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西糾”30日

孔丹：“西糾”30日

 

口述/孔丹    記錄/米鶴都

從本質上講，西糾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黨內一些老幹部希望借重一種群眾組織、也就是一部分紅衛兵來抵製文革路線的一個思路

到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北京四中還沒有成立紅衛兵。

當時，四中成立了學校文革委員會，我是主任，周堅是副主任。如果不是其後潮流的推動，我本人是反對成立紅衛兵的。

我們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紅衛兵的，認為它是一個非組織的行為。甚至我多少有一點點認為，我們這些學生黨員所代表的四中學生的水平，和海澱區這些起來造反的學生水平是不一樣的。我們認為，我們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黨的意圖和黨的安排，更能有計劃地推動這樣一個有序化的運動。

這期間，其實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不過開始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7月29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我還記得鄧小平說了句四川話：“坐倒起講。”意思就是坐下來講。結果，毛主席突然從主席台側幕處走出來了，帶著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根本不和劉、鄧講話。這些，下麵坐著的人都看到了，這是個很強烈的信號。不過，我當時的反應有點遲鈍。

在8·18接見時，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紅衛兵小將，局勢明朗了。從天安門回來以後，我們覺得不能落後於形勢，於是在四中成立了紅衛兵。

8月25日，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

西糾的產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說必然性，其實和我們這一批人對紅衛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關係；說偶然性，這從西糾成立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顯。

成立西糾

西糾怎麽成立的？陳小魯回憶，是他在一個場合下說要搞一個組織。我則是從高二的王向榮那裏知道的。王向榮參加了一個活動，很多學校想聯合搞一個紅衛兵的聯絡站，後來議論來議論去，就議論成了搞紅衛兵糾察隊。但這些都無關緊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

這一階段，紅衛兵運動的鬥爭和衝擊對象，已不是當時傳統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了，矛頭直指各級黨政部門以及領導幹部。這是對我們思想的極大衝擊。

西糾看起來是一種自發的行為，但彭小蒙、卜大華他們發起紅衛兵的自發行為，讓毛主席大筆一揮就推動了群眾運動；我們成立西糾的自發行為，實際上被黨內以周總理為代表的一批老同誌抓住，試圖起到製衡和控製局麵的作用。從本質上講，西糾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黨內一些老幹部希望借重一種群眾組織、也就是一部分紅衛兵來抵製文革路線的一個思路。

西糾是有總部的，但總部裏我們這幾個所謂的頭頭，從來也沒有過什麽明確的稱謂。不過我們是有編號、排名的，我是1號。如果一定要說西糾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大家也都不否認。

在西糾總部裏，有幾個組。有一個組織組，王向榮負責。有一個後勤組，由趙勝利掌管。宣傳組是秦曉負責，其實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李三友的父親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長，當時實際上已經被打成“黑幫分子”了。不過在我們的眼裏，李三友還是自己人，所以讓他發揮著幕後的作用。

西糾通令

西糾影響最大的就是10個通令。

西糾成立的第二天，8月26日，出了第1號通令。1至3號通令是零敲碎打，4號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項規定”，5號通令是關於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之後，我記得是李三友對我說：我們不要再這麽零零碎碎地弄，得針對整個社會出現的、我們認為應該要製止和糾正的現象，在下一個通令裏係統地講一下，做一個政策性的指向。

另一方麵，前麵的幾個通令我拿回家都給我母親看了。她也覺得不夠係統，比較零散。她隻是有這麽個感覺，但我心裏把這視為是對我的指導。

上麵這兩方麵的因素，就成為了西糾最重要的6號通令（即《關於文鬥問題的補充說明》）、7號通令（即《關於驅逐地、富、反、壞離京的意見》）的由來。

6號、7號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後我和秦曉修改。我們下了很大的工夫，字斟句酌。

今天看，通令有點像中央文件的範式。

我們也確實是希望以中央文件為模版，所以在口氣上有些居高臨下。這可能緣於我們這批學生黨員，認為自己對黨的傳統、黨的政策和《十六條》認識理解上的正確性；也可能源於長年的學生幹部經曆使我們多少帶有對低年級同學說話的那種口氣。

