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物權法與所有製之爭

前一節講到，私有製的產生，是資源稀缺引起的，而不是物質剩餘引起的。以中國今天人口對資源的壓力，物權法勢在必行。用私有製和公有製概念來判斷物權法的是非曲直，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來裁決物權法法理基礎，是以僵化的意識形態來處理當今中國急切需要解決的法製建設問題。

 

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弊端時，把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定義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和生產的社會性的矛盾。用物質循環的觀點，即當今的物質循環是全球循環，而控製這一龐大物質循環的一群生產資料私有者卻無法協調合作而有效保持這一物質循環的連續性。把生產資料的所有製與生產的社會性的矛盾翻譯成本係列語言，就是物質循環的全球性與控製物質循環的諸個體無法協調合作的矛盾。

 

亞當·斯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建立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將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即許多分立的個體在他們自身權限下獨立決策，就可以經由市場經濟達到對全球物質循環有效的合作性的控製。

 

兩次世界大戰前前後後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是乎證明了馬克思的正確和斯密的錯誤。因為人們看到，在經濟危機的時候，一方麵是大量貧民因饑餓而死亡，另一方麵是資本家為了保護物價不下跌而銷毀糧食，把牛奶倒到海裏。這就是典型的“個體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導致集體利益最大化”的命題。這個問題在博弈論裏有研究，最著名的就是“囚徒悖論”，即兩個囚徒很難合作達到雙贏，雖然他們各自為自身利益著想，而且雙贏同時是他們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中國古代“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故事，也是個體利益最大化導致集體利益被破壞的案例。

 

由於馬克思生產資料的私有製與生產的社會性矛盾論斷，產生了廢除私有製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是，正如前一篇文章說到的，私有製是資源稀缺的產物，不是物質豐富的產物。當今世界有60億人口，中國的人口對資源的壓力也與日俱增，沒有合理的財產製會導致生態問題無法解決。因為每個個人都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努力的事實不會因為所以製問題而改變，中國乃至人類麵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每個個體決策導向人類集體利益最大化，是如何使得許多個體的自主決策形成控製全球物質循環的理性合作。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物質充分豐富，而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加，這種物質充分豐富的前提永遠無法到達，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時期有過物質充分豐富的伊甸園經曆，但那種條件已經是一去不複返了。

 

博弈論的研究發現，個體利益的極大化不導致集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因，不是私有製的錯誤，而是私有製的不夠完善。這種不完善表現為“外部效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是建立在完善私有製基礎上的，而由於私有製不完善，所以有外部效用，所以導致經濟危機和環境破壞。

“外邊效用”的例子之一是汙染。即工廠生產是把廢氣和廢料排到空氣和河流裏，因為空氣和河流沒有產權界定，難以計價計算生產的損耗。如果我們把河流的航運權和淡水魚業養殖權私有化，那麽河流的產權所有者就會向排汙廠家索賠，使得河流排汙外部效用得以控製和消除。如果河流是公共所有，就不單造成河流汙染，而且河流的航運和養殖經濟效益無法得到充分利用。

 

“看不見的手”假設是市場交易雙方隻是就他們自己的財產做交換，而外部效應的產生在於交易雙方的行為危害或增加了第三者的利益（外邊效應可以是正麵的也可以是負麵的），而第三者的這部分利益沒有產權界定，無法阻止這種有外部效應的交易。例如，我房後的一片菜地被賣給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了。結果起了一棟高樓把我窗子的陽光給遮掉了。那是陽光照射沒有產權界定，原來種菜時沒有陽光衝突，交易後我的陽光權益就被菜農賣掉了。

 

空氣能私有化嗎？不能。所以空氣是要公有化的。工廠排汙氣要受到法院代表整個社會對其提出起訴。所以，製度建設不能在私有製和公有製之間做互斥的抉擇，有些資源私有化好，有些資源公有化好，但無論公有私有，產權都得清晰。

 

現代“委托－代理”理論和公司理論對所以權有了一種全新的解釋，即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是以前理解的任意處置權，而是剩餘配置權和剩餘索取權。即你擁有了資產，就同時有了社會責任。如果你有了房產，你有交財產稅的義務，你房前那段路確實是你的財產，但你必須允許行人在其上行走，而且，如果你不鏟雪，有路人摔傷了，你要賠償，因為你有財產使用管理不當和疏忽傷害公眾利益罪。房子上空的空間是公眾的，民航能飛過上邊，你房產地底的石油是國有的，你不能在後花園打井開發石油，等等。

 

財產擁有不單有責任，而且還要有資格認證。如你擁有汽車，你必須要有駕駛執照才能開你的私有車，否則即便車是你的你也不能開。如果你有一片山林，你要每五年通過一出環境保護的培訓和認證，保證你有資格保護山林的水土不會流失。你要買農場，必須有農學院學位證書。

 

剩餘配置權和剩餘索取權是在完成了一係列政府規範和社會規範以後，並履行一切合約以後你的處置權和索取權。產權是你的，但你使用財產的行為必須合乎法律。

 

與產權並行的是財產稅。即沒有產權的人在社會中依然有基本生存和生活保障，而這個保障的一部分是由財產稅的再分配來實現的。財產登記，是要與財產價值一起登記的，這樣法律對財產的保護才有依據，在財產受損時，可以準確估計財產價值。你不能事發後漫天要價，也不能在國家征用時漫天要價，你財產的價值，主要依據是你每年按其價值交納的財產稅來定的。國家保護私有財產，當然要收保護費，每年收財產稅是一種比較公平的財產估值方法。如果你說你的小茅房值千萬，那麽你就得每年按千萬交納財產稅，財產登記時可要想好了。西方慣例，是定期估價。

 

有些製度和產權沒有關係，主要是為了把資源充分利益起來，發揮資源效益。比如“三個和尚沒水喝”案例，可以用輪值製度來解決，每人輪流挑一天水。

 

總之，財政製度是越來越複雜，這與人類吸納的物質循環複雜程度是對應的。人類製度的建立是如何提高這些物資循環的效益，中國財產製度的建立，要考慮如何吸引保留和利用國際周轉的資本，如何使得八億農民進入全球物質循環。在私有製和公有製層麵上爭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層麵上爭論，是迷失了法製建設的方向。

[為人父]

你這節講的非常好，這個係列整理一下可以在國內出本書，也為國內的決策者多開一思路。

我覺得反對《物權法》的人不是針對它的效用，而是針對其與國家憲法的矛盾來講的。如果單從這點來說，反對的也不是沒道理。

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隻許幹不許說，結果在理論上留下很多空白需要研究。理論問題積累的多了，就更是難以解釋。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色在哪，沒有任何讓人信服的解說。所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很容易被實踐為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

你說的對，不能簡單地以公有和私有來劃分一項法律的性質，更不能將公有和私有完全對立起來。共有和私有不應該成為一種價值觀，而應是一種達到整體效率最大化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