馴悍記
堅韌不移，鎮守一方，勇敢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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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iskus 加注】文章來源於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885365/ ，非常精彩，讓俺對世界各地華人店鋪裏供奉的關財神刮目相看，更敬重其承載的萬民寄托了。該豆瓣網頁上還有網友的各種有趣評論：有說最早拜關公的是剃頭的，因為都拿刀；有廈門同安沿海的說當地拜的是哪吒，能鎮海 -- 因為能鬧海就能鎮海，能力級別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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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是如何變成財神的
近代來華的西方人，在深入中國社會時，發現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有諸多讓人費解之處——例如，被他們當作戰神一樣來崇拜的關公是一個戰敗至死的武士，而這樣一個人物，卻又普遍被當地商業社會當作財神來祭祀。可以說，這個謎團本身包含著中國社會及其商業文化的某些特殊性，隻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解釋為何像關羽這樣一個看來並無太多突出事跡的武將，能獲得如此廣泛的崇拜，並且還擔當乍看上去並不適合他的商業職能。
日本學者渡邊義浩在對關羽的研究中，清晰地描述了他被逐步神化的軌跡：陳壽《三國誌·關羽傳》的正文僅953字（而諸葛亮傳則是4310字），對他的評價也並不甚高；然而大體從宋代起，對關羽的崇拜日漸高漲，不僅民間對他讚譽有加，將很多原本不屬於他的事跡（如溫酒斬華雄、千裏走單騎等）歸於他，到《三國演義》更將他渲染為幾乎戰無不勝、且又忠義絕倫的英雄，文人學者如毛宗崗也將他稱為三國時與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並列的“義絕”，其受推崇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他所追隨的主公兼兄長劉備；與此同時，曆代帝王也不斷給關羽追贈名號，直至“關聖帝君”。
關羽具有神力，是從他死後不久就出現了。傳說他走麥城敗死後，在玉泉山“顯靈”，這是東亞傳統信仰中的一個特殊觀念，即認為非正常死亡的人，如果靈魂沒有得到安撫，那就會擾動和報複生者。雖然關羽後來變成了道教神靈，但他最初的信仰卻是由佛教徒傳播開的，這或許正是因為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經常擔任“鎮魂”的角色。當時也正是佛教最興盛的時期，一如渡邊義浩分析的，“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關羽尚未成為民眾信仰的對象”，在唐末也還隻是“被視作恐怖的陰間鬼將”——不過這可能未必如他所推測的，是因為關羽當時守護佛殿的伽藍神身份，而是因為他的靈力從一開始就源於人們對其非正常死亡所抱有的恐懼。許地山所著《道教史》就認為：中國的武神，如秦漢祀蚩尤，六朝祀項羽、劉邦，宋以後祀關羽，今加祀嶽飛，從原始的思想看來，多半也是因為他們都是死於非命，不必然是因為他們的功勞。
關羽的地位在宋代出現了劇變，渡邊義浩認為原因有三：作為國家守護神來抵抗北族；三國故事的普及和朱子學確立的蜀漢正統論；晉商中開始出現真正的關帝信仰。他認為，第三個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理由是：從宋代起實行嚴格的食鹽專賣製度，這造成了晉商勢力的崛起，而晉商在從事商業活動時，將同鄉關羽作為守護神來加以崇拜，“正是因為關羽是他們的守護神，宋代朝廷在戰爭之際遂向關羽祈願。關帝信仰作為聯係商人與國家權力的手段而日漸擴大”。盡管這種將關公信仰的興起與晉商崛起相聯係的觀點不無新意，但如準此，則關公之所以受到全國崇拜，似乎隻因他碰巧是個山西人罷了。從邏輯上說，這裏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回答：晉商僅憑借助朝廷的榷鹽製度，是否已聚集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又是通過什麽渠道來影響國家的？食鹽專賣是國家製度，晉商有求於朝廷更甚於朝廷要借助晉商，那麽朝廷又為何一定要推動某一地域的商人群體所崇拜的神靈呢？關羽崇拜為何又能超越地域限製，廣泛盛行全國乃至整個東亞？
的確，關羽崇拜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其廣泛性，不僅超越了社會階層邊界，跨越了族群邊界，甚至跨出了國界。研究越南文史的朱琺曾說：“傳統上，關帝廟的數量比文廟孔廟要多得多。目不識丁者也會是關羽的信徒，他們卻不太去文廟。……我在南洋以及其他在上幾個世紀就有漢人飄蕩痕跡的地方漫遊，就發現除越南之外，極少有文廟；而武廟到處都有。華僑一直把武廟帶在身邊呢。”渡邊義浩作為日本學者，也很自然地注意到中日韓三國對關羽的態度截然不同：對韓國人而言，關羽崇拜是明軍援朝後引入的信仰，既護佑國家又是外來神靈，感受複雜；而日本人雖然眾所周知地喜歡三國故事，但關羽卻僅被視為一員普通武將。日本史學家佐竹靖彥注意到，“中國人更注重‘義’，而日本則隻注重‘忠’。”和越南之外的東南亞國家一樣，關羽崇拜在日本幾乎僅存於華人華僑群體中。
