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福｜上海致公堂與致公建黨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24年12月12日 03:04

陳昌福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教授，中國致公黨上海市委員會原副主委

 

 

摘 要

根據近些年來陸續搜集到的資料，建構百年前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堂改堂為黨進程中的基本史實，從而彌補了以往致公建黨史研究中偏於北美（黃三德）、香港（陳炯明）之不足，並據此提出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黨史上是與北美、香港並列的“三大策源地之一”之說。

 

關鍵詞

改堂為黨；設堂；建祠；立綱；製旗；舉魁

 

 

閱讀導引

一、趙煜與上海致公堂

二、唐紹儀與五祖祠

三、趙煜、唐紹儀與致公建黨

四、上海致公堂與民治黨

 

1923年10月10日，由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代表團簽署的《洪門組黨章程》規定：“金山致公總堂為海外籌備洪門組黨總機關”“上海致公堂為海內籌備洪門組黨總機關”。對於上述兩項規定，今人對金山致公總堂的詮釋較多，而鮮有論及上海致公堂的參與。其實，上海致公堂在百年前致公建黨過程中，以它提交的第一份“黨綱草案”和擁戴唐紹儀角逐“黨魁”這兩大作為，成為它與北美（黃三德）、香港（陳炯明）三足並列的致公建黨策源地之一。如果當年不是由於時局的影響和上海致公堂策略上的應對失誤，那麽，以五祖祠為駐地的上海致公堂就是中國致公黨的總部，曾經是中華民國首屆內閣總理的唐紹儀就是致公黨的首屆總理。當然，曆史沒有“如果”。

本文試圖在現有史料的爬梳整理的基礎上，建構上海致公堂與致公建黨的一些基本史實，希冀彌補以往敘述建黨過程偏於北美、香港之不足。

 

一、趙煜與上海致公堂

“中國致公黨曆史需要追溯到其前身——美洲致公堂。”美洲致公堂係洪門的一個支脈，在洪門譜係中，屬於二房洪順堂。根據洪門內部的傳說，“自從火焚少林寺，五祖各省去起義”“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來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嗣後洪門便按五祖分房，各立堂號，開枝散葉，布於海內外。按洪門習慣，海外洪門稱堂，如洪順堂、致公堂；海內稱山，如南華山、五聖山。所以從名稱上看，上海致公堂是由海外洪門在上海籌建的堂口，不是本土的洪門“山頭”。從時代背景看，上海致公堂的建立與致公建黨有關。

洪門原為天地會對內的稱呼，後演變為天地會的代稱，哥老會、三合會（又稱三點會）皆其分支。天地會本是國內明末清初的秘密結社。19世紀50—60年代，隨著大批華工被當作“豬仔”送往美洲開礦、築路、墾荒而播遷美洲。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又有大批將士逃往美洲而迅速發展。在美洲眾多的堂口中，致公堂的勢力最為雄厚，總堂最大，人數最多，華僑列籍致公堂者占十之八九。

上海之有洪門山堂，是在鴉片戰爭後。1843年上海開埠，國內幫會勢力也隨之來上海發展。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洪門勢力達到極盛。但“人數雖多，然猶散漫無紀，全聽命於海外”。1853年夏，在太平天國和閩南小刀會起義的影響下，上海的洪門分支小刀會發動起義，1855年2月起義失敗。洪門在清政府的嚴查、打壓下很難開展活動。而原來在運河與長江中下遊活動的青幫勢力，開始大規模地進入上海，並逐漸取代洪門，勢力幾乎覆蓋上海。在青幫勢力的鉗製和排擠下，在中華民國頭十年左右時間裏，在上海，叫得出名號的洪門山堂幾乎沒有。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共和草創，國內人士紛紛組織政黨，一時間組黨風起雲湧，政黨林立，如雨後春筍，總數達三百以上。“洪門人士之有識者，亦知在民國時代，政治公開。洪門宜將秘密會社之行動，光明磊落組織為政黨”，為鞏固共和，推進民主政治作出新的貢獻。

從現有史料考察，海外洪門建黨“其最重要之舉為建先烈祠、組織政黨、統一機關三大端”，其運作軌跡是：

注冊立案，成為正式社團—公開亮相社會，舉行洪門懇親大會（由“美洲”擴大為“五洲”）—整頓組織、統一思想—製訂黨綱、選舉黨魁—改堂為黨—完成建黨。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加拿大維多利亞與美國舊金山的致公堂幾乎同時派出代表回國，要求在國內立案，注冊成為政團，參加國內政治活動。1915年8月，舊金山致公總堂公舉黃三德為“遊埠專員，付以‘統一黨政、擴張黨勢’之任”。1916年12月，“三德赴北京，見黎元洪，準洪門立案，民六年（1917年）回廣東，見省長朱慶潤，又批準洪門立案”“批準為正式開明社會”。

