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三道四（34）由“外調”而浮想聯翩

說三道四（34）由“外調”而浮想聯翩

由此及彼，浮想聯翩。其中既有頓悟思維，也不乏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三種思維方式交集，有時還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既然如此，不妨就來一個東北家常菜“亂燉”。

其實，東北“亂燉”能成為家常菜中的美食之一，不論是挑選食材，還是製作工序並不“亂”。

言歸正傳，繼續由“外調”談起。爭取做到“亂”而有序。

“外調”,就是要去外麵找人，證明被調查人對“組織上”是不是說的真話。而且，“組織上”是本著對被調查人負責的精神，不惜人力財力，千方百計去尋找證人證言。那麽，繼續推理，“組織上”為什麽要對你負責？從好處想，可能要重用你，必須用事實來證明你是否忠誠。從壞處想，可能要整你，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如果“外調”可以找到“有辭”，不更有力度嗎？

不論是要用你還是要整你，“外調”都是在你不知道的情況進行的。於是，又一個不為現代人所知的，那個時代的流行詞語“背靠背”頻繁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中了。

這裏說的“背靠背”不是現代體育用品品牌kappa，而是文革時期的常用政治語言。

“背靠背”，顧名思義，就是兩個人的背部靠在一起，如kappa徽標那樣，互相永遠看不到對方。“外調”人員是誰，到哪裏，去找誰等等，“組織上”永遠都不會告訴你。這是“背靠背”調查。

還有“背靠背”揭發。“組織上”召集除你之外的人開會，讓到會人員揭發你的錯誤言行，或“反動言論”。據說，這種政治鬥爭方式始於延安時期，但是，我們這代人是在文革時期親身經曆過的。

1967年12月，我被分配到武漢市水廠路中學。“工宣隊”進校後，狠抓階級鬥爭，清查階級敵人。但我們那是一所新校，除了幾位中年領導幹部外，都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以及我們這些短訓結業的高中生（承認我們算大專學曆，是撥亂反正之後）。從教師年齡上，已經找不到曆史上有問題的階級敵人了，那麽，“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呢？

先自己寫材料吧，老老實實向“組織上”主動交代文革期間的言行。然後通過開會、個別談話等等方式，“背靠背”檢舉揭發。於是，在我們那個隻有40個年輕人的小學校，終於揭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有“造反派頭頭”、“吉普女郎”、“帶槍的人”等等。清查運動如火如荼，清查目標也越來越集中。

現在已經記不清別人的遭遇，隻記得我這個“帶槍的人”當時的經曆。我曾經不知多少次口頭或書麵，向“組織上”交代了文革期間我的手槍從哪裏來的。“組織上”開始是啟發，其實是誘導，隻要承認參加了文革搶槍活動就沒有事了。但是，我沒有參加過搶槍呀！

那是在湖北省實驗師範短訓期間，被“選”為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紅衛兵運動興起時，當然成為學校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造反派奪權後，被“通緝”。我們幾個紅衛兵負責人隻好跑到鄂西北避避風。

當時接待我們的是實驗師範學校高中部校友父親的戰友，鄖陽軍分區司令員，他安排我們住在鄖陽地區招待所。千叮嚀萬囑咐，不要介入本地運動。全國開始搶槍時，我們正在鄖陽，我們這些被軍分區司令員保護的紅衛兵，怎麽會去搶他的槍呢？

我們住在地區招待所，認識了地區機關的小車司機宋師傅，都是年輕人，聊得來，一來二去成了朋友。我們離開鄖陽回武漢時，他問我玩過槍沒有，我說沒有。他一定要送我一把駁殼槍和一些子彈，我也好奇，就把它們帶回家了，藏在家裏。不幸被正在讀初中的外甥偷偷拿到學校與同學一起玩時，被學校老師發現後，上交給“組織上”。

後來，我們學校“組織上”派人去鄖陽“外調”，證實我說的都是真話，並對我說，你這件事不會記入你的檔案。退休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我的檔案，我寫的那些材料赫然存放在檔案袋中。原來，“組織上”麵對我說的話，與背著我做的事，不是一回事！原來，這些東西跟著我一輩子了，如影隨形！而水廠路中學“組織上”去“外調”的結論，以及證人證言，居然沒與我寫的材料放在一起！我都退休了，還能說什麽呢？再說還有什麽用呢？

但還是想多說一句，不論是穀歌，還是百度，查“背靠背”，都隻有運動品牌kappa。沒有文革期間的這個政治術語！好想巴金倡導的“文革博物館”早點建成，讓後代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萬一有人要重蹈覆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