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與愚
經曆，感悟，思考，探索
對鄧麗君的封禁始末
1980年1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和《歌曲》雜誌編輯部聯合主辦“聽眾最喜愛的15首廣播歌曲”評選活動。
在沒有手機和網絡的時代，17天內，主辦方竟收到22萬封聽眾來信。
1980年2月16日，那天是大年初一，上午9點，十五首最受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揭曉。
當晚，《十五首最受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音樂會》在北京首都體育館演出，歌唱家們都是當選歌曲的原唱，音樂會熱烈而隆重。
這是中國大陸最早的“流行音樂排行榜”，也是自“文革”以來，群眾第一次親身參與，投票選出真正喜歡的歌曲。
其中，李穀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淚花流》引發了巨大爭議，雖然歌詞寫的是“階級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調和唱法，卻背叛了它的內容。
她用極其深情淒婉的聲音處理了“兄妹之情”，從而讓人們體驗的不再是兄妹的階級仇恨，而是情哥哥與情妹妹的纏綿思念。
這首歌被認為最有“危險性”。
其實李穀一是有“前科”的。1979年末電視紀錄片《三峽傳說》播出，她演唱的《鄉戀》隨之風靡，唱法被指摘“嗲裏嗲氣，矯揉造作。”
隻不過當時少為人知的是，李穀一這種唱法是模仿海峽對岸的鄧麗君。
“文革”後，大陸的年輕人通過收聽“敵台”初聞鄧麗君歌曲後，就開始互相翻錄她的磁帶。
沒人知道這個有著甜美歌聲的女人是誰，隻是在習慣了樣板戲的激昂之後，突然發覺音樂原來還可以如此美妙。
鄧麗君的歌曲通過“地下”的方式迅速流傳開來，先是翻錄磁帶、盜版磁帶，然後是翻唱集錦。
1978年後，社會上有“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之說。
這還了得！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專門展開對鄧麗君歌曲的討論與批判。
正統專家們認為，鄧麗君的歌曲內容灰暗、頹廢，屬於“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並特別對她翻唱的《何日君再來》進行猛烈批判。
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麵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複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
這次會議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的高度。
兩年後，大陸出了一本《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依舊將矛頭指向了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
“《何日君再來》不是漢奸歌曲，但它是首黃色歌曲……這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對待現實。……現在還喜歡《何日君再來》的同誌要認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開’，還是應該用我們雙手去創造永不凋謝的花朵。”
“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很多年後，有音樂人士如此回憶，不僅如此，鄧麗君還教會了人們可以用嗓音的另一個部位唱歌，即後來所謂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國歌曲隻有美聲和民族兩類唱法。
這個說法並不準確，隻能說內地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沒有通俗唱法。
近百年的華語流行音樂史就像夜空裏的煙花。
1923 年，美國人在上海開通了我國第一家廣播電台，此後諸多商業電台應運而生，燈紅酒綠的歌廳舞廳中流行纏綿歌曲。
音樂大師黎錦暉被稱為中國流行歌曲的開山鼻祖。他創建了明月音樂社，1927年後創作了許多“家庭愛情歌曲”，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紅遍大江南北。其中《毛毛雨》被音樂界公認為中國第一首流行歌曲。
到了1930年代，美國爵士樂及歐美舞廳音樂流入上海娛樂場所，為華語流行音樂的帶來了新的變革，形成第一個高潮。
當時流行歌曲多來自電影插曲，如《采檳榔》、《玫瑰花開》、《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等，這些流行歌曲被大量灌製成唱片，其中灌製最多的歌手是周璿，總共有150 多張，被稱為“金嗓子”，她以親柔曼妙的唱法，樹立一代歌風。
1940年代，又出現一種風格迥異的流派，由出生在中國的日本籍歌星李香蘭引領，她以西洋傳統發聲方法演唱中國流行歌曲，如《忘憂草》、《海燕》等，這種演唱風格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歌壇的發展。
1950年代後，大陸進入高亢的革命歌曲年代，歌頌祖國、歌頌紅軍、歌頌黨。到了“文革”，隻有八部樣板戲。
同期，華語流行樂在台灣和香港花開兩蒂。
因為政權鼎革，大批作家、作曲家、歌星及聽眾從上海遷至香港，使得老上海的餘韻得以在香江流播。
台灣則較為特殊，先被日本占據多年，國民黨敗退至此後，美軍常駐，深受西方流行文化影響。