根據1916年12月中央政府批準的洪門《呈奉內務部請予立案具文》美洲金山致公總堂決定“於廣州、上海各設致公分堂一所，專為結合華僑團體，提倡祖國實業，以發展新邦、鞏固共和之初步”。1917年8月，黃三德租定廣東省城西關穀埠三聖宮新街五號三樓為（廣東致公堂）籌備處，同時“倡建五祖祠”於廣州。旋以粵局糾紛，礙於進行，於是改“向上海購地建築”。而在廣東“設致公分堂”一事也未見有留存的圖文資料。

1922年4月，廣東上空戰雲密布，山雨欲來。黃三德離開廣東返回美國，決意在海外籌備建黨。1923年10月，在他的主持下，舉行了致公建黨史上關鍵的一次懇親大會——第三屆五洲洪門懇親大會。正是這次大會把改堂為黨提上了議事日程。這次懇親大會不僅其規模從第一、二屆的“美洲”洪門懇親大會擴大為“五洲”洪門懇親大會，而且由於“籌備進行頗費時日，旋於民國十四年（1925）再在金門開全體大會”。一次會議整整延續兩年之久，方始達成改堂為黨目標。

黃三德返美組黨的同時，1922年春，澳洲洪門領袖黃柱返國，謀求洪門在國內發展，與滯留在香港的趙煜〔1887年11月15日（農曆丁亥十月初一）生於廣東新會三江，1975年2月13日在上海逝世〕相識。1906年7月，趙煜在其美國的兄長趙慶幫助下，赴美半工半讀，在美加入致公堂。1908年他在美國加州十枝列（伯克利）組織“求是學社”研究國事。1909年，孫中山第三次赴美宣傳革命、募款與發展同盟會。是年冬，由孫中山作介紹人與主盟，吸收趙煜等十餘人加入同盟會。1911年6月，美洲致公堂與同盟會兩大組織聯合成立“籌餉局”，公推趙煜、黃蘇芸、張靄蘊與孫中山為籌餉局宣傳員，遊埠募集經費。武昌首義，芝加哥同盟會發起購買寇締司式（Cutis）飛機六架，支持革命。是年11月12日，趙煜隨機隊抵達上海。1912年，廣東省臨時議會成立，趙煜被選為廣東省臨時議會代議士。1913年8月，龍濟光入粵，解散議會，趙煜脫離政界，旋即再次赴美。1920年趙煜返國，滯留香港，與港商陳良舉組織《求是周報》社，發刊《求是周報》，“以宣揚洪門固有道德，針對時政之弊為旨。草創之初，淩伯靜、趙仲光由廣州來，馬延遠盟長由加拿大來，黃士衡博士由成都來，趙燭庭碩士由澳門來。此皆當時碩彥，黽勉同心，共同努力，遂得風行五大洲”。1922年10月，澳洲及紐絲蘭洪門在悉尼召開洪門懇親大會，黃柱邀趙煜與會。這次會議議決“設立中國致公總堂於上海，公推趙煜為負責人，主持一切，並議決澳、紐兩地昆仲每人額捐澳金一鎊以上，為組織總堂之用”。會議結束後，趙煜返港。12月間即偕黃士衡、淩伯靜在上海新閘路辛家花園10號設立致公堂籌備處。厥後，黃士衡介紹黃鳳華博士、吳倚滄碩士、陳菇玄碩士等參加工作。

1923年9月，趙煜偕黃鳳華博士代表上海致公堂，並受檀香山、澳洲、紐絲蘭、古巴、尖尾架、菲律賓等各地總分堂委托為全權代表，出席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與會前，趙煜作了充分準備。主要有：一是從社會精英中招賢納士，“聯絡人才”，壯大上海致公堂的力量。據淩伯靜、趙煜《致加屬同誌書》，“自上海機關（指致公堂）設立之後，國內優秀分子加入本黨者，實繁有徒”，如陳逸凡、黃劍平倆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黃鳳華博士（亦美國哥倫比亞卒業）皆是也。陳逸凡、黃鳳華倆君（當時在京中）為該黨聯絡人士，“盡力為洪門宣傳”。又擬舉黃劍平（兼任滬上南方大學教授。課畢始行），赴漢赴湘，擔任聯絡及宣傳之職務。二是草擬黨綱草案，於懇親大會舉行前數月分發海外各洪門堂口，“各昆仲披讀之下，十分歡喜”。“加拿大致公堂”在接到黨綱草案之後，爰集昆仲開全體大會討論，“皆謂極為適合”，並寄希望於上海致公堂，“毅力運動，俾成正式政黨，以達愛國之目的”。一時間“海內外來信讚成上海機關所擬之黨綱草案，紛至遝來”。

