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我的文革十年（10） 此生難忘初教時
2019年，在美國澤西市。1月19日晚上睡覺前，我習慣性打開手機瀏覽一下，看到“水中”老同事楊四重發來一條微信，說我原來的學生陳和平，請他轉交《邀請函》，誠邀我參加“69屆初中畢業暨上山下鄉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並希望把我的電話號碼和微信號給他。我立即遵照囑咐發過去了。
當我再次打開《邀請函》，仔細看時，那邀請人“《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組委會”映入眼簾，不禁讓我浮想聯翩，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五十年啊！彈指一揮間！
此生難忘初教時。69屆11班的學生，是我走上三尺講台遇到的第一屆學生，教語文，還是他們的班主任。當時全校四十位年輕老師，十四個班的學生，每班還有一位副班主任。我們班的副班主任是武漢一師數學班的胡金秀，她與聶靜儀原來是同班同學，分到“水中”後，兩人住同一間宿舍。她後來與楊四重結婚了。自從有了微信之後，我們兩家經常互通信息。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聯，師生回學校“複課鬧革命”以來，中小學就沒有教材。說是教語文，可是沒有課本，教什麽呢？《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人民日報》社論，就是師生共同學習的教材。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那就趕緊以“最新指示”為教材，反複學習最新的“最高指示”。文革初始，毛主席的話成為“最高指示”，老百姓都奉為圭臬，不敢妄議。但也有“小道消息”，就是當下的“謠言”說：北京一位正國級元老要他的兒子不要呆在北京，去廣州玩些時。這位“紅二代”轉告他的發小們，“最低指示”讓我去廣州玩！
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過夜。必須連夜組織學生參加“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公開發表”大遊行。這個活動好組織，因為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就喜歡熱鬧，大家聚在一起，到大街上轉一趟，鬧一鬧，蠻好玩的，正合他們的年齡特征和心理需要，可謂一呼百應，不論多晚，馬上跑來集合整隊，舉著紅旗和“最新指示”標語牌，敲鑼打鼓，幾百人浩浩蕩蕩出校門遊行去了。紅旗和標語牌是常備在總務處保管室的，每次“最新指示”傳來，幾位教師中的書法家立即書寫在備好的大紅紙上，貼在標語牌上就給各班學生拿去遊行。
班主任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清點學生人數，保證學生到校參加“複課鬧革命”。這個工作有相當的難度。因為每天到學校上課，對這些小學畢業後就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孩子們來說，上課不知道學什麽、怎麽學。各科都沒有課本，也就沒有作業，學生想來就來，不想來，老師也沒有什麽辦法。
我也曾嚐試教他們學一點寫作常識，先讓他們照著報紙上的文章抄自己喜歡的文章，第一次抄什麽都可以，隻一個要求，一定要把字寫在格子裏，包括標點符號也要寫在格子裏麵。第二次要求他們在抄文章的時候像報紙上一樣，文章要分段，每一段開頭要空兩格。就是說，每次練習隻提出一個要求，而且，隻要聽我的話都可以做到的，凡是做到了就可以得100分。後來，我班很多學生寫字和寫作都比較好。這大概是我還記得的教過他們的一點比較有用的東西。
至於“鬧革命”嘛，似乎是少數幾個學生頭頭的事，大多數學生就是到學校來與老師一起混日子。
當時，有個別老師對調皮學生體罰或變相體罰。我不讚成，並勸誡他一定要耐心教育學生。我雖然沒有受過師範本科正規教育，不懂教育學、心理學，但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們兄弟幾個，有時犯了錯誤，也是耐心說服教育。我的弟弟也是69屆初中生，我喜歡我的學生就像喜歡我弟弟一樣，從來不打罵他們。而且，我讀書期間，小學班主任喻文慧、初中班主任王聲磬、高中班主任唐啟金、短訓班班主任黃娉琴對我們學生說話，都是輕言細語，循循善誘，從來不訓斥學生，他們都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榜樣。沒有想到，我從教一生，始終站在三尺講台，剛退休，就被海口昌茂集團陳權中總裁請去當管教學的副校長。在昌茂花園學校，開學第一天，巡視小學部一年級時，看到一位年輕的女教師讓兩個小男孩站在教室前麵麵壁。下課後問她為什麽要那兩個剛入學的小學生當眾罰站，她說兩個學生不遵守課堂紀律。由此，我總結了關於教育教學管理的三條原則，在全校教師大會上宣講我的教學理念：
一個宗旨，讓學生學會學習；
兩個個負責，對學生一生負責，對學生一家負責；
三個不準：第一不準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第二不準用言語傷害學生；第三不準在情感上冷待學生。
