羨魚老友
恰似遠來的紅葉，懷著一片赤子癡心，或思鄉長嘯，或感時歎詠，或壯哉抒誌，或相思寄情，喜怒哀樂，無不聚於晨空的筆端，無不融於雲廊的書箋。
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4
4. 留美科學家歸國後的命運
留學生回國後，一般被安排到科學院、高等院校，極個別被安排到工業部門的研究所或者工廠。這批人有的有所作為，有的在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在那個時代裏，他們的事業和生活與共和國的命運共沉浮。
4.1 “十二年規劃” 和 “兩彈一星”
1950年代歸國的留美科學家在製定 “十二年規劃” 過程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規劃中提出四大緊急措施，即發展計算機、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參與計算機規劃的有華羅庚；參與電子學規劃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馬大猷和羅沛霖；參與半導體規劃的有王守武；參與自動化規劃的有錢偉長、羅沛霖、疏鬆桂。
四大緊急任務除了做規劃外，還做了一係列安排。比如，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若幹跟四大緊急任務有關的研究所，包括半導體所、電子所、計算機所和自動化所。”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守武] 各大學也成立了相應的係，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計算技術係。一批學數學的高年級的學生被調往計算技術係。除了北大高年級學生外，從複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共抽出30人集中訓練、集中學習，發給了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這批學生是我國培養的第一批學計算機的大學生。
“兩彈一星”實際上是在十二年規劃的前一年（1955年）啟動的，在十二年規劃中也將原子彈和導彈作為兩項保密的緊急措施被列入規劃。
當時原子彈的研究處在高度保密過程中，科學家參與此事大部分是圍繞人才培養展開。北大技術物理係和清華工程物理係在人才培養方麵起了較大的作用。
科學家進入原子彈研製的核心部門是由於蘇聯撕毀協議、停止了對原子彈研製的支持才開始的。1960年，當中蘇關係破裂時，中國的科學家才有機會更深入的參與此事，當時二機部擬定了一個由中央組織部批準的105人名單。許多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參與到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的。
1960年疏鬆桂從中科院調到二機部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我去二機部工作是中央點名的。當時挑選了105個人，大部分人我都認識，但是留學回來的並不多。陳能寬、鄧稼先、朱光亞等人，在這105個人中，他們是留學回來的。” 當然，還有一部分參與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不在這105人名單中，他們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學院的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等人。當時原子彈的研製包括四個部門，理論部、實驗部、設計部和生產部。理論部主任是鄧稼先，實驗部主任是陳能寬，搞爆轟試驗的，屬於物理性質的；設計部主任是龍文光，主要負責整體設計、結構設計；設計部後來分為兩個部分，疏鬆桂主要負責自動引爆控製係統，擔任自動控製室主任。從這個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學家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疏鬆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了為我國 “兩彈一星” 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並授予他們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這其中有10位是留美歸國的科學家，他們分別是鄧稼先、屠守鍔、錢學森、郭永懷、楊嘉墀、陳能寬、吳自良、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
鄧稼先 屠守鍔 錢學森 郭永懷 楊嘉墀 陳能寬 吳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亞 王希季
圖4，留美歸國且獲得“兩彈一星”元勳稱號的科學家。
4.2 思想改造與反右運動
1949年以後，國內政治運動接踵而至。留美歸國的科學家雖然認為這些運動純粹是在耽誤時間，但他們已經感受到運動的無情壓力正在加劇。
沈善炯曾在美國學習生物化學遺傳學。回國前，他就知道國內已經開始批判遺傳學的孟德爾學派，隻能搞李森科的遺傳學，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國農業大學由於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轉到美國。所以他在與中國留學生交往時絕口不談遺傳學。他暗暗想，回國後隻搞生物化學，不搞遺傳學。[沈善炯述、熊衛民整理 2009，42-56頁]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說明，在美國的科學家無法真正的理解什麽是思想改造？什麽是學術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為核心，早期留美歸國的科學家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他們往往幾次檢查都不能過關。1950年代初回國的科學家，因為剛剛回國，不是思想改造的重點，當然有極個別人挨整了。陳榮悌說：“思想改造期間，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點神經不正常。”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劉珺珺采訪陳榮悌]
圖5，徐璋本（王德祿、杜開昔采訪徐璋本時所攝，1988年）
徐璋本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運動期間，他被劃成右派。王明貞說，“徐璋本也是右派。當時在學校大禮堂宣布徐璋本是個大的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我去聽了，因為都是我們教研組的人。當時徐璋本要組成一個黨，自己起名叫勞動黨，還動員我們參加這個黨。……徐璋本又貼小字報，爭取會員參加他的勞動黨，那還了得。他被抓起來了。” [王德祿等 2012, 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 後來，徐璋本被投入監獄，度過了20多年的牢獄生活，1979年才出獄。
