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7年12月10號是一個特別值得記憶的日子，它是我們省文革後恢複高考的開考日，是我們這代人改變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也是國家撥亂反正走向改革開放的序曲。雖然在77級這個群體中本人隻是滄海一粟，但自己的人生從此經曆了風風雨雨，與大大小小海內海外的不同考試和工作相伴走了幾十年。作為那段曆史的親曆者，許多往事仍曆曆在目，撫今憶昔，感慨萬千，謹以此文記述我高考前後的那些年那些事。
七七年高考考場 （圖片取自網絡）
說高考就不得不交待一下我們那一代人的出生和上學經曆以及上山下鄉運動。我是荒年時出生的，屬於一出生就挨餓的那一代。聽父母說他們最艱難的時候曾經晚上出去扒過榆樹皮回來，搗碎後混在食物裏一起煮著吃，也曾在冰封的江麵上鑿洞撈過魚。四歲多的時候我隨戊邊屯墾的父母回到老家，去了一個據稱是全國係統內最大的準軍事化的國營單位，那是個在長江邊上圍湖造壩抽幹湖水後而建的。據說這裏曾經是三國時期曹操80萬大軍南下時操練水軍的，相傳曹操的兵曾經一人隻喝一口水就把湖水給喝幹了。我就是在那個地方度過了我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時光。
兒時從上麵玩過多次跳水的東風大橋。
66年開始上子弟小學、漢語拚音也就剛學了些並B、P、M、F，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所以我漢語拚音到現在也還不靈光。盡管這裏與外界社會相對隔絕，但文革大潮中也不能不被波及。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接下來是奪權、停課鬧革命，人手一本紅寶書，背毛主席語錄、鬥走資派、地富反壞右和牛鬼蛇神，連我們小學的校長也沒能逃脫厄運站在台上被頭戴高帽子接受批判。父母單位文革的高潮是兩派從文鬥升級至準武鬥，一派將一台當時前蘇聯援助的斯大林型號坦克改裝的拖拉機再改裝回沒炮筒的坦克向另一派進攻，而後者被逼撤到地處高坡的大院，並把幾個碾馬路的幾噸重的大石碾用繩子吊著放在大門後，隨時準備返擊。兩派都派代表上北京告狀並得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接見，最後因有國務院周總理對這個單位的“緊急三點指示”之後，立馬被觧放軍接收軍管而暫時告一段落。有此可見當時的周總理有多麽的操勞。接下來又是兩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和複課鬧革命，當時的口號是“教育要革命，學製要縮短”，學校也由秋季入學改為冬季入學，小學改為5年製。又趕上九一三林彪事件，就這樣不知不覺中混到小學畢業，基本上沒有正式的好好上過課。
文革初期參加的革命大批判小分隊。
進入初中後，單位的子弟中學分來幾個來自軍墾農場鍛煉過的，文革前入校而因文革被迫推遲畢業分配的上海老大學生，先後做我們幾個班的班主任，也適逢鄧小平第二次複出抓整頓和教育，當時稱為＂教育回潮＂，所以對我們學習抓得比較緊，在那段時間裏打下了些數理化基礎知識。雖然當時的化學課不叫化學課而叫農業基礎，物理課則叫工業基礎。不久後，我就隨父親的調動而搬到江南一個同係統的重建單位。這裏的子弟學校規模更小，師資力量也更加薄弱。學校當時連高中部都沒有，初中部還是“帶帽子”的，比我高幾年的職工子女們隻能到十幾二十裏外的地方鄉鎮中學去讀高中。等到我上高中的前一兩年子弟學校才有了自己的高中班，縣裏支援了幾個老師範畢業的老師，同時也從外麵分來幾位很秀的工農兵大學畢業生來做我們的老師。這些老師給我們帶來了以前我們不了解的外部信息。我個人也從他們那借了不少的雜誌書刊來讀，以及和從與他們的交談中獲取了很多的知識和養份，可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教育是文革中的重災區之一，我中學讀書期間先是出了個白卷英雄張鐵生，接著是反師道尊嚴的北京革命小將黃帥，再下來又出了個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不學ABC學生自殺事件以及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給全國各地學校的教學秩序造成嚴重影響，導致老師不敢教，學生不願學。當時單位職工子弟的出路要麽上山下鄉插隊，要麽去當兵，但到我前一屆時國家政策變了，當兵的出路也給堵上了，非得下鄉。1976年是我高中最後一年，當時班上大多數同學都覺得再多讀書也沒什麽出路，所以要求多學些實用的東西如赤腳醫生，農機水電等知識和技能，大半年基本上沒怎麽正規上過課。由於興趣使然我選擇了學機械和電氣，幸運地碰到幾個很有能耐的師傅，也的確學會一些書本外的實用機械和電氣技能，並且在下鄉期間和以後的洋插隊生活中都派上了用場。