為了開好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早在6月間金山大埠致公總堂、域多利埠致公總堂就聯合發布了《致公總堂重要通告》：“本年陽曆十月十日舉行懇親大會，召集海內外五房昆仲共定黨綱，組織政黨並訂期建築五祖先烈祠，以定洪門之大計，植萬世不拔之基礎，為促進統一南北之張本，經本總堂召集會議，公議從新一律注冊，將姓名籍貫存據，共享黨員一切權利……洪門昆仲一體周知遵照施行，特此布聞，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8月20日，域多利埠致公總堂又單獨向其所屬各分堂《特行布告》：“為布告事，現接金門致公總堂函開，雙十節懇親大會時期在邇，仰即布告坎（加）屬各分堂選定代表，將相片寄來報關，免至貴代表進關時被他阻留等因……仰各分堂迅速遵照辦理”，足見加拿大致公總堂對開好這次懇親大會的重視與支持。

與此同時，黃三德、康洪章在1923年10月3日至10月20日間的《大漢公報》上連續刊出署名文章《與洪門昆仲商榷書》（黃三德）、《洪門進行計劃書》（康洪章），為開好這次大會進行動員和部署。

接著，10月12日《大漢公報》發表《祝金門致公總堂第三次懇親大會》，就這次會議的“建祠、組黨”兩大議案進行“論說”：“自金門致公總堂發起‘籌建五祖先烈祠於廣州、上海等處，次第興辦實業教育諸大端，推行洪門救國之計劃，惟事體重大，曾經開第一第二次懇親大會，召集各地致公堂代表，修訂致公堂根本章程及籌建先烈祠章程，以資遵守而策成效……旋以國內事故，粵局頻變，不能不考量從事。而洪門救國之計劃亦應時勢之需求，為聯合群眾之政治運動，於是有組織政黨之議。今者，第三次懇親大會關於建祠組黨兩大議案，由代表團共同討論，以策前途之進行。建築五祖祠，所以表揚洪門革命諸先烈之功勳，留為萬載之紀念，組織大政黨，所以表示洪門團體純正之黨綱，參與共和政治之活動，洪門救國之大計劃，自此貫徹利國福民之本旨，實為中國曆史上政治社會之新紀元也。”

第三次懇親大會就是在這樣一種團結齊心和期待的氣氛中拉開序幕的。正如明義在“本館論說”中所描述的：“各國致公堂特派代表赴會，同襄盛典，儀式之隆重、英精之濟濟，為開會所概見，洪門團體之事務、人心之趨向、黨務之發展，尤為此次懇親大會之唯一表征。”

這次會議，上海致公堂由於會前準備充分和上海城市的特殊地位，獲得了大會的肯定和信任。其一，會議確認“上海致公堂為海內組黨籌備總機關”。決定在上海“購地建（五祖）祠”，公推趙煜、黃鳳華為正、副總理，負責籌議建祠事宜。其二，“當日懇親大會決議組黨案，各代表諸君推舉黃鳳華博士、譚宣三君、趙煜君將上海致公堂黨綱草案，再三刪訂，作為洪門政黨總綱草案，派趙煜、黃鳳華遊埠，征求各公堂叔父昆仲同意，隨時即行公布。”其三，“惟是組織政黨之舉，斷不能稍緩須臾。俟上海祠成而後，著手辦理政黨事宜。”

不難看出，上海致公堂若是落實了這三項任務，基本上也就達成了致公建黨的目標，實現了這三項任務也就完美地為致公建黨的軌跡：（設堂）—建祠—立綱—組黨畫上了句號。更重要的是，這一軌跡顯示出致公建黨從一開始就沒有仿照西方政黨的創建模式，而是有著自己的理念和適合“堂”情的路徑：

第一，致公建黨一個不可忽視的內驅力是民國時代洪門繼續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及其“應辦之步驟”，從一開始就不完全是在創建一個新的現代意義的政黨，而是“改堂為黨”，是“組黨”，所以致公建黨的核心理念是一個“改”字，一個“組”字。所謂“建黨”隻是廣泛意義上的表述。

第二，建祠的內在訴求是寓認同和弘揚先祖崇拜的心理文化於紀念洪門先烈巍巍功勳之中，凝心聚力，推進“改堂為黨”的進程，彰顯出洪門愛國革命的如磐初心和鮮明的洪門文化品格。

第三，以設堂為籌備組黨總機關，以建祠為組黨重要路徑和手段，以組黨為建祠的價值取向，以立綱牢植組黨的根基。

設堂、建祠、立綱三者相輔相成，達成組黨目標；三者聚集上海，足見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黨中的地位和作用。萬事俱全，上海致公堂在致公建黨進程中，就差“問鼎黨魁”這一步就功德圓滿了。

 