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國家早已明令禁止，但是，這種現象在一些學校仍然時有發生，有時還有非常漂亮的借口，我是恨鐵不成鋼啊。我們必須強調指出，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以及各種借口都是錯誤的，都是必須嚴格禁止的。
如果說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是對學生肉體的傷害，那麽，言語傷害學生則是對學生的精神傷害，同樣是必須禁止的。有些老師也有一些家長，在教育學生和孩子的過程中，並不是故意用語言去傷害學生和孩子，而是沒有很強的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意識。
在情感上冷落學生是比用語言傷害學生更為嚴重的錯誤教育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故意犯罪。在教育學生過程中，教師因學生的頂撞或冒犯，而在情感上產生報複學生的情緒，表現在各種教育教學活動中冷落學生，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我的人生雖然坎坷，本來做夢都想上大學，因了“不宜錄取”政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當了老師，也因此得福，一生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沒有下過鄉。當我送我的學生去通城鄉下落戶時，看到十五六歲的孩子，遠離父母，到那舉目無親的山旮旯，住的是臨時搭建十分簡陋的草棚，男女生之間就用一張竹篾席子隔著，還沒有等他們安頓好，就止不住熱淚盈眶。真是難以想象他們日後麵臨的艱辛生活！但是，就是這些一生飽經苦難的學生們，五十年，堅強地走過來了！我無論如何也要回國去參加他們的紀念活動。
思緒難抑。
五十年，五十多個學生，浮現在腦海裏都是正值青春浪漫時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是爺爺奶奶輩的老人了，相見還能相識嗎？
記得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個子小小的男生，叫郭水清。他每天背著書包來學校，有事無事就喜歡跟在老師屁股後麵轉。不僅是他的名字好記，“水清”，“水至清無魚”嘛！還因為八十年代初，他所在的工作單位來兩個人“外調”，找我了解他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我知道他從農村回城後幹得不錯了！印象更深了。
那個年代“外調”無非是好事來了，或入黨或提幹；也可能是壞事來了，讓你提供材料，說明你與被調查人是什麽關係、一起做過哪些事。從外調人員說話的態度、語氣，立馬就明了。我不明白外調人員的目的是什麽，但我知道他們需要我寫什麽。對前者，我非常樂意為學生錦上添花；對後者，毫不客氣地拒絕。【請參閱我前不久的博文《說三道四》（86）·《“外調”之外》】
還有一位女生就是孫紅焰，她是我這個班畢業以後唯一聯係過的學生。那是我調回母校——華師一附中後，因為經常在寒暑假去參加全國性的會議，能買到一張火車臥鋪票，那時是非常難的。有一次在武昌火車站買票時，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她，原來她就在武昌車站工作。從那以後，不論我到哪裏去開會，隻要找到她，總能幫我弄到一張臥鋪票。要知道，那是乘火車出行“一票難求”的時代呀！還記得，我們舉家南下到湛江的四張臥鋪票，都是她幫我定好的，而且到我們離開武漢那一刻，她和我的親朋好友一起送我們上車，我們在站台上臥鋪車門前的合影還在，沒有想到，在那通訊落後的時代，我們師生揮手一別到如今，居然已有二十八年了！
往事並不如煙。
第二天，一覺醒來，“水中69屆（11）班同學群”好不熱鬧！
群主陳和平，一聲招呼，“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李老師加入微信群！”同學們紛紛自報姓名前來報到，令我激動不已。
難忘此生初教時，我與同學們約定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之日在武漢相聚！
我們已經預定了回國的機票，期盼那幸福的時刻早日到來！
我倒是希望看到真實的故事。謝謝分享。
你這是當年人民深惡痛絕的走後門。你學生聽了你身正為範的話後有沒有批判你說一套做一套。
——— 這個有難度，嗬嗬
在加拿大，學習是學生的事。
即使是出身問題受影響，也不怨天尤人。環境惡劣但不染病。
那些一二三，做人，情感教育，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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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指示:)，才知道當時人家的心態。不過現在看來如果缺乏對西方自由、人權、法治的係統性學習了解。這種“灑脫”心態，也頂多能破，不能立。因為沒有新軟件可以安裝，隻能裝老軟件。你方唱罷我登場，糞土當年萬戶侯，還看今朝萬戶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