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我學語文教語文的一生（49）
第一次在北京過國慶節
王連雲老師遵照國正先生的囑咐，準備安排我們去慕田峪遊覽長城。但考慮到國慶節遊客太多太多，於是安排在節後再去。這時，張必錕老師表示，一定要盡地主之誼，請我們都去他家過節。
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北京過國慶節，那年國家沒有大型慶祝活動。我們幾個外地來京的老師，吃完早餐就急急忙忙去天安門廣場。沿途隻見川流不息的人群，熱熱鬧鬧都朝天安門廣場奔去，整個北京城都沉浸在節日氣氛裏。
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人們都穿著節日盛裝，在廣場擺放的花叢中徜徉，手拿相機的在人挨人的縫隙中，為自己的親朋好友搶拍家人美顏美景。
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
那時，也是人山人海，我站在觀禮台上，滿眼看到的全是與我同齡的青年學生，身著綠軍裝，左臂上絝著“紅衛兵”袖章，右手拿著《毛主席語錄》，像潮水一樣湧向天安門。
我本是平民之子，家中沒有一個人在軍隊，哪來的軍裝呢？那是在1962年讀高二時，台海局勢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征召高中適齡青年入伍。經過體檢、政審之後，我與同班的楊克卡、周振誌三人被批準入伍。學校開了歡送會。第二天就穿上了新軍裝，去火車站乘坐悶罐車南下。臨上車前，接兵部隊負責人集合新兵，宣布部分新兵要接受體檢“複查”後再南下。
複查結果，認定我患有“侵潤型肺結核”，退回學校。學校教導處立即按“因病休學”處理。留下了一套軍裝，自嘲當兵一天就複原了。
參軍不成，還休學一年，再讀高二，成了文革前的最後一屆高中生，參加1965年高考，名落孫山……
現如今，當我身著一套咖啡色毛料西服與幾位老師，好不容易從景山公園，穿過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到前門找到5路公交車站，乘車到張老師家時，差不多是中午了。
我們先到他家，在等候王連雲老師時，張老師請我們欣賞鋼琴名曲，每彈一曲之前，他都要講解名曲之名的由來。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娓娓道來，生動再現了名曲誕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講得津津有味，我們聽得興趣盎然。還記得，他演奏肖邦的《黑狗》時講的故事，那是肖邦去看他的情婦時，因情婦未起床，肖邦在客廳等候，無聊至極。恰好，一隻小黑狗也無聊，自個兒打轉，想用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轉了許多圈都咬不到。肖邦見此，突發靈感，譜了這首曲。由此，我們不僅看到了語文教育家必錕先生多彩多藝的人生，更了解他這位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高材生的非凡記憶力，也完全理解他在教學生文言文誦讀時，為什麽不必看課本就可以指導學生誦讀。
張老師的女兒，為我們做了一桌豐盛的節日宴宴席，美味佳肴葡萄酒，歡聚一堂慶佳節。
飯後，張老師帶我們到他的書房小坐喝茶。
走進張老師的書房，隻見靠牆左右兩邊分列兩個大書櫃，靠窗的辦公桌上還鋪著一篇沒有寫完的稿件，旁邊整整齊齊摞著新到的語文刊物，有北京的《人民教育》、《中學語文教學》、上海的《語文學習》、武漢的《語文教學與研究》等。一看就知道，全是這些刊物的編輯部按時“贈閱”給張老師的；一看就知道，書房的主人是著名的語文老師。
張老師的北京大學的師弟，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張厚感主任，在《師兄張必錕》一文中寫道：“必錕，粗西辰溪張氏，名片上沒有頭銜，隻寫“五溪布衣”（五溪，指湘西的辰溪等五條溪水）。祖上曾闊過。其高祖母因貞潔而聞名；而立牌坊，請皇上賜良田千畝。曾祖父是異姓養子，隨族中改姓張。以後三代人入北京大學，張家成了書香門第。”
張厚感談起寫《師兄張必錕》的緣由，也非常有意思。他說，北京教育學院張彬福君給他打電話，說要編一本關於北京中學語文名師的書。先由各傳主自述一番，然後請人分別寫個評介之類。想請他寫評介文章。他一聽，脫口而出“太忙。不寫了”。剛放下電話，猛然覺得對不起朋友。隨即操起電話來，問入選的有哪些名師。彬福約略數了三五位特級教師的名字，最後說，還有張必錕！並加以解釋——張先生雖然不是特級，但我們認為他夠格。張厚感又脫口而出：“是的！我寫必錕。”
