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人很逗。和印度人到哪裏都帶著根深蒂固的種姓思維一樣，不少中國人到了海外依然要根據其所在國把海外中國人分為三六九等。比如，某某城海外華人網站上就可見很多人的說法：能跑到美國的是一流中國人；二流的去澳大利亞；三流的才去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等國家。
說實話，我美國、加拿大兩頭跑，兩頭生活、工作，經年下來，有了較深感受和對比。若不是近年來的“印山印海”現象，溫哥華還是北美最為宜居之地。
論醫療，加拿大的詬病就是漫長的等待，但是實話實說，我的多次經驗告訴我一旦約上了，一切都蠻好的，甚至好到能把你感動到哭的地步。
美國的醫療有沒有把我感動到哭呢？沒有。不僅沒有，還能把你氣瘋。
去年八月底我通過全科醫生幫我約了一個從事Stretta術士的專科醫生。這個術式不開刀，以射頻治療胃食管返流，是美國發明的，中國也開展了多年了，但是中國醫保不包括，自費要三萬多。加拿大則壓根兒沒有這個項目，因此我認識有蒙特利爾的病友，竟然攢了兩三年的工資打算去美國紐約做這個術式。
我心想，我在美國工作，又有這邊的醫保，正好利用這機會把這個做了。設備公司的經理幫我查詢，我住處附近有三個醫生可以做這個項目，他竭力推薦其中一個經驗最為豐富的，但是他所在的醫院離我家較遠，開車要一個小時。我心想，求醫問診，哪能隻圖近啊？可不是要看醫生的聲望和經驗嘛！
八月底見全科醫生，九月就給我約上了這個專家的助理，打車去初次見個麵，簡單聊聊。這一來一回就一兩百美元的網約車費用。
再約我網上見專家，則約到了12月。我正好放寒假在溫哥華家裏。對方說我人在外地，要改約，因為這個專家隻在他們州有行醫資質，我出了州就不行了。我心想，我要是不說我人在溫哥華，不就沒這茬兒了嗎？所以，好事多磨，又給我推遲到了三月。
三月網上見了這個專家，初步聊聊，說要給我做幾項檢查。第一項胃動力檢查約到了四月。於是又跑了一趟。結果是胃動力正常。又給我約六月做胃鏡和胃酸監測。可是我六月放暑假，機票已訂，於是又給我改約到了今年八月26日。
一晃就是一年。今年八月26日的檢查要全麻，醫院讓我必須有人開車接送且全程在場陪同，否則給我取消。我那個急啊！苦苦煎熬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這天，卻要因為沒人陪同而喪失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問遍了單位裏所有能問的人，無一人能幫助。緊急情況，紐約的老朋友汪子琳痛快答應飛過來幫我，可到了節骨眼兒上她因故取消。還有若幹朋友，本來信誓旦旦可以幫忙，結果每次都重複一樣的劇情——先點燃你的希望，最後一刻輕描淡寫一句話讓你希望破滅。
看來這世界誰都靠不上，最能靠的上的還是錢！有人介紹了一個慈善機構，叫什麽“訪問天使”，可以派護工來做很多護理工作，包括醫院接送。這“天使”可不算便宜，我八月26日就這麽一趟收了我300多美元！
那天全麻下給我胃裏放置了pH值監測藥丸，四天後會隨大便自行排出。這四天脖子上掛著無線胃酸監測器，起臥、餐飲，都要按一次按鈕做好記錄。其實這個監測我在加拿大做過，隻不過加拿大監測的是24小時，而且是有線的——一根管子從鼻子通到食管裏，戴著睡覺，很不舒服。我不明白為什麽這個醫生讓我重複檢查。後聽美國同事說，美國醫生就愛幹這個——因為每一項檢查，他都有收入，所以美國人總是過度檢查。
四天後我又打網約車去醫院送這個設備，往返又是140美元，就為了送還一個設備。
這一次的檢查，這個專科醫生說我有三公分的食管裂孔疝（hiatal hernia），不適合做Stretta，要手術矯正。
奇怪的是，他隨後依然給我約了11月14日做Stretta。我在社交媒體上問了另一個已經退休的專家，他說三公分是臨界點，剛好可以做Stretta，再大就不能做了，最好還是做手術。
就這樣，我等啊等啊，終於等到了昨天，也就是2024年11月14日。我早幾天前就又約了“訪問天使”，對方給我派好了接送的護工。醫院10:30開始給我做，要我9:30就登記。考慮車程一個小時，我跟“訪問天使”約好，護工一早8:30準時來接我。
做這個術式需要術前24小時隻能飲用清水清湯，頭天半夜開始禁食且不進滴水。
昨天一天傾盆大雨。我早早起來，8:30準時出去。結果，這個護工是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給“訪問天使”公司電話，接線員一問三不知，說隻能給那護工打電話、發短信，但是都不回。給跟我聯係預約的男的打手機，無人接聽，直接留言。給他們發郵件，也無人問津。
就這樣我站在雨中苦苦等了30多分鍾。已經絕望了，沒想到這公司突然來電話說那護工一兩分鍾就到。
這護工終於到了，一個蓬頭垢麵的白人女子，車裏亂七八糟，座位下還滾動著喝了一半的可樂瓶，我都無處下腳。她道了個歉，我都沒心聽她解釋的理由。然後問我怎麽走。我的個媽呀，我正著急呢，還要給她指路。她輸入地址，導航卻遲遲不顯示路徑。等我用我手機的GPS時候，她車上的導航才開始指示路徑。
行駛在路上，我給醫院打了個電話，說我已出發，估計10點才能到。