初中時期的學農采茶活動
高中期間的學工活動
1976年也是中國腥風血雨最為動蕩的一年，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三位偉人相繼過世，其間又有四五天安門事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唐山大地震。特別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們高中兩個班的男生也被單位臨時“抓丁”，每人發了50式衝鋒槍、卡賓槍或駁殼槍，由轉業軍人出身的校長和副校長帶領，輪流參加晚上的值班巡邏。當年媒體訊息遠沒今天這麽發達，加上輿論被“四人幫”掌控，我們也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但有真槍玩又有夜餐吃，比我們以前玩什麽彈弓槍、鐵絲槍、鐵環、陀螺和官兵捉強盜及躲貓貓等之類遊戲高了N個檔次，所以大家都挺興奮和瞎起勁的。其間有個同學的槍還真在食堂吃夜宵時走火差點打到一個外號叫＂小偷＂的二廚，而後者則被嚇得當場癱倒在地大小便失禁。隨著當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而最終宣告十年文革的結束，我的小學和中學的學生生涯也就在動蕩的十年中告一段落。
限於當時的條件，下鄉插隊期間沒留下任何影像資料，隻能借用當時的宣傳畫了。
雖然文革已告結束、由於其貫性的使然，上山下鄉的政策並未立即停止，而一直拖到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完全停下來。77年一過完元旦我就開始了在江南水鄉的下鄉插隊生活，哪時知青們自嘲為“修地球”。當時每一個自然村是一個生產小隊，幾個小隊歸屬一個生產大隊，再有幾個到十多個大隊組成一個人民公社，方圓有好幾十至上百平方公裏。我們生產大隊就有上百個知青包括上海來的就有四五十，我們生產小隊隻有我和我的一個高中同學兩個知青。那些年正時興農業學大寨，冬季農閑時也不歇工。我首次出工就與生產隊派的勞動力一起去幾十裏外縣裏布置的水利工地，寒冬天氣赤腳挖河挑壩好幾個禮拜，大家的腳都凍得可以看見血絲從汗毛孔裏往外滲。那時農民和生產隊很樸實，出勞力還得自己帶糧食外加生產隊給記工分，縣裏和公社好像是一個子都不出的。那時生活很艱苦油水少、在工地上誰帶了一罐鹹菜都得藏著掖著，否則一下就被大家搶光了。記得在打道回村的前一天晚上，來自不同生產隊的人一起湊錢買了當地村民的一頭豬殺了開葷，那年代能吃上肉是最大的生活改善。有幾個饞鬼想多吃點，提出吃肥肉比賽，規則是吃一大碗肥肉後立馬再喝兩大碗涼水，結果這幾位可憐的家夥半夜開始不停地提著褲子往茅房裏跑，給當地農家貢獻了不少肥料。
28年後（2005年）又見到當年參加吃肉比賽的“小喜子”， 可惜隊長和隊付都故
去，隻見到他們的兒子們。而且我帶的“徒弟”也因病早逝， 沒能見到。
我們兩個知青回村後，頭幾周先是在村民家輪流吃派飯。中國的農民真是樸實善良待人真誠，每家都把我們當貴客待，把最好吃的做給我們吃。按村裏的風俗，直到生產隊隊長選了個良辰吉日給我倆搭了個灶開火日為止。開灶當天村裏的幾個大媽都來圍觀，要嚐嚐我們燒的飯菜，看我們自己能不能做熟。當時的土灶是鍋台在前麵，而燒茅草或稻草的灶口在後麵，不像現在的電飯鍋這麽好使。不會用的人肯定會被弄得灰頭土臉，還有可能把飯燒夾生了。好在父母文革期間工作忙，連晚上都要經常參加政治學習和開會，我和我的插友都是家裏的老大要照顧妹妹弟弟，所以我們7、8歲就開始練手燒飯菜了，用的是同樣的燒稻草和大糠的灶、所以比較嫻熟地過了大媽們這一關。插隊生活是很艱辛和忙碌的，不像村民家有老母、妻子或姐妹在家做飯，我們倆中午歇工時常常是這邊飯菜剛剛做好，那邊下午上工的鍾聲又開始響起，隻能囫圇吞下，有時隻好在剛燒好的熱飯裏拌上點家裏練的豬油和醬油湊合一下。