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聯俄容共成功的權宜之計？還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下編

孫中山聯俄容共成功的權宜之計還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

下編:（國運坎坷，清黨反共後，共黨的幾至覆滅和再起）

民國16年4.12清黨之時，國民黨從1923年改組前一個偏安一隅的政黨，隻在廣州湖南有分部，（其組織多數位於海外）黨員不足五萬人迅速發展到近百萬黨員的執政黨。(94)（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與此同時，中共黨人的數量也急劇發展。從1923年6月中共三大時，有黨員432人發展到1927年4月末中共五大時5.8萬人。(95)（參考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35頁和《中間地帶的革命》179頁）但是清黨分共後，共黨又從5.8萬人急劇下降到11月底的1萬多人。[96]（《中間地帶的革命》179頁）若不是1929年國軍編遣會議既北伐勝利後的裁軍計劃所引發的中央與地方軍事力量的矛盾，致使發生1930年的國民黨黨內內訌，中原大戰，使共黨得以星火燎原，中國共產黨早已灰飛煙滅了。

盡管如此，經過政府軍先後發動的五次圍剿，摧毀了共黨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共軍殘餘開始西竄既中共所說的所謂“長征”，到達共黨的新根據地陝北時，共黨主力所謂“中央紅軍”和當地的“陝北紅軍”匯集也隻剩下一萬餘人，其中主力“中央紅軍”連同傷病員還不足6000人。(97)（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322頁）到西安事變前夕，整個的陝北共軍也不過區區三萬多人(98)（中共《央廣網·解讀長征(10)》2016.8.31作者:中共軍事博物館研究員薑廷玉）

以上敘述了清黨後國府軍事剿共的結果，現在來說說國府在剿滅共黨地下勢力方麵的成果。注重法治的胡漢民從歐洲考察回來後，馬上主持製定了《共產黨人自首法》，該法從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99)（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特009／19。引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緊接著1929年12月，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並頒布《反省院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的規定，一些省市設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用來關押和收容共黨。(100)（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268頁）

《共產黨人自首法》的頒行和“反省院”之設立，效用是非常明顯的。張學繼、張雅蕙所著的《陳立夫大傳》中說，這之後，“幹部黨員犧牲的不計其數，自首叛變的情況也到處發生。在城市，情況更為嚴重。”（張學繼、張雅蕙《陳立夫大傳》，團結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頁）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亦說：1932年10月至11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破獲了十幾處中共組織，逮捕中共各路負責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為“自首法”使得“破獲一處，得到一批供詞；再破獲一處，再得到一批供詞，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楊奎鬆依據台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稿》說，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裏，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叛變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101]（王彬彬《國共關係的一段往事》；〈同舟共進〉2010年第12期）

被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領袖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102)（範小方《蔣家天下陳家黨》，團結出版社，第116—117頁）

國民政府的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對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實際上，自這個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題為《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的社論，要求國民政府明令廢止《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等法令。社論強調：“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產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接著，社論指出了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其一，“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製度的束縛”。社論認為，這是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評:這是非常時期的臨時措施，主要防範對付共黨的暴亂，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共黨並非人民）社論強調：“在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須事前“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的”，而“在我國……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製，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準’，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為”。

 

其二，“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幹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評:不如此，共黨早就到處“起義”，鼓動階級鬥爭，殺人放火了）社論同樣拿英美做參照，強調“我國”這樣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

 

其三，這些法令規定，各民眾團體領導人，必須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極其荒謬的。“（評:這是非常時期之非常之舉，是過渡時期所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歐美國家如美國羅斯福在二戰時也采取非常緊急措施。共黨總是綁架人民，荒繆的自以為代表人民，以行殘民之實）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誌來決定組織的形式，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製與幹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眾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為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什麽人民團體呢？這種製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103)（王彬彬《國共關係的一段往事》，出處同上）

在20世紀30年代，除了公開的軍事戰爭和非法的秘密戰線較量中，共黨都是全麵潰敗外，就連在城市裏的合法公開鬥爭，共黨也是一敗塗地。

在城市組織發動工人的工會方麵，共黨的赤色工會，人數最多的也不過一百人左右，最少的隻有幾個人，如中共把持的上海赤色工會較多也不過30多人，相比之下，國民黨領導的各種“黃色工會”（共黨語）卻有大批群眾。共黨不得不承認，赤色工會數量微弱，黃色工會影響還大。[104]（《中共中央文件全集》第六卷1－13頁，引自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215頁）這是共黨自己在30年代初統計的有關工會之數字。