到了10點，這護工已帶我到了醫院的停車場，從一層開到頂層，死活找不到停車位。此時，醫院來電話，威脅說我再不到他們就取消當日的術式。我那個急啊！我對這護工說，我先下了，您老人家慢慢找停車位吧！我再陪您找停車位，人家就取消今天的術式，我等於雞飛蛋打，白來一趟！
說著，我飛也似地先是跑去找電梯，又找大門，進去排一小會兒隊要初步登記，然後要找消化科再登記。這醫院是有名的迷宮醫院，無數病人都抱怨總是迷路，指示牌非常不友好。正好遇到一女醫生，一口俄羅斯口音，倒是好心帶我到處找，可是她也不熟悉，盡帶我找錯方向。最後還是我問對了人，且看到了指示牌。我還問了她：“你是俄羅斯人嗎？” 她說是的，問我是哪兒來的。我說加拿大。她瞪大了眼，道：“加拿大？” 我說是啊，你問我哪兒來的，那就是加拿大；你問我是什麽族裔，那我是中國人。她馬上道：“那你就說是Chinese!” 我心想，這也就是俄羅斯人，來自單一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對於place of origin, nationality, ethnicity等這些概念一概都搞不清。
到了消化科，前台倒是沒有拒絕我登記。填表、畫押、出示駕照和醫保卡，心裏就踏實了。沒多久就有人把我帶到了消化科的診療區間，有護士帶我進入我上一次去的那個拉簾隔斷，帶來大塑料袋和病服，又來做常規問話。
誰知我以為萬事俱備的時候，那個專科醫生進來，一臉尷尬道：“我不明白為什麽你在這裏。我依然覺得你不是做Stretta的合適人選。”
我一聽，簡直不知所雲，幾乎語無倫次了，道：“我跟你們每次交流的信息全在網絡平台上，是你們約我來的呀。”
他依舊說：“是啊，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把你給約來了，不過我還是覺得你不適合做Stretta。”
我心想，我費盡千辛萬苦人都來了，自費的部分錢也交了，護工也請了，工作日程也調換了，你不可能就這樣讓我打道回府吧？
他道，這樣吧，今天再給你做個胃鏡，如果證實食管裂孔疝沒那麽大，那就直接做Stretta; 如果太大，那就取消，再給你約外科醫生做手術。
後來有朋友問我為何不質問他。我心想，我的命在人家手裏，我能跟人家針鋒相對嗎？還不是隻能認慫？他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吧。
這次請來的麻醉醫生是個年長的專家。上次那個麻醉師是個80後。我說：“你不是上次那個麻醉師嘛。” 他道：“啊，我比他更英俊。” 我道：“也更有經驗。” 他點頭笑道：“那倒是。” 聊起中國，他十分健談，看來對中國極有好感。他2016年去了北京、天津、西安，被請去講學，還參觀了中醫院；對寫《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情有獨鍾，還跟我談起了斯諾往事。我說，有你為我做全麻，我放心啊！
一個護士把我推進了手術室，一群人圍著我，給我鼻孔裏插了氧氣管，口裏塞了篩子，關了大燈。不知不覺就睡過去了。醒來我已經在病房區我的那個拉簾隔斷裏。感覺胃裏、食管裏無不適，我意識到看來還真沒給做Stretta。問了坐在牆角的我的護工，她證實他們告訴她食管裂孔疝太大，做不了Stretta。當我換衣服的時候，那個專科醫生來了，拿來打印好的彩色報告，說我的食管裂孔疝氣有四公分，要給我約外科醫生。
總體來說，這裏的醫護人員還湊合，沒有加拿大那麽讓人感動，應該和中國不相上下。加拿大我經曆多了，有了量化的比較，除了漫長的等待，服務態度遠勝這裏。2010年在溫哥華聖約瑟夫山醫院做扁桃體手術，一個手術中心一共就兩個病人，包括我在內。那可是一群人伺候我一個人，無微不至、柔聲細語，我當時感動得幾乎落淚。2013年在溫哥華聖保羅醫院照CT，就因為懷疑有腹股溝疝氣（證實沒有），就這麽點屁大的檢查，又是一群人前呼後擁來接待我，極有儀式感，一霎那我甚至誤以為我是什麽國家首腦。疫情期間在新威斯敏斯特做脂肪瘤手術，偌大醫院竟然就我一個病人。我的個媽呀，就切幾個脂肪瘤，那一群醫護人員的隆重的儀式感著實把我嚇了一跳，讓我恍惚間誤以為我得了什麽重大疾病！
回家路上，這個護工也莫名其妙，問：“真夠奇葩的，那醫生居然問你，你怎麽會在這兒？” 我說，沒錯，你都聽到了吧，是他們約我來的，然後又給我做了一次三個月前就做過的胃鏡！護工同意，認為他們可能是故意的，就是為了掙我的醫保錢而已。
轉約外科醫生還挺快——這點不得不說，比加拿大強太多。今天一早就有人打電話給我，約我12月16日去這同一家醫院見外科醫生。我說我那時候又是寒假，不在這裏。他問我何時回來，於是又給我約到了明年一月17日。
人就是一部車，開久了，哪裏會沒有毛病的？人的前半生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後半生是養生、保健、治療、期盼、期望不斷落空再期盼的過程。這把年紀，夠吃夠喝有房住，就應該知足了；此外，健康是最大的幸福。
還有就是嚴重一點的病如果不能馬上約到專科，最好直接去急診；那裏的醫生可以馬上約到專科。
我說加拿大的確比美國窮是真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