鄧麗君少年成名，1960年代名滿台灣，1970年代橫掃日本，紅遍亞太。隻不過，彼時大陸正如火如荼地“鬧革命”，兩岸隔絕，直到“文革”後，嗅覺靈敏的聽眾才接觸她的歌曲。
身體和靈魂禁錮久了，就迫切需要釋放，擋也擋不住。
1984年，央視春晚首次邀請香港歌手，張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國心》，主旨雖是愛國，實則流行樂。
大陸流行音樂的崛起要到1986 年，那年5月，《讓世界充滿愛》大型流行音樂演唱會在北京體育館舉行，崔健、王迪、劉元、梁和平等人推出了《一無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
這標誌著流行音樂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同年，中國音協等主辦的首屆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賽在京揭幕，首次設置“通俗唱法”，意味著流行音樂登堂入室，正式從“地下”走上台麵。
那麽，開放風氣之先的鄧麗君何日能來大陸呢？無數歌迷翹首以盼。
拋開耀眼的光環，鄧麗君是個“苦命人”。
三哥鄧長富曾總結過她人生中的三大遺憾：學曆，自小家窮，中學輟學；婚姻，感情不順，屢遇渣男；內地演出，沒能踏足故土。
在泛政治主義的浪潮中，她如浮萍，隻得隨波逐流，最後覆滅。
《人民日報》第一次提到鄧麗君是在1980年8月30日的第五版，刊登了作家蘇叔陽的小說《傻子娶親》，純屬“躺槍”。
工人們喜歡他，可姑娘們瞧不上他。跳扭擺舞、穿高跟鞋、聽鄧麗君的女郎，哪一隻眼會看上個傻子？除非她也缺心眼兒。
1982年3月21日，鄧麗君第二次登上《人民日報》（第4版）時，不過是負麵：
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摘要：
杜近芳委員說：現在到處放鄧麗君的愛情歌曲，不僅許多小青年學唱，就連老太太也學著唱，這很不好。
往後，輿論稍微寬鬆。
1984年，《北京青年報》記者關鍵聯係上香港某報記者，此人曾經采訪過鄧麗君，委托他代為聯係鄧麗君。一年後，香港記者打電話給關鍵，說鄧麗君正在新加坡，並提供了電話號碼。
1985年1月30日零時30分，關鍵打電話給鄧麗君，於是有了一篇報道《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
當我告訴對方我是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同時也是一個歌迷的時候，她吃驚地問：“什麽，北京？”對方象是一邊思考一邊說：“我現在很驚奇，能有電話從北京打來。”
我說：“想不到您普通話講得這麽好。”
她聽了忍不住又笑了起來，反問我：“是嗎？”她接著又說：“我們是中國人，就應該講自己的國語呀！”
我告訴鄧麗君小姐，內地一些青年喜歡她的歌。
她聽了想了想說：“三、四年前我就聽說內地有人喜歡我的歌。我在美國電視上看到有個美國記者報道了這件事，開始我半信半疑，後來，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說內地有人喜歡我的歌。我想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從北京打來電話，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興，心裏很激動。我感激內地的青年朋友！”
當我告訴鄧麗君小姐，現在內地的廣大青年都在為建設祖國而積極努力地工作時，她高興地說：“把中國建設好，這是海外僑胞和海峽這邊和那邊中國人的共同意願，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都很關心內地的建設。尤其是現在，不管是在什麽國家，中國總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鄧麗君小姐又說：“我在香港看了一些報道，知道內地現在提倡現代化，提倡文明禮貌，提倡建設，這些我都覺得很開心。”
《北京青年報》這篇報道是大陸媒體第一次正麵大篇幅報道鄧麗君。
此後，鄧麗君又“不經意”八次登上《人民日報》，最後一次是1989年4月17日，在一篇介紹1988年“金星”歌手蘇紅的報道中提及，非常正麵。
許多關心蘇紅的觀眾殷勤致函，建議她演唱流行歌曲。蘇紅欣然動容，想：為什麽鄧麗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像說話一樣自然，像與朋友交談一樣親切，這不也是一種藝術境界嗎！
很可惜，她還是來不了內地。一連串的悲劇在延宕。
先從關鍵的悲劇說起吧。
第一個采訪到鄧麗君是他職業生涯的頂點，很多年後，《北京青年報》還把這件事當做光榮曆史反複嘮叨。
關鍵曾是一個模範記者。1984年04期《新聞戰線》雜誌就刊登過一篇《“呣,能幹!”——記北京青年報記者關鍵》。
他，個不高，人略瘦，滿臉胡子碴，看起來不象35歲的年紀。他笑起來眼角展開的皺紋，使人總會產生一種想對他說點什麽的願望。一個黃色的舊書包，無論冬夏總是斜挎在他的肩膀上。他騎著輛剝了漆皮的舊自行車，跑遍北京市的角角落落。於是，從那裏——從盛大的會議上，從居民的小院裏，從商店的售貨台前，從工讀學校的孩子們中間，傳出了一條條引人深思的消息。
《新聞戰線》是人民日報社主辦，大陸最權威的新聞行業雜誌，能被專門推介，是新聞記者的榮光。
不過，關鍵的結局讓唏噓和不解。
電話采訪完鄧麗君後，他又帶領一班人去她的故鄉拍了《鄧麗君故鄉行》的電視片。
但幾年後，他獲刑入獄，後因惡性腫瘤“保外就醫”，假釋不久，就離開人世。
1993年，另一本新聞行業雜誌《新聞愛好者》，刊登過一篇《“必須生活於自己正當工作收入中”——從關鍵被判刑談起》，披露了內幕。
該文把關鍵比作“於連式人物”，出生底層，為出人頭地，不擇手段。
為了滿足去日本留學的私欲，多次竊取絕密和機密材料給“外國朋友”，在日本期間，充當國民黨間諜機關的鷹犬，從出賣國家到出賣靈魂。
