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8 二七大罷工

 

第六篇 國共合作的發展

第一章 二七罷工的失敗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壓迫和奮力反抗中成長起來的。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旗幟的中共中央， 卻寄存在上海租界裏，租界當局自然不會坐視這枝嫩芽成長起來。它經常給予中共以嚴重的 打擊，其壓力也隨著中共工作的發展而加強起來。一九二二年六月間，法租界捕房封閉了中 共發行書刊的機構—新青年書店。這年九月間，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在上海秘密出 版。它根據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上海公共租界 的捕房嚴禁這刊物的印刷和發行，雖然這周刊仍不脛而走，銷數日增；但中共中央為了這件 事，也遭受著不少的折磨和經濟上的重大損失（《向導》周刊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創刊後，租界當局每次查獲時（在印確中或在販賣中）， 即處罰印劇所或書店以高額罰金。這種經濟上的損失，均須由中共中央承擔）。

   同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部又被封閉了，這無異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開活 動的機會。書記部一直保持著普通工會的麵目，表麵不帶共產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著，由 於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員的罷工，後來又負責召集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成為全國工 會的總通信機關，便引起了租界當局的嫉視。我也早覺察到這一點，作了一些必要的準備； 譬如書記部的辦公處並未存有秘密文件，《勞動》周刊盡量不登煽動性的文字，人員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並聘有英籍律師為書記部的法律顧問。

   一九二二年九月間，任書記部秘書的李啟漢突然為便衣偵探所誘捕。由英領事主持的會 審公廨（ｘｉè 官吏辦公地）法庭，根據中國禁止罷工的法律，認定李啟漢犯有煽動罷工之罪，處三個月的徒刑， 並驅逐出租界；書記部及由書記部所主辦的勞動周刊均予封閉。我們的英籍律師隻要求減輕 處罰，並未根據租界一向準許工會公開存在和允許工人罷工的成規，力為被告洗脫，似未善 盡辯護之責。

   勞動組合書記部遭受摧殘，當時中共中央曾企圖反抗。但我們估計到當時還沒有充分力 量發動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罷工，即使勉強發動，也不會獲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忍了下來。 又為了不願使正在蓬勃發展的工會運動和罷工浪潮受到這不利消息的影響，因而隻輕描淡寫 的宣布將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移往北京，並未將被封事件大事宣揚。    

   當時，吳佩孚卻正在高唱保護勞工的政策。吳氏於戰勝奉係以後，即通電宣稱保護勞工。 由於他這種政策的影響，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帶，工會正在公開組織起來，罷工的活動也 可以公開進行，這些地方的工人運動都在欣欣向榮，中共在北京、武漢和長沙一帶的工作， 也得著顯著的發展。中共中央於憤恨上海租界當局壓迫之餘，除決定將勞動組合書記部北遷 之外，十月間，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構都先後移到北京了。又因陳獨秀和劉仁靜被派為出席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代表，須按期（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開幕）趕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調整。中央當時決定：要我專負中央領導方麵的工作，在陳獨秀出國期間，代理中央書記 的職務；至於我原擔任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的職務，則由鄧中夏接替；並指定羅章龍做他 的副手，主編《勞動》周刊。從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中共中央政治決策方麵；對於 職工運動的領導工作，就不是經常直接參預的了。 

   鄧中夏草擬了一個勞動法大綱（ 勞動法大綱全文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發動各地工人，轟轟烈烈的進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國會製訂勞動法規的運動。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們在北京招待國會議員和新聞記 者，希望他草擬的大綱能得國會和社會人士的重視。後來一部分議員確向國會提出過所謂保 護勞工法案；不過這法案終未成立，提案人也隻是把它當作官樣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吳佩孚 保護勞工的主張，湊湊熱鬧而己。

   但吳佩孚與中共之間在職工運動方麵，確有過具體的合作。當時任交通總長的高恩洪是 吳氏的親信，對鐵路交通業務卻是個生手。他為了排除盤據鐵路上的梁士治交通係的勢力， 接管鐵路財務，以期增加吳佩孚的財源，並要求李大釗給予協助。李大釗鑒於梁士治交通係 素來壓製鐵路工人運動，便欣然應允高的要求，介紹了六個共產黨員給交通部，分任京漢、 津浦、京奉、京綏、隴海、正太六條主要鐵路的密查員。由他們直接推進鐵路工會的發展， 並考察鐵路上的積弊，淘汰舊交通係的職員，以便高恩洪能補進新的人員，來實施對鐵路的 控製。