中國國民黨統一中國後，盡管黨內仍紛爭不斷，但在國內社會各界中的聲望卻前所未有。對於當時的普通民眾而言結束戰亂，統一中國並且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是他們最大的願望，對知識階層和廣大的中間階層而言，改良社會及社會公平才是他們所希望的也是符合曆史和國家的發展方向。而共黨為了一己之私，不顧民族的前景和人民的願望，唯恐天下不亂，為叛亂而叛亂。揪住並千方百計製造機會從而發動叛亂強行進行階級鬥爭，造成社會恐怖。

 

國家的統一和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正在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和現代資本主義開辟道路與發展生機。這種情況對巴不得希望國內動亂以便趁機發動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的共黨來說，顯然不是什麽好事情。

而共黨中央最擔心的是，國民黨人“與我們理論上差不多，但政綱則不同”，這很容易在群眾中造成嚴重的混淆，並使中共的宣傳失去效力。因此，它不能不再三說明，南京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目前爭奪廣大群眾最嚴重的敵人。(105)（《中央通告第30號》1929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全集》第五卷44－53頁）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最怕的是什麽？是三民主義和她的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無疑是共黨最重要的敵人，是它製造階級鬥爭與奪取政權的最大障礙，事實證明將來也必將證實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最大的克星！那些共黨散布在海內外也特意標榜自由民主的文化特務和不學無術的無聊文人，就因為邪惡的共產主義及其共產黨也主張社會主義以及所謂的平等均富，就對有社會主義之理想成份的民生主義也大加攻擊與詆毀，故意混淆視聽或全然不明白社會主義這一名詞雖然被共黨搞得臭名昭著，妖魔化了。但是社會主義有很多流派，絕非共產一家，更非獨此一家。(106)（參見: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天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既有民主、自由主義的社會製度又有社會主義的理想平等與均富，就是一大明證。而民生主義就是類似今日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且民生主義的出現整整比北歐民主社會主義早了半個世紀還要多。有此可知，孫先生的偉大，實在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現代中國第一人。那些詆毀孫先生的人不是用心險惡就是鼠目寸光，這些人整天嚷嚷民主自由，實際上搞不懂民主自由之真諦！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坐井觀天之徒。

我們可以合理且符合曆史、事物邏輯的設想，如果中山先生可以多活十年或當年國民政府成功剿滅了中共，那麽現在的中國到底是如何令人羨慕、令人向往的真正新中國就可想而知，那種盛況當然更是任何妙筆生花的筆墨所無法形容的！

公平的說，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完全有可能走上正常的現代文明國家之路的！可惜這一切都被國民黨黨內內訌乃至黨內戰爭所摧毀，而這一切都是有可能避免的。以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為代表的也打著青天白日旗的這些新軍閥、名義上的國民黨人亂黨禍國私心自用，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之上。1928年北伐軍底定北京，北伐成功。這時國民政府軍已達到272個師，超過220萬人，年需經費30.43億元，而當時全年收入不過是40.5億元，嚴重入不敷出。於是蔣中正率先提出《軍事善後案》，計劃裁軍，通過中央和地方各大實力派討價還價，直到年底東北易幟、統一中國後，仍不能達成共識，於是國府在1929年召開編遣會議，經過反複討論會議在1月17日終於通過了《國民革命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全國現有軍隊分設中央直轄各軍編遣區、海軍編遣區、第1編遣區和按照地區劃分的5個編遣區。中央、海軍和第1編遣區辦事處設在南京；第2、第3、第4、第5編遣區分別屬馮玉祥的第2集團軍，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李宗仁的第4集團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川、滇、黔、康4省另設一個第6編遣區。縮編後的全國陸軍步兵不得超過65個師，騎兵為8個旅，炮兵為16個團，工兵為8個團，總計兵額為80萬人，軍費以國家總收入的40%為限。

 

根據《國民革命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的規定，全國軍隊一切權力收歸中央，國民政府將下令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等，各部隊隻能在原地駐紮，聽候點編，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與任免軍官。這樣一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的軍事大權至少形式上被剝奪掉了。明白了這一點之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頗難接受。他們很快從相互爭吵轉為相互諒解，對會議采取消極抵製態度。大綱通過歸通過，大家卻沒有辦法就具體開始編遣工作取得一致意見。隨著閻錫山回了太原、馮玉祥不辭而別，會議不得不在25日宣告結束。(107)（楊奎鬆《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節〈黨統之爭和中原大戰〉）裁軍計劃實際上已經陷入僵局，同時埋下了日後中原大戰的種子。

