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堅峰
彩虹那頭尋找狐狸的家
無錫城南有一所新開河小學，我從那裏畢業。
我在的時候小學不叫這個名，叫長征小學。從1968年入學到1973年畢業，我在那裏讀了五年書。四十年後的一天，我路過那裏，想再進去看看，但被門房攔在外麵，我看到，牌子已經換了，變成了一所中學的分校。從那時起我失去了母校。
我曾看到過一本新開河小學的百年校慶畫冊，小學始建於上世紀初，比共和國曆史還長，原名聖嬰小學，與相鄰的新生路初中和第二人民醫院一起都是基督教會（美國聖公會）創辦的。
記憶中校園裏有一光線陰暗的禮堂、一個小操場，操場前有一個司令台；一幢舊式的二層紅磚水泥樓，那是我們的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樓前的花壇盛開鮮豔的美人蕉和雞冠花。那時候，陽光燦爛，天空蔚藍。
我入學的班主任是楊毓敏老師，她帶我一年級二年級的算術語文課，我家仨孩子，都是楊老師帶出來的，那時楊老師年輕，小女兒跟我同級，大女兒跟我哥同班。楊老師善長用眼神說話，眼神掃過，班裏立馬安靜，眼睛瞪誰，不言自威，誰就老實。兩年前我們兄妹一起去探訪她，老師九十多的高齡，耳聰目明，記憶清晰，思維敏捷，在老年大學學習繪畫，還展示給我們看她的山水國畫作品。
三年級的時候，班主任換了朱文福。朱老師教數學。開始來我們班代課，進到課堂的第一句話就沉重的告訴我們，他一直是給高年級上課的，很不習慣教我們。朱老師的家屬在農村，按政策得下鄉，班裏有一個姓陸的同學，家裏有人在市府主管上山下鄉工作，朱老師因著這一關係，有驚無險的擺脫了去農村的厄運。那時候，班裏搞“一幫一，一對紅”的活動，我和同學周一農放學後去一位後進同學家裏幫助輔導功課，朱老師借住在鄰近，我們在那位同學家裏看到朱老師從門口匆匆走過……
接替朱老師的是教語文的王誌欽。王老師教課認真也非常有激情，他的才能是課文朗讀，能把課文讀出播音員一樣的豐富情感來，他常常要求我們把一篇課文在課堂上一口氣讀十遍八遍，不厭其煩。記得課本裏有一篇《柳樹證》的課文，是根據《一塊銀元》的故事改編的。在課堂上，王老師做導演，全班起立，男女生分角色對讀，大家深深融入課文情景之中，愛憎分明，群情激奮。王老師待我們如忘年交，師生親和，常在我作文的後麵寫誇讚的評語。在我們升去五年級的時候，王老師離開我班，完成交接的那天，他一人坐在辦公室，關上門，趴在備課桌上嗚嗚的哭。
湯錫璋是我小學的最後一任班主任。湯老師戴眼鏡，說普通話，與其他老師不同，對我們要求嚴格，也有創新能力，會寫詩。那時候五年級是小學最高的年級，湯老師組織我們學習解放軍，搞夜營拉練，每人身後背一背包，帶子扣在雙肩上，兩胯一邊掛軍用水壺一邊掛語錄本，他任拉練隊伍的司令。傍晚出發前，六個班的同學集中在司令台前聽出發前的動員，他即興作詩，作為鼓動，有一首詩是這樣的：小炮加大炮/對準美國佬/嘎嘎嘎轟轟轟/打得鬼子沒處逃，沒處逃。拉練路上模仿實戰，有臥倒有衝鋒。湯老師因此得一稱號——湯司令。這個稱號後來變成了外號，容易讓人想起《地道戰》裏的偽軍頭子。好多女同學不喜歡他，他明裏暗裏表示過，他不喜歡我們班的女同學。湯老師來自蘇北，最痛恨歧視蘇北人的言行，他說：蘇北怎麽了？蘇北有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一次，一個外麵的野孩子來我們班搗亂，未能跑脫，被他趕上揪住衣領子，按倒在地，他以一個勝利者的口氣恨恨的對那野孩子說：你跑，跑到哪裏去？跑到台灣，台灣要解放，跑到美國，美國有我們的人。他愛管事，氣血兩旺，一次在校門口和一個叫“大弟”的小潑皮動起手來，“大弟”呼喊打倒湯司令，兩人從校門口一直撕打到對麵的居民大院裏。在我們畢業的時候，他給我們上最後一堂課，有些傷感，他讓大家不要忘記他，以後在路上碰到，如果不想喊湯老師，那就喊一聲老湯小湯或者湯錫璋都行。湯老師年輕有為，那時候還沒有談女朋友，後來聽人說去白水蕩小學當了校長。
隨便再說一件小事，湯老師笑的時候不多，但有一次笑卻笑的很徹底，讓我難忘。我和我妹差一歲，從一年級起就同班學習，年級的老師都知道。王老師離開我們班的時候，什麽都交接了，唯獨這事忘了告訴湯老師。一個周六的下午，全校大掃除，湯老師讓班裏學生回家拿掃把，我站著沒動，湯老師看著我說你怎麽不動？我說我妹已經回去拿了，他問你妹是誰？我回答鄒小娟。他驚奇的瞪著我：你妹——是——鄒小娟？還沒有走的同學都替我回答：他們是兄妹。湯老師驚呆片刻，俄傾大笑，笑的回不過氣來……遂即跑去辦公室，激動的告訴其他老師他剛得知的這一奇聞。