瀏覽一下張老師的藏書，大量的文史哲書籍，分門別類整齊地擺在書櫃中；書櫃中有一層放著先生參與編寫的語文課本和教學參考；其中還有一層收藏了許多英文原版典籍，鋼琴世界名曲的老式唱片等。
張老師藏書之多定是中學教師之最，張老師學識淵博，尤以文言功底紮實深厚。
1983年洛陽會議，我坐在大禮堂第一排聽先生講《初中文言文教學》，先生在報告中講課文中的例句，信手拈來脫口而出；1986年秋季開學，他在我們高中實驗班上的《子魚論戰》誦讀教學示範課，從上課走上講台背誦全文，到下課，始終都不看課本一眼，揮灑自如地指導學生誦讀課文。《北京大觀園銘》是上世紀電視劇《紅樓夢》播出之後不久，北京大觀園落成，鐫刻在入口處的，用文言文撰寫的。集中展示了必琨先生的文言功底和文采，所有到此遊園的人讀後無不讚歎！
必錕先生的文言文教學方法就是誦讀、積累和領悟。他特別強調要通過誦讀培養學生的“語感”。
下麵幾段文字，是我1990屆高中學生劉錫安寫的課外練筆文：
張老師說：“現代人在語文方麵的水平普遍下降了。好多研究生就連議論文也寫不通。這是什麽原因呢？恐怕是由於教學不得法。古文學習是學習中文的難點，如果通曉了古文，現代文的掌握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困難的。如會讀古文了，所培養出來的語感比現代文的學習效果顯著。有了較強的語感，寫文章不用去探討什麽主謂賓，聽得耳順的就可行，聽得不順的則是病句。”
“語感”是個常用詞了，可又有幾個人能像張老師那樣真正地理解和闡釋它呢？其實，張老師的英語也很好，整個課堂竟背出了幾首英文詩歌，更有趣的是，他在課堂上當場請了幾個同學來翻譯一個詞組“從1點58到2點2分”。那同學回答:“From one fifty-eight to two two.”這個答案並沒錯，但張老師給出了一個迵然不同的幽默譯法，即from two to two to two two。剛一聽，惹得我們哄堂大笑，不是別的，是六個[tu:]音，如不會誦讀，斷句就會出錯，那可是要鬧笑話的。其正確的斷句為from /two to two/ to/ two two。我們真感激張老師深入淺出地講解，這個典型例子讓我們受益無窮、牢記終生。它引導我們真正地體會到學語文的方法和目的。這其中運用是目的，讀都讀不通談何運用啊!
張老師說:“學習古文與學習英語的確有些相似，要多讀，培養語感。我記得我當時學外語，外語老師是個外國人。他不懂中文，於是我們要想同他講話就得用外語，也就是英語。我讀高一時，膽子小，不常說，也是不敢說!有一次，我回老家給爺爺掃墓，兩天後回來。老師就找我，問我幹嘛不上學。我當時想到回答說，回家給爺爺掃墓，可‘掃墓’這個單詞不會說。我就說:‘I visited my granpa’s tomb.（我拜訪爺爺的墓）’。外語老師聽懂了我的意思，其實按語法和語言習慣都是錯的。然後他又問我，怎樣拜訪。我想說跪在地上燒紙撒酒，可跪的單詞沒學過。雖然用動作也可以表示出來，可我心裏想，怎麽能隨便就給洋人跪下呢!於是我說：‘Put my head and knee on the groud,Then burnt the paper and dropped the wine on the earth.(將膝蓋和頭放在地上，然後向地上燒紙和撒酒)’這個老外又聽明白我的意思了，不過他很好奇，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什麽燒紙呀!我就隨口說：‘The paper is the money of genie（這紙是鬼錢）.’……”一個過去的故事生動講出來，我們邊聽邊笑。他這種隨心所欲的表達方式，真讓我們心悅誠服。我們在平常學習中對外語表述，總想到這樣那樣的規則、詞意句意的準確性等，一說就感覺這樣不符合語法、那樣找不準單詞，自然就難於順暢表達了。
“學英語也有點像學古文，我的觀點自始至終是：但求讀懂不求翻譯。語感強了，對於熟練地掌握一門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生主要是明理，就古文而言，如果隻求一字一句的翻譯，那你就隻能停留在那篇文章上，麵對新的一篇文章就可能策手無策了。”
從文中可以看出，我的學生比我的感受更深刻！
第一次在北京過國慶節，也是第一次到張必錕老師家，所見所聞，終生難忘，受益終生。我更要珍惜這次在一起修訂教材的日子。
必琨先生一生教語文，永遠都是我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