   這六個年輕的共產黨員頂著密查員的特殊頭銜，攜著鐵路長期免費乘車券，在鐵路上各 處活躍，發展鐵路工人的組織，經常向鐵路當局提出改良鐵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們把高恩 洪所賦予他們排除梁士治交通係的使命置諸腦後，一心一意的幹他們心目中認為是純潔的職 工運動。這在吳佩孚和高恩洪看來，不是幫助他們，而是給他們增加麻煩。彼此間的關係也 因而惡化起來了。

   中共方麵並未警覺到這種演變，北方的中共黨員們正為他們的成就而得意。當時，沿著 鐵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職工運動，確經曆著從未有過的黃金時代。各地工會組織和參加工 會的人數大大增加起來。工會的內部組織也有極大的增強。罷工運動更是風起雲湧；而且罷 工的工人往往能獲得相當的勝利。就在這興高采烈的時候，開灤礦工的罷工，首先遭受著流 血的鎮壓，就如秋風起後的第一片落葉。

   開灤煤礦是中國開辦最早規模最大的新式煤礦，由中國資本創辦，逐漸為英商所侵奪； 到一九二二年時幾乎已成為英商所獨占的企業。礦工人數多達五萬人（包括臨時工）。這個 礦區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惡劣，包工頭剝削的嚴重，以及鴉片和賭博等等的為 害，都是駭人聽聞的。這裏盛傳著“人不如馬”的一句俗話，其意說：死一匹馬要損失六十 元，一個礦工因公死亡，廠方卻隻撫恤二十元；而工人傷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這個 礦區工會還沒有組織完成和缺乏準備的條件下，就發生了罷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開灤煤礦的工人發動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二十五日當工 人向礦局示威的時候，遭受由英國兵艦調來的印度兵和直隸警察廳長由天津調來的警察保安 隊的鎮壓，中外軍警開槍射擊，當場死工人數人，傷約五十人。礦工工會以及唐山鐵路、紗 廠、洋灰等工會均遭封閉。工人被禁止集會，罷工領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學院因 學生同情罷工也遭到停課的處分。罷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於工會無力抵抗這些壓迫， 同時廠方也表示了輕微的讓步（ 廠方接納的條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資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給半個月工資；三、 工人在工作期內受傷不能工作者，由礦局負擔醫藥費，並酌給津貼），遂告結束。

   這場罷工震動了新遷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們鄭重檢討北方工運發展的前途。我和蔡和 森認為這是北方軍閥（包括吳佩孚在內），鎮壓工人的第一聲。李大釗先生根據他的政治內 幕消息，認為這是英國方麵的壓力，以及直係中的津保係受著外力的播弄在那裏作祟；可以 當作一個特殊的例子看待，還不能判定吳佩孚會根本改變他那高唱的保護勞工的政策。勞動 組合書記部的負責人鄧中夏等則多認為開灤罷工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工會組織不夠健全，罷 工準備不夠，和書記部領導不夠得力，否則可能衝破壓力取得勝利。結果我們決定：不管外 力和軍閥用甚麽嚴厲的手段對付罷工，我們隻有領導工人，再接再厲的來爭取組織和罷工的 自由。

   當時，職工運動除在天津、唐山兩地受到當局的幹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進行。吳佩孚並無幹涉工會活動的任何表示。我們仍按原定計劃，積極推進鐵路總工會和各 地區的工團聯合會的工作。各地工會之中以京漢鐵路工會組織最為健全，這個工會的主持人 得到書記部的支持，定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線全路工會的代表大會，正式 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

   中共中央是很重視這次會議的。我們計劃著在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以後，其他各鐵路總 工會和全國鐵路總工會均須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認為我從事鐵路工運最早，在鐵路工人中早 有信譽，因而派我去指導這次代表大會的舉行；同時，陳獨秀先生已於一月間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書記的職務，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鄭州。

