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最美的遇見（1）此生難忘初教時
（聚會時與11班學生合影，前排左二副班主任、數學胡金秀老師，班主任、語文李培永老師，我的老伴聶靜儀老師。後排站在我後麵的是郭水清、他右邊是孫紅焰。其他同學當時都叫不出名字了）
我於1965年高中畢業，參加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自信高考成績完全可以上大學，但是最終還是名落孫山，因為政審“不宜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中學語文教師。市教育局為了幫我們盡快完成從學生到教師的飛躍，送我們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去培訓一年。後因發生史無前例的“文革”，延遲到1967年12月才被分配到武漢市水廠路中學（以下簡稱“水中”）。從那時起到2005年正式退休，凡三十八年，始終教語文兼當班主任，可謂桃李滿天下了。
然而 ，此生難忘初教時。
2019年春節後不久，“水中”的老同事楊四重老師，在微信中轉來六九屆11班學生陳和平給我的邀請函，邀請我回國參加“水廠路中學六九屆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聚會”。
武漢市水廠路中學六九屆學生，是我被分配當老師所教的第一屆學生。他們六六年小學畢業後，本來應該讀初中，因為爆發文革而失學。
1967年“複課鬧革命”後，就近分配到“水中”，剛好遇到我們這批年輕的老師，於是開始了學毛主席語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時稱“兩報一刊”）社論的“學習”生活。
2019年3月17日聚會那天，全年級到會的有300多人。我們11班到了四十多人。當我們班師生圍坐在一起時，既熟悉又陌生，那一個個自報的姓名，是那麽熟悉，仿佛讓我們回到了青春年少時；再環視身邊一個個略顯滄桑的臉龐，似乎看到了他們一生不平凡的經曆。
往事並不如煙。
還記得，我們送學生下放到通城時的情景。十四五歲的孩子，本來該在父母身邊享受無憂無慮少年生活的快樂，卻要告別父母，遠離城市，去“農村那個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經風雨、見世麵。
看著學生父母送別孩子的場景，好多女老師都留下了眼淚。父母拉著孩子的手，千叮嚀萬囑咐，而懵懵懂懂的孩子們“王顧左右而言它”，興奮地與同學打招呼。
當站滿學生的大卡車緩緩駛出學校大門時，家長們依依不舍跟著車子走出學校，站在路邊目送孩子們遠行。
我們班主任必須送學生到達該生所去的農村“大隊”（那個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下屬的單位）。記得我去的那個大隊，臨時給下放學生搭建的類似“工棚”一樣的住房。男生住左邊，女生住右邊，男女生之間一牆之隔的“牆”，用的就是那種湖北稱為“蘆席”的東西隔開，簡陋至極。盡管大隊幹部再三解釋，這隻是臨時的，很快就會給他們蓋“知青房”的，我們還是憂心忡忡。誰知道他們會把國家下撥的知青專用款怎麽用。
我第二次去通城，是學校領導接到該縣醫院的長途電話之後。說我們的學生劉陽春胃大出血，正在該院急救需要血漿，必須立即送血漿去。領導讓我連夜乘坐武漢市自來水公司派的車子送血去救我們的學生。
當我們把血送到急診室時，醫生護士立即給學生輸血，不曾想本來還清醒的學生一下子昏迷過去了。原來，我們送的血漿一直是在冷藏箱低溫下保存著的，拿出來就給病人輸血，當然不適合。可見當時縣醫院醫護人員的水平。
劉陽春同學經醫院治療，恢複健康後繼續在通城接受“再教育”。這次聚會得知，他後來也回武漢了，終因胃癌於前兩年去世。
我們11班因身體原因先後走了幾個學生。健在的同學趕上了微信時代，大家在“水中11班群”常相聚，其中最活躍的有群主陳和平、男生有郭水清、黃道清、張國立、徐和平、周又來、李光明、劉漢生、王啟雄等；女生孫紅焰、王桂芝、唐愛香、張麗惠、肖珍珠、吳冬桂、程巧玉等。
3月17日聚會之後，群主陳和平又專門召集部分同學辦了一次“謝師宴”，後來又到我們家看望，郭水清還在我們返美之前，特地組織上述群中積極分子一起來為我們餞行。
（為我們送行的11班部分女同學在我們家客廳合影）
種種原因中斷了五十年的師生情誼越來越親密了。接觸越多，越是激活了沉睡在記憶中的學生少年時的音容笑貌。然而，3月17日聚會與同學們見麵時，我第一眼就認出了郭水清和孫紅焰。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小時候的郭水清，小小的個子，背一個大書包，總是一臉微笑，十分討人喜歡。一到學校就跟在我屁股後麵轉，像個跟屁蟲一樣，寸步不離。我們班的科任老師跟我一樣，都喜歡這個小屁孩。他個子小年齡也不大，他的父母實在舍不得讓他遠走他鄉，就選擇了“投親靠友”。這也是當時上山下鄉的一個政策。當時還有一些政策也可以讓孩子留在城裏，如已經有一個孩子下放農村了，第二個孩子就可以留城。可憐天下父母心，為了子女少受罪，千方百計讓孩子能在自己的羽翼庇護下健康成長。
