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1 國共決裂

 

第六章  國共決裂

 

   在蔣介石和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圍攻之下，中共內部又矛盾百出，勞資間的衝突，地主與農民間的鬥爭，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以及軍人間的意見分歧，和中共內部的混亂等等，逐漸把中共推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於是，國共全麵分裂，工農運動普遍遭受鎮壓， 所謂武漢左派政權不久也在寧漢合流的運動中，宣告瓦解。這一切在中共看來，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國民革命，因蔣介石的叛變而遭受失敗。中共從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裝暴動來 反對蔣介石統治的道路。

   武漢的左派政權，本極脆弱；作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更是一直動搖不定的。他反對蔣 介石的軍人獨裁，也畏懼中共的革命鋒芒。他願遵守孫先生的遺教，但自歐遊歸來以後，似 又覺得蘇聯在國際上的勢力，究竟脆弱，不足以憑借取勝。他也許對鮑羅庭和中共在“三二零”事變中，沒有堅決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懷。他的這些心境雖未向我透露過，但我的同誌中 確有人是如此推測的。他自己後來所說他“一直陷於左右派的夾攻之中”這句話，似乎就是 這種心情的寫照。

   汪精衛自該年四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後，態度逐漸右轉的跡象，是非常顯明的。最初他確 也高舉過“黨權”的旗幟，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異動。四月十七日開除蔣介石黨籍的決議，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會議所通過的。他在陳獨秀先生到達武漢之後（約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積極 促成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舉行。

   國民黨方麵參加這個會議的是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 顧孟餘五人。中共方麵是陳獨秀、譚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時似是熱心團結國共 兩黨，解決武漢內部糾紛，以穩定此反蔣陣線。可是，不到幾天，他在兩黨聯席會議上的言 論，就開始有了變化。這大概是由於他了解了武漢的情況以後，覺得反蔣的前途未可樂觀， 不能不預留地步。因而他的論調，已不是甚麽“東征討蔣”，而是倡言“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了。這樣一來，此一會議同樣也流於談話會的性質，往往是汪精衛在那裏敘述一些工農運動 過火的事實，再由健談的陳獨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幹輕描淡寫的答辯而已。

   中共方麵最初確實希望聯席會議能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我在會議上曾提出要確定工農運 動的方針，分辯何種行為謂之過火，何種行為則否，以便國共兩黨在領導與糾正兩方麵，有 共同的步驟。但汪精衛對之頗為冷淡，認為具體問題應由有關機關詳細擬定；而所謂有關機 關又是始終沒有提出過具體的規定。當時我們就覺得汪不是要認真解決問題，也不能負起責 任領導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對工農運動的意向，卻逐漸表現出來了。

   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惡劣情況，自然不能收穩定局 勢的效果。等到馬日事變發生以後，汪的論調便轉而專門指摘和譏諷中共了。兩黨聯席會議 的舉行，也就由逐漸減少而終於停頓下來。汪精衛態度的轉變，在中共看來，是小資產階級 的動搖性的表現，根本不能領導革命的。可是，當時所謂武漢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並不 是由中共領導，根本就是由動搖的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中共當時既明知小資產階級具有動搖 性，另一方麵又想憑借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而追隨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為“工農小資產階 級的民主專政”，這似有點欺人自欺了。

   其實，所謂武漢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左派政權，就是建築在地主資產階級和工農勢力相 互衝擊的基礎上，並以地主們所領導的軍隊為其主要支柱。這些軍人，有些為了某種原因， 能夠暫時容忍工農勢力的興起，但多數則早已對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別厭惡工農勢力的軍 人，則早有俟機推翻這個政權的企圖；同時，他們也看出了這個政府缺乏重心，軟弱無能， 一切機構和會議，都像兩黨聯席會議一樣，是議論多而少效率的；他們以為假若有所行動， 這個政府亦是無力應付的。

   夏鬥寅的軍事叛亂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他所統率的國民革命獨立第十四師，原駐在 長江上遊宜昌一帶；軍官們多係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當時湘鄂一帶地主土劣們受了農運 打擊的一個避難所。他在唐生智、張發奎的主力正在與奉軍苦戰、勝負未分的關頭，以為武 漢防務空虛，潛師徑襲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

   夏鬥寅的行動，無疑的也是蔣介石瓦解武漢內部的傑作。寧漢雙方雖在分途北伐的原則 上有所協議，暫時各不相犯（寧漢雙方在這一點上早有通電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並曾由蕪湖親赴江西湖口，與朱培德會晤，商 決互不侵犯，一致北伐）；但蔣介石從武漢內部來傾覆武漢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緊進行。當時武漢盛傳夏鬥寅接受了蔣的委任和經濟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麵又曾興 高采烈的宣布夏鬥寅反共討伐武漢的通電，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鬥寅所發動的行動自然不是單獨事件，而是背後有較廣泛支持的。湖北境內的雜牌軍 隊，如駐在沙市的第十五軍劉佐龍部，駐在鄂北的張聯升、於學忠等部都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軍楊森部更向宜昌移動，為其後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屬也有聯係，譬如與在河南前 線作戰的唐部師長何鍵以及駐守長沙的唐部許克祥團長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謀。

   不過他 的行動，似尚未為唐生智所預知，因為這與唐生智那時維持武漢局麵，貫徹反蔣目的的政策 是相違背的。夏鬥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來逼唐讓步。至於張發奎的第四軍則 被夏鬥寅視為支持武漢的基本部隊，是他要打擊的目標。 五月十七日，夏鬥寅部占領了武昌以南汀泗橋一帶的險要陣地，向武昌附近的紙坊進兵， 負責防守武昌的葉挺同誌，正在作應戰的初步準備，他於當日下午二時左右，匆促的來到漢 口找我，告訴我國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參加會議，商討討伐夏鬥寅的事。他那時已升任第四軍 第二十四師師長。這個師成立還不滿兩個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裝備尚不齊全，中下級 幹部尤感不足（我曾協助他辦了一個教導營，調集一些工農積極分子，在那裏受班排長的訓 練）。當張發奎軍長率領第四軍主力，包括原由葉挺率領的獨立團在內（團長已由周士第同誌 繼任），出發到河南前線的時候，葉挺這個新成立的師則以戰鬥力尚待充實，而留駐武昌。 我當即向葉挺表示，他應堅決的擔負起反擊夏鬥寅的任務。因為夏鬥寅的叛變是整個反 動派陰謀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將夏部迅速消滅，其他的同謀者也許不敢輕於響應。