二、唐紹儀與五祖祠

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於11月4日閉幕。會後，趙煜、黃鳳華、譚宣三即赴墨西哥、古巴、尖尾架等致公堂所，為建祠募款。1924年4月折回紐約。“趙在紐約，特商請其老友潘應霖博士及嚴仲如工程師來晤，遂由梅宗炯盟長主持加盟典禮，隨即請潘前往歐洲、南非、印度、緬甸、南洋各地”，繼續為建五祖祠募款。

同年5月22日，趙、嚴由紐約赴加拿大。全加洪門領袖李希寰、譚義、趙芳椿、李汝等諸盟長“聯名封趙煜為盟長，賜給證書，以廣招賢才，勠力報國”。1924年9月29日，趙煜乘加拿大郵船抵達上海。越數日在古拔路（今富民路）151號成立建祠籌備處。各國之建祠代表湯龍驤（澳洲）、李期道（紐約）、林德緒（加拿大）、陳益三（菲律賓）、謝維屏（墨西哥）、鄧燦、張景山（檀香山）等洪門大埠公堂代表絡繹來滬，各地募得的建祠款項也相繼匯來。由是開始選址購地建祠的程序。

這時，寓居滬上的唐紹儀，不僅於1924年9月入闈洪門，而且願意將其坐落於法租界海格路476號即將竣工的三層磚木結構小洋樓售讓與五祖祠，以促其成。唐紹儀何許人？唐紹儀（1862—1938），字少川，廣東香山唐家灣人，為1874年第三批留美學童，1881年奉命回國入仕。在辛亥革命前的25年，在清政府為官，從九品小吏逐級遞升至朝廷一品大臣。辛亥革命，南北議和，唐紹儀原本作為北方袁世凱的全權代表開始支持並參加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中華民國成立，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1912年3月13日），推行責成內閣製而為獨攬大權的袁世凱大總統所不容，旋於6月16日辭職。1914年4月在上海創辦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名為經商，實則與政商要員“一爐而冶”。圍繞“金星”凝聚了一批政界人物，以唐紹儀為領袖。因此，在當時就有“金星係人物”之稱。在討袁與護法鬥爭中，唐紹儀與孫中山有過重要合作，並在1917年被孫中山特任為中華民國軍政府財政總長，但未就職。後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自1920年孫中山第二次開府廣州後，唐紹儀因治國理念、選舉總統、出師北伐等政見與孫中山歧異而日漸疏遠。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所部粵軍“兵變”，唐紹儀退居香港，翌年移寓滬上，退閑隱居，但仍關心國內政局。

1925年2月3日，趙煜在付清第一筆購樓款後，隨即請建築商負責樓宇上蓋（建築工程用語。一般理解為在一處設施上方區域，開發建設另一設施，上方設施的定義為“上蓋”）工程，以完其未競者。3月31日，趙煜撤銷了古拔路151號籌備處，遷入海格路五祖祠辦公，並以五祖祠兼作上海致公堂駐地。5月21日《大漢公報》以《五祖紀念祠落成》為題，對即將落成的五祖祠外貌作了如下描述：“五祖紀念祠之麵，平排四座，五柱擎天，表示五祖功業，炳耀環球也。”“右方有平台凸出，上繞鐵欄，其下即東向之正門。此門入即長廊，正門外有大草場，麵積幾及百井。”7月12日致公堂向唐紹儀交清購樓款。9月5日上海《申報》報道“（五祖祠）茲已工程完竣”。五祖祠占地2畝1分7厘（約合1362.47平方米），一二樓為辦公及棲息用房，三樓設神壇祀奉五祖及所有洪門列祖先賢，樓房前有寬敞草坪，植以花草樹木，樓房後建有平房若幹。9月12日（農曆七月廿五日，清初洪門先烈在湖北襄陽龍虎山誓師起義的日子），五祖祠舉行開幕典禮。

9月15日《申報》以《上海五祖祠開幕紀》為題，作了報道：“海外華僑致公堂團體，在本埠海格路創建之五祖祠，經於昨（十二）開幕，寓滬名流、到會者有唐少川、張君勱、張其煌、江天鋒、莫克明、潘公弼及西報記者雷特等，共五百餘人，非常熱鬧。十二時開幕，由總理趙煜報告建祠情形，及洪門有功國家曆史，繼由嚴仲如宣讀各界祝詞，賀電數百通，隨由主席（注：潘應霖）請唐少川先生演說。謂：幸逢今日五祖祠開幕盛典，觀各方祝製賀電，海外為多，足見致公堂團體之偉大，勢力之雄厚，且五大洲均派有代表回國，足見對祖國之傾向，此甚望致公堂團體，能為國家出力雲。繼由張君勱演說……次由謝百英、潘公弼、莫克明、吳紀舜、馬小進、江天鋒、盧煒昌等相繼演說。最後由趙總理答謝來賓……自開幕至散會，皆以活動影片攝成畫片三幕（注：由長城影片公司攝成電影），極稱一時之盛。”