   這次大會的舉行，是籌備得較充分的；也有過一番大張旗鼓的宣傳。工會方麵曾在京津 滬漢等地各報刊登開會啟事；並函知鐵路當局和當地軍警各機關。一月二十八日，吳佩孚曾 令鄭州駐軍司令靳雲鶴禁止開會。工會獲得消息後，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陽，會晤吳佩孚。 商談結果，吳表示總工會雖可成立，但鄭州是軍事區域，不能任意開會。因此，代表們均相 信舉行一個總工會成立的儀式，大致是不會受到幹涉的。我於二月一日的前夕，趕到了鄭州。 那時京漢鐵路十六個分工會，按人數比例所選出來約六十五個代表，和其他各鐵路以及武漢 和各地工會派來參加會議的代表達一百三十餘人，總共二百餘人均先後到達了。由於到會代 表人數之多和代表單位廣泛，使這次大會在性質上無異是北方各地工會共同舉行的小型勞動 大會。其議程的範圍也不僅限於討論京漢鐵路工會的事項。

   二月一日，大會假鄭州一間大戲院—普樂園—開幕，各代表均按時前往參加。鄭州站的 鐵路工人並列隊遊行，慶祝京漢路總工會的成立。當一部分代表進入會場的時候，鄭州警察 局長黃殿宸率領一隊武裝警察占據大會主席台；同時會場外也有大批軍替密布，禁止工人遊 行，並包圍會場和總工會會址。黃殿宸當眾宜布奉命嚴禁開會。我和一些工會領袖們即走上 主席台與之理論。這位黃局長平日與一些工人領袖是有來往的，但那時他扳起一副充滿殺氣 的麵孔，嚴厲執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無商量餘地。工會代表又對黃局長說：吳佩孚曾麵允 總工會可以成立，但不得舉行全體大會，要求他讓工人們舉行一個簡單的成立儀式，並不正 式舉行全體大會，以求兩全。他仍不許可，並用威脅的口吻宣稱，限五分鍾內解散，否則將 有流血事件發生。

   我目擊情勢緊急，即向各工會領袖建議，為避免流血起見，總工會的成立儀式和全體大 會可以改時改地舉行，現在不必堅持。他們接納了我的建議，向當時圍集在會場裏的眾多的 代表大聲解釋暫時解散的主張，但會眾們叫囂不服，不肯解散。總工會秘書李震該是一個極 富熱情的共產黨青年，憤慨之下，起而高聲喊叫：“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萬歲！”黃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會眾大聲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萬歲！”以示威的姿 態，離開了這個會場。

   這一幕，實際上是工會方麵讓了步。但黃殿宸似乎深恐工會方麵會宣告總工會業已成立， 他將無法交差；因麵指揮軍警，進而解散工人的遊行隊伍，奪去工人們抬著的一麵“京漢鐵 路總工會”的大招牌，搗毀了許多各方麵送來的慶賀禮物，並派軍警占領總工會會址，禁止 出入，這就更激起了工人們的憤怒。

   我們離開大會場以後，憤怒的工會領袖們，分別舉行會議，所有代表一致主張應立即罷 工，力爭工會的組織自由。各地代表以來自武漢的為最多，主張亦最激烈。他們一致議決， 要求將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總機構移往漢口，並立即罷工；並保證武漢各工會將罷工響應。武 漢代表們的這種態度曾大大影響了這次會議的決定。

   當時，在中國中部，武漢的工會團體算是最有力量的。那裏已經有二十八個工會，組織上多數是健全的。在這些單位之上，還有一個全省工團聯合會，更是極著聲望。國共兩黨人 士對於武漢工運的領導都很積極，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漢的工會運動相當蓬勃，並 博得一些學生團體、文化團體以及一些記者和律師們的支持。那時，任湖北工團聯合會執行 委員會委員長的陳天是國民黨黨員，也是廣東機器工會的老會員，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幹； 在漢口揚子機器廠工作多年，從事工會活動較早，頗為武漢工人們所信賴。他出席這次鄭州 的會議，主張比到會的共產黨員還要激進些。

   我當時也認為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或可爭回一些自由；即使失敗，也不過是工會不能合法 存在。我支持罷工的主張，我當時所考慮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罷工獲得勝利。