   現在潛 伏武漢三鎮的地主土劣們，都為夏鬥寅而歡呼，他們散布謠言，說夏鬥寅占領武漢，不過是早晚的事。國民政府的要人們已有些張惶失措，他們想到駐守漢口的唐部李品仙師，是否 與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斷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鬥寅的進攻。而且二、六兩軍遠在九 江安慶一帶，救不了近火。隻有他能負擔這個作戰的任務。所以我鼓勵他應向國民政府要人 們表示有削平夏的叛變的信心。

   五時，葉挺又來將國府會議的結果告訴我。國府已任命他為討伐夏鬥寅的前敵總指揮， 立即率第二十四師全部和駐在武昌的軍校學生約一千五百人，開赴前線作戰，並急電調二、 六軍回師武漢靖亂。他還說到出席會議的要人們多感憂慮，大概是想到夏鬥寅的兵力較為優 厚，甚至有人說到萬一不勝，後果如何的問題。

   我告以現在有進無退，非打垮夏鬥寅不可， 我將動員一切力量，為他作後盾。 葉挺旋即過江去執行作戰任務。我即往陳獨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著的中央政治局 的委員，告以這種緊急情況。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漢口的一些同誌，從速動員工人糾察隊應變， 請他們立即查明湘鄂贛等省的情況，通知各地的同誌，嚴防各地反動勢力乘機蠢動，並要求 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負起支援葉挺的責任。

   我這些建議為他們無異議接受了。 我在六時左右到達江邊，發現過渡的小輪已經停航了，所有江邊的小輪電駁一隻也看不 見了。查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軍隊征用，一部分則被某些機關和要人們扣留為逃難之 用，不知藏在那裏去了。這種情況大概就是近兩三個鍾頭內，因前線緊急的謠傳所造成的。 我和一位隨從同誌隻好找著一艘小舶舨，在廣闊湍急的江麵上，好不容易擺渡到了武昌的下 遊，舍舟登岸，急步趕進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時。

   武昌城內商店紛紛關門，街頭行人毫無顧 忌的在說：“夏鬥寅明天就要進城了。” 我決定以湖上園為我的臨時指揮所，立即馳往那裏發號施令。湖上園，是麵臨著一個大 池塘的園林，周圍繞著高牆，建築類似城堡，原為俄軍事顧問的辦公處所，軍事通訊設備， 相當齊全。那時俄顧問都分往河南前線和各部隊去了，園內隻有一排衛兵駐守；而這衛隊排 長又是一位中共同誌，可以由我指揮的。我得到當時代理鄧演達總政治部主任職務的章伯鈞（到河南前線去了，章係總政治部組織科長）和湖北省政府屬下各機構中的中共同誌們的 協助，立即實施戒嚴。

   我向我的同誌們指出，現在軍隊正紛紛開往前線，武昌防務空虛，人 心動搖；據說還有不少夏鬥寅的策應者，因此，設法鞏固武昌後方，是當務之急。我要求武 昌城內各黨政軍機構和民眾團體，一律聽我指揮，分區嚴防夏鬥寅的同路人的破壞活動。我 的這些話立即為我的同誌們所采納而嚴格執行起來。

   留駐在武昌城內一支最大的武裝部隊，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隊伍，共有學生四百餘 人，每人都有步槍。我立即去找任這個講習所主任的毛澤東，要求他的協助。我向他指出他 所掌握的部隊在武昌城內是人數最多的，應以一小部分擔戒嚴任務，大部集結為策應各方的 機動部隊。毛澤東最初還以農運學生的槍支破舊，子彈缺乏，訓練不足為慮。等我告訴他， 現在戰事緊急，不特農運學生要參加戰鬥，連我們自己在必要時都要到前線去拚命。他知道 事態嚴重，也就欣然負擔起我所交給他的任務。

   接著，我還和他談起夏鬥寅的叛變，對湖南有甚麽影響的間題；據他看如果夏鬥寅能夠 迅速的被解決，湖南大致不會出甚麽岔子的。後來，事實竟出乎這個以熟知湖南情況自命的 毛澤東的意料之外，而有馬日事變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見當時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聰明如 毛澤東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緒的緊張，使我忘了疲倦。我對那些連夜趕往前線的軍官 們和政工人員們予以鼓勵；我要求他們將能調動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線去，不必顧慮武昌後 方防務，並要求他們一致聽從葉挺的指揮，爭取全麵的勝利。我率領著那個湖上園的衛隊排 和一些臨時給我調動的少數部隊，利用著汽車，親自巡邏各處，考察各要道的戒備情況。這 樣，秩序漸告安定下來了。風聲鶴映籠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漸趨於安靜。

   十八日，我繼續忙碌著，不停的利用軍用電話分別與在前線指揮的葉挺等人密切聯絡。 我告訴他們武昌城及周圍戒備堅強，土豪劣紳們已不敢乘機蠢動，其他各方的情況，也是與 我們有利的。借以鼓勵他們堅決作戰。通往前線的各交通線，我也督促著工農群眾，竭力維 持其暢通無阻。所以前線所需要的供應和人力，因得著源源不絕的接濟，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葉挺在武昌以南二十餘公裏的地方，用全力擊潰了夏鬥寅部。夏部狼狽向 鄂東逃竄。葉挺部因武漢防務空虛，遵國府命令，停止追擊，集結在武昌以南的要地，準備 應付其他可能發生的叛亂。由於夏鬥寅部的迅被擊潰，他的同路者均暫時偃旗息鼓。武漢又 恢複了興高采烈的氣氛。 我這個並無任何名義的自動投效者，一時被武昌的同誌們認為是武昌的臨時總司令，對 這次戰事有過重大的貢獻。

