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我的文革十年（22）教學漸入正軌，邊教邊學邊思
197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出版了一套初中《語文》（統編）課本。武漢市教育局及各區教育局都成立了教學研究室，集中了各科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教師研究並指導各學校的學科教學，經常組織學科教研活動，藉此提高整體教學水平。此前，還調整新老學校的領導班子，從老校調一些中年骨幹教師，到新校充實薄弱學科師資隊伍。武漢市中學各科教學漸入正軌了。
當時，“水中”附近有兩所老校，一所是曆史悠久的園林式學校武漢第四中學，始建於1899年，由英國人創辦的漢口博學書院。1928年至1952年為私立漢口博學中學。傑出校友袁隆平1946年8月到1948年1月在這裏讀高中。他說：“博學中學給予我的培養和教育，對我的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為弘揚博學文化，袁隆平院士於1995年在武漢四中設立“袁隆平獎學金”，激勵廣大學子奮發向上。文革十年初，武漢四中盡管受了重創，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教學漸入正軌之時，教育局相繼從四中調兩位中層幹部到“水中”當書記和校長。其中最難忘的是安大庭校長。文革結束，他主動帶著我調到區重點中學武漢四十三中執教文科重點班，後來又傾情全力支持我調回母校——省重點中學華中師大一附中，送我走上語文教學專業成長的高速之路。此是後話，將在《我的語文人生》再詳述。
與“水中”僅一路之隔的還有武漢市第十七中學，文革前的十七中是女中，四中是男中，都是武漢市的名校。從十七中調來的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語文老教師曹含章，他是文革前的師範大學中文係本科畢業生。矮矮瘦瘦的曹老師住在十七中，走到“水中”上下班，大約十分鍾左右。他每天到學校後，就在語文組辦公室埋頭備課、批改作業，不問其他。除了到教室上課或去洗手間，就一直坐在辦公室到中午下班時間回家吃飯。下午準點上班來辦公室，一直坐到下班。在辦公室既不妄議政事，也不閑談，不苟言笑，一心隻管自己的語文教學。偶爾有同事請教教學上的問題，曹老師總是笑眯眯的，以商量的語氣娓娓道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你看呢？”
曹老師從來不打聽其他同事的情況，也從不談自己的經曆。同事幾年，沒有誰知道，他為什麽會從區重點名校十七中調到“水中”這個新校來。也許是因為“水中”語文老師都是短訓班結業的高中學曆的年輕人，調一個文革前的大學本科老師來引領語文教學走向正軌吧。
後來又調一個中年語文老師來擔任語文教研組長，調來不久，區教研室就在“水中”組織了一次公開課。讓那位組長講範仲淹的《嶽陽樓記》。這是區教研室在“水中”舉行的第一次教研活動，學校領導高度重視自不必說，全體語文老師都去聽課也是必須的。組長認真準備認真上課、學生積極配合，上完課後，區教研室領導予以充分肯定。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組長講到“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時，他似乎突發靈感，問了一句“為什麽既有‘波瀾’，而又‘不驚’呢？”學生和聽課老師都期待他的答案。他卻接著往下講“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那節公開課就是他一個人從頭講到尾，我不喜歡他這樣上課，但我欣賞他在有那麽多人聽課的課堂上提出問題的勇氣。如果當時他能與學生互動，一起來分析討論問題就好了。
自從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短訓班後，我知道胳膊扭不過大腿，盡管不情不願，也隻有走一步看一步。在短訓班也學了一點“教材教法”，實習時還在老師的指導下備課、上課，但是分到學校後，連語文課本都沒有，沒有書可教，年輕人在一起，下棋打牌，談情說愛，不知不覺到了談婚論嫁時，就先成家了。
沒有想到，林彪摔死之後，中學教育開始複活了。而已經結婚，有了漂亮女兒的我，似乎比年輕單身時考慮問題要成熟一些了。已經不再糾結當不當老師的問題了，而是為了我的家，為了女兒，怎麽才能當一個合格的老師，“三十而立”嘛，也到了該“立”的時候了。
於是，隻要走進辦公室就像曹老師那樣，專心致誌備課寫教案批改作業。回家還把劉書記當年送給我的，文革前的《語文學習》翻出來看看。那上麵許多文章都是語文老師寫的經驗，邊讀還邊想，如果以後再有這樣的雜誌，我也要投稿試一試，讓我手寫的文字也變成鉛字！我雖然沒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氣，但是，還有陳勝吳廣那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勇氣！