   因而我們決定：第一、京漢鐵路於二月四日開始罷工，其他各鐵路和各地工會則於京漢 路罷工後，再行罷工響應，其罷工日期由京漢路工會看情況演變而決定。第二、京漢鐵路總 工會即遷移漢口江岸車站，會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組成此次罷工的總樞紐。第三、京漢 鐵路罷工的條件是：甲、要求撤換京漢路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雲，並查辦黃殿宸；乙、 要求路局賠償損失六千元；丙、撤退鄭州分工會內的駐軍，送回總工會匾額並道歉；丁、星 期日休息，工資照發；戊、陰曆年休假一星期，工資照發。二月二日，我隨同工會的代表坐 著路局特掛的兩節專車南下，路經信陽、廣水等大站的時候，各分工會的負責人，一致表示 讚成罷工。到漢口後，在一次中共黨員和各工會負責人的集會中，大家認為罷工是可以獲得 勝利的。同時，北京中共方麵和其他各路讚成罷工的消息，也先後傳達到了漢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漢路全線都同時進入了罷工狀態，我成為這次罷工的最高指導者。

   京漢鐵路總工會的辦事處在漢口江岸車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車站是京漢路南段車輛修理 廠的所在地；成千鐵路工人都集居在這工廠附近，成為一個工人村。京漢路江岸分會就設在 這個村莊的中間。會所前有一片窪地的大廣場，廣場中搭了一個大講台，為工人們舉行大會 的地點。這裏也就是指導這次罷工的場所。

   罷工後，湖北督辦蕭耀南即派遣軍隊占據了江岸車站，實行破壞罷工。他的參謀長張厚 生曾派軍警捉去四名火車司機；強迫他們開車。工會的代表向他們交涉，告以開車須有總工 會的決定，請其通知北京交通當局或湖北蕭督辦會同鐵路當局派出代表，與總工會談判，才 是正當的解決途徑。由於工人方麵這種反抗，他就釋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機，也停止了由軍 警強迫開車的舉動，並聲言將向上級請示，再行處理。

   六日，湖北工團聯合會曾在漢口舉行示威遊行；示威行列並到江岸來慰問京漢鐵路罷工 工人。一萬多工人群眾聚集在江岸分會的大廣場上，大家高呼“力爭工會組織自由”，湖北 工團聯合會的發言人當眾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納京漢路工人的要求，否則武漢工人將一致罷 工。工人們這種浩大的聲勢，使軍人們覺得破壞罷工的辦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許吳佩孚那頑 固守舊的軍人腦筋，根本就沒有想到要與工人和解這一點。他所想到的隻是他命令的尊嚴， 他那裏能屈尊派出代表與工人平等談判呢？現在工人們既然違抗他的命令，那就隻有用槍杆 子來對付。我們當時並未深切的明了這一點，還幻想著吳佩孚多少會顧及到他那保護勞工的 主張。

   六日傍晚，張厚生派了一個部屬來到江岸分會，那人自稱是省長公署的參議，向駐在會 所裏麵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麵決與工會代表談判，來解決這次罷工的事件，談判時間為 明日下午五時，地點即在江岸分會；希望工會方麵現在提出代表名單，明日即齊集在這裏； 湖北省長公署將以調停人的地位，偕同交通當局的代表，到這裏來正式舉行談判。駐在會所的 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歡迎談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結束罷工；至於參加談判的工人代表名單， 須由總工會決定，明日開會時當可交出。那位參議的談話，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並未露出 任何破綻。 

   京漢鐵路總工會得到這個好消息，立即舉行會議討論。會場中有人作樂觀的估計，認為 這是由於這次罷工組織得很健全，對方無法破壞，而且武漢市各業工人都騷動起來了，不日 將形成總罷工。北方的消息雖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動；政府麵臨這種 威脅，不得不讓步，因而願意舉行談判。但我感到一些懷疑。我指出，談判地點為何竟在江 岸分會，其中可能有詐。我提議先行選定談判代表，但這些代表和其他工會負責人都應暗藏 村裏，等政府方麵的代表果真到達工會，看情形確無其他詭計，我們才能提出名單，我們的 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議為會議所接納了，並即按此部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時，我們的談判代表都齊集在秘密地點，其他的工會負責人則分別隱藏在工 人住宅中，江岸分會的會所裏，會場部署整齊，由江岸分會秘書項英率領一些工人在那裏招 待。但到了約五點半鍾的時候，槍聲稀稀疏疏的響起來了。