申葆誠兄弟姐妹四個，有三個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內。申葆誠說：“那時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沒有告訴我。其實他們告訴我了，我也不明白怎麽回事。當時根本不知道反右運動這麽嚴重，也不知道什麽叫右派，還以為是普通的運動。看到他們戴著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小心處事。”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申葆誠] (注：申葆誠內心非常後悔，卻不說，比如說他們家樓下的一對夫妻，倆人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他們因為後悔經常打架，導致家庭關係很緊張，生活得很不愉快)
圖6，申葆誠和他在文革期間揪鬥時胸前掛的牌子。
1957年反右運動，很多留學歸國的科學家都要受到衝擊。中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專門晉見毛澤東，張勁夫說現在科學家很少，“物以稀為貴”，在反右鬥爭中應該保護科學家。毛澤東猶豫了一下，同意了，讓他去中央書記處談。鄧小平是總書記，主管反右鬥爭。張勁夫找到了鄧小平，鄧小平讓中科院黨組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回到中科院後，張勁夫找到中科院秘書長杜潤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規定：凡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科學家，一律不參加反右鬥爭的運動。[餘誌華主編 2009，117-118頁]
4.3 文革浩劫：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文革期間，在中關村福利樓上貼著一幅大標語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栗。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 “特務”。文革期間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間，195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有8人自殺，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周壽憲，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程世祜，南開大學的陳天池，大連化物所的蕭光琰，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
清華大學數學係的周華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樓自殺的。[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257頁] 1976年5月，清華大學電子工程係的周壽憲是在自己住所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 北京大學數學係的董鐵寶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殺的。[王友琴 2004，119頁]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是1968年12月15日自殺的。[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采訪黃茂光]也有人對林鴻蓀自殺的說法存在異議。中科院力學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殺的。[王友琴 2004，94頁]南開大學化學研究所的所長陳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殺的。大連化物所的研究員蕭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藥（巴比妥）自殺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小洛連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殺了。[白介夫,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國科學院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殺的。
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的歸程及命運
周華章 董鐵寶 林鴻蓀 程世祜 陳天池 蕭光琰 陳紹澧
圖7，文革中自殺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
文革期間被正式關進監獄的科學家也很多。我們僅以清華大學為例來清理被關押科學家的情況。清華大學的謝毓章、高聯佩夫婦、王明貞夫婦、王振通夫婦都被正式關進監獄了。1968年謝毓章被抓進監獄，蹲了四年，1972年獲釋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謝毓章]。1968年1月，高聯佩和許健生被抓進牛棚，後轉入北京半步橋監獄，四年零四個月後才獲釋 [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327-330頁]。1968年3月，王明貞和俞啟忠被拘捕。王明貞被關了五年，1973年11月獲釋。俞啟忠被關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釋放 [史際平、楊嘉實、陶中源等編著 2008，89-94頁]。清華大學的王振通也進監獄了，被關了三年多 [王德祿等 2012，王德祿、杜開昔采訪王明貞]。
補充
1950年代早期回國的嚴東生，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權威，後來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0年回國時工資254元。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工資停發，一個月隻發15塊錢生活費。平反後，一次補發工資七千餘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萬元黨費。（由此可算出至少停發工資30個月。還好他是在科學院係統，要是在大學裏遭遇更慘。）