但是我們討論的時候也特別意識到，通令在表達上不能和紅衛兵抵觸得太厲害。

我們沒有用“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語式，而使用“都不是我們應當采取的”這種措辭。比如：“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鬥，都不是我們應采取的方法。”“跪、趴、彎腰、負重、遊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長時間做重活都屬於體罰，及變相體罰，這都不是我們應采取的鬥爭方法。”

當時，幾乎所有反饋回來的消息都顯示，看了這個通令的人，不論哪個方麵的，從外省市黨委、政府，到社會上的各個派別組織，甚至包括後期審查我們的人，都認為這兩個通令是有背景的。

其實，那時候上麵已經是兩條線了。

一條線是中央文革在不斷地接見人、發動紅衛兵；另一條線是周恩來在力圖控製局麵、穩定整個社會秩序。當時社會普遍認為，6號、7號通令的背後有“長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認為我們的後台就是周恩來，一開始他們就視周恩來為文革運動的障礙，是劉少奇之後黨內與他們對立的力量的領袖。

其實無論是我，還是我周圍的人，我們也確實自認為我們背後是周恩來，或者說我們是周恩來通過國務院係統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揮調動的一個力量。

西糾的所有通令，我確實回家都曾拿給我母親看過。不過都是我們已經完成了、公布了的通令。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種事後的反應。對於6號、7號兩個通令，她的意見是：這個通令水平還是可以的。寫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筆也不錯。她長期跟著總理做文案工作，對文筆方麵很注重。

不過，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她從來沒有說過：哎，你們現在應當寫一個什麽通令，以後再寫一個什麽通令。她甚至都沒有提醒過我要注意些什麽問題，關注些什麽熱點。另外，她也從沒有對我明確說過，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總理報告。

在天安門城樓上

西糾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了個大用場。跟北京衛戍區和公安幹警一起，接受了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廣場的保衛任務。

那天，我開始是在下邊，安排和指揮西糾的糾察連，配合衛戍區的部隊保護毛主席。後來接到通知，說要西糾派幾個人上天安門。我上了天安門沒多久，毛主席坐的北京212吉普車和總理、謝富治坐的吉普車就被紅衛兵們圍住了，困在了金水橋前麵。

紅衛兵是從全國各地來的，沒人敢碰，部隊也不敢碰。這樣，整個場麵就失控了。謝富治負責安全，他緊張得不行，趕緊跳下車來維持秩序，可是不起作用。紅衛兵們當時對謝富治、傅崇碧等負責警衛工作的領導，根本不放在眼裏，沒人理會他們。

後來沒辦法，就叫西糾過來幫忙維持秩序。西糾的糾察隊員把皮帶一解，不管不顧，揮舞著皮帶，連抽帶打地打出了一條路，讓毛主席等人的車從金水橋開了過去。這是當時真實的情況，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得清清楚楚。在當時西糾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們紅衛兵的紅司令，不能有任何危險。

我上天安門以後，就準備好了一些西糾的袖章，準備獻給領導同誌佩戴。那時我們的袖章與一般紅衛兵袖章相比，顯得特別大。我給江青獻了一個。我簡單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孔丹，孔原和許明的兒子。她就說：噢，噢。就這麽一句，沒有太多的反應。而且我看得特別清楚，江青戴上之後，“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蓋上了。那一瞬間我的反應還是有的，但沒有太多往壞處去想，就是感到她對西糾可能有看法。

其實，這時黨內矛盾已經很尖銳了。

之後，毛主席回到天安門上。我上去又給周總理把西糾袖章戴上了。我還想過去給毛主席獻袖章，總理過來攔住了我，說：你這個袖章可以給其他領導同誌戴，但不要給毛主席戴。毛主席是全國紅衛兵的領袖，隻戴你們西城糾察隊的袖章不太合適。這樣，我就又走到林彪麵前，給他佩戴西糾袖章，他接受了，但顯出沉默寡言的樣子。然後，我就給葉帥戴上了西糾袖章，又給幾個老帥都戴了。

葉帥問我：你們現在在做些什麽呢？

我說：我們組織了紅衛兵的糾察隊，現在就是發些通令，並在一些地方維持秩序，比如北京火車站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很多很亂，我們按總理指示要求已經派人去了。葉帥聽後說：你們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需要我幫助嗎？我就說：我們現在缺一些交通工具，還有我們晚上要值班，可能需要一些被褥等。葉帥說：那沒問題，我來負責解決。