這一年中從興修水利，春耕、育秧、麥收和收獲油菜，到插秧、收割又插秧的＂雙搶＂我都全都參與經曆過，充分體驗到什麽是＂禾鋤日當午，汗滳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了，也體驗到了收獲的喜悅，並品嚐到了新麥麵、新稻米和新菜油的芳香以及從隊裏分給我倆的自留地收獲的新鮮蔬菜瓜果。我下放的村莊在公社算經濟較差的、當時一個整勞力（成年壯男人勞動一天）的工分隻有五角錢人民幣左右，而我們知青剛開始時什麽都不會，隻能掙0.65個工分與婦女農民一樣甚至還低於一些能幹的女農民。這個收入當時隻夠買一包本省出產的中檔東海牌香煙。好在因福建的一位知青家長李慶霖在73年左右給毛主席寫過一封告狀信反映知青的艱難生活，得到主席禦批“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觧決”。因此國家知青政策有所調整使全國各地二千多萬知青有所受益，到我下鄉時自己的口糧一年一千斤稻子公社是給予保障的。
每次看見“老朋友”手扶拖拉機都倍感親切。
我下鄉那年的年中生產隊買了個手扶拖拉機，因為柴油燃點低、這種單缸柴油機沒有電啟動和火花塞係統，要一邊用手搖動一個大鐵輪盤，另一手按壓油泵壓縮啟動，若操作不當人會被大鐵輪盤的反作用力給帶倒在地甚至肩肘關節脫臼。開的話也沒有方向盤，而是掛上檔後用左右兩個手閘控製，而且同我們平時腦子裏的左右輪子驅力傳動是相反的。因村裏沒人會使，我在中學學工時學到的機械技能這樣就派上了用場，雙搶中耕、耙、犁田加上簡單的機器維修保養而顯擺了一把，而且還帶了個大我十多歲的農民做“徒弟”。我們生產隊的活忙完後，還被鄰近的幾個生產隊請去幫忙，人家自然是每天好菜好飯招待加上當地用山芋（地瓜）造的人稱“昏頭大粬”的白酒外加兩包香煙，我不抽煙就每次都帶回村裏分給大家共享，也算是一樂。另外、當時農村的文化娛樂生活也是非常貧乏的，有時外村十裏路之內的地方放文革中看過無數遍的露天電影，我們也都會和村民們結伴一起去看。雨天歇工時也見識過村民們躲在牆高院深的人家擲骰子賭博，都是五分錢一角錢的小打小鬧，因為我們兩個知青住在最靠村口土屋裏，所以還經常替老鄉們放哨，以防被大隊的民兵營長帶人來抓，真有點抗戰電影中“鬼子進村”的味道。
1977年全國教育招生工作會議就從8月初開了44天到9月25日，最後由剛剛第三次複出的
鄧小平親自拍板才定下在當年恢複高考 （圖片取自網絡）。
雙搶後大概是9月初時從農村回了趟家，父親告訴我省城有傳聞可能恢複高考，當時我是半信半疑的，因為當時的政策是知青要起碼鍛練滿2年後，而且表現好的人才有資格被推薦上調招工、參軍或上大學。幾年後才知道當年的全國教育招生工作會議就從8月初開了44天到9月25日，最後由剛剛第三次複出的鄧小平親自拍板才定下在當年恢複高考，其過程曲折艱難，驚心動魄。不過當時父母還是說服了我不管是真是假，多看點書做點準備並沒有什麽不妥，母親為我找人借了套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自學叢書》有幾何、三角、代數、物理和化學等讓我帶回農村複習。複習也隻能偷偷地看而不敢讓村民們知道，因為當時的氣氛是要求我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安心紮根農村在廣闊天地裏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的。當年我們大隊就有一個上海女知青給忽悠的嫁給了我們村的一個回鄉知青，但在兩三年後的知青返城潮中則以離婚而收場。還好我們知青住的房子在村口的最邊角，離其他人家稍遠一些，而我的插友這時候也被派到公社的一個水利工地上長期出公差，我夜深後就關起門來躲進蚊帳內看點書到也倒沒閑人和蚊蟲的打擾。由於生產隊的電線老化而經常鬧停電，這時隻能點上煤油燈躲在蚊帳裏複習，煤油用完後，來不及時就用點手扶拖拉機的柴油代替煤油挑燈夜戰。柴油的煙特別大，蚊帳被熏得漆黑不說，自己的鼻孔每天早上手一摳都是黑的。這樣的情況也促使我說服生產隊長同意從一個黃姓村民家後園裏砍了十來棵大毛竹，用我掌握的電學知識和技能給村裏重新拉了條新電線，使大家都受益，我自己晚上看書也免去了油煙之苦。後來高考傳聞越來越多，不少知青都跑回原籍去複習備考了。等到當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關於恢複高考的社論一發表，全公社的知青基本都跑光了，我自己也很難再保持淡定了，這時才正式向老隊長請假，承蒙他大度和恩準得以回家複習準備。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關於高校重大改革，恢複高考的消息。