   槍聲響起不久，兩三位負責探聽消息的工人跑來向我們報告，大批軍隊由江岸車站出發， 分幾路包圍這個村莊。其先頭部隊向著江岸分會開槍，已經有人倒下去了，也有軍隊挨家挨 戶搜查。我立即下令疏散，顯然，所謂談判是吳佩孚、蕭耀南的誘騙詭計，企圖將我們一網 打盡。我下令：為避免犧牲，所有負責人迅即離村，主要負責人可即前往漢口法租界某茶樓 集合。

   在槍聲愈漸緊密中，工會各負責人分途循小路離村，我在必要事務處理完畢之後，隨著 京漢鐵路總工會會長楊德甫最後離開那個秘密會所。楊德甫對於這一帶的道路是很熟識的， 他在前麵帶路，我則手提著一個竹筐，化裝成為一個賣花生的小販，和他保持一個相當的距 離跟著走。我們走到小路與大路交叉的地點，有幾個武裝士兵在那裏把守著。楊德甫經過盤 問便通過了。我走過去時，兩個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槍指著我的胸口，問我是不是鐵路工人， 我答稱是賣花生的小販，也即通過。

   我離開這個恐怖的村莊，急步向漢口進發。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麵憤恨吳佩孚的殘暴， 掛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誌被槍殺了；一麵又覺得幸好多數工人領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 已安全脫險。事後調查，這天共有三十七個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會會長林祥 謙。當時共有八十餘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謙等四人係工會負責人。張厚生勒令他們下複工 的命令，為他們所拒絕，就當場被梟首示眾。他們的頭被掛在車站的電杆上。

   我和楊德甫步行約十裏，到達漢口大智門法租界的時候，天已黑了。我們原約定在一間 茶樓裏會集的朋友們，都已先我們在茶樓門口徘徊著，我們交換消息的結果，知道蕭耀南已 宣布戒嚴，斷絕交通，搜捕罷工領袖。我們認為隻有避到熊秉坤家裏較為安全，我們中多數 人雖與熊君並無一麵之識，但這位仗義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來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時首先發難，向楚望台軍火庫開第一槍的工程營的熊連長。 他那時寄居於法租界一幢小房子裏，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識的長清裏一零三號；因為 那常是他們的避難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勳，租界當局也多少有點刮目相看。這位豪俠的革命 家，這時不但毫無畏懼牽連之色，並且還安慰鼓勵我們。

   我們就利用熊家這間小客廳，立即討論今後應取的步驟。這客廳臨著馬路，隻隔著一層 薄薄的木板，馬路上警察巡邏的腳步聲我們都能清晰聽見。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來往不 息，老在熊家外麵巡邏。

   由於事關緊急，我們也管不了這些，隻有一心一意的認真討論，我們的討論又發展成為 一個極大的爭論。我首先提出應該立即下令複工，我的主要理由是：應當退卻時，就應迅速 的退卻。現在這種和平式的罷工，不能對抗吳佩孚的武力壓迫；大家隻要細想一下，在江岸 分會內，軍閥們用詭計屠殺工人的經過，就可預料還會遭受到一些甚麽樣的屠殺和鎮壓。為減少犧牲，保存實力以圖再舉起見，現在隻有忍痛複工。我這提議遭到多數在場者的反對。 項英熱情奔放，反對我的主張。他堅持繼續罷工，直到勝利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與罷工是 無所謂退卻的，寧可遭受更大的壓迫和屠殺，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領導不當， 說罷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壓迫，那又為何發動罷工？如今，在武力壓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項英心中的憤慨是無法抑製的，但也提不出具體的辦法。我曾向他提出許多問題，諸如現在 消息隔絕，江岸既然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樣情形？如不立即複工，吳 佩孚的屠殺是否仍會繼續下去。如果繼續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擔當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 犧牲之後，是否會陷於潰敗的狀態，乃至被逼上工？