後來西糾製作了證件，第一頁是毛主席像，第二頁就是戴著西糾袖章的林彪。林彪的袖章編號是00001，本來是想給毛主席的。我後來戴的是10001，證件號也是10001。

當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母親說：我今天見到葉帥，談到西糾的事了。我介紹了西糾是個什麽樣的組織，葉帥還要給我們提供一些支持。我母親說：唉，這樣的事情怎麽能麻煩軍隊、麻煩劍英同誌管呢，我們來解決就是了。你指定一個人，我讓李夢夫和他聯係。

隨後，她就指派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副局長李夢夫，我把這些事交代給西糾負責後勤的趙勝利。李夢夫後來把西糾安排到空軍的育翔小學，給我們配發了車輛、被褥以及經費等。

“要保護好老幹部”

在此之前，總理已經親自主持和部署西糾在北京火車站維持秩序了。起因是紅衛兵大串聯把北京火車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亂。

那天在國務院的一個會議室，他召集鐵道部、國務院辦公廳的人，包括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外號武大麻子，還有周榮鑫秘書長參加。他那次把我、陳小魯、董良翮三個人也叫去一起開會。

會上周總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溫和的形象，發了很大的火。他把武競天叫起來一通數落，訓斥他失職沒做好工作。武競天是副部長，也是我的父輩，他被叫起來，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樣站在那裏，很尷尬。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麵。總理後來說：今天，我把西糾的紅衛兵請來幫你的忙，來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我們立即組織了幾百人，由董良翮、陳小魯率隊去了北京站。這可不是簡單的事，工作量極大。董良翮帶著很多西糾隊員在那呆了很長時間，紮紮實實地在那兒分兵把口，吃沒吃喝沒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

我記得那次開會出來就碰上“二李”，一個是李富春，一個是李先念，兩位副總理，而且李富春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改組後的中央常委。他們說：你們那個西糾很好，我們支持你們。你們那個通令也很好，就是要保護好老幹部，保護好國家機密。

陶鑄後來也接見過我們，當時他是中央改組以後的第四把手，他也肯定了西糾。

可以說，這是這批老幹部對毛主席發動文革這種無序做法的一種變相抵製。

在關心西糾的這些老同誌中，要說操心最多的還是周總理。他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又要跟著主席走，又想最大限度地減少群眾運動的混亂情況。所以，他要抓住各種可能性來做這些事。今天來看，當時周總理把我們作為可資利用的一個力量是很明確的。

其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還找我和趙勝利布置保護班禪的事，他說：我受總理委托，給你們一個任務。民族學院的學生要鬥班禪，所以派你們去保護好班禪。

那次西糾保護班禪，是我親自帶隊去的。我安排了三圈紅衛兵手挽手，把班禪圍在當中。那時候西糾已經聲名遠播了，所以沒有發生什麽對我們的衝擊事件。當部署安排的時候，我說：如果有人衝上來就攔住，任何人不準接近。如果接近就驅趕，硬衝的話就用皮帶打。

我記得，當時我圍著班禪轉了一圈，他身體很壯，滿臉絡腮胡子。底下民族學院的學生在圍著批鬥。我看他時，他眼睛往上翻著，我的感覺，他當時的心態是很抵觸的，很不服氣那個勁兒。我一看，當時就倒吸一口氣，他這樣的態度，真對立起來後果不得了。但是這些紅衛兵糾察隊員顯得也很凶，誰也不敢上。這種保護方式也太特別了。

西糾的衰落

我母親做過周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

後來毛主席取消了辦公廳，周總理也取消了辦公室，我母親就轉到國務院做副秘書長。總理那兒當時的秘書很多。範若愚是理論秘書、學習秘書，我母親負責過農業、文化方麵的工作。還有其他同誌，分別負責外交、軍事、工業等方麵的工作。

母親堅決阻止了我們和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的衝突。

當時，朱成昭、王大賓為首的地院東方紅衝擊地質部，揪鬥地質部副部長、中共黨組書記何長工。西糾過去製止，雙方發生了直接衝突。西糾參加這個行動的，有好多領導人的後代。那次地院東方紅衝擊得很厲害，我記得在樓梯上已經發生肢體衝突了，後來雙方就在樓梯上僵持著。

