和唱片公司也都沒有回應。
李誌與中國大多數藝人不同，敢於提出1989年6月4日以流血事件結束的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活動的禁忌話題，創作了歌曲《廣場》、《1990年的春天》， 以及《人民不需要自由》等有關作品。與此同時，李誌在中國網路上全麵遭到封殺。根據“中國數據時代”，中國政府4月21日發出指令，要求所有網址刪除李誌5首歌曲的所有音樂和影像。日前李誌在獲頒地10屆中國搖滾迷笛獎最佳年度搖滾男歌手時，有別於其他獲獎者和歌曲的明確稱呼，隻被稱作“南京市民李先生”。
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生也有了巨大的改變。但威權下政治腐敗，權貴與資本勾結，公民的很多訴求無法正常表達，以及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的惡化，再次讓這個國家烏雲密布。
“八十年代是中國充滿各種可能的十年，是思想開放的黃金時代，”當時在上海讀書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克萊蒙特·麥克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說。“那時的中國充滿各種可能，既有回到毛時代的可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還可能向新威權主義發展，”他向BBC中文表示。
“那是有一個思想的外部思潮大量湧入的年代，或者說是文化的某種複興，狂飆突進，”那一年在北京電影學院做教師的郝建回憶道。“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從未出現過。
六四以後，民主、群眾示威以及政治體製改革成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六四”，成為中共政治改良的分水嶺。
“六四改變了中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軌跡，”裴敏欣說。“八九讓中國不可能在所謂的和平漸進體製內進行自我政治改良，這條路被堵死了。”
30年來，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與網格化管理體係之下，中國大陸未曾再見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主環境每況愈下。2008年12月，在《世界人權宣言》簽署60周年之際，303名中國各界人士聯名簽署《零八憲章》，呼籲中國修改憲法，分權製衡，推進民主化進程。但宣言發布後數小時，“六四”代表人物、《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留，後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捕。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公民，而身在獄中的他無法現身領獎，直至2017年去世前，他一直與外界嚴格隔離，他的名字與“六四”一樣，在中國都是禁忌。
高壓“維穩”也成為中國“後六四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又譯布殊、布希）時強調，在中國“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六四一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穩定壓倒一切》，之後“維穩體製”被貫徹到中國各個角落。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劉能2010年撰文稱，中國群體性事件自1995年起爆發上升，年增長率約為17% ，參與群體性事件人數也由73 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清華大學社會學係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0年發表的報告也指出，伴隨維穩投入不斷增加，中國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這可能是早年共產黨想象不出來的景象，”中國曆史學者章立凡表示。“早年共產黨還是想要均貧富、人人平等，但那個時候所謂的流血犧牲，不是想換來今天的場景。所謂的初心，早已經不存在了。”
在今日中國離民主與開放越來越遠的同時，中共領導層對六四的態度沒有絲毫鬆動，公開討論、紀念六四仍然是政治高敏領域。就在六四30周年前夕，中國法院判定四名中國公民因自發製作六四紀念酒而犯“尋釁滋事罪”，反映出中共高層沒有要反思六四的跡象。
習近平2012上台之後，在政治上保持高壓下，黨內推行了中共數十年來力度最強的“反腐運動”，打散諸多利益集團，清洗範圍下至街道幹部，上至政治局常委。據中國經濟網報道，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台至今年5月，中國省部級及以上落馬官員（不含企業任職）已達180人，其中包括一名正國級官員周永康，以及五名副國級官員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孫政才及楊晶。過去三十年間，中共體製不斷自我進化、適應中形成的“後六四體製”雖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撐了社會發展，但集權政治下不斷累積的問題讓習近平麵臨更大挑戰。
“專製體製下的經濟發展使得共產黨內部退化很厲害，完全靠利益驅動，而不是用任何價值觀念、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後盾經營。過去20年中，中國的精英和權貴全是機會主義分子，這種體製對政治強人上台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裴敏欣解釋道。“而體製內沒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完全沒有忠心、忠誠，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專製體製下的經濟發展使得共產黨內部退化很厲害，完全靠利益驅動，而不是用任何價值觀念、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後盾經營。過去20年中，中國的精英和權貴全是機會主義分子，這種體製對政治強人上台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裴敏欣解釋道。“而體製內沒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完全沒有忠心、忠誠，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中共政權的支柱也就是這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團，”吳國光說道。“習近平相當於是擼起一把大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砍掉一隻可以，但他還能砍掉第二隻嗎？”
在吳國光看來，習近平接下來“顯然要走毛的模式”。但在用毛澤東模式理政的同時，如何避免毛路線的最大弱點——無法發展經濟，是習近平麵臨的一大挑戰。自2012年習近平反腐運動開始之後，中國GDP增速連年下降，而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更給未來中國經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回顧30年來中國走過的道路，裴敏欣對當下中國較為悲觀。 “現在的體製要比09年的體製看上去更沒有希望，政治上壓抑更重，經濟也沒有改革跡象”。“要說六四30年的中國跟20年、10年的中國相比，肯定是一個倒退，沒有進步。”
總結一下，六四當年是民眾對於腐敗的強烈反應，但是腐敗作為一個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政經結合體製下，不可避免的產物，後來的曆史證明，反腐敗隻會產生更多的，不同形式的腐敗，腐敗本身已經不是能不能鏟除，而是誰被鏟除，利益重新分配而已。同時，它有幾個有趣的附加效應。
第一，中國在六四後受到嚴厲的國際製裁，但是同時反而改革開放的大門開得更大，1993年的鄧小平南巡成為一個新的轉折點
第二，中國的利益集團重新分配利益，江澤民突然走上曆史舞台，而他主政的十年，幾乎是中國全麵腐敗，登峰造極的開始
第三，大陸華人因為多國對於六四綠卡（有點稱之為血卡）的大規模開放，而出現井噴式增加，這個也奠定了工農兵學商，人人都出國的基礎
回望六四，三十年彈指一揮間，當年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代人，已經在中國全民向錢看的氛圍下，被迫向生活低下了高昂的頭顱，但是他們心裏的那一種信仰可能永遠也不會改變，但是後來的80後，90後呢，他們還會有興趣去了解六四嗎，這個可能隻能留給曆史去回答，如果有80後，90後的文學城城友也可以留言表達你們的感受。
好奇與探索是人的天性。我認識很多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他們思想犀利，觀點鮮明。他們根本就不會接受似是而非，他們有自己的獨立思維，他們翻牆看到了外邊的世界。他們看穿並痛恨江習的倒行逆施。他們尤其痛恨掩耳盜鈴的防火牆。
真理不會因被消音而消失。共產黨倒行逆施了幾十年，它哪裏還有什麽威信，它虛張聲勢，聲名狼藉，自顧不暇。如果它敢開放言論自由，頃刻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