        我們這種爭論繼續了很久的時間，不能得出結論。主人熊先生也熱心旁聽，有時他從旁 說些火上加油的話，認為革命隻有硬拚，無所謂暫時退卻，寧可潰敗，不可屈服。他這位老 資格的革命家的發言，似更加強了項英等主張的力量。眼見已到夜深三時，我見不能用正常 討論的方法獲得結果，隻好拿出最後手段來了。

        我要求停止討論，聲明以中共中央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全權代表的名義下令立即複 工，要求在場者一致遵行。我並說明下列各點：這次力爭工會組織自由的罷工是正確與必要 的；但也犯了對情況估計不清的錯誤。我們沒有完全估計到吳佩孚的殘暴本質和他所受中外 反動勢力的影響之大，因而事先沒有詳細研究對付武力壓迫的辦法。現在各工會都應采取迅 速而有效的步驟，通告所有罷工工人，一律複工。要求在場者根據這個命令，不折不扣的去 執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至於反對意見，可以保留，將來再向上級控告我。

   我這樣的宣布，少數表示讚成，項英等多數至此也隻好表示服從。於是，我們的討論才 轉到執行的方法方麵去。我草擬了一個複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說：“我們的敵人，既用 這樣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全體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複起見，隻好暫時忍痛上工……須 知各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才有打倒敵人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等 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哲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 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要忍痛複工，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 這個命令以後由湖北工團聯合會據以作成該會緊急通知，全文見《二七工仇》—載《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頁至第八十六頁）

   但這個命令的下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們與各工會、各工廠的聯係已經隔 絕了；我們隻知道湖北工團聯合會已被軍警封閉，會所在監視之中，其他各工會的詳情就不 得而知。我們這些在場者隻有冒著被捕殺的危險，分別到各工會去查明情況，傳達這一命令。 我自告奮勇，擔任一項艱難的任務，前往漢陽去查明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的情況，並與那一帶 的工會覓取聯絡。楊德甫、項英等擔任向京漢鐵路工會下達複工命令，陳天等則負責將這項 命令通知武漢各工會（當時武漢各工會原定八日或九日總罷工，而且有些工廠已在半罷工狀 態中，因此，陳天等須去取消原有罷工的命令，要求工人們一律照常上工）。工團聯合會秘 書林育南在我們的秘密辦事處居中策應，並以迅速方法，將複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鐵路 工會。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龍王渡，乘渡船，過漢水，約七點鍾的時候，到達了目的地。 漢陽兵工廠和漢陽鋼鐵廠的工會，同設在漢陽龜山下一所廟宇式的大房子裏；那時，那裏情 形安靜，毫無異狀。工會裏住了約十幾位工會職員，有些還高臥未起。我忙叫醒他們，問他 們是否知道江岸發生滲案的詳情。他們說已經聽說了一些，正準備遵照工團聯合會的命令， 一致罷工響應。前昨兩日人們因參加示威遊行，事實上已未上工。

   我當即宣布：“軍警可能立即來封閉工會，用屠殺江岸工人的辦法來對付你們。昨晚湖 北工團聯合會已決定，為了減少犧牲，以圖再舉起見，命令你們今日照常上工。現在你們應 做幾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漢陽的工會和各廠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將工會文件分 別收藏或焚毀，特別是會員名單和職員名單，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三、所有職員立即離開會 所；四、工會少數公開露麵的負責人，暫時藏匿起來，到確知沒有被捕危險的時候才可去工廠複工；五、另行設立秘密聯絡地點，由工團聯合會派人前來聯係……”我一麵解釋，一麵 催促他們趕快執行，他們也忙著照辦。

