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曆史記實故事，以我家四代為中心，在中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甚至世界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希望讓後人知到也可作為曆史的側影，供寫這段曆史的人參考。也是一為老人在離開世界之前想說出的話。
癌症晚期
就在病情最沉重的時刻，爸爸曾有兩次在嘴角流露了笑意。第一次是1958年秋妹妹考上北大，上了大學。“打回老家去”，雖然大學名不同，但這個校園是老家！第二次是1959年暑假爸爸打著點滴時姐姐報告在北醫留校當教師和入黨的消息。爸爸很高興，詼諧地說：咱家又多了一個“教書匠”。接著悲喜交雜，熱淚盈眶的說：還是北醫貫徹政策好，右派的女兒可以入黨。但這樣珍貴的好消息，是不能疏解內心的鬱結，使病危倒轉的。
從1958年八、九月爸爸開始咳嗽，大家都以為是每年的草熱病又犯了，雖然他去校醫院看病，一看是著名右派，誰敢好好診斷或建議到外麵大醫院仔細檢查，就用感冒、過敏來應付。但他心中有數，到了十月越咳越厲害，他曾和保姆說他要過不去這個咳嗽了，一定會死於這個咳。保姆勸他想開點，別想會死。這是他去世後保姆告訴我的。保姆說你們一直對他隱瞞他的真實病情，他自己老早就知道這個病會要了他的命。
直到1958年底爸爸咳的不能平躺睡覺，每天坐在床上靠在枕頭和棉被上睡。這時媽媽看到覺得不對，請假陪爸爸去看病，到1959年初阜外醫院確診是肺癌晚期，轉移到淋巴，不能手術。媽媽痛哭，我們心裏非常難受。為了更好的治療，隻好用各種理由讓他住進腫瘤醫院。醫生告訴媽媽最多活二、三年，也許隻是幾個月。
媽媽把爸爸的病情告訴燕京時期的好友和在廣州的姐姐。在爸爸去世之前四個多月三姑媽專程從廣州來看爸爸最後一眼。自從1937年見過麵後隻有書信往來，從沒見過，雖然他的子女全在北京、天津念書和工作，但從沒來過。
二表哥陪三姑媽到腫瘤醫院去看爸爸時，爸爸非常高興和興奮，忘掉自己虛弱的身體，和他們講了很長時間。他說自己是無辜的，希望不久的將來，組織會給他平反，還要繼續教學。爸爸說培英中學的校訓“信望愛”是他活著的精神支柱。爸爸和二表哥是培英校友。他們對自己的母校是極其熱愛的，培英中學和燕京一樣，有很大的向心力。
爸爸相信自己無辜，相信黨會做出公正的處理；爸爸希望自己還可為國家做許多事情，完成年輕時的救國思想，還希望能為中國富強貢獻力量；爸爸熱愛中國，愛自己的家庭，妻女。爸爸要活著，必須活著。
許多伯伯、姑姑、叔叔、阿姨到醫院看爸爸。冰心太師母和她的丈夫吳文藻太師抗日前爸爸的係主任連來醫院看他三次，讓爸爸很感動。
這時已有給右派摘帽的作法。媽媽問爸爸是否應爭取一下。爸爸點頭同意，媽媽到人大統戰部去申請，領導說必須寫檢討。媽媽告訴爸爸她可幫爸爸寫檢討，他簽字即可。爸爸不同意寫檢討，因為他沒有錯。這樣在他去世前沒有摘掉帽子。
媽媽和全體下放人員從農村全部返回後，經常去看爸爸，路途遙遠、心情不好、擔憂害怕，不久媽媽也病倒了，成天發低燒 ，我們都在學校忙，一段時間沒人去看他，就在這段時間他的病情急劇惡化，這就是我上哈爾濱實習前一天看他的情況。
最後爸爸實在吃不進東西，又拒絕輸血、輸液。
在臨去世前他曾乞求媽媽以後賣他的東西時千萬別賣用英文寫的，爸爸一直沒翻成中文，在中國沒出版的“中國人口論”。他叮嚀媽媽保存好，得到機會發表。但偉大的運動之多，在文化大革命時真可惜抄走，再也找不回來。如果在天堂的爸爸知道他心愛的論文丟失，真不知要多難過。中國人口問題在解放後，日趨嚴重，特別有人說“人多力量大”，最後人口大爆炸。從沒想讓這些搞人口的專家研究一下。
在1959年的10月8日骨瘦如柴的他苦苦哀求媽媽帶他回家看看。媽媽征求醫生的意見，遭到拒絕。爸爸放棄乞求，低頭不語。就在第二天10月9日與世長辭。媽媽根據爸爸的意見，把爸爸的遺體獻給醫院做科學研究。研究癌病轉移的過程，為祖國的醫學，貢獻自己的最後力量。
最後媽媽、姐姐、妹妹 把爸爸火化，骨灰存在火葬場租的盒子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媽媽和我們商量是否不再保存，以免扣上劃不清界線的帽子。所以媽媽去世後無法把他們一起安葬，這就是那個年代不得不這樣做的結果。
在開放白社會，社會的功能是盡量滿足之，以便人民安居樂業。 而在封閉黑社會，社會可以用人們對( 特別是)前三類需求的渴望而對人們實行心理控製和欺壓。
big brother成功地操控了人們對歸屬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