9月29日，致公堂檀香山盟長鄧燦依照洪門傳統儀式，在剛落成的五祖祠，授趙煜為上海致公堂盟長，確認了趙煜的盟長權位和上海致公堂的公堂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五祖祠從購地、鳩工到舉行落成開幕，隻用了短短七個月左右的時間。何以如此快速而平順？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唐紹儀讓出了原為自己在法租界海格路建造的即將竣工的小洋樓，在地理位置與工程預期上都比較理想。趙煜隻需在此基礎上請建築商“上蓋”工程便可告成。所以五祖祠的建造，實際上並沒有按照懇親大會原先的設計要求，平地起樓。從建祠的本身而言，它佐證了黃三德當年對五祖祠是“將舊屋一間，略事修葺”的質疑。至於是不是“舊屋一間”，還是即將竣工的小洋樓，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從趙煜於1925年2月3日付出第一筆購地款項後，便於4月1日遷入“小洋樓”正式對外辦公而言，當時的這幢小洋樓是處於可以使用狀態的。

 

三、趙煜、唐紹儀與致公建黨

五祖祠的順利建成明顯得益於唐紹儀力促其成。那麽，唐紹儀為什麽願意讓樓以促成“五祖祠”建祠其事？現有的史料無法說清“為什麽”的主觀動機，隻能從結果去逆向探究。

其一，當然是與“俟上海祠成而後，著手辦理政黨事宜”直接有關。當時的輿論認為“建祠一事，無論如何艱辛……盡可以購地鳩工……”，惟是“組織政黨之舉，本我洪門昆仲救國精神，亦我洪門先烈複國偉績，斷不能稍緩須臾”。其二，借“堂”出山，重返政壇，這是唐紹儀作為一位政治家對於1922年“陳部兵變”引發的政局形勢變化與走向的能動反應。

1922年6月“陳部兵變”，兵變後粵軍分裂成反孫的陳炯明部和擁孫的許崇智部，（國民）“黨內部亦行分裂”，於是海外“華僑之有（國民）黨籍者亦裂為陳、孫兩派”。1923方年1月，孫中山聯合滇桂軍將陳部粵軍逐出廣州，陳部粵軍退據惠州與孫軍相持東江，各調和無效，一時廣東“危機四伏，戰禍猶未已也”。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係曹（錕）吳（佩孚）政府，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以謀和平統一中國”。11月13日，孫中山離開廣州，抱病北上，與此同時，主張“聯省自治”的西南諸省，鑒於“曹、吳武力失敗，聯省自治當能實現”“則專望段芝泉（祺瑞）早日組織聯省政府”。1925年2月24日，雲南唐繼堯通過媒體表達，以為解決現時政局，“仍非恢複南北對等和議之方式不可，然欲求對等，必先西南有一強有力的政府……現時西南諸省中，足為西南政府之策源地者，非粵莫屬”。唐繼堯進一步提出“以粵政還諸粵人”“表明其無利廣東政權之心”。這裏唐繼堯所謂“以粵政還諸粵人，其意未始不屬於唐紹儀”。媒體還透露，對此，“蟄居滬上之唐紹儀氏，亦有預聞。蓋唐紹儀年來對於中央政局，認為無從著手。惟對於桑梓情深之廣東，嚐有披髻纓冠之念”。正是這“桑梓情深”，促使唐紹儀萌生“回粵主持政局”之念。於是，一方麵選派其秘書蘇理平兩次赴汕頭……征求陳炯明同意；另一方麵與滬上之聯省派議員章炳麟、褚輔成等“日聚議於其（虹口）老靶子路（今武進路）之公館，謀所以解決政局、解決廣東之法”。

“惟唐紹儀此次出山，究采用何種策略？人民尚不能無疑”。媒體分析：“如果唐紹儀以求孫係軍隊妥協而登場，則是唐氏為繼承孫文之地位而來……人民安能不加反對。若消滅孫軍之實力，則唐氏又果挾何種實力而來。若聯滇唐（繼堯）而來，則滇唐將來對於孫軍，又采如何態度。況滬上舉唐紹儀為國民黨總理之說甚囂塵上……”看來這三種策略各有其不足的一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北京，形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華僑一失重心，於是致公堂分子之稍具政治思想者，鹹欲趁時組成政黨”“然而國民黨派有組織有首領，新組之黨有組織而無首領，故其人數雖比民黨多數倍（即以美洲而論，入致公堂者凡二十萬）而卒未能巍然而成一政黨，似與國民黨抗衡者以此”。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唐紹儀選擇此時“出山”，可謂正當其時。其最佳途徑與方式也莫過於與致公堂結合。以唐紹儀的“聲望及資格言，當無反對之理”。本著（聯治）理念之相通，“惟桑梓情深之廣東”，也許毋須用更多的理由去說明唐紹儀的選擇。