   等到這些事大致辦妥，工會職員已大多離開會所，放風的工人跑來告訴我們，軍隊從武 昌渡過了江，正向工會包圍前進，快要圍攏。我和工會的會長從工會的後門出去，轉入一條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觀望，隻見一連的武裝部隊，由一個捧著戒嚴令牌的士兵前導，士兵 們拿著繩索和大刀，正包圍著會所，摘下工會的招牌，占領了工會，幸好此時工會隻剩下一 所空房子，讓他們撲了一個空。站在我身邊的工會會長催我趕緊離開這個危險區域，他緊緊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對我趕來通知的謝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漢口的一個秘密處所的時候，林育南正在草擬有關這次罷工的文件，其他負責傳 達複工命令的朋友們也先後回來報告消息。他們所到過的工會都遭受了軍警的摧殘，情況和 漢陽工會所遭遇類似。由於我們的行動都比軍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犧牲。這使我 們覺得昨晚所作的決定是有必要的。項英也改變了他那執拗的態度向我說：幸好我們的複工 命令下達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場和昨天一樣的災難。原來當時複工的消息很快的傳到 了江岸，到七時上工的時候，工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走向廠裏，遵令上工。其時，駐紮在 江岸車站和工會內的軍隊正大批出動，用捉拿工人的辦法，強迫複工，聲言：“如有違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後來經路局高級職員說明工會已下複工命令，並勸阻軍隊不處橫加 幹涉，因而軍隊的野蠻行動，才告停止。由於路局職員的協助，複工命令也沿著京漢鐵路向 北挨站傳達過去了。

   工會方麵雖作了這樣急促的退卻，但蕭耀南的壓迫仍是繼續不已。他派軍隊占領了武漢 所有的工會，封閉了素來同情工人罷工、國民黨人士所主辦的漢口真報，下令通緝其職員。 他不理會工會正在協同恢複工廠秩序，照舊通緝和捉拿工人領袖以及和工會有關的人物。當 時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師為最著名。施洋原係國民黨員，在中共成立後，又加入中共為 黨員。他從未參予黨的秘密工作，專以律師的身份為窮苦人民作辯護，樂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間，他又任各工會的義務法律顧問。他活躍而能幹，武漢法庭中常能聽見他那義正詞嚴的 雄辯。他在社會上的聲譽日隆，也更成為官廳的眼中釘。就在軍隊向江岸工人開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裏被捕，並於二月十五日未經審判，即遭槍決。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憶起了從一九二零年以來我們間許多次交往的舊事。在蕭耀南壓迫的緊急狀態中， 武漢的中共組織開會也是十分危險的。我無法與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陳潭秋等同誌會晤，隻 能約集項英、林育南和漢陽鐵廠工會秘書許白昊等中共黨員商討今後所應取的步驟。我們商 討的結果，認為罷工雖已停止，但反對吳佩孚的鬥爭卻正在開始。目前我們應廣泛揭發吳佩 孚等軍閥的罪惡，以引起國人的共鳴。我們詳細計劃加強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廠中組織 秘密的工會和工廠小組。我們估計多數工會領袖大致沒有被捕的危險，但工會負責人被工廠 開除，因而失業的將為數甚多，急須設法妥為救助。經過這樣一些的安排，我決定趕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報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漢車北上，這似是太危險了。八日晚我搭上了開往下遊的長江輪船去南京， 由那裏再乘津浦車轉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機會，與津浦路工會浦口分會會長王荷波等 策劃工會秘密存在的辦法。浦口分會是當時鐵路工會中沒有受到摧殘的唯一單位，這也許因 為浦口不是吳佩孚的勢力可以直接控製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線北上，於十二日到達北京。

   是時，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區，也同樣籠罩在恐怖氣氛之下。長辛店鐵路工會於六日深夜 為軍警所封閉，捕去職員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隊軍警向工人群眾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 居民數人，重傷三十餘人。其餘各地工會均遭查封，職員被拘捕。信陽分工會執行委員胡傳 道因拒絕軍警強迫開車的命令，竟被斷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學校、工人補習學校以及工人俱樂部等亦遭封閉。勞動組合書記部所辦的《勞動》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發行。 北京城內並有捉拿共產黨人的風聲。