 

導致中原大戰的導火索:

先是以李宗仁為首的新桂係擅自非法驅逐了魯滌平。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國民政府向由桂係任命的湖南省主席、江西朱培德的舊部魯滌平表示善意，進而開始通過江西陸路向魯滌平輸送武器彈藥。魯滌平接受蔣介石的武器彈藥，不能不使桂係深感威脅，因為湖南一旦為中央所控製，桂係的力量馬上就會被腰斬。在武漢的桂係胡宗鐸、陶鈞和夏威3位軍長得知此消息後，未與仍在南京的李宗仁商量，就怒不可遏地於2月中旬策動武漢政治分會撤了魯滌平的職，另委任唐生智舊部、第35軍軍長何鍵為湖南省主席。與此同時，武漢政治分會還指派第15師師長夏威、第52師師長葉琪率軍入湘，要根本解決魯滌平的第18師。(108)（楊奎鬆《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節〈黨統之爭和中原大戰〉）這種非法魯莽行為幾乎等於反叛中央，終於爆發了所謂的“蔣桂戰爭”。從而引起連鎖效應，先是國民黨內，同一幅青天白日旗下，爆發了空前規模的黨內戰爭:中原大戰。接下來的就是京(南京)粵之戰直至張楊的西安事變，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從此又進入了多事之秋！

 

造成這一曆史悲劇的責任到底有誰來負，無法否認，當然是這些名義上的國民黨人、爭權奪利的新軍閥！這些新軍閥國家觀念和現代意識淡泊，缺乏大局觀，所以這些人，公平的說:相較其他北洋軍閥和地方軍閥，他們也有一些現代概念和革命意識，（要不然他們也不會投入革命陣營）但由於他們私心太重，格局太小，終其一生也難改其軍閥本性。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他們個人的悲哀！

但是我們也要看另一方麵，用不同視角看問題。研究曆史切忌感情因素，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往往更客觀，更接近曆史真實。這樣才會更加令人信服！這就是所謂的事實判斷應先於價值判斷。我們研究曆史，一方麵要如近代史學家陳寅恪所說:講史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不能有苛求。一方麵也沒必要為尊者諱，一切為史實為根據。

發生中原大戰固然是新軍閥私心自用所致。但是客觀的說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政府也是有一定責任的。蔣中正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人之所以加入國民黨參見北伐，是有他們軍閥本性的利益取向的。而且北伐能夠勝利完成，是有他們一份功勞的，從另一角度來說，北伐的成功是有國民黨、蔣中正及其他另外幾個軍頭聯合共同完成的。當然蔣先生他要裁兵削藩，這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都是完全需要和正確的，更何況軍政統一是現代國家任何事業的基礎。

但問題是北伐之所以能盡快完成，和這些新軍頭息息相關，這些軍頭又視軍隊如命。前麵已述，經過眾多波折，裁兵大家都無異議，重要的是削藩。既然暫時無法削藩，那就維持現狀。待時機成熟時自然會水到渠成。蔣中正的失策和錯誤在於急於求成，不顧客觀現實，強行通過裁兵決議，要裁兵削藩，結果應激成變。變成中原大戰，結果矛共產黨以死灰複燃的可乘之機，終於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蔣介石先生，不用說他是有大局意識，有堅定的三民主義信仰和非凡的意誌力。但是一方麵他的學識背景知識結構，另一方麵他的軍人出身的資曆與經驗又製約著他理想的實現，使他對三民主義理想的實行又心有餘而力不足。

眾所周知，蔣先生的崛起是靠辦黃埔軍校。蔣目睹近代軍人有槍便是草頭王尤其是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的慘痛教訓，深感軍事對國民黨對國家統一的重要性。為此他在北伐等實際做法中實際上修正了孫先生以黨統政，以黨領軍的理念，變成了以軍統政，以軍領黨。為此蔣遭到了一些國民黨元老和黨內一部分少壯派的強烈批判，認為違背了先總理的遺教！使軍權高於黨權！(109)（楊奎鬆《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節〈黨統之爭和中原大戰〉）實事求是的說，這種指責也符合曆史事實，但是他們不明白的是，自孫總理逝世後，國民黨內已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承繼孫中山的地位和國民黨的黨統。蔣先生不是不想實現孫總理黨治的理想，而是資望不夠。一句話:不是不想為，而是不能為。所以對蔣中正而言隻能退而求其次。用軍力來維持國家統一和社會秩序。