由是唐紹儀之金星係，“分頭派人向各埠民黨疏通，舉唐氏繼任總理”；同時通過上海致公堂“運動各埠致公堂舉唐氏出而主持”。可是，唐紹儀誤判了形勢。

其一，孫中山去世前並沒有指定接班人。孫中山逝世後，雖然“民黨要人多願擁戴唐紹儀繼任總理”，但1925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執全會，則決定將廣州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選舉汪精衛為第一任國民政府主席。在接著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汪精衛被選為主席，汪精衛成為國民黨新軍政領袖。僅僅隔了一年的1926年，蔣介石就成為國民黨中常委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名副其實的一號人物。唐紹儀“問鼎總理”大位，事實上無此可能。

其二，忽視了致公堂的對孫情緒。曆史上北美致公堂曾積極支持並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厥功甚偉。中華民國成立，洪門致公堂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由於孫中山在致公堂要求回國注冊立案、組織政黨、參與國內政治等問題上的處理；1922年“陳部兵變”後孫、陳相持東江、戰禍未已；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4年10月西關商團事件等一係列事件在華僑中產生的負麵影響，海外華僑“群致其希望於陳（炯明）氏也”。“惟是致公堂分子多有不滿於孫黨。今見唐氏欲合兩派（指舉唐繼任國民黨總理，同時主持致公堂改堂為黨）一爐而冶，遂多拒絕唐派之運動者。”

其三，真正讓唐紹儀謀劃落空的是陳炯明在黃三德的支持與合力下直接介入並促成致公改堂為黨。黃三德（1864—1946），廣東台山人，早歲加入三點會，1897年任舊金山致公堂盟長，1904年陪同孫中山在美國宣傳革命，1916—1922年回國進行洪門組黨、建五祖祠、興辦實業，1920年末任粵軍總司令部顧問，與陳炯明有過徹夜相談，深知“為洪門再建功勳”“是老友心期”。陳炯明“心期”什麽？沒有留下文字記載。但從黃三德於1922年4月離粵返美，途經檀香山並出席當地致公總分堂的歡迎會上的演說詞中，可以窺知其“心期”是“洪門繼續存在發展”。黃三德說：“我洪門以反清複明為宗旨之秘密組織，暗中運動，傳至二百數十年之久，今日得達目的。”今“黨禁已開，我洪門團體之大，組織之堅，曆史之久遠，人人知之。當然要扶助之，使之繼續發展，乃能力爭上功。表現其手造民國之資格於社會上永垂芳譽。……我洪門實有繼續存在發展，及表揚讚助革命功績之必要”。在演說中，黃三德進一步向與會致公總分堂人“略陳”其“洪門繼續存在發展所應辦之步驟”，以及“改良洪門儀式，完成政黨政綱”；在上海“組織中央機關”；“設立大報館於上海，鼓吹洪門宗旨”。不難明白，彼時黃三德看好的是“上海”！

1922年黃三德離粵返美，1923年在由他主持的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上雖然確定了建黨的明確目標，有了黨綱草案，成立了籌辦機構，但沒有明確的領袖人選，可謂“有組織而無領袖”。而此時的陳炯明雖有一定資曆和聲望，但自經曆了“六一六”兵變（特別是經曆了廣州政府兩次東征之後），正苦於無可依托的有力量的組織實體。所以陳炯明在聞悉第三次懇親大會議決改堂為黨的信息後，即於1924年2月指示他的親信馬育航致信黃三德，表達組織華僑政黨的意願。信中說：國共兩黨“兩皆無當於建國之任，吾人未敢菲薄，以後救國與建國之責任，不能不仍引以自負，基此意誌，仍有運用大黨之必要……”陳炯明這一訴求與洪門致公堂改堂為黨設想一致：洪門改堂為黨需要一位旗幟性的人物，而當時“在中國沒有比陳炯明更為華僑所知而尊敬的人”；陳炯明也需要洪門的支持，組建政黨，東山再起。由是，陳炯明隨即派出了代表赴美聯絡建黨事宜，直接介入改堂為黨過程。據1925年4月22日香港《華字日報》援引《加拿大通訊》一則消息稱：“2月18日，加拿大首都維多利亞（即域多利）致公堂各華僑……因聞陳炯明……有代表陳應權、肖少石抵埠聯絡僑胞，遂於是日開全埠僑民歡迎大會。到會者千餘人，首由陳等人說來意，次由華僑各界領袖演說，大致皆主張結合華僑新團體以應付國事。在場者多數讚成，乃即席議決要案五項：（一）華僑讚成聯省自治；（二）舉陳炯明為新黨首領組織政黨；（三）籌助粵軍餉；（四）設立航空學校；（五）選派代表回國征求陳氏同意。”1925年7—8月間，陳應權又和林榮石兩人代表陳炯明赴美，與致公總堂諸公開會討論此事。幾經商榷，始將各項計劃議定，同時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美東各公堂亦有同樣之籌劃，僉以為政黨之組織刻不容緩，應於陳先生歸國之前將黨魁選出以饗眾望。因此，“致公黨遂於（1925年）八月二十日成立，公舉陳競存（炯明）先生為黨魁，並擇定今（1925）年十月十日正式開幕”。10月10日致公黨舉行“開幕典禮”。9月2—3日《大漢公報》以《洪門實行組黨》為題，先行公布黨綱草案。11月18—19日，由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代表團署名在香港《華字日報》以《致公堂改組政黨之近訊·黨綱經已脫稿》為題正式公布黨綱。至此，金山致公堂達到了改堂為黨的預定目標，完成了致公建黨的第一次飛躍——從會黨轉型為政黨。