   中共中央麵臨著這一嚴重打擊，雖曾發動一個反吳佩孚壓迫工會、屠殺工人的宣傳運動， 甚至有些國會議員也曾向國會提出查辦這一壓迫工會的案件。但這種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並不能抑製吳佩孚等軍閥的為所欲為。由此，我們中共的領袖們更認識到工人罷工並不 能抵抗軍閥的武力，隻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對抗軍閥的武力。對於國民黨在廣州擴大革命的地 盤與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當時職工運動是中共的主要本錢。在我們研討二七罷工失敗後職工運動的實況時，我們 覺得這股本錢已經是十去其九，僅僅湖南方麵因地處南北之衝，提倡聯省自治的趙恒惕依違 於南北之間，而且在他殺害湖南勞工領袖黃愛、龐人銓之後，因遭到物議而有所顧忌；他或 許不願也不敢對工會作過分的壓迫。因此，湖南的工會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時也不能有大的 作為。我們指示湖南的同誌們應嚴加戒備，盡量使那裏的工會不遭受到同樣的摧殘。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隻有從事於秘密工會的組織。

   因此，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現在應當加強上海、廣州等處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於遭受軍閥們的暗算。我們決定中央機構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強南方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

   當中共中央根據我所作的二七罷工的報告，研討領導方麵的得失時，陳獨秀先生於痛惜 這次失敗之餘，在發言中曾表示這樣的疑問：我們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這次的屠殺？馬林卻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這次罷工中的領導，他認為這次爭取自由的罷工是無法抑製，而且是應當 積極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殺之後，實行迅速退卻，也是應當采取的正確步驟。就在馬林這 種稱許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領導是適當的。   

   馬林還進而提議，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時，應派我去莫斯科報告 二七罷工的經過。他認為：中共已迅速長成起來了，它能將大量的工人組織在工會裏，能發 動爭取自由的罷工，又能作適當的退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凡此都證明中共的領導日趨成 熟，中國工人運動有很大的前途。這些實情，應讓共產國際了解。馬林這個提議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舊曆年剛過不幾天（約在二月二十日），我冒著嚴冬的風雪，從滿洲裏的舊路，很順 利的再度越過了蘇俄的邊境。這正是蘇俄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下飛進行恢複經濟秩序而獲得 一些成績的時候。列寧曾很興奮的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說明蘇俄通貨膨脹已成過去，現在 政府已積有二百萬盧布的儲備金。我經過西伯利亞時所目擊的情形，也證明比前大有改進， 火車已能準時開行；物質雖仍感缺乏，但物價大體已告穩定；生產也正在恢複之中。

   我到達莫斯科後，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長沙發洛夫、遠東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職工國 際的主席羅卓夫斯基等人報告二七罷工的實況。但我的報告似並未如馬林所預料的受到應有 的重視。失敗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們的興奮，本是人之常情；這在共產國際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陳獨秀先生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也未能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這與陳獨秀 先生講話愛老老實實，不願誇張一點似有關係。我的講話也與陳先生有同樣的格調，不願就 此後發展的遠景作過分樂觀的描述。何況共產國際那時並無人預料到中國革命大規模的發展 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降臨。一般人隻不過想到中共是在那裏切實工作，已在鬥爭中有所表現而 已。

   而且當時共產國際正為別的更重要的問題在忙碌著。我到莫斯科後的幾天，共產國際即 舉行擴大會議，主要議程是西歐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和蘇俄問題。由於西歐工人多數是在社會民主黨影響之下，共產國際所提倡的與社會民主黨工人建立所謂“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 並未收到預期的成效。因此這個問題討論起來是很熱烈的；並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所謂蘇 俄問題，是因當時聯共黨內有三十二個高級負責人所組成的反對派，向共產國際聯名控告聯 共中央領導的錯誤。拉狄克代表聯共中央答辯，向擴大會議聲明：聯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條的 錯誤，但不是根本性質的，它已領導革命獲得勝利，而且目前情況已日漸好轉，這就證明反 對派的控告是不應當的。拉狄克這個聲明，多少反映出蘇俄當時的實況。我也曾向擴大會議 就中國問題發言，主要是報告二七罷工的經過，但未引起討論，似僅是這次大會議程中的一 個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約三個星期，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負責人和我在一起，草擬了一 個如何在中國各地組織秘密工會的辦法，其內容卻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們已采取過的步 驟。它們（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還答應為二七受難工人和被開除的失業工人葬集一筆 救濟金，陸續寄來中國。至於國共合作問題，因孫中山先生返回廣州不久，情況還顯得不很 穩定，故未加討論。我這次赴蘇的任務，至此告一結束，又匆匆的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