勇氣固然可嘉，但要有底氣。底氣從何而來？
隻有苦練語文教師的基本功，才是增強底氣的唯一辦法。怎麽練？
初中《語文》課本中有一篇《論語六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這六則論語，既講了學習態度，更講了學習方法。我教學生的同時，也在教自己。要求學生背下來，自己先背給他們聽。
備課寫教案，上課一定要有教案，但絕不是背教案。每憶及此，感恩母校之情油然而生。
1963年，當我拿著武漢市結核病防治所的複查結論：“浸潤型肺結核已鈣化”，到學校複學時，教導主任告訴我，按學校規定，不能隨原班學習，要重讀一年高二。於是，我又有了一批高中學友。原來65(2)班的團支部書記陳全群同學，是我們學校唯一的學生黨員，年齡較大，為了保證她將來能考上大學，學校團委準備讓我到這個班當團支部書記。
那兩年我當團支部書記，不僅鍛煉了我的社會工作能力，而且磨煉了我的口才。每周要召開團支部委員會，間周要開一次團支部全體團員會議，我不僅要主持會議，還要在會上講話；有些重大活動，事前要向上級團委請示，事後要匯報；平時，不僅要經常與班幹部溝通，還要經常找同學個別談話。我與初戀女友就是從“個別談話”開始，逐步進入“談情說愛”的。大量的說話實踐活動，極大地提高了我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同時，團支部的實踐活動，也幫我培養了許多良好的習慣，比如，寫日記、記筆記、寫提綱，即席講話打腹稿等等，這些能力和習慣讓我終生受益，特別是當我走上講台當教師後，我的語言表達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讓我很快從同輩人中脫穎而出，我更加感謝母校那兩年對我的栽培。
孔子的六條關於學習的語錄，條條都重要，但是一節課，隻有四十五分鍾，隻能突出最重要的一條。我以為那就是“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思”與“學”的辯證關係，如果從理論上講，初中學生是難以理解的，為此，再給學生講孔子的故事《兩小兒辯日》：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
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
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由此思辨，講到“思”之始，就是要敢問，讓學生背毛主席語錄“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那時候，人民教育出版社還出版了與課本配套的《教學參考》，在資料匱乏、通訊落後的年代，這實在是幫了老師的大忙。生字注音，難詞解釋，教學要點、重點和難點，乃至教學方法建議，詳細周全，減輕了老師備課的負擔。也因此，給少數不思進取的年輕老師一個偷懶的機會。有一次聽課，隻見那位老師右手拿一隻粉筆，左手拿著打開的課本、《教參》、備課本，就像拿著撲克牌一樣，邊講課邊看課文、參考資料和教案，還要摘其要寫在黑板上。一個人在講台上忙忙碌碌，無暇顧及學生，如果沒有老師在後麵坐著聽課，真不知道學生會做些什麽。我當時就想，如果是我，也許就像在短訓班那樣與同桌在下麵打撲克牌了。
教學開始走上正軌之日，恰是我“三十而立”之時。文革耽誤了十年，如果減去十歲，正值青春年少時，立誌做一個合格的語文老師還來得及，就看今後的運氣如何了。我相信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我已經丟掉了沉重的包袱，為了美好的未來，時刻準備著！
最後還要說幾句《我的文革十年》結束語。
我的文革十年，始於1965年，結於1974年。經曆文革的每一個人，到了這個節點，或多或少感覺到“文化大革命”快進行到底了！大家原來每天敬祝“永遠健康”的副統帥，永遠離開了我們，而我們失去的是精神的桎梏！總算有點明白了，這個地球離開了誰都照樣轉！
再就是認識到一介草民在社會上生存的第一要務，就是要像我的父親那樣“用心做事，以誠待人”。老父親一輩子種花，終成“花匠”，我已決定一生教語文，期待將來成為一個優秀的園丁！
“我知道胳膊扭不過大腿，盡管不情不願，也隻有走一步看一步。”“我已決定一生教語文，期待將來成為一個優秀的園丁！”，類似知止而後有定。非常符合那個"自我意象心理學”，明確的自我意象是成就的基礎。
舉的那個反麵忙忙碌碌的對比例子，沒有融會貫通，違背了荀子說的話（昨天才看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體會，就是身體都會了。西方說的，人就是他的習慣。
我對佛家感興趣多點，但是後來發現儒家也確實各有擅長的領域。儒家講拿得起，佛家講放得下。佛教看來哪怕明天彗星撞地球了，也沒事兒，因為根本上來說，人從來不死，世間本無事。
現在覺得，在放得下的基礎上，拿起事情做。可能讓人清明滿意。
慢慢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