“金山”這邊在陳炯明派出的代表直接介入下，迅速達成了“改堂為黨”目標，而“上海”那邊趙煜還在按“祠成組黨”的步驟進行中。1925年4月18日，《大漢公報》以《五祖祠與洪門》為題發表“論說”，為上海致公堂“改堂為黨”造勢：“洪門在滬上建五祖祠，趙煜先生數年之奔走……近又得唐少川先生（唐公於去年八月十三日加入洪門）之資助，廉價讓出地址，遂觀成有日”“歡欣雀躍”，8月9日上海建祠董事局第三次會議“通過以烏、紅、赤、白、綠五色直排為洪門黨旗”，繼之又於9月間發布《黨旗製定法》通告，正期待下一步“洪門改組政黨……總可成為事實”而信心滿滿之際，不意金山致公總堂“改黨消息及滬”，上海致公堂“聞之，大嘩。蓋舊金山致公總堂此舉，事前並無所聞。上海致公堂既不能杜絕於先，又無術挽救於後”，遂於10月10日發布《五洲致公堂駐滬代表敬告洪門全體叔父昆仲書》，以1923年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議案《洪門組黨章程》為依據，強烈譴責舊金山致公總堂“濫改黨名”“擅舉黨魁”“竟以洪門之罪人，為洪門之領袖”。同時，又在上海《申報》1925年9月21日刊登一則《辟謠廣告》，聲稱：“報載致公堂舉陳炯明為總理並無此事。特此辟謠。”

作為回應，駐美金山五洲中國致公黨總部於1925年10月28日在美洲《大同日報》“宣布革除趙煜洪門黨籍”：“趙煜偽造種種事實，遍發傳單，大犯洪門法律，應即革除趙煜洪門黨籍，以儆效尤，此布。”

繼之，又在11月間的上海《申報》刊登一則《駐美金山中國致公黨總部辨正啟事》，就“擅舉黨魁”這一指責進行辨析，全文如下：

“閱上海申報九月念一日登有辟謠廣告一則，不勝詫異。本致公黨改組政黨，根據民國十二年五洲洪門第三次懇親大會代表團代表議決組黨案，九月一日由五洲致公總堂公布黨綱政綱，舉定陳炯明為總理，各國致公堂一致讚同。已於十月十日在金山舉行正式成立開幕典禮。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葉可樑總領事、各界社團、各致公堂代表、陳總理代表肖少石等赴會致賀，所有開幕情形及陳總理肖像均刊載本黨大同總機關報，中外感知。上海小部趙煜假借五洲代表名義，登報指為謠言，其立心實不堪問。須知，推舉陳公炯明為總理係五洲四百五十餘所之致公堂全體公意。由五洲致公總堂領銜推載……用登廣告辨正，以息謠諑。”《啟事》以明確無誤的語言，有理有據為“黨魁”產生的合法性作了辨析。

趙煜被革除洪門黨籍，美洲致公堂口反應強烈，尤以加拿大域多利致公堂“更為憤激”。11月9日，駐加拿大域多利致公總堂《通告各埠致公總、分堂洪門全體書》，公開指責“五洲總堂未通函征求本屬總分堂同意，竟自行組黨舉魁”“且將五洲第三次懇親會議決，候上海五祖祠落成後召集組黨案剔除不刊錄章程內，為今日擅權私自組黨地步，嫉才妒能，排擠嚴君如，反功為罪，布告革出趙總理黨籍，其他種種破壞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而在此之前，11月1日，墨西哥順善兩省致公總分堂，發出《征集公意緊要通告》（續致字第廿三號），就“大同日報登載革除其（指趙煜）洪門黨籍此事”“即刻開全體大會……詳細研究”“詳細討論”後，於11月6日致函金門中國致公黨總部“要求貴總部於本月廿一日以前迅速登報恢複趙煜黨籍”。11月4日，墨西哥俄沙僑致公分堂也致函金門五洲致公黨總部暨列位執事，稱：“大同日報所登革除趙煜洪門黨籍之告白，十分離奇，令本部同人無唔驚駭”，要求總部“將趙煜罪狀如何犯法”之“證據先行公布，然後革之方能合法”。