孫中山在世時由於他是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創始人，又有豐富的政治運行能力和政治鬥爭經驗。所以他有一種超越各派係的威望、資曆和能力。(110)（桑兵《孫中山的思想和活動》之〈信仰的理想主義與策略的實用主義——孫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自然他能以黨魁身份統領軍政，統領一切。有他在國民黨內不但不會分裂，而且聯俄容共也會基本在他控製的範圍之內，統一中國和三民主義理想的逐步推行隻是時間問題。（他最欠缺的就是軍事實力，有了黃埔這一問題就迎刃而解，這也印證了我之前所述孫中山過早逝世是現代中國的巨大不幸）

繼承孫中山領袖和黨魁地位的蔣中正他不具備孫先生的威望和資曆，自然他不可能以黨魁身份統領包括軍政在內的一切權力，隻能繼續以軍統政了。所以在他治下的所謂黨國，也隻能是有其名而無其實。隻能繼續事實上軍權高於黨權了！（蔣介石的領袖威望和獨裁地位到抗戰時才基本確立，到台灣時才定型）這對蔣而言，對中華民國而言，都是無奈的選擇啊！

中原大戰雖然對國家傷害巨大尤其是讓中共死灰複燃，但是之後國家的實質性統一進程不斷加強，到西安事變前夕國府借剿共之機，中央權力進入四川等西南地區，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已指日可待。遺憾的是，國族不幸，在這節骨眼上，發生了劫持國家元首的西安事變，徹底中止了即將完成的剿共大業，不久之後全麵抗戰就爆發了。從此以後國民黨失去了剿滅共黨的千載難逢之機會。此一變亂對國家民族造成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對中國的影響是劃時代的，改變了中國現代曆史進程，其災難性後果對中國而言完全是滅頂之災，我們至今還在為這災難後果買單，其對人民和國家的傷害實在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張楊兩人特別是張學良的一己之私把中國帶入了萬劫不複之境地。

蔣中正先生和南京中央的應對失當及疏忽輕信。蔣中正在西安事變後的處置不當，在上編裏已經簡要說過，現在說說蔣作為最高領導人的疏忽失察。在西安事變之前軍統局長戴笠就不斷收到線報。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李克農潛人洛川67軍軍部與王以哲、張學良密談並通電之日起，南京方麵就已經有所發覺了。在3 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再度秘密會談的當天，駐洛川的67 軍副官處副官劉宗漢就將李克農來洛情況及達成的協議內容密報了戴笠，報告除對張學良兩次見李的情況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內容十分詳盡對照相關的中共檔案，可知所說十分準確。

67軍副官處副官、複興社成員劉宗漢向戴笠報告說:“現在陝北之匪已大部竄山西中陽、石樓、濕(縣)等縣,張學良氏有與匪合作消息

(1) 六十七軍前三日曾接匪電令購大批書報。(2) 匪中央曾派來偽外交部部長李克農來洛川與王軍長協立多項口頭協定、宗漢竊視偽李部長發與匪中央之電,內雲“略有協定，彼此不相攻打，采買給養可隨意,但我軍(匪自稱)可著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體須俟張來後，始決定’等語。(3) 該偽部長李克農於本五)日回偽中央部，攜去大批文電與地圖。(4 )此次匪與張部之接近談判，係壹零柒師陸壹九團被俘團長高福源所為。。(5) 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談鋒極健，對外界活動力頗強，常有函致滬平兩地學校,其來洛川已三次矣。

(6)現六十七軍一般人對剿匪頗黯淡，處處表示一種反領袖與中央之意誌

 

戴笠得此報告，“除急電飭西北工作人員嚴密偵查，隨時報告外”，馬上向蔣做了報告。戴的報告同時還“附呈六十 七軍張貼之赤匪宣傳品一紙”，內容是“鉛印新聞紙單麵《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洛川軍部附近公開張貼“八一宣言”，亦可見當時紅軍對東北軍工作之深人。(109)（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特件－政治卷，第151579號。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124、125頁）