小學裏還有幾位老師，雖沒有當過我班主任，但同樣印象深刻。教語文的宣重光，據說是新開河小學唯一一個有大學文憑的教師。宣老師代過我的課，他代課的時候不教課文，教我們一首歌，歌唱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者：長江水，水流長……橋工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還給我們講紅軍長征偷襲婁山關的故事，繪聲繪色，同時扮演紅軍戰士和國民黨匪兵。對宣老師的故事課我們個個翹首以盼。體育老師魏雄林，講話帶有口音，魏老師帶體育課，還管理學校的運動器材和場地的使用，不免會與一些高年級的學生產生衝突。那些學生離開小學，幾年後成了社會青年，在校外見著魏老師在油條大餅攤前排隊，故意擠他取樂，把他從隊裏擠出去，魏老師一邊奮力的擠回隊裏，一邊大喊：你們不能這樣對我。教導主任顧韻鬆是一位女老師，學校裏師生有矛盾或者學生家長到學校來說事，都找顧老師出麵解決。顧老師中年持重，不拘言笑，很有威望。音樂老師是周濤偉，美聲男中音，會鋼琴手風琴，上音樂課時，周老師將歌詞和簡譜用毛筆抄在白紙上，釘在黑板前，教大家唱。周老師還負責校文藝宣傳隊，我參加宣傳隊的活動多年，和周老師相處時間比較長。幫助周老師輔導宣傳隊排練的是王英箐徐潔兩位女老師，那時候王英箐的兒子很小，還在幼兒園，王老師拉手風琴的時候，那小孩兒就站在一旁幫著翻琴譜。
還記得一些老師，忘了名字，他們是盛老師、侯老師、紀老師、腿殘的陶老師。侯老師外號“猴子豎頂心”；教常識課的紀老師，駝背，頭發花白，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鏡，看課本得貼著鏡片看，不修邊幅但卻十分自負，學生背地叫他“紀爺爺”。這些外號都是我哥那些高年級學生傳下來的，那時候沒有師道尊嚴。我入學那兩年，學校裏有一高一矮兩個“地主婆”老師， 年齡有四五十。矮個的聽說是從山東過來的逃亡地主，兩個“地主婆”挨過師生批鬥，後不知所蹤，多半是遣回原籍去了。唯一的右派分子李平，一直在小學裏，文革一開始他就靠邊站，被高年級的學生按著腦袋押到司令台上鬥，後來去了小學的校辦工廠勞動改造。李平非常能幹，學校裏的電路維修，校廣播站的設立和校辦工廠的運行都歸他負責。
那時小學由校革委會領導，沒有校長，革委會主任是潘仁高。然而大家不怎麽叫他潘主任，還是叫他潘校長。潘校長改革開放後離開小學，去區裏當了宣傳部長。
在新開河小學上過學的孩子，可以記不住老師的名字，但都不會忘記門房的老頭，學生老師和家長都叫他“嘉生”，他是學校裏的老校工，好像也是唯一的校工。記憶中嘉生好像從來都是那樣，既不年輕也不變老，從我哥入學到我畢業，他一直那樣，單身老頭，大光頭，說話帶鄉音。在我讀一年級的時候，沒有電鈴，上下課嘉生看著鬧鍾記時，手搖銅鈴，在操場上走。嘉生銅鈴一響，操場上女生紛紛收起橡皮筋繩子，男生紛紛收起拋鐵箍陀螺，然後潮水般往教學樓跑。嘉生住在門房的裏間，外間就是學校的門衛室。那房間裏永遠有一股濃重的油墨氣味，學校裏的考試卷子和各類宣傳單張都是嘉生用油墨推子一張一張推出來的。老頭隨和，身世是個迷，學校放暑假寒假，師生都離開了，他從不離開那間門房，無家可歸，也沒見有親人來學校看他。高年級的學生沒事常到他門房裏坐坐，說說閑話，解個悶子。逢著人少，老嘉生也會說些下流段子，裂嘴露出僅剩的兩顆黃斑牙，哈哈的笑。平時學校沒人的時候，嘉生守著校園的門不讓生人進，地段上鄰近的孩子都是從小學裏畢業的，和嘉生熟，說句好話，老嘉生並不作難，打開邊門放人進去。那些年，我們常溜進小學去打球，哥打籃球，我打乒乓球。嘉生放我們進去，並不全是看著熟人的份兒，也是怕事惹不起我們。他一老頭，守著一個空空的校園，勢單力薄，見著我們，如見一幫街頭青皮，行個方便，但求相安無事。
一直住到1978年才搬走，不過我沒在新開河小學讀書。79年我考到上海讀大學了，我是26中畢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