在我看來，更合理的解釋並不是關羽與晉商的關係，而在於中國社會的特殊結構，隻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何關公在中國能受到超越地域、階層乃至族群的廣泛信仰，但在社會結構異質的鄰國（越南除外）中則隻能在華人華僑內部盛行，因為這一崇拜是與這種社會特質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社會結構，就是宋代起逐漸定型的貴族衰落之後的平民化社會，而同時長途貿易和城市商業又逐漸興起，使以往都是在宗族內部熟人社會內生活的中國人，日漸需要找到一個能確保他們與陌生人建立社會聯係的神靈，關公崇拜由此應運而生。
那麽，為什麽是關羽呢？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三國故事：當時鼎立的魏蜀吳三國，所依靠的力量完全不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是借助了東漢國家的力量，孫吳的基本盤則是江東土豪，且魏吳君主都有強大的宗族勢力支撐，唯獨蜀漢最為特殊，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這些君臣，可說都是亂世中憑著對個人紐帶（結義）和意識形態（漢朝正統）結合起來的冒險家群體，很長時間裏四處流亡，直至奪取成都才算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盤。曆代推崇蜀漢，無非在其標舉的“正統”與君臣之間的“忠義”，但換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本和號召力所在，否則他們就一無所有了。劉備作為一個政治家並不蠢，他作為一個已淪落為“販履織席為業”的沒落貴族，恐怕深知唯有這樣才能保持自己這個團體的凝聚力。
渡邊義浩也意識到，關羽對劉備的“義”在那個年代是極為罕見的，這種“義”是以與他人的關係為中心，強調對陌生人之行信義，“對於以相互信賴為最重要標準的商人來說，這種‘義’應該被置於價值觀的中心。關帝至今仍作為財神在商人群體中受到篤信，原因正在於此”。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商業文化，多是依靠同族、同鄉、同業的連帶組織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網，因為商業運作本身需要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用，關羽的“義”恰好符合了這樣一種社會心理需求，成為人們祈願的對象。漢學家艾伯華曾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宗族間的械鬥也經常在當地關帝廟中舉行的公共會議決定，這正意味著關公可以成為不同社會群體都認可的超自然權威，而他的神性則來自“義”這種超越了宗族間熟人關係的道德觀的升華。
因此，除了從史料和文本入手來了解關羽崇拜的形成之外，還需要考慮《三國演義》這樣的講史故事因何會興起、在當時又是說給誰聽的。正是從晚唐五代的“變文”開始，這些麵向平民的故事開始流行，毫無疑問，說書先生需要在不斷互動中適應聽眾的興趣，突出他們所偏愛的英雄。而當時社會的特質，正是在經曆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長期大破壞之後，貴族勢力漸趨衰亡，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脫離了原本既保護又控製自己的宗族社會共同體，為了生存而流動起來了。後周始祖郭威曾與李瓊等約為十兄弟（見《宋史》卷二六一李瓊傳），而創立宋朝的太祖趙匡胤也曾籠絡人心，與武人王審琦、石守信、高懷德等結拜為義社十兄弟（見王鞏《聞見近錄》及李攸《宋朝事實》），這是他後來黃袍加身、奪取天下的重要助力。
王學泰在《發現另一個中國》中強調，這些脫離宗法社會的“遊民雖然曆代都有，但是遊民能夠形成群體，在城鎮之間流動卻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體上說也是在宋代”，而這主要還是有賴於城市的發展，因為城市才能容納這些人生存並形成群體。不僅如此，他們的聯合“往往是橫向”的，即模仿宗法社會的兄弟、朋友這樣平輩的關係，但卻“兄不大，弟不小”，這是對傳統上那種垂直等級製社會的破壞，當他們與對立的社會勢力發生衝突時，往往傾向於以武力解決。可以想見，開國皇帝趙匡胤結拜“十兄弟”，這既是當時社會風氣的縮影，又更對這種氣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金瓶梅》第一回就寫西門慶也和人結為十兄弟，雖是小說，倒也可見一斑。
關羽的形象完美地符合這一新生社會力量的潛在需求：他是一個來曆不明、脫離原籍的冒險家，與陌生人結義為兄弟後，秉持自己的道德和才能，做出了一番事業。劉備與關羽之間的紐帶在東漢末年不同尋常，但卻很容易在數百年後引起這樣一個遊民社會的共鳴：“先主與（關羽、張飛）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三國誌·關羽傳》）。在中國社會中，但凡一群陌生人要聚在一起為共同目標努力或舉辦公共事務，那就要借助“義”作為紐帶和約束力量——因此，水滸英雄要齊聚“聚義廳”，社會救濟組織要叫“義堂”，甚至救濟族人的也叫“義莊”，而如果做事偏離社會規範就會被指責為“不夠義氣”。在法律和商業規範不完善的年代，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約束，有助於人們實現自我管理；因為一個沒有義氣的人等於喪失了個人信用，在社會上是混不開的。