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西
記下心的曆程 紀錄當下
乙巳年某月某日，我出生在雪峰山北麓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家庭。我出生時，上麵已有一個長我兩歲的哥哥。他作為家裏的長子、長孫、長曾孫，應該是被翹首期待的，至於我，父母心裏其實希望是一個女兒，畢竟等他們老了可以成為疼他們的小棉襖。當然，祖母、曾祖父從家族的香火興旺出發，還是希望男丁多多益善。這個老二，也就決定了我以後在家裏的地位。
我出生的具體時間被認為是寅時，因為那時在鄉下沒有鍾表，計時不準確，隻是認為，在母親生下我之後，等洗理完畢就已天亮，應該是寅時。反正一個時辰管兩個小時，應該不會離譜。但在傳統的中國農村，這對於我又很重要，這是生辰八字，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每逢遇到重大事情，都會拿出生辰八字來算一算。比如說親時，就會拿我的八字與女方的八字相合，如合不到，這門婚事就會黃，因為未來是未知的，既然沒有感情基礎，誰也不會冒八字不合的風險。
我的出生地“官溪”，其名字由來沒聽人說起。但我推測，這與我們家族的傳承有關係。據家譜記載，我們張氏一族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的後裔，張栻也因此被稱之為湖南寧鄉張氏的始祖。而張栻之父張浚是南宋著名的中興大臣，曾在宋高宗、宋孝宗兩朝為相，力主收複中原，由於未能完成夙願，臨終前囑咐兒子：“吾嚐相國，不能恢複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因此，他死後沒有按照古人的習俗葬於四川綿竹，而是葬於寧鄉豐林鄉龍塘之原。此後，子子孫孫就為他守墓於此。到南宋理宗時，由於重視理學，將豐林改為官山。官溪的得名，可能就是與官山相對應，以示不忘祖宗。我作為張栻的第28代孫，在安化已居住了20代，在官溪已有10代。
我出生時，家裏有曾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叔叔、姑姑和哥哥七口人。我們家本是一戶以作坊碾米為生的家庭，這種碾米以水力為動力推動磨盤轉動，達到穀糠和米粒的分離。所以這種作坊的選址都要靠近小河邊，以取得水源。待米粒從穀殼脫離後，用風車將大米和穀糠分開，然後再用吊篩把大米中尚未脫殼的穀粒篩選出來，這是一個既費力又需要技術的活，全家就祖母和母親會這活。每碾兩籮筐稻穀，收取一升米（約1公斤）的加工費。由於這個工價為鄰裏鄉親所熟知，因而，有愛占小便宜的人為此特製兩個大籮筐專門作為碾米用，而其他人在碾米時，也借用這兩個特製的大籮筐，其實就造成了工價的變相下降，但我們家無可奈何，隻得認了。隻是苦了祖母和母親兩人，又要多費很多力氣。特別是夏天天旱時，水力不夠或者沒有了水力，隻能靠人力了。當然，偶爾也有好心人，看到這婆媳倆體力不夠，來主動幫手的，但全村就那麽兩三個，大多數人隻是坐等。也正是這一小作坊，可以維持全家大小的生計，同時又使我們家在土改時隻劃為了中農成分。到了60年代，由於有了蘇聯老大哥幫我們修了被稱之為“湘中紅寶石”的大型水電站，村裏通了電，有了電力打米機，我們的作坊被淘汰了，全靠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來養家糊口。
聽說曾祖母病逝於1961年。我們原來的舊居是商住連在一起的，第二年父親就將原來的住宅部分拆了，在此基礎上新建了一棟純木結構的，有4間臥室、1間堂屋和1間廂房的典型安化民宅。1963年，我哥哥出生。
我出生後，曾祖父還曾用他的拐杖搖過我的搖籃，後來不小心把拐杖搖斷了，他還痛惜得哭起來了。於是，奶奶趕緊找來麻繩，將折斷了的拐杖纏好，能將就重新使用，曾祖父才轉哭為笑，真是老小孩一個。當年農曆七月，曾祖父就以80高齡逝世。由於當時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破“四舊”，沒有給曾祖父做佛家的道場禮，就草草下葬了。