金門洪門“組黨舉魁”“幾致洪門肇分裂之禍。堂務進行，大受影響”。對此，1926年1月5日香港《華字日報》以《致公黨改組政黨之各有意見》為題作了如下報道：

“海外洪門致公堂近因組黨問題，發生破裂。美洲金山總堂則擁護陳炯明，而上海建祠代表則排視外間不明真相者，多為詫異，以為該堂素無政黨習氣，亦無甚政客從中鼓動，何以組黨未成即有些景象。經記者四出調查，始知第三次五洲洪門懇親大會代表議決組黨案，其中有一條雲：‘公認金山致公總堂為海外組黨籌備總機關，又公認上海致公堂為海內組黨籌備總機關’，味其文意，顯然將金山、上海，劃定鴻溝，分為兩派，一向外發展，一向內發展。雖其下有兩機關互相聯絡之文，然其不能同條共貫，已隱約言外。故擁陳未發生前，兩派即有分道揚鑣之勢。近數月來上海與唐紹儀接洽，故有擁唐為總理之說，金山派則別樹一幟，於是擁陳之議以起，由議論而成事實，居然正式發表，上海派以其未得本派同意，指為專擅，遂益鼓噪，直以文字公開攻擊。金山派也不饒讓，又以文字相辯論，此向來最團結之致公堂，忽由此分歧之所由來也。查金山總堂，素為五洲致公堂之領袖，自然有曆史上之信仰與基地。然上海派近因建祠有功，也頗為一般人士所屬望。今因此而意見不同，殊為可惜。現聞該堂有識之士主張調停，使兩派犧牲成見，複合為一，期合群策群力，改組而成一大政黨。”

黨魁之爭，最終是陳炯明取勝，唐紹儀出局。但如果不以勝敗論英雄，這是上海致公堂在改堂為黨的過程中繼黨綱草案之後，又一作為。一般說來，“黨魁”和“黨綱”乃是組建政黨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標誌，如果再加上“設堂”“製旗”兩條，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乃是致公建黨的策源地之一，當不為過。

 

四、上海致公堂與民治黨

1925年9月，五祖祠落成，原定五祖祠落成的同時舉行洪門懇親大會討論黨綱及組黨等事宜，都沒有如期舉行。五祖祠落成後，隻是由檀香山茂宜埠盟長鄧燦主持五祖神位升座，趙煜點火開光。整個過程就是一場純粹的五祖祠落成、開光的慶典活動。

但是，上海致公堂和加美東、加拿大等區域的一些主要洪門堂口，並未就此放棄洪門組黨事宜。1926年11月3日，全加洪門在溫哥華舉行第四次懇親大會“相與籌商洪門大計”“由加屬洪門建議，開五洲洪門大會於滬上，解決組黨事務，融合內部，協力進行。明定黨綱政綱改良入黨手續，廣羅英俊，以向外發展，將使洪門精神仍昔，前勳愈彰。與國家複生直接關係，則前途之發展當無可限量者矣”。這一建議是否落實，限於史料不得而知，但建議表明，由加屬洪門牽頭的北美、美東、墨西哥等致公堂口決意與中國致公黨杯葛，以上海為基地另行組黨的意圖則是顯而易見的。嗣後的上海致公堂“以建祠之事告竣，亟宜力謀黨務之發展，如改組政黨也，振興實業也，編纂曆史也，凡此計劃，現正籌備，積極進行”。為謀求堂黨複合，1931年，由中國致公黨主導，在香港召開五洲致公團體各區代表會議，進行協調，但終因堂黨雙方各持己見，相持不下，遂無結果。“既感堂黨之不能複合，於是堂之方麵組織總幹部”“作為組織政黨之總機關”“從此長江方麵以上海總部為策應大本營，以香港之西南總分部為犄角相呼應”“總幹部成立後，隨即於1932年派遣洪少植北上，以為與吳（佩孚）民聯絡”，但無結果，“於是乃於張君勱等各方麵領袖，共同發起組織國家社會黨，由張君勱等致函總幹部”，總幹部“以茲事體大”，經大會討論，僅“準致公堂會員自由加入國家社會黨”，彼此間“為同盟之友黨”。不久，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發動侵華戰爭，國難當頭，民族危亡，趙煜等上海致公堂人與全國同胞一道共赴國難，“改組政黨”一事便告中輟。迨至抗戰勝利，黨禁解除。1946年，趙煜聯手司徒美堂在上海組建中國洪門民治黨，以五祖祠為民治黨總部駐地，上海致公堂為民治黨消融，由此終結了當年杯葛致公黨的洪門堂口改堂為黨的曆史使命。

 

來源

 

本文載於《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6期。轉引轉載請注明出處。限於篇幅，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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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陳昌福.上海致公堂與致公建黨［J］.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6）：13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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