文革期間，在中關村福利樓上貼著一幅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栗。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特務”。文革期間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間，195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有8人自殺，他們是清華大學的周華章、周壽憲，北京大學的董鐵寶，中科院力學所的林鴻蓀、程世祜，南開大學的陳天池，大連化物所的蕭光琰，蘭州化物所的陳紹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掄（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於湖南湘鄉， 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堂，先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與化學，1926年獲該校科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曆任中央大學化學係教授、化學工程係主任、北京大學化學係教授兼主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係教授等職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曆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係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副主席，中科院化學研究所所長，武漢大學化學係教授等職。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災難又降臨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學西語係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殘酷地奪去了生命，他也被作為“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鬥。當癌細胞開始轉移、病魔嚴重威脅著身體時，他不僅得不到必要的治療，也逃脫不了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的命運。不僅在肉體上受到了摧殘，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從英國回國，1968年6月8日，從國外歸來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鬥。據其夫人彭潔清回憶，1968年6月8日，是個星期六，她急急忙忙離開學校回家。當她剛上樓，家門就打開了，保姆告訴她一個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頓時感到一陣眩暈，站在門外一動不動，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個驚恐的孩子跑過來將她拉進了家門，並哭成了一團。
這時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發上，白襯衫血跡斑斑，灰褲子上也是汙血和髒土。由於他個子高，兩隻腳伸在長沙發的扶手上，一隻腳穿著襪子和布鞋，另一隻腳光著，沒有鞋襪。頭在沙發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鏡不見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如此慘烈的場景，讓她肝膽欲裂。
原來，當天一群紅衛兵闖進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頓耳光，接著將他連拖帶推地架下樓去，進行毒打。“一個家夥一麵狠狠地踢姚桐斌的會陰部，一麵歇斯底裏地嚎叫著，他的吼聲引來了更多的暴徒。這時有兩個暴徒舉起鋼棍，向姚桐斌的頭部猛擊，鮮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這群暴徒並未甘休，繼續將其拖到他們的 “總部”。待他們發現人已不行，又趕快送回了其家樓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鄰居和保姆趕快將其送到醫院搶救，卻被拒絕醫治。鄰居和保姆隻得將其抬回了家。由於他頭部幾處受重傷，最終慘死在家中，時年46歲。據悉，操縱這起惡性事件的當權派們並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鬥為 “資產階級反動大學閥” 的熊慶來，白天還在寫 “檢討”，其中有“鞠躬盡瘁”四個字，夜晚，隨著一聲喊叫，他在家裏去世了。華羅庚在八寶山見到熊慶來遺體時，失聲痛哭。
蔡恒勝和柳懷祖是在中關村特級專家樓裏長大的第二代，蔡永勝的父親是昆蟲學家、教育家蔡邦華，柳懷祖的父親是物理化學家柳大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住進了中關村。2008年，兩人組織特樓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寫回憶文章，出版了懷念父輩的書《中關村回憶》。
“文革”中，中關村特級專家樓被認為是特權，成為重災區，中關村的福利樓上貼著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文革中，鄧稼先及其家人同樣沒能避免厄運。鄧稼先的夫人、北京醫學院的教授許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劉仁“黑市委”的“黑幫分子”，貼大字報的漿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幾乎崩潰。當時鄧稼先不見妻子回家，就到北京醫學院尋找。當他看到妻子被批鬥後的慘景，心都快碎了。
其後，鄧稼先甚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
1971年，文革狂風侵襲九院，鄧稼先、於敏、趙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鬥。許鹿希說，那時 “四人幫” 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當時有個口號： “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其後，因楊振寧從美國來訪，中共將鄧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陸軍
蔡恒勝寫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樓上的趙九章伯伯在飽嚐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無休無止的批鬥、折磨和屈辱後，蒙冤含恨在自己家裏默默地憤然離世，沒有任何囑托、任何遺書、甚至連隻言片語也沒有留下……”