   十九日傍晚，有些國民黨籍的軍官從前線歸來，向我祝賀；認為 如果沒有我居中策應，前線的勝利，也許不會這樣迅速的。我結束了在武昌所建立起來的 戰時部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漢口出席政治局會議；恰巧此時，我的太太帶著我們的第一 個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參威，經過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漢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 日上午，我就離開了湖上園到漢口去了。

   我首先到國府大廈去訪汪精衛，想將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補報一番，以了手續。他沒等 我開口，就問：“這幾天為何不見你，上那裏去了？”我覺得他的語氣可能含有責備我越權行 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說明：“我在來不及請示的狀況之下，到武昌去協助同誌們作戰，現在那 裏實施過的權宜辦法，都告結束恢複常態了，今天就是特地來向你報告的。”他這才很高興的 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的努力，你似幾天沒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們再詳談罷！” 當天下午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鮑公館舉行會議。我的同誌們大致都為我這幾天在武昌城 的努力表示高興。我們商談到夏部並未被殲滅，可能還有續發事件，我們可以利用這次在武 昌作戰經驗，通知各地同誌，提高警覺應變。

   但這樣大的一個刺激，也並沒有抑製住魯易的空論。他仍是大談他的那一套陳腔濫調，對於現實的戰鬥，輕輕擱置一旁，說不上有甚麽乘 機擴大自身實力，繼續打擊反動派的實際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長沙發生了有名的“馬日事變”；這是湖南軍隊鎮壓工農運動 獲得成功的行動。在河南前線作戰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曾於五月十九日通電指摘 湖南工農運動搗亂北伐後方；而臨湘益陽等縣的團防局及駐軍也已開始行動，占領工農團體 的會所，逮捕和殺害其負責人，解除工農的武裝（直荀《馬日事變回憶》有較詳細記載。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頁）。二十一日淩晨，駐守長沙的何鍵部許克 祥團采取軍事行動。長沙城內的湖南全省總工會和全省農民協會及其他重要民眾團體均被軍 隊占領，上千的工農武裝盡被繳械，中共黨員和工農團體的負責人被殺害者達百餘人。 許克祥等軍人的行動，是地主們的反擊。

   據說許克祥在發難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單薄， 以之對付有雄厚勢力的工農團體，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區委事先也曾聽到許克祥即將行動的 風聲，但未嚴加戒備。他們似認為唐生智是不會破壞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蔣陣線的；而唐生智 的部下許克祥等也不會違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這種風聲的真實性。這些天真想 法使許克祥輕而易舉的獲得意外成功。

   長沙所發生的事，立即震動了武漢。當時許克祥曾截斷湘鄂邊境嶽州一帶的交通，使我 們在武漢的人得不著真實的消息；而陷於混亂中的湖南區委在被封鎖的情況下，也無法立即 向中共中央報告。武漢紛紛傳出消息，都說許克祥如何節節勝利，甚至說湖南給他全部控製 了；工農勢力虛有其表，不堪一擊雲雲。這些誇大性的風傳，使武漢當局不敢貿然有所決定， 我們這些中共同誌們也不敢對扭轉湖南的局勢存有甚麽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對這件事感到十分悲憤，有的捶胸蹬足的說，湖南有四百多萬有組織的 農民，三十多萬有組織的工人，五千支槍以上的工農武裝，還有幾十萬的農民梭鏢隊，竟會 束手待斃。難道湖南區委這樣缺乏警覺性，沒有想到夏鬥寅的叛亂給予湖南的影響嗎？難道 他們沒有接到中央要他們提高警覺的通知嗎？長沙城內也有上千支槍的工農武裝，隻要有戒 備，還可乘勢解決許克祥，現在應嚴令湖南區委迅速削平許克祥部。有的則覺得在許克祥先 發製人的舉動以後，反擊恐已難操勝算；不如先弄清情況，再決定行動的步驟。

   國民黨的人士，從汪精衛一直到下層的幹部，多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甚至不少人認為 這是中共闖出來的禍。他們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實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行為，不約束他們侵 犯軍人家屬的行動，以致激成這次的事變。他們批評湖南工農組織雖然龐大，究竟是不堪一 擊的烏合之眾。他們不讚成國民政府出麵製裁許克祥，以免失去軍人的支持。這確是一個關 鍵所在，使所謂國民黨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傾向；他們似覺得除隨著代表地主利益的軍人們 走以外，是別無選擇的。

   對於鮑羅庭，馬日事變無異是一顆正中要害的炸彈。他十分震驚，而又無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現在事情是弄糟了，許克祥已經占了上風；如果我們發動反攻，這將 是一場戰爭；既無勝利的把握，又將增加武漢局勢的危機。幸好唐生智還不讚成許克祥的行 動，許也表示仍然服從唐生智，因此還有轉圈的餘地。他提議由他會同國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長沙先行調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傅（附著）能維持武漢的大局。我們的中央在無辦法中， 也就隻好接受了鮑羅庭這個建議。

   鮑羅庭大約是在事變發生後的翌日，向國府要人們表示，長沙的事變不過是一個地方事 件，國府似乎要派大員前往調查，他願偕同前往，設法平息雙方的爭執。國府要人們在無辦 法中，認為這是一個差強人意的辦法。於是武漢各報大肆宣傳，“鮑顧問願親往湖南，調查長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藥。可是許克祥表示拒絕，使鮑的長沙之行，也無法實現。不 到幾天，武漢政府派往長沙去的調查團譚平山陳公博等，行至嶽州，也被許克祥擋駕了。

   許克祥這個實幹軍人，不理武漢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幹二不休的精神，繼續展開他的攻 勢。他乘勢聯絡了留駐湖南的五個團，一致反共。他進而占領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另行組織 了一個“護黨委員會”，實行清共（許克祥等五團長於五月二十七在長沙推選所謂真正國民黨仇亦山等重新組織省市黨部，通令改組）；其做法與蔣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動如出一轍。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紳為清鄉委員，協同軍隊，分赴各縣，實行清鄉，用比農民協會對付土劣還較殘酷 的手段，來實行報複。