實際上不止是國軍情報係統，其它方麵也陸續向蔣送來情報，據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5月8日密報稱。

西北情形極為複雜，共匪、漢奸、野心軍人彼此勾結利用、乘機圖造，此時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將必敗壞大局。職於今昨兩日，督飭特務人員，破獲西安之共匪偽省府，捕獲要犯二十七人，並抄出反動刊物甚多，均係力詆中央，反對剿匪。獲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陝省教育極為不良，而綏靖公署所屬部隊之內，潛伏共黨及漢奸甚多，恐為將來之害。而其中為楊謀主者，為全國經濟委員會所派之西北專員郭增愷，蒙蔽虎城陰結共匪，以為大局變動時個人勢力發展。最近抄獲《活路》之反動刊物，力詆中央，煽惑東北軍聯共抗日，即在綏署參謀印刷。擬懇請鈞座飭委會將郭增愷調開，如罷免，必須限製其不來西北。(109)（晏道剛致南京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汪秘書日章先生轉呈蔣委員長電),1936年5月8日，台北國

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13299號。轉引自如上第126、127頁）

在蔣處理兩廣事變時，又有新的情報出現。當時，國民黨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送來報告，所述東北軍內部情形更讓蔣擔憂不已。報告說:“據西北政訓分處科長周保黎麵報稱,長安軍官訓練團自王以哲軍長主辦以來，以聯俄容共相號召，對稱呼總理及委員長均不立正，而規定稱呼副司令則應立正。又行營少將參議張翼既前江西匪區逃出之師長，現亦在該團工作。其言論頗多荒繆。(110)（《賀衷寒致蔣委員長電》1936年8月5日。台北國史館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60號。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127、128頁）

不僅如此，9月19日，賀衷寒報告稱:“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後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麵樹立親俄政權之意義。(111)（　〈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57號〉楊奎鬆《張學良的通共與蔣介石的置若罔聞》愛思想網站）20日，陳誠又報稱:張學良囑馮庸轉達如下意見:“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陝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餘(漢卿)每次晉謁委座時則蒙概允接濟補充，迨回防後除電令申斥外，毫無補充之事實，故將校兵士均感苦戰無功，將來勢必由損失而漸消滅，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親赴前言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故餘殊覺痛心，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此種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種種，不能動搖我心。況餘自讚助統一後，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複一年，隱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請將餘之苦衷，代達辭修兄為盼”。馮庸並且說，張已將力主抗日且有成績者邀集來陝，準備實行抗日，預定先出綏遠。陳誠對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誡蔣說:“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於被動，使整個國家陷於萬劫不複也。”(112)（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65冊，第25035856號。轉引自同上）

麵對如此多的情報表明張和東北軍有通共行為，蔣也明白東北軍軍心不穩，但是蔣委員長仍然輕信這位把兄弟，認為張是可靠的。之後他在和徐永昌談話時還如此表示:“東北軍通共已為不可掩事實，(但)在張漢卿指揮下尚不至為國家害，否則不堪想。(113)（《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480-481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今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那麽蔣對張如此信任究竟是什麽心態？據楊奎鬆教授的考據，很可能是他們私交甚好，“兄弟”情深。在下也認為楊教授的考據符合邏輯，也更接近史實。因為蔣也有另一麵多疑，這也是很多政治人物的共性！

西安事變很大程度上是屬於偶然事件，但也有它的必然性，一方麵，作為國家元首蔣中正的應對失當、輕信疏忽以及蔣夫人所說的對張學良的應激成變，另一方麵，張學良作為封疆大吏、和中央若即若離的軍政大員，張自私自利的軍閥本性從未改變，更要命的是他身居高位又是這樣的性格特征:魯莽衝動及草率，他的決策、行動常常是心血來潮而又輕率的改變，耳根軟容易受他人及外界的影響，而又眼高手低、自視甚高。這樣的人身居廟堂高位，擔當如此大的責任，實在是國家民族的悲哀，也是這位張公子的悲劇！遺憾而又吊詭的是，由於張對蔣的統一大業與平亂曾經助力甚大，蔣對張又如此信任愛惜，自以為是張的老大哥，說話難免有教訓的語氣。這樣的個性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碰到一起，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啊！