我母親一開始打電話找不到我，找到了我弟弟孔棟。她讓孔棟一定要告訴我，務必要撤出來，不要再和他們衝突。後來，我母親又打電話直接找到我。我在電話裏還不服氣，對她說：我們為什麽要這麽做？！她說：你不要問，就是馬上撤出來！

你們不能這樣頂下去，你們必須撤！她掌握的信息量肯定比我大得多，說明在高層矛盾開始明朗化了，一定是這樣。

我後來要求西糾撤的時候，下麵好多人跟我急了，說：孔丹！你怎麽能做這個決定？咱們怎麽能撤？！我說：別討價還價，撤！

後來，我們在國防科委與北航紅旗對抗的時候又是這樣。那兩次，都是我母親親自來電話，說你們馬上撤回去，你們不能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對抗。其實，她就差說一句，這是總理的命令了。但這句話她是不會說的。她一直在勸告我們，不要和大學造反派發生衝突。

成立西糾的指導思想，主旨是維持秩序，後來被江青叫做保皇派，還有一個說法叫“消防隊”。我們在火車站維持秩序，保護班禪，保護程硯秋遺孀，保護劉詩昆，保護何長工，保護趙爾陸，在石油部我們是保餘秋裏。後來發展到很多人都來找我們，鐵人王進喜也來跟我們聯絡。王進喜慷慨激昂地說：我們要成立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大慶支隊！

所以後來我們被造反派批評是“保爹保媽派”，也被批判為保護既得利益。因為運動確實已經衝向了整個幹部階層，衝向了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親朋好友了。

西糾走向衰落，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與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的兩次對抗。這兩個事件標誌著我們思想的轉變，無論是出於一種本能，或者說是一種自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運動不是對著一兩個黨支部，而是要對著整個幹部隊伍、特別是高級幹部隊伍。

從西糾成立的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約30多天的時間，西糾的真正作為也就是上麵講的這幾件事。但是它的形象和影響被無限放大了。

其實9月下旬我們就聽說，陳伯達9月25日接見紅衛兵時談到，高幹子弟不要擔任群眾組織負責人。我們這幾個西糾的負責人就在十一前後離開了北京，前往外地串聯。我就再也沒有過問西糾的事情。而西糾在完成國慶節維持秩序的任務後，也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很快，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開始，西糾就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

應該說，西糾從成立起，從來不是一個特別嚴密的組織，其總部與各個學校紅衛兵的關係如一盤散沙，各學校紅衛兵往往自行其是。其中有些學校（如北京六中）的暴力行為，西糾總部是難以承擔責任的，隻能由那些實施暴力的個人負責。

父母被江青點名

在外地串聯的時候，我一直關注著北京的政治局勢，特別關注著我父母的情況。文化革命中，我的轉變是很自然的，很快就站到了對立麵，從內心深處反感這場運動。

我已經預感到要出問題了，地質部的何長工、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爾陸，都是我父親的好友。他們一個個都成了鬥爭對象，王震在農墾部也被整得很厲害。從這場運動的來頭和趨勢來看，絕不會停留在這個階段。我感覺到了一種威脅，甚至是一種恐懼。

於是，我一直注意著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報紙上刊登的領導同誌名單。當時，毛主席一共11次接見紅衛兵，每一次都有一個名單。當時對老幹部的報道方式是：“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我就一直盯著看，我父親這11次都參加了。每次看到他在上天安門的名單上，就覺得心裏有底了，噢，這一劫可能過去了。

其實，一切都還方興未艾呢。我沒想到會風雲突變，更沒料到會來得這麽猛烈。

出問題就是幾天內的事兒。我記得特別清楚，1966年12月16日那天，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總理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出席了。江青在會上點了五個人的名，有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孔原、許明。江青說：要抓出西糾的黑後台，抓出來會嚇你們一跳，等等。據說，從不吸煙的總理，那天點上了紙煙，臉色鐵青。

當時我尚在外地串聯，不在北京，沒有親曆這次大會。之後的災難，就直接對著我和我的父母來了。

12月21日我從南京回到北京，因為沒有帶過冬衣服，隻裹著兩件很薄的單衣。我是夜裏回到家的，一進門，發現整個院子都是黑的。我往正屋走，就看到正房門上全都是封條，隻留下我們住的幾間廂房。