   中共湖南區委在馬日事變後，曾通令各縣農民協會率領農民武裝，向長沙反攻，聲討許 克祥；後因接到中共中央“應由國民政府和平解決”的命令，臨時又發出停止進攻的指示。 平江瀏陽一帶的農民隊伍因沒有接到停止進攻的命令，依原計劃向長沙逼進；但因步調不一 致，致被許克祥部所擊潰。這件事後來成為中共內部的一個大爭論。  湖南區委說他們原持堅 決鬥爭的原則，但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誌則指摘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等，沒 有事先防範馬日事變，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開發表了轉變態度的通電。他表示反共，電文中指出“湘省黨 務悉為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所操縱”。他一改向來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動的態度，表麵上是 受部屬要求的壓力和馬日事變既成事實的影響；實際上似是大勢所趨，他個人蘊藏於內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麵化的時候。他仍希望捧著汪精衛反蔣，他的反共態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問；但汪從此采取向右轉的態度，則是明顯的事實。武漢整個局勢的轉 變，也以此為標誌。

   唐生智再不是鮑羅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衛門下“被夾攻中”的健將了。 正當中共遭受到嚴重的打擊陷於被圍攻的時候，共產國際的一份有名的電令，於六月一 日到達武漢了。這個電報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旨，打給魯易和鮑羅庭的。其內容是：一、實行 土地革命，從下而上又從上而下的來沒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二、由黨的 權力機關，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三、消滅現有的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和從 兩湖挑選出來的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四、將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去代替原有的委員；五、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來審判反動官吏（這個文件大部分原文見《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什之譯，第一七二頁，上海時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這份電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讀的時候，所有到會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覺 得這是無法執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漢的情形了；現在如何談得上製裁不可靠的將 領和武裝工農？有的表示要實現這個電令中所說各節，那就非中共單獨幹起蘇維埃不可。可 是莫斯科仍希望國民黨左派和國民政府能幹這些事。有的表示這個電報是太遲了，是在“放 馬後炮”，為推卸共產國際的責任預留餘地，其實，莫斯科對於湖南農民正在流血一事是應當 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現在武漢局勢整個在右傾，國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還幻想武漢 政府能幹出這些偉跡出來，真是海外奇談。鮑羅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確切表示，這個指示一時 無法執行。魯易也在這個會議上表示了難於實現的看法。因此，會議一致決議，回電莫斯科， 告以無法立即付諸實施。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據共產國際維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 企圖挽救已經籠罩著武漢的右傾危機。唐生智那時還采取兩麵派的態度，一麵通電反共，一 麵又向武漢國共兩黨要人表示不滿許克祥的越軌行為；他自己要繼續遵守孫總理的三大政策。 馮玉祥的態度還沒有明朗化，我們還希望馮玉祥能支持武漢的左傾路線，汪精衛等人似也還 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麵去。因此，我們覺得莫斯科的調子唱得不合時宜，現在如果能做到維持 反蔣陣線，武漢不致公開分共，中共就隻有在工農運動不繼續受到摧殘的條件之下，付出相 當讓步的代價；來維持這個國共合作的局麵。否則，隻有根本改變這個政策，中共單獨幹起 來；不僅反蔣，而且反對武漢的動搖分子。

   不料正在這個緊急關頭，魯易的一個不可理解的行動，使時局更形惡化。他事先沒有與 任何人商議，將共產國際的機密電報，交給汪精衛看；並依汪的要求，送給他一個副本。莫斯科這個電報似是沒有明了馬日事變已使中共處於四麵受敵的地位，以為鮑羅庭等還能左右 時局，所以電令魯易和鮑羅庭指導中共奮起反擊，以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不用說，這個 電報是不能向外公開的。魯易本人並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電報，明知已複電暫不執 行，竟反而將這個電報交汪閱看，使人殊難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魯易為甚麽這樣做，當時我們覺得他是太過於“書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 直無法貫徹他的主張，不免使他苦悶。可是汪精衛老是敷衍他，同時汪的誠誠懇懇的外貌和 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詞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魯易本著他貫徹共產國際指示的天真願望，很可 能沒有看出汪的態度的轉變，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創造一些奇跡出來。他似也想在這個單獨 的行動中，證明他主張的正確和鮑羅庭等人看法的錯誤。 可是汪精衛的反應卻出乎魯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這個電報的內容違反當年的“孫 越宣言”；因為孫越宣言明確指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這個 電報卻是要中國走向共產。汪並將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給他周圍的要人們傳閱，並表示這證 明不是國民黨不聯俄容共，而是共產國際違反它的諾言，別具“消滅國民黨之陰謀”。 魯易這種異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憤慨。有的責備共產國際，為 甚麽派魯易這樣不懂事的人來指導中國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魯易弄糟了。有的認為魯 易這種行動不是極端糊塗，便是有意的叛行。我們覺得如果我們對外為這個電令作辯護，那 將是猝不及防的決裂；這決不是共產國際所希望發生的事。 自此事件後，魯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漢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電他們迅速離開 武漢，一切交由鮑羅庭應付。可是鮑羅庭也顯得垂頭喪氣，聲言要到廬山去休養；並告訴我 們莫斯科將另派代表來指導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這個打擊，實在窮於應付；悲觀失望的情緒隨著增長起來，莫斯科對於我 們暫緩執行六月一日電令的要求，並未置答；對於魯易的異動如何向外解釋，也無任何指示； 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於武漢左派者，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都成為笑料；它的代表魯易 更幼稚得可憐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難於措詞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產國際作何決定， 又不好貿然對外作何主張，顯然處於動輒得咎的窘境。當時瞿秋白以健康為理由，也表示要 到廬山去休養。陳獨秀先生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露出了消極的意向。其他 委員也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之感。 至此，國共的分裂似乎隻是時間問題了。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等人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傾向 於分共，魯易的怪行又供給了分共一個很好的借口。

   那時汪精衛雖尚未喊出分共的口號，但 文章的路數已是顯明了；事實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著真憑實據，振振有詞；他似乎不是蔣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應聲蟲，而是為了挽救國民黨而奮鬥。 馮玉祥表明他聯蔣反共的態度，使武漢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漢的要人們步 蔣介石的後塵，實行分共。汪所標榜的和平分共和蔣的清共，在作法上與解釋上雖有不同， 但其為反共則一。國共關係的破裂，在國民黨看來，是對中共篡竊國民黨的一種製裁；在中 共看來，是國民黨人違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國民革命的行為。無論雙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聲了。