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爆發，張學良給蔣寫信，要求請纓入綏抗日，被蔣回絕，蔣及軍政各方懷疑東北軍的戰鬥力。(114)（《張學良文集》第二冊1050頁，轉引自楊奎鬆《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290頁）經過幾番交鋒，張學良和東北軍的意圖已十分明顯，東北軍已經相當的不穩，張學良明確對蔣表示:他要抗日，堅決拒絕剿共內戰。遺憾的是蔣中正仍然信任張學良，認為有異動的是張的下屬將領，張隻是鬧情緒仍然是可靠的。用蔣的話來說就是:“張的為人在於小事精明，心誌不定，並無其他。(115)（《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0日，轉引自同上299頁）”於是蔣於12月4日冒險再去西安，督促張楊積極剿共。並準備張實在不聽話時，把東北軍撤離，由中央軍來剿共。西北人事任命已於8日擬定好，以蔣鼎文為西北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司令。(116)（《蔣中正致太原閻錫山電》1936年12月8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251410）

張學良及他的東北軍早就風聞蔣要把東北軍南調，從東北軍的立場來看，這是東北軍無法容忍。（軍閥以保存私有武力為標準）可以說應激成變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因素。在張看來蔣這次來西安顯然是有備而來，是要來長期督戰以及必要時調離東北軍由中央軍來剿共。這讓張覺得恐懼和緊迫感。蔣先生來西安後，張學良兩次和蔣談話要求蔣結束剿共領導抗日，被蔣拒絕與嚴厲申斥。終於使張少帥鋌而走險，草率衝動的對蔣發動兵諫。(117)(同上300－305頁)這次事變使中國曆史進程偏離了正確方向，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的轉折點！

我們後人可以事後諸葛亮一下，他張少爺不是要去綏遠抗戰嗎？蔣先生應該把張調往綏遠，遂了他的心願。這樣問題的解決就會有比較圓滿的結局。張少帥的動機不就是想調東北軍去綏遠抗戰？這樣可以穩定東北軍的軍心嗎？張學良的如意算盤是通過綏遠（內蒙古）打通國際（蘇俄）路線，得到所謂的蘇俄軍援，並與延安共軍連接以便串通一氣。這個算盤看似打的如意，實際上根本不具可行性！雖然綏遠臨近陝北但畢竟還有一段距離，張學良想打通蘇俄路線，以東北軍的戰鬥力在前有日軍後有抗戰國軍的情況下，幾乎是天方夜譚。更何況幾十萬國軍正在隴海線上即將到來。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剿共，中央軍會讓共軍和東北軍會合？在東北軍嚴重不穩的狀態下，蔣中正不調離東北軍以中央軍接替來剿共，實在是蔣決策中的一大失算！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安事變都是剿滅共軍的千載難逢之良機，也是最後一個機會！此後中華民國政府軍再也沒有這種曆史機遇了，這誠所謂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

     （結語）

近代中國乃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西方近代西學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引進，使古老帝國從閉關鎖國的蒙昧狀態下，緩慢的蘇醒過來，到民國時，終於開始煥發生機。中華民國的成立，是劃時代的開天辟地之大事件，使古老中國從此告別了傳統的血腥王朝更替之周期律。令人痛惜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發展曆程非常坎坷，辛亥革命的果實落到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係手裏，緊接著就是袁世凱稱帝複辟、北洋軍閥混戰，好不容易國府北伐統一了中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望進入正軌時，又麵臨著赤色帝國蘇俄的蓄意顛覆，全力扶持其代理人中共發動不擇手段的叛亂以及白色帝國日本的瘋狂入侵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軍閥之反叛勢力。待到中國政府領導全國軍民經過八年血戰，終於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中華民國政府軍主力遭受到嚴重的損傷，中華民國的統治基礎也嚴重削弱。而赤色蘇聯趁機全力扶持、援助其黨徒中共發動全麵叛亂，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終於被共黨顛覆，中華民國政府迫遷台灣。中華民國國運不濟，生不逢時啊！

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一直這樣認為中國近代以來長期疲弱和戰亂都是萬惡的帝國主義造成的！（包括國民黨方麵也一度這樣認為）究其史實，這並不符合曆史真實。近代以來的變亂大部分都是中國自己人造成的，帝國主義、外國殖民者當然要負一定的責任，但是主要責任還是中國人自己，這是不能推卸也是不應該推卸的。滿清帝國的長期閉關鎖國終於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所強行打開，中國從此被迫的告別中世紀進入近代世界。中國的近代化從鴉片戰爭後的1842年算起到清廷覆滅，整整70年，期間雖然清廷腐朽無能但中國的外患並不嚴重。但是愚昧無知的清廷卻頑固排外，排斥現代文明，不知文明為何物。晚清70年給了它無數次，卻一次次失去。到了被逼無奈，危及它的統治時，它才被迫改良，而且還是皇族內閣。但是曆史已經不複給它機會了。這個愚昧腐朽的種族政權隻能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