因為這是文革後恢複的第一次高考，積壓十多年的考生都湊在一起了，真有點千軍萬過高考這個獨木橋的架勢。當時全社會包括國家、單位、公社，到老師、家長和考生也都很重視。據說當時有些省份印高考試卷的紙張不夠用，鄧小平特批動用原來準備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來印考卷。盡管時間倉促，父母單位子弟中學的校領導和各課老師都熱情高漲，在資源和時間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擠出自已的時間為我們這些曾經的學生們做了一些必要的補習和輔導，使我獲益匪淺。同時也深感自己的學識遠遠不夠，要在這麽短的時間裏把十年文革中耽誤知識都補上有如登天，對能否考上也是心裏沒底，隻得夜以繼日地拚命複習備考。77年高考是通過所在單位（我所在的公社）報名政審由縣教育局批準報考，而且是先填誌願後考試。當年隻能填3個誌願加上是否服從分配。當時想隻要能跳出農村就好，所以誌願也不敢報的太高。本來自已學機械工程和電力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和父母商量時，他們建議我也選醫。說真的當時自己是真不喜歡學醫，但迫於父母的壓力在填工學和電力的同時也填了個醫學院，就這樣最後陰差陽錯地進了醫學院, 可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也沒想到自己後來真成了良醫、而且成了個漂洋過海懸壺濟世的良醫，當然這是後話。
七七年的準考證（1977年12月10-11日）
考試前一天，父母的單位用卡車把我們送到縣城，考試是在縣城中學舉行，考前頭天下午讓我們熟悉去考場教室和考桌編號，以免正式考試時出錯。我們這些單位子弟們晚上住在父母單位在縣城的招待所的幾個大通鋪房間裏，男生住樓上女生住樓下，近百號人非常吵鬧，加上又有考前的緊張，基本沒怎麽睡好。77年高考不是全國統考，而是由各省自治區自己命題。我們省第一天上午考語文、作文題目記得好像是“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和從“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談起兩個題目中選一個，其他內容記不起來了。下午考（物）理化（學），自己感覺考砸了想放棄第二天的考試，但被晚上趕到縣城的父親勸阻。第二天上午考的數學，感覺馬馬虎虎，但具體題目記不起來了。下午考政治，多是當時廣播電台和報紙上的內容，也覺得還行，記得好像有一道題是默寫《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考場裏居然有人小聲哼哼起《革命軍人各個要牢記》這道歌曲來。當時“不虐待俘虜”的“虐”字把真我還難了好幾分鍾才寫出來，就這樣懵懵懂懂地把這兩天給熬了過來。
因怕貧下中農有意見及影響自己的插隊表現，考完後立馬趕回生產隊去參加勞動，是去公社征召的大堤挑土加固任務。那年冬天特別冷、記得是一月下旬左右，在挑圍工地上被有線土廣播喇叭叫到名子，要我到公社去一趟。那時電話是奢侈品，隻有公社有一部通縣裏的搖柄電話。而且隻有縣與公社通話時才用，更沒手機微信無線網絡什麽的。但土有土的辦法，公社有有線土廣播連接到各村各戶，在公社廣播站發個通知或喊上一嗓子找個人還是很管用的，隻是全公社的人都知道誰被叫到了，而且常常是被叫到人自己還不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了。我到了公社得知自己過了高考分數線，公社第二天派管知青的幹事帶著我們幾個過了分數線的知青，冒著大雪去縣醫院體檢。過了體檢關後，挨了一個月左右終於等來了學校發的錄取通知書。我們這幾個過分數線的人中有個很有文才的人，因心髒有三級雜音而被涮下來。還有就是我們村的那個同上海女知青結了婚的回鄉知青，不知是因為年齡還是婚否的限製也被涮了下來。真為他們惋惜，也為自己感到慶幸。父母單位參加77年高考的近百個子弟中考上了一個大專和四個本科，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個。78年3月初我懷揣著錄取通知書踏進了大學的校門，也從此開啟了自己人生曆程中最重要的一個跨越。
28年後（2005年）故地回訪，與黃老叔在他家的竹林前合影。當年架電線的毛竹
就是從他家後院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