   國共關係的全麵破裂，緊隨著軍事形勢的演變而發生。這個時候，南京武漢和由陝西出 動的馮玉祥軍三方麵對奉聯合作戰，節節勝利。五月十六日，張發奎部鐵軍首先在河南上蔡 擊潰奉軍的左翼，奉軍向黃河以北敗退。五月二十七日，馮玉祥部占領洛陽。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領鄭州，張發奎部占領開封。六月二日，蔣介石部占領徐州。 在對奉作戰中，武漢的軍隊唐生智張發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張發奎的第四軍，衝鋒陷陣，以極大的犧牲，開創出對奉戰爭勝利的形勢。

   張部中共黨員較多，在這次戰役中犧牲甚大。 受張發奎指揮的賀龍部因有中共黨員周逸群等從事政治工作的協助，也在這次戰役中賣了相 當的氣力。可是，戰爭果實的收獲者，竟出乎鮑羅庭和加侖的預料，不是武漢，而是反武漢的蔣介石。

   河南戰役的作用主要是將馮玉祥軍從潼關接應出來，而馮玉祥這注砝碼此後竟然加在蔣 介石那方麵，使寧漢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時的馮玉祥，原視奉張為寇仇； 主張革命內部合作，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等到他已出潼關，握有河南等省地盤；他就覺 得赤化之嫌，會不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軍事實力，才是可靠的憑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選 擇乃偏向於蔣介石，這是意料中事。

   在馮玉祥看來，武漢已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六月一日，四川軍閥中實力最雄厚的劉 湘，宣布就任蔣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以楊森為前敵總指揮，聲言出師討伐武漢； 並獲得貴州軍閥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漢方麵自夏鬥寅叛變後，長江上遊的防務已是非常空 虛，現在又受著劉湘的軍事威脅。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蔣介石的壓力和汪精衛態度轉 向的影響，實行遣送中共黨員出境。

   在中共影響下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 學生會等團體均遭軍隊檢查；中共黨員主辦的南昌《民國日報》亦被封閉。武漢政府和中共 遭受這些紛至遝來的打擊，更使善觀風向的馮玉祥覺得，沒有為人分擔痛苦的必要。

   反之，蔣介石的勢力卻如日方中。譬如盤據山西多年的閻錫山一向在北方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北伐軍光複武漢以後，他的代表即奔走於寧漢一帶，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通電服從三民主義，這自然 大大增加了蔣的聲勢。而且閻錫山在馮玉祥看來，是一個最具實力的鄰舍，如果他與他的鄰 舍唱起反調，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馮玉祥在未出潼關以前，並未表明他的態度，他在武漢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視同仁的 進行聯係。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鍾。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我們同南京要甚麽有甚麽，可是向武漢要甚麽就沒有甚麽。”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裏喊的間或仍有“共產國際萬歲！”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

   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 蔣介石是先進，他和汪精衛不過步其後塵罷了。 河南戰役勝利之後，武漢政府要人們與馮玉祥約定於六月十日在鄭州舉行會議。會議結 果又促進了武漢的分共。汪精衛的反共理論與馮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這次會議上匯成一股 洪流，衝垮了國共合作。再由馮玉祥與蔣介石接觸，形成了寧漢合流的趨勢。

   那時，中共中 央鑒於形勢險惡，對鄭州會議已不感樂觀。汪精衛等人的趨向已經顯明了；馮玉祥的動向如 何則還沒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後的努力，試圖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準我到鄭州去、我說明：“我的任務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組織能在地下生存， 並設法查明鄭州會議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響鄭州會議，不致過分損及我們。”政治局 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但不妨一試。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為我特備的專車。京漢路當時受著戰火的破壞，沿 途阻礙甚多。但我因與京漢路工人們是“二七”罷工的老戰友，得著他們的特別協助，以較 快的速度，於九日下午到達了鄭州。

   鐵路工人們預先借妥隴海路的辦公大樓，作我的臨時行 館，並為我布置警衛。我的專車和馮玉祥的重要將領所乘由洛陽來的列車，同時到達鄭州車站。在隻有一張長 台子的鄭州車站的大廳中，張之江、鹿鍾麟、孫良誠、韓複渠等十餘將領都圍著坐在這張台 子上，從武漢來的卻隻有我一個人。馮部將領中有人說到：“咱們總司令真有辦法，你瞧，我 們在西北受夠了苦，現在又到了鄭州，看來，準可打到北京過年！”也有人特別向我提到馮總 司令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遵行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和服從武漢政府。看來，他們似還不 知道馮玉祥葫蘆裏賣的是甚麽藥。

   我在行館裏，忙著設法找尋中共鄭州組織負責人，了解當地的情況。很快我就見到中共 河南區委中新由洛陽來的同誌。他轉來劉伯堅同誌（那時任馮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說，馮玉祥對武漢的態度不好，傾向於南京的蔣介石；並說到馮玉祥禁止他的部屬（包括 劉伯堅等人）對外作任何單獨活動。因此，劉伯堅等不便與中共河南組織經常接觸，托他將 這些情形轉告漢口中共中央。 劉伯堅的情報證明情勢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計如果我徑去訪問向未謀麵的馮玉樣，不會 有甚麽好結果。如果我去找劉伯堅鄧小平（任馮的政治部副主任），對他們又有不便。我乃設 法托人轉告加侖鄧演達等人，要他們和我聯係。