對郭水清印象深刻還有一個原因。大約在1980年吧，我已經回到我的母校——湖北省重點中學——華中師大一附中工作。有一天，來了兩位穿鐵路工作製服的找我“外調”，和顏悅色地希望我提供郭水清在“水中”讀書時的“政治表現”。我知道，我的學生有好事來了，我當然要幫他。雖然不知道他的詳細情況，但是我知道他正處在人生的上升時期。
經曆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外調”,就是要去外麵找人，證明被調查人對“組織上”是不是說的真話。而且，“組織上”是本著對被調查人負責的精神，不惜人力財力，千方百計去尋找證人證言。那麽，繼續推理，“組織上”為什麽要對你負責？從好處想，可能要重用你，必須用事實來證明你是否忠誠。從壞處想，可能要整你，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如果“外調”可以找到“有辭”，不更有力度嗎？
孫紅焰是第一屆畢業生中唯一與我保持多年聯係的學生。那是因為我後來調到華中師大一附中後，從1982年到1988年，參加教育部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經常出差。有一次去武昌火車站買票，居然看到一個個子高高的女服務員，雖然著裝鐵路製服，但那身材、那清秀的麵龐，讓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她是我的學生孫紅焰。我喊了一聲：“孫紅焰”。她看到我非常高興，立即幫我買好了車票。
眾所周知，那個年代不論你去哪裏，要買火車票，真是一票難求啊！自從我們師生聯係上了之後，不論北上南下，不論硬座還是硬臥，隻要跟她打聲招呼，一定可以準點出發。一直到1990年8月30日，我應邀調到海南省農墾中學，她為我們一家四口買好了武昌到湛江的臥鋪票，並與我的親朋好友一行十多人到站台送別。一晃近三十年沒有見麵！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幾十年彈指一揮間！
我的第一屆學生現在都是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了！盡管他們自己因為當時所處的大環境，無書可讀，荒廢了青春，但是，他們這一輩對下一代的學習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孩子大多學有所成，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郭水清的女兒現在澳大利亞讀研究生。
孫紅焰的孫女在英國讀高二。
還有不少學生正在每天到課外興趣班、輔導班接送孫子外甥，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當年沒有書讀，一定要讓兒孫多讀書，讀好書！而且，隻要有條件，都要出國留學！
在餞行宴席上，有學生問我，怎麽看中國留學生低齡化？怎麽看“厲害了，我的國！”
我用中國WTO談判代表，中國外貿部副部長龍永圖的話回答他的問題。
龍永圖說：暫且不要討論中國崛起，先問問三個關鍵問題。
什麽時候全球的精英會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美國、歐洲留學？
什麽時候全球的年輕人會最欣賞中國的電影、文化、書籍，而不是像今天他們最喜歡的是美國、歐洲的？
什麽時候全球的消費者在選擇產品的時候，會首選中國的品牌？
龍部長問的三個問題答案非常明確。
關於留學生低齡化問題，我隻介紹了曆史上的事，一是清朝政府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中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是朝廷大員的子弟；二是中美建交後第一批到美國留學的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是高幹子弟。現在富起來的人不是少部分了，他們仿效官後代，自己花錢送孩子赴美留學，當然越來越多了！不論怎麽看都是好事！
像你們曾經經曆過的不讀書，也無書讀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我在美國等你們的孩子來留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