作者最後感歎，“於連”的戲演完了，但願“於連”的悲劇能成為記者教訓，自尊、自律、自愛！
鄧麗君並不是“於連式人物”，悲劇還是不放過她。
1979年2月18日，為簡化出入境手續，鄧麗君持一份印尼護照從香港飛往日本，但這份由朋友代辦的印尼護照被懷疑為假證件。
依照當時台灣法律，持假證件可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還有可能判死刑”。
這就是改變鄧麗君命運的“假護照風波”。持有美國簽證的她隻好去了美國。
從美國的新聞中，鄧麗君得知自己的歌曲在大陸十分流行，遂有意到大陸觀光演出。
這令台灣當局感到恐慌，害怕鄧麗君倒向內地。台灣高層派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與鄧麗君聯係。
台灣當局還不放心，通過鄧麗君在軍中的三哥鄧長富與她的父親鄧樞接洽，得到鄧父的表態後，決定重新力捧鄧麗君。
1980年，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親自赴美邀請鄧麗君回台演出，排場盛大，等於是為“假護照風波”平反。
回到台灣後，鄧麗君開始勞軍和義演，很明顯，這是給大陸看的政治秀。
鄧麗君生前的經紀人管偉華說，其實這也是鄧麗君的一種妥協，她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台灣不再追查假護照，她就可以回台灣了。“鄧麗君是個藝人，她自己不會參與政治的這些事，隻不過她的家人在台灣，哥哥還是軍人，都要考慮。”
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給公益基金會。
在演唱會中，主持人問鄧麗君，聽說在大陸有很多人想邀請你去大陸演唱。鄧麗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麽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
在兩岸敵對的年代，鄧麗君這句話基本堵死了她踏足大陸的可能。
1981年8月，鄧麗君在台灣勞軍一個月，跑遍各地軍營，包括金門前線。此後台灣電視公司製作並播放了名為《君在前哨》的電視特輯。
於大陸而言，金門的象征性極強，政治意味與普通勞軍不可同日而語。
自此之後，鄧麗君在大陸官方眼中就不隻是一名唱“黃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頒令，自同年7月15日零時起，解除在台灣本島、澎湖與其他附屬島嶼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
兩岸關係有所鬆動。
那段時間，鄧麗君蟄居香港，曾秘密與新華社香港分社接洽。
新華社指派一個主管港澳事務的副秘書長及兩名香港分社人員與鄧麗君聯絡。
她曾策劃來大陸開四場演唱會，“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廣州。”
但她隻身在港，沒有經紀公司為其運營，若委托其它公司，有恐泄密，此事不了了之。
後來，鄧麗君又計劃來大陸旅遊，她想“大雪紛飛時，登上長城，一欄塞外風光”。
新華社香港分社建議她用假名，持中旅社的回鄉證過關，但“假護照風波”讓她心有餘悸，此事也不了了之。
她最後一個心願是，拜托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其在蘇州購置一套住宅，還曾於1988年春，與來港參展的蘇州代表團晤麵，談及此事。
但後來，“因為某些原因”，新華社香港分社與鄧麗君的接觸中斷。
內地的改革開放，給鄧麗君帶來新希望，“她幾乎淩亂地給自己編造了許多夢。隻是有一個無形的網籠罩著她，她始終無法衝破。”
去世前幾年，她長居東南亞，大陸方麵曾與之有過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陸演出，但還是未能如願。
她早前的經紀人管偉華說：“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後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時候，她身體已經不好了，發胖，藝人不願意把自己不好的狀態給別人看。”
就這樣，鄧麗君與大陸始終緣慳一麵。
1995年5月9日，央視四套在常規新聞裏報道了一則消息：“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昨日在泰國清邁病逝”。
還播放了多段鄧麗君生前演唱活動的電視畫麵，這是大陸最高級別的新聞媒介第一次正式報道鄧麗君。
悲傷的是，這是她的身後事。
更悲傷的是，她的身後事，還是“任人擺弄”。
1995年5月28日，鄧麗君出殯，遺體上覆蓋著國民黨黨旗，國民黨追贈她最高榮譽“華夏一等獎章”。
時任“台灣省省長”宋楚瑜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做覆旗官，國民黨政要員連戰、郝伯村、王金平以及民進黨大佬悉數到場，十幾位台灣現役軍人抬棺。
據說鄧麗君的葬禮規模僅次於蔣介石父子葬禮。
2005年，鄧麗君去世十周年。
這年的四五月份，國民黨主席連戰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開啟兩岸交流新裏程。
連、宋兩位台灣政壇大佬都參加過鄧麗君的葬禮，鄧麗君墓園的“筠園”二字還是宋題寫。
那年底，“一代歌後鄧麗君經典金曲交響音樂會”晚會順利報批立項，並於2006年1月22日在北京音樂廳舉行。
這意味鄧麗君在大陸全麵解禁，無論是民間層麵，還是官方層麵。
《怎樣鑒別黃色歌曲》這本定價兩毛二的小冊子，如今在舊書網上被炒到了300元，賣主強調：“最好的時代見證，珍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