   十日上午，我訪問汪精衛，適逢來鄭州參加會議的譚延闓孫科等人在座。譚孫看見我進 來，就托故走開了，這也表示出當時國共人士之間的關係，已經有點不自然。汪精衛仍是客 客氣氣的接待我；他告訴我馮玉祥尚在從洛陽來鄭州的途中，他們準備到車站去接他。 我徑向汪說明我的來意，指出鄭州會議關係黨國安危和他個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張極力 爭取馮玉祥對武漢的支持，否則前途將不堪設想。至於武漢內部問題如國共關係工農運動等， 都是可以獲得適當解決的，似不必多所顧慮。如果馮有甚麽要求，我們應當適當的滿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發言，使馮玉祥明白支持武漢政府的正統；其方式，可由鄭州會議發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國民黨四中全會，請馮到武漢參加；表示他支持武漢政府的誠意。 汪對我的提議表麵上熱烈讚成，尤其是關於爭取馮玉祥的支持一點。我向他重新保證中 共支持武漢政府，他似也頗感興趣。不過他的措詞有些地方模棱兩可；他不敢相信馮會支持 武漢，曾說到不少俄顧問長期在馮左右，應該可以影響馮的態度；假若俄顧問不能影響馮， 那就表示馮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說些話，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應我，他還是願意試試， 並允將我的意見與譚孫等人商談。

   鄭州會議的參加者，除馮玉祥外，由武漢來的有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孫科、顧孟餘 等；前方將領有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和俄顧問加侖將軍等。會議一開始，情形就不可樂 觀。武漢的要人們，包括汪精衛在內，都在向馮訴苦，無非是訴說一些武漢財政困難，中共 和工農“搗亂”等類故事；無形中就把馮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漢這群苦孩子在請求 這位馮大帥解救他們的苦難。這那裏是在爭取馮來支持武漢政府的表現呢。

   當時在河南前線各處奔走的鄧演達，是國民黨內一位傑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滿汪的最近 言論，認為汪指共產國際六月一日的電令是意在消滅國民黨，未免小題大做了。他極力想維 持武漢現存的局麵；曾向汪進言，要求維護孫總理的三大政策；但未為汪所重視。他目擊鄭 州會議的情勢，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親信秘書告訴我，鄧說到汪精衛在會議上為了 迎合馮玉祥的意旨，大發其反共的議論，隻希望馮能尊重武漢和他個人的地位；可是，馮除 欣賞那些反共議論而外，對武漢則意存輕視。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鄧就要回武漢去料理 後事。 我與汪精衛最後一次的政治談判是失敗了，我對鄭州會議已無任何期望。我除了為中共 河南區委工作略作緊急安排以外，在鄭州已無事可做了，因而我沒有等到鄭州會議閉幕，十一日晚，便匆匆趕回武漢。

   我在歸途中，回味著我與孫中山先生的接觸和這幾年國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經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已為號稱孫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人們所 唾棄。 我回到武漢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席上根據我在鄭州所知道的情況，指出現在是退 出國民黨的時候了。所應考慮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決裂式的退出。我覺得對於左派的 上層分子，我們再不能存有幻想；對於眾多的左派中下層分子，仍應設法聯絡，以贏得他們 的支持。鮑羅庭和其他委員們，對於我的這種主張，雖未表示反對，但認為應侯鄭州會議結 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後，再作決定。

   汪精衛等一行約於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漢。他們散布樂觀的空氣，說鄭州會議的結果很好， 馮玉樣支持武漢政府等等。所公布出來的是唐生智張發奎部回師武漢，河南由馮玉祥部接防， 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省政府組織和人選，經武漢政府明令發表，統由馮玉祥以豫陝甘北方政治 分會主席名義節製。至於這次會議的詳細內情，則秘而不宣，我們也無法洞悉全貌。但事實 上汪精衛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積極進行。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解除鮑羅庭顧問職務的消 息傳出來了（鮑羅庭被解職的時間，多數書刊記載是六月五日，但東方雜誌第廿四卷十六號記載，南京方麵到六月 十七日才傳出“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免鮑羅庭及各俄顧問職”的消息，我也記不清楚正確日期）。自該年三月間蔣氏明白表示要驅逐鮑羅庭以後，鮑羅庭將被解雇或者他將辭 職等等傳說，至此見諸事實。鮑羅庭對這件事倒也處之泰然，他對外以營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為理由，聲明不能立即離開中國；實則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後 的安排並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來。

   我們知道了馮玉祥與蔣介石將於六月十九日在徐州舉行會議，就覺得這也許是鄭州會議 所秘密諒解的項目之一；很可能汪精衛等是經由馮玉祥這個仲裁人與蔣謀妥協，至少汪精衛 等事先是知道這件事的。可是汪精衛等卻諱莫如深，甚至說到馮玉祥竟與蔣介石會議，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幾天，徐州會議的實情傳到了武漢，馮玉祥給武漢政府的電報，也隱約為外間所知 悉；後來證實馮在二十一日有一個電報致武漢政府的要人們（馮玉祥《我的生活》中說，這個調停紛爭的電報是吳稚暉自告奮勇替他擬的稿子，經他修改後發出），其內容大致是：綜合鄭州會 議時之意見，極不滿意於武漢共產派之行動，經決定令已解職之鮑羅庭歸國，在武漢之國民 政府委員除願出洋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麵諸人，一致讚同，請汪 譚諸人速決大計。並請唐生智將所部調鄭州，協力北伐等語。

   這是蔣氏的勝利，武漢的投降， 也是馮的反共態度的明顯表示。 莫斯科獲悉了鄭州會議的經過以後，曾電令鮑羅庭采取適當的退讓步驟，來挽救武漢的 分共危機。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發表一個包括十一點的政治聲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曾引用這個聲明的一部分。告黨員書見胡華主編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 史參考資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頁，不過八七告黨員書說這個聲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 這又與我所記憶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其中要點是：承認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參加各級政府工作者，都是本著國民黨員的身份； 為了減輕政局的困難，中共黨員可以隨時退出政府；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的領導和管理；工 農要求不得超出國民黨的決定和法令範圍之外，但國民黨仍應保護工農組織及其利益；根據 國民黨的原則，民眾得有武裝，但工農武裝應由政府訓練和管理；武漢糾察隊可以減少或編 入軍隊；工人糾察隊不可幹涉司法和行政，對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審判與處罰遊街等等。

   這個聲明就是由鮑羅庭根據莫斯科的電令所草擬，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是莫斯 科糾正六月一日電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讓政策的最後限度。中共中央要求黨員切實執行這個 聲明，並勸告工農群眾遵守革命紀律。但這些努力並不能扭轉國共破裂的命運。 汪精衛忙著召集軍政要人們會議商討分共的具體步驟。孫科等人發表言論，徑行攻擊工 農運動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為，似乎工農群眾任何一個改良要求都是不應當的。 武漢政府對於湖南工農被摧殘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外，采不聞不問的態度，並嚴禁 工農的不法行為。