冶金學家葉渚沛1933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50年攜全家回國，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創建化工冶金研究所並任第一任所長 ，“文革”中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鐵掃帚掃進“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辭世。長女葉淑珊在回憶父親的文中寫道：“父親從牛棚出來後，他為我們——他無辜的子女開始害怕……我們幾個子女中，隻有大哥上過大學，我和妹妹隻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發生了‘文革’。我第一次聽父親抱怨：‘我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人民，我以為中國會照顧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內，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學歸來的學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學所懷柔試驗基地，在造反派的批鬥中，50歲的結構力學家程世祜自盡身亡；12月5日，郭永懷在從清海試驗基地返回北京時，因飛機失事遇難，享年59歲；12月15日，流體力學家林鴻蓀漂浮在力學所懷柔試驗基地的小湖湖麵上，年僅43歲。
統計資料顯示，文革期間，195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中有8人自殺；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170位高級研究人員，有131位被打倒或審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員達229位。蔡恒勝寫道：“他們的遭遇都被記錄在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先生哀痛的筆下”，在《竺可楨日記》裏記錄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風、劉東生、潘菽、童第周……
在國內沒有寬鬆的、自由的生活環境，但是真正說後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訪的這些人中，隻有謝毓章說回國後很後悔。而申葆誠內心非常後悔，卻不說，比如說他們家樓下的一對夫妻，倆人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他們因為後悔經常打架，導致家庭關係很緊張，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躍和我一樣，認為參加“兩彈一星”的人在這批回來的人中發揮的作用較大。這批人確實不後悔，因為他們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亞就不後悔，因為他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還有一個問題，那些回國的科學家是否後悔，跟訪談的時間有關係。如果是文革時期去采訪，他們出過國，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學，家庭受到了傷害，他們肯定會後悔。因為那些科學家非常看重對子女的教育。然而，當他們後來被評為院士，或者生活條件變好了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采訪，他們的思想可能會產生改變。
實際上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第二點也是很明顯的：凡是涉及到“兩彈一星”的學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間接的燃料、材料等等，這方麵的歸國學者在大躍進/文革期間受到的衝擊，明顯比其他學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後能夠“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隻是說整體情況，看個體的話，比如姚桐斌在參加“兩彈一星”工作後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祿
4.4尾聲
改革開放後，留美歸國的科學家除了作為一般知識分子經曆了麵上的落實政策外，還另有一個小小的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的大約28位1954-1955年回國的科學家聯合專門給中央起草了一份報告，要求為他們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長方毅召集這批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方毅在會上講話，說他是受鄧小平的委托來開這個座談會的，對這批科學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說，不僅要為他們平反，還要把他們的事跡載入史冊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9，87-88頁]。
與會者在會上講述了文革期間董鐵寶、周壽憲、程世祜等人自殺的悲慘經曆。中科院化學所的張斌由於帶手銬，手都被磨破了。當她說到自己的經曆時，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會場 [王德祿等 2012. 王德祿、杜開昔采訪杜連耀]。這次會議開成了一次訴苦申冤的會議。
1979年之後，留美歸國的科學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會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國內的時間較少，更多的時間呆在國外。有許多人在各自崗位上發揮“餘熱”，嚴東生就是發揮“餘熱”的模範之一。
這批留美歸國科學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數是在美國出生的，擁有美國國籍，改革開放後就去美國學習和工作了。
嚴東生有一兒一女都是在國內出生，女兒在上海交大工作，兒子據說在國外工作。
多謝你的留言作證。 拙妻的叔叔當年留美，也參加了芝加哥的華人協會聚會 (本文第二張照片中有他)，也冒出了回國效勞的念頭，寫信給上海的老父親 (私立中學校長），他父親叫他繼續讀博，不拿博士回來有何用？ 因此一直呆在美國。 八十年代多次被邀請參加上海交大同學會，他的同學們有活的，有死的 (包括自殺，被殺）。 和你說的一樣。 後來，她叔叔一直每月寄錢給父母 (香港轉寄)，三年災害時期，她叔叔寄食品罐頭，幫助父母和胞兄一家，渡過難關。
非常認同你的觀點！ 必須認清人性之惡的危害！ 。。。。。。。。。。
網上去查一查吧，參考文獻有好多。
我認識一個從德國回來的、50年代的一級教授，被打成右派後，就變得嘻嘻哈哈，渾渾噩噩。文革僅受到小衝擊小批鬥。 荒廢了一身的才學。
你不能這麽說哦 “記錄受迫害的高級知識分子，你恐怕寫一年也寫不完." ----這不是成了罄竹難書嗎？ 這是你說的。 我沒這麽說。
回華府采菊人：
你更正的對，打人發生在1968年，應該是研究所的XX派來打人的。 總之活活打死的。
有，那人就是錢學森，沒有受到任何迫害和衝擊。 極為少數人有這麽幸運。 不過，還有誰能大肆公開宣揚畝產一萬斤？ 唯有錢學森。
打人者是同研究所的另一派， 不是紅衛兵
在文革部分，他們寫得過於簡單。本人另收集資料，作了一些補充。
有關右派的資料，目前還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