還在我蹣跚學步時，有很多在家門口的小河漂流坑木的人，晚上借宿在我家，按現在的說法，我家就是農家樂。當然，我家不可能有這超前的觀念。但農家是實實在在的，至於樂嘛，就靠我蹣跚爬走的保留節目，把他們逗樂了。奶奶說，反正我小時候爬走的姿勢很特別。真恨當時家裏人沒眼光，沒有繼續發揮我的特長，將我培養培養，說不定我也能像趙本山一樣可以開始“賣拐”，從而走上中央電視台，紅遍全國。今天也可以來一個 “陰陽合同”，成為有錢的任性一族。但無論怎樣，從現代兒童發展心理學來說，爬行有利於腦的發育。所以，我想幸虧在蹣跚學步階段練過爬行，否則，我不知笨成什麽樣。
1968年農曆5月，弟弟出生。在我家堂屋中，我看到同村的一個族伯，用鍋上的黑墨塗在父親臉上，以示喜慶。下半年，叔叔同嬸嬸結婚。為了迎娶嬸嬸，父親專門去買來了一頭豬，以準備酒席之用。我看見豬被宰之後，被屠夫吹得滾圓，然後用開水燙，煺出毛。在婚禮當天，從同村借來很多被子，以備客人留宿之用。母親在忙於婚宴，我就像脫韁的野馬，趁機在這許多的被子上玩起了孫悟空似的跟鬥。事後，母親發現我因此著涼，而生了不少凍瘡。此後每到冬天，我都會或多或少地生一些凍瘡。
1970年春季，我哥開始上學了，從此我這老二的地位發生了改變，也開始受到家裏的待見。從前什麽事情，家裏第一個考慮的是我哥，理由是他是老大，以後可以輪到我。我還記得學法語時，老師為了訓練我們的口頭表達能力，讓我們分組討論“當老大到底好還是不好”的主題。現在想來當老大的好處太多了，除了基因上有先天優勢外，更重要的是後天老大得到的機會更多。看來，投胎真是技術活，下輩子我一定要早點投胎。其實，當時家裏也沒什麽大事，就是大人走親戚時會捎上一小孩。以前都是我哥去，現在終於可以考慮我了。在這上升的地位上，我做了三件記憶深刻的事。
1971年農曆正月，我終於可以陪著奶奶，嚴格地說是奶奶捎上我，去給太姥爺、太姥姥拜年。太姥爺家住在另外一個鄉，離我們家有約二十裏路，中間要爬一座大山。一開始，我很興奮，總是跑在前頭等奶奶，奶奶由於有一雙“解放腳”，走得比較慢。到爬山路時，我和奶奶已經同步了，還時不時地在石階上坐下來休息。但到最後，盡管我使出了吃奶的勁，也跟不上奶奶的步伐了。到了太姥爺家，我的辛苦沒有白費，太姥姥給了我最喜歡的荷包蛋。叔太姥爺們、舅祖父們，每家都給我們做了一大缽的臘肉，而我每餐都是把它吃了個底朝天。隻可惜，那時我不知道這種臘肉是湖南的兩大名貴臘肉之一，就把它狼吞虎咽地倒進了我的胃裏，沒有來得及細細品嚐。而我的胃也好似那八百裏洞庭湖，永遠也填不滿。能當家裏的老大，跟著大人走親戚的感覺真好，不光長了見識，還解了饞，享了口福。
第二件事，就是當babysitter。平時這份活是奶奶幹的，但到了清明前後，正是收春茶的季節，這活很適合婦女幹，所以，奶奶是一定要去參加的，那麽照看小堂妹的活就交給我了。這叫權利與義務的一致，不能隻享受當老大的權利，而不盡義務。我的報酬是嬸嬸每天給我一個雞蛋，這可是貨真價實的土雞蛋。其實，我也沒有吃這雞蛋，而是乖乖地把它上交給了母親。我發現這babysitter並不好當，我堂妹一個勁地哭，無論怎麽搖那個搖籃（其實三四年前我還睡在這個搖籃裏），她就是不睡。所以，每當下午快收工時，我總是檢查小堂妹的眼睛有沒有哭紅、哭腫，生怕有什麽差錯，嬸嬸不滿意，把我那個雞蛋的工錢扣掉。幸好，我擔心的事從未發生。
第三件事，就是我當家做主的一件事。我嬸嬸同村的一個人到大隊加工廠榨茶油時，由於所帶器皿不夠，到我家借了一個竹筒來盛油。我作為住家的最年長者，做主把竹筒借給他了。可沒想這竹筒有去無還，我嬸嬸回娘家打聽，也沒有找到此人。我則是被實打實地騙了一回。這雖然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騙，但我並沒有因此吸取教訓，以後總是不斷地小騙連大騙。這也許是我的秉性使然，對人少了提訪心。
1972年過完元宵節，我正式開始上小學，接受文化教育了。之前的這七年的摸爬滾打，應該算是我接受的學前教育。現在的留學生在申請留學時，如果出生在農村的，都把農村描述成山青水秀的美好風景，說是這樣的環境陶冶了他們。我生長的環境，盡管也不缺青山秀水，但我沒有那麽早慧，當時根本感覺不到受到了什麽陶冶，相反，我還向往有著轟鳴作響的機器和冒著濃濃黑煙的工廠的外部世界。
相像著一頭豬被吹成氣球的樣子，好神秘的感覺！
過去的人結婚早。所以，你可以跟著奶奶走親戚。可能也是長子長孫吧。我都沒見過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