   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師武漢以後，軍隊將徑行製裁中共和武漢工農團體的聲 浪，也愈唱愈高起來了。六月二十八日，漢口漢陽醞釀著另一個馬日事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鮑羅 庭首先指出，現在局勢萬分嚴重，武漢工人糾察隊是自動繳械抑或準備抵抗，必須擇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傾向於自動繳械。蔡和森發言，反對工人自動繳械；認為這不是共產主義者所應 做的。周恩來則認為武漢工人糾察隊的一千多條破舊槍支值不得過分重視，主張自動繳械。 其他委員也覺得除自動繳械外，別無良策，因而成為定案。

   周恩來旋即指導工人糾察隊總隊長陳賡將隊裏的武器繳交漢口衛戍司令李品仙；於是李 品仙的部隊便和平占領了漢口各重要工會的會所。這件事後來中共中央被共產國際斥為“可 恥的機會主義”。其實這是莫斯科代理人鮑羅庭的提議，而他又是根據莫斯科要他盡量應付這 個指示原則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數委員當時對此舉的不滿，雖不若蔡和森那樣憤慨，但 為勢所逼，內心的沉痛則很顯然。

   七月初，鮑羅庭又轉告中共中央，謂共產國際要蘇兆征譚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態，退出 國民政府。這似是莫斯科覺得，在武漢政府摧殘工農運動日甚一日的情況下，中共黨員再留 在這樣的政府裏，和摧殘者負聯帶的責任，未免太不成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這 個指示；我們大多覺得這樣做，才是差強人意的表現。 至於這兩個人退出政府所應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並未詳加討論；以為退出行為的本身 即足以對國民黨表示抗議。

   不料譚蘇二人的辭呈在措詞上竟發生了參差。譚是稱病辭職的， 在辭呈並提到“未能納農運於正軌”的話；而蘇兆征則坦率表示是未能為工人謀福利，因而 不願再幹。我們當時即覺得譚的措詞未免過於軟弱；後來共產國際也指摘譚沒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宣言全文見雷嘯岑著《卅年動亂中國》），指斥武漢當局。這是中共的退讓政策走到了窮途， 轉而奮起反抗的信號。這個宣言指出：“最近數月來的政局，使中國一切革命人士大為失望 了！……國民黨中央暨國民政府隻是服從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反對中國人民最大 多數利益與孫中山的根本主義和政策。”因而鄭重聲明中共“永遠為工農兵學小資產階級的廣 大民眾利益而奮鬥，對於國民黨中央現在這種政策絕對不負責任。” 中共發表這個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於共產國際曾責備過譚平山的辭呈未能表達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發表這一宣言，以資補救。其實，這個宣言所起的實際作用，隻是提早了 國共全麵破裂的到來。

   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召集中央全會，討論分共，同時通過製裁中共黨員 違反國民黨主義之言論和行動。七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發表聲明（宣言全文見雷嘯岑著《卅年動亂中國》）。指六月一日共產國際 的電令“不含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並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發表的宣言是破壞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慶齡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 認為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聲明不負聯帶責任；宋的這種表示，對於以後中國政局的發 展，也許不無作用，但當時卻未發生緩和分共的效果。 接著，國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衛揭開了。

   二十三日，武漢國民黨發表政治委員會之決 議案：（一）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在本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有職務者，應自 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在國民革命時期以內，共產黨員不得有妨 礙國民革命之活動，並不得以本黨名義作共產黨之工作；（三）本黨黨員未經本黨中央許可， 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二十四日，汪精衛複電馮玉祥，大意是“中共與鮑羅庭已 加處置，願意遷都南京實行寧漢合一。” 這一連串的事實，是以鄭州會議為發展的關鍵，國共關係趨於全麵破裂的主要經過，也 是汪精衛投靠蔣介石，武漢左派政權喪失其存在的原委。

   在武漢國民黨分共的劇變中，中共內部受了沉重打擊，頓呈分崩離析之狀，幾頻瓦解。 六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被魯易向汪精衛公開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鑒於事態嚴重，不願內 部稍有參差，無論事之大小，概遵共產國際之指示進行。但我們又都是各有所見的人物，在 國際的約束之下，殊不無鬱抑難伸的痛苦；於是，有人消極失望，有人積極掙紮，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現出來了。

   在國共關係頻於破裂的關頭，共產國際卻一直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發表的聲明，隻說中共黨員可以隨時退出政府，並未提到退出國民黨的事。七月初， 中共黨員實行退出國民政府時，共產國際還是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但對於萬一國民黨徑 行分共，中共應如何應付，則並未有任何指示。共產國際為甚麽要如此？是要中共夥同一些 剩餘的左派打著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旗幟，反對汪精衛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讓步 代價，以阻止汪精衛的分共行動？亦從未加以說明。

   我們覺得共產國際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計成敗留在國民黨內，使汪精衛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們認為這隻是單相思，汪精衛決不會因此而罷手。我們中有人覺得共產國際 要中共這樣做，是為了使蘇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國，避免蘇俄的國際地位更加惡化，此一目 的即使辦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顧問不能夠安全回國。由這種推測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為蘇俄的處境著想，而不是單純為著中共前途的利益著想。

   當中共中央不得已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的時候，我們都預感到暴風雨即將降臨。汪精 衛那時雖已放任那些反動軍官，到處摧殘中共和工農團體，但他口頭上的調子，還是“和平 分共”。中共現在發表這個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開的壓迫手段。因此，我們采取 緊急步驟，使中共中央組織能安全的轉到地下去。至於此後應當采取何種方針的問題，在中 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鮑羅庭已不肯貿然有所主張，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鮑羅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漢到廬山去了。他們這次的行動，我事先不知 道；他們似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鮑的寓所，見著鐵羅裏，才知道鮑羅庭 和瞿秋白已經走了。這時鐵羅裏正為鮑羅庭收拾各種文件，結束這個顧問辦事處。鐵羅裏原 是我很熟識的，他一直任總政治部鄧演達的顧問，也是鮑羅庭和加侖將軍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緊急時期，他能為鮑羅庭料理未了事務。