對商人而言，這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幾乎都是背井離鄉在和陌生人做生意——事實上，和熟人是沒法做生意的，社會學家曹錦清早就發現，中國各地往往“本村人不在本村經商”，像海南各地開店者幾乎全是廣東移民，若是本地人，則“親屬老鄉到你店裏一坐，不消兩天就把店吃倒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漫長的曆史過程中，“義”的含義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孟子·盡心下》認為“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西漢陸賈《新語》也說“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至忠”——這意味著，“義”在當時乃指君臣之間的“忠義”。在“馮諼客孟嚐君”的故事中，馮諼燒券市義，實則收買人心，可見當時之“義”隻能在一種庇護-追隨關係中得到理解。《三國誌·關羽傳》裴鬆之注引曹操的話說“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看來也是這一層意味。甘懷真曾指出，先秦時期君臣關係的主要內涵是“義”，但漢代之後逐漸被詮釋為是基於君臣、君民之間的“恩義”。 前秦皇帝苻堅曾宣稱“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這裏說的“義”顯然已非君臣之間的忠義或恩義，而是某種統治合法性的道義。但在南北朝的亂世中，逐漸出現了佛教徒自發形成的社會救濟組織“義”和信仰團體“義邑”，後世那種以“義”為基礎的橫向聯合的社會組織，或許便是萌生於此。到了中晚唐以後，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人們更需要“信義”作為彼此聯合共處的道德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宋元之際新出現的“桃園結義”故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早先那種君臣之間“忠義”的含義，而將劉備和關羽、張飛的關係重新建構為更平等的結拜兄弟——《三國演義》的受眾也許普遍將劉關張視作“情同手足”的兄弟多過嚴格等級服從的“君臣”吧。麵對這樣廣泛深層的社會心理結構，兩宋朝廷選擇了最明智的辦法來加以引導：通過給予關羽封號承認民間的信仰，由此納入朝廷的製度框架，並將之刻畫為一位忠於國家權威的神靈。
就這樣，關羽這位活著的時候、甚至死後六七百年裏都未見多受推崇的武將，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一步步登上神壇，受到中國人的廣泛崇敬。他不僅被視為護國之神，還因為其道德力量而為無數中國人想要超越宗族社會建立社會聯係提供保障和支持，甚至也給他們以極大鼓舞，因為他作為一個榜樣激勵著人們：凡人隻要秉持信義、建立功業，也是能成神的。從這一意義上說，關羽成為“關帝”和財神的過程，也正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縮影，象征著在帝製晚期的中國在傳統社會結構逐漸破壞的過程中，自我成就導向的中國人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得到國家認可的框架下，逐漸開辟了新的社會組織和新的公共事務。此時，他們需要屬於自己的神作為社會功能的道成肉身。
*已刊2017-10-20《第一財經日報》 --------------------------------------------------------------------------
勘誤：
p.9：關羽的生年、父母的名字與出生日期皆不明，其家庭情況在史籍中並無記載。他的字也並非“雲長”，而是“長生”。通常，名與字的含義是有聯係的[……]但“長生”與“羽”無關，而“雲”字則與“羽”有關聯：按，“羽”與“長生”也是有關的，羽化、羽人均指升仙長生，就此而言，關羽原本的名與字，深具道教意味
p.129：關羽神號中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封號，列為明熹宗天啟年間所賜，但下文p.157又說是明神宗（萬曆）所賜，應以後者為是。確切地說，是萬曆年間（1614年）封關聖帝君，天啟年間（1624年）明熹宗下旨稱關羽為帝
p.161：海內艾安：乂安 p.166-167：在康熙時期，運輸1石米需要花費120兩白銀。[內務府商人]範毓馪所用的運費隻是這一數字的三分之一，[1721-1732]十年間共運送100萬石米，得到了朝廷支付的運輸費共約4000萬兩白銀：按，清代1石約=60.453公斤，以120斤計，則每斤米運費1兩白銀，相當於今200元，糧價高得不可思議，似有誤。又據《清史稿》卷三三二文綬傳：“[乾隆三十七年任湖廣總督時]偕富勒渾奏言：‘增兵需餉，請令商民原自湖廣運糧入四川者，視乾隆十三年範毓馪助餉加銜例，穀一石當銀九錢，授以貢監職銜。’”則於此可見，1石米當9錢銀，此處作者多算了100倍
p.188：結婚後至死都不出軌為一千功……兒媳不孝敬父母即使得到寬恕也是一百過：《太微仙君功過格》中似無此語
p.199-200：[函館關帝廟1910年內建成，是中華會館的一部分]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由於會員急劇減少，中華會館陷入了困境：從上下文看，這裏的“中日戰爭”應是1937-1945年間的戰爭，而非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