進入民國後，中國至少有四次建立完全現代國家之機會，遺憾的是都和曆史老人擦肩而過。實事求是的說，如果袁世凱稍微有些現代文明意識和知識的話，他也不至於稱帝複辟，即使他堅持獨裁要當終身的大總統，對中國而言，雖然不是優質選擇，也算是一種出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也會逐漸的步入現代文明國家之列。可惜袁項城終究隻是一個傳統專製主義的老官僚，缺少現代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識見，最終隻能成為曆史罪人。他的貿然稱帝，是往後中國百年禍亂的根源！

民國的第二次曆史機遇就是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曆經磨難，經過百折千回，終於引來了中華民國的曙光，也引來了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國民黨改組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是中國國民黨乃至中華民國劃時代的新紀元。這時期也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得以成熟並最終成型的時期，是黃埔軍校建立，國民黨黨軍即後來的國民革命軍建軍的時期。國民黨改組和黨軍的建立奠定了北伐統一與抗戰的基礎！可惜的是，國族不幸，中山先生在曆史的關鍵節點就英年早逝。（對政治家而言，59歲是人生的高峰）使得國民黨沒能順利解決改組、聯俄的後遺症:中共問題和軍閥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巨大遺憾！有孫在以他的巨大威望、思想建樹及協調處理各方的能力再加上黃埔軍校、國軍的建立，可以預想孫中山完全能解決中共問題和軍閥問題。這兩個問題是建設現代文明國家的障礙也是中國能否順利轉型的關鍵！

現在很多人有很膚淺的想法，因為蘇維埃俄國和中共是邪惡的，而孫中山周旋於魔鬼之間，所以孫中山聯俄容共是引狼入室，甚至也是壞人，國共也都是一丘之貉。而根本不明白俄共和中共也有它的可取之處，他們的革命手段和組織技術的確有過人之處，對國民革命的成功有重要借鑒之處。用孫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知道那是一個稻草，但總比什麽都沒有的強。(117)（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第299頁）一個再明白不過的道理就是一個人首先要能生存，才能談得上這個人的好壞和道德。一個政黨，一個組織也是如此。如果國民黨不聯俄容共，她到底能不能生存發展下去，都是一個未知數。更談不上取得國民革命的成功！當時的中華民國就像一個身患重病的病人，不外科手術就不能解救她。而聯俄就是實施這一外科手術的工具，事實也證明這一手術是成功的！由於身上還有潛在的病因沒有及時得到清除，後來她又發病了，是不是她的發病要歸罪於這位醫生，怪他不該施行外科手術？這種想法難道不是精神病人嗎？

第三次的曆史機遇，就是北伐成功後，全國得到了形式上的統一，這時候的共黨也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共黨幾乎就此灰飛煙滅。遺憾的是中原大戰的爆發，使之前的成果都付之東流！

第四次的機遇，1936年12·12事變之前，是國民黨對共黨前所未有的最大軍事勝利，此時在陝北的共軍不過區區二三萬人馬，是剿滅共軍的千載難逢之良機。用蔣中正的話來說就是:爰於十二月四日由洛入關，約集秦、隴剿匪諸將領，按日接見，諮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剿匪已達最後五分鍾成功之階段，勖以堅定勇往訊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剿方略……(118)（蔣中正《西安半月記》引言，轉引自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41頁）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這一切都被“千古功臣”花花公子張少帥發動的所謂西安事變所打斷，從此國府剿滅共軍的機會一去不複返了。隨後不久日本入侵，國府的統治基礎大大削弱，而共軍卻得到了千載難逢發展擴張之機會。到了抗戰勝利時，中國的局勢和前途實際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國際局勢所左右，有一句話說的相當有道理:美蘇是棋盤，中國是棋子。國族不幸，現代中國國運是如此的不濟，每逢中國現代化進程即將步入正軌時，總會被各種偶發事件所打斷或被敵國入侵或被國際局勢所左右。每思於此，怎不令人感慨萬分、思緒萬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