孔棟這時從床上爬起來跟我講：前幾天開了批判會，江青點了爸爸媽媽的名。點完了名，地院東方紅的造反派馬上就跟中央調查部機關的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動手抄家，然後就封了門。江青一點名，爸爸就被隔離審查了，來勢洶洶。媽媽呢，也就基本上不能回家了。

我們正聊著，門口就來人說：你父親住院了。我說：啊，住院了？在哪呢？他說：在北大醫院。

我和孔棟馬上就過去了。到門口一問，人家說沒有孔原住院啊。我馬上問了一句：有個許明沒有啊？人家一查，說有。我轉身就跟我弟弟說：壞了，出事了！

母親之死

在向搶救室走的路上，我們被告知：媽媽服安眠藥自殺了，正在搶救。

孔棟聽後說：哎呀！昨天媽媽打電話給我，說她睡不好覺，讓我把床頭櫃上的安眠藥給她拿點送去。我說我不認識什麽安眠藥啊。媽媽說沒關係，你把床頭櫃上的藥全都給我拿來就行了。所以，那天我就把所有的安眠藥都帶去了。

以往我們去找母親，都要進她的辦公室。這次去送藥的時候，是她自己走出來的，沒有讓孔棟進去。

他們是在北海大橋上見的麵，就是北海和中南海之間的那個大橋，橋西邊是國務院的北門。大冷天裏，他們就在北海大橋上來回走，邊走邊談，談了很長時間。

我弟弟的情緒很激昂，說要跟這些大學造反派鬥，說對中央文革有意見。我母親就勸他：你們要冷靜啊，不要再跟中央文革對抗，萬萬不可以。她還說：等你哥哥回來，你跟他講，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和造反派對抗！

我母親那時候雖然還沒有被隔離審查，但是江青直接點她的名，甚至把與西糾毫無關係的她的丈夫也抓了，後麵等著她的將是什麽？我想她是看清這個形勢了。

這是1966年12月21日夜裏的事。我母親就在我回到北京的那天夜裏吃了安眠藥，淩晨被發現之後，送到醫院去搶救的。

我們到急救室時，她已經沒有知覺了。

那時候醫療條件不行，沒有什麽辦法，就給她打點滴什麽的。直到她自殺24小時之後，才弄到一個人工腎，現在叫腎透析機。

洗了腎之後，呼吸似乎有了比較明顯的好轉。實際上，藥力在這個時間內已經從她的血液進入了細胞，毒性就大了，這時再做透析已經不行了。

我在醫院守護時，我父親也被兩個造反派押著到醫院來了。他隻和我們說了幾句話。他還對那兩個造反派說了一句：“你們報告一下，孔丹回來了。”我當時還挺奇怪，向誰報告孔丹回來了？

熬了一夜之後，好多同學和朋友聽說了，都來醫院看望照顧，還主動要給她輸血。

我看母親情況好像有點兒緩，下午三四點鍾就回家去休息一下。

我回到家坐下喘了口氣，剛想去洗個澡，這時門口就來人了，說：有人找你。我說：誰呀？一下子進來了6個警察，問：你是孔丹？你被拘留了。這時，我才明白我父親那句話的意思。在我母親生死未明的時候，我被抓起來了。

那天下午，我進了監獄。晚上，我母親就去世了。現在看，她那天上午是回光返照。

我父親孔原當時是中央調查部部長，本來和西糾的事情根本沒沾邊，12月16日的大會之後，也被隔離審查了。後來又以監護審查的名義，投入監獄，關押了7年。

江青在大會上說，要抓出西糾的黑後台，抓出來要槍斃。那壓力從天而降，驟然加劇。

我母親自殺前曾留下了一個遺書。遺書當年沒有給我們看，直到今天我也始終沒看到。但是據當時看過的人傳出來的，有這樣一句話：“關於西糾的問題都是我的責任，與周總理無涉。”她去世的時候，才47歲。

1975年，舉行了我母親在八寶山公墓的骨灰安放儀式，低調地恢複了她共產黨員的名譽。打倒“四人幫”後，1978年舉行了正式的追悼會，這第二次才真正徹底地為她平反昭雪，也為她一生劃上了句號。

今天曆史地看這問題，如果沒有那麽一場，我不會有牢獄之災不說，我母親也不會頂在風口浪尖上，家庭也不會有這麽多的悲劇。西糾，可算是我一生的夢魘。★

口述/孔丹 本刊特約撰稿/米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