   鐵羅裏是個富有文人氣質的軍人，這時也顯得有些意亂心煩，六神無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說到他個人的看法，他主張現在應該擁護鄧演達做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公開反對出賣革 命的汪精衛。我告以我已好幾天沒見著鄧演達了，據說他要離開武漢；因此，我覺得他此時 似不會挺身出來硬幹。我還說明從策略角度來看，我們正在轉入地下，能影響第四軍的，已 不是鄧演達，而是汪精衛；如果我們立即公開反汪，不僅我們的安全有問題，在第四軍中的 中共黨員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擊。 鐵羅裏聽了我們的話，很不耐煩，竟質問我：“你還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隻得向他 解釋：鄧演達是我們公認的一個有作為的左派人物，汪精衛也是我們所共同唾棄的。現在的 問題是奮鬥的步驟，換句話說，是中共獨立的幹，還是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來幹的問題。 但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鄧演達願不願出麵硬幹，有沒有國民黨左派人物和我們一同奮鬥，中 共總是要繼續奮鬥的。鐵羅裏這才沒有話說了。但他的這種表示對我當時的情緒，確是相當 重大的刺激。我在設想：我們已往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觀和 客觀的因素，而致失敗；難道領導我們的莫斯科，會將這一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套在我們 的頭上嗎？我有些悵惘！ 鮑羅庭的匆促離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響武漢的政局，要去辦理返國的各種手續；似也 是有意避開國共分家的風潮。與鮑關係最密切的瞿秋白，是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養，而偕同前往廬山。但人們總覺得他在緊急關頭，不辭而去，不免有逃避責任之嫌。後來事實證明， 他主要是與鮑羅庭計議今後中共領導的改組問題。

   鮑羅庭在魯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後，對莫斯科的指示特別顯得奉命唯謹。他在這一段時 間裏，聯絡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企圖形成新的左派，來阻擋汪精衛等的分共行為。 他也明知這時要鄧演達等取汪精衛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許不惜再 來一次冒險，所以他聯絡宋鄧陳等的目的還是偏於消極性的。他顯得心情苦悶，沒有已往放 言高論的豪氣。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關係一時中斷了。

   七月十四日，陳獨秀先生也在一個秘密寓所躲藏起來，不再露麵了。我和鐵羅裏分手以 後，曾去看陳先生，也已找不著了。他的秘書任同誌（恕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告訴我，陳 先生不宜再出麵，一切可由他聯絡。這種曲終人散的景況，使我難過萬分。我曾憤慨的說： “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我是絕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陳獨秀先生曾有一封簡單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書記職務（陳先生辭職書的理由是：“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 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據任同誌告訴我，陳先生認為國共分裂已使國民革命完蛋；共產國際一直 不準中共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他個人合力交悴，隻得引咎辭職，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誌繼續奮鬥下去。我曾托任同誌轉告陳先生，在這危急關頭，他采取消極態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們覺得陳先生這種行動，無異是臨陣脫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

   在六月二十日我 們討論發表那個十一點聲明的時候，陳先生即提出了中共黨員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庭曾表示他個人非常讚成，但恐共產國際不會允許。瞿秋白根據鮑 的這種看法，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陳獨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中也曾提到這次會議的情形）。因此，陳先生的主張，雖能代 表我和多數中共同誌的想法，但仍不能貫徹。 中共自動退出國民黨，應采何種方針，從未詳加討論。陳先生所提退出國民黨的主張， 並非與托洛斯基一樣論調，要中共徑行組織蘇維埃；也不等於說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國民 革命。那個時候，也沒有改采黨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鑒於國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驟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動的地步，不致完全聽人宰割。 從陳先生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表示看來，在七月十三日前後，他的苦惱已達頂點。

   他鑒 於國民黨那些所謂左傾的軍政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反起共來；工農群眾和同誌們大批的被殺 害了；中共內部意見的分歧，愈演愈烈；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以期集中 國民革命力量這一錯誤政策所釀成。現在中共在忍受許多屈辱以後，除了發表一個宣言泄泄 積憤以外，並無實際辦法來挽救被摧殘的厄運。這無疑的使他覺得中國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難於翻身了，他的前麵是一片漆黑。因而他個人隻有出之於讓賢的一途了。

   當陳獨秀、瞿秋白、鮑羅庭等幾乎同時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覺得責無旁貸的 應該支撐這個危局。我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舉行政治局會議。我沉痛的宣 稱：在此生死關頭，讓那些不能支撐的人們去休息一下；我們應當繼續奮鬥；即使共產國際 沒有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或者不再理會我們，我們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獨立幹下去。我的 這些話激起了所有參加者的同感。我們立即決定：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武昌辦公，因為武昌 是左傾的第四軍的防地，辦理緊急疏散。當時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級組織加速轉入地下， 加緊黨員的撤離工作，將群集在武漢的同誌們分別派到各地去，掌握工農力量，準備對抗國 民黨的反動壓迫。

   當時武漢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會議以後，蔣介石一麵經由馮玉祥向武漢施壓力，一 麵從南京調集部隊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決武漢的姿態。汪精衛麵對這種形勢，除了銳意分共以外，又為了維護自身在國民黨內的法統地位，乃高唱東征討蔣。因此，武漢的軍隊向長 江下遊移動，第四軍（包括葉挺部）任討蔣軍的江右軍，正向南昌集中。武漢各軍執行汪精 衛所標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寬嚴不一的。唐生智部屬多用殘酷手段反共，第三軍朱培德 實行“歡送共產黨員出境”，第二六兩軍表示不危害中共黨員的安全，至於第四軍則有保護中 共黨員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漢分共，使國共兩黨內部發生更顯著的分化。汪精衛企圖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調子來發揮分化中共的作用。國民黨左派多與汪精衛同調，他們利用平日與中共 黨員的友誼關係，極力勸誘中共黨員脫離中共，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左派中也有少數人 覺得拋棄總理遺教，實行分共，究竟是不利於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極失望，其中甚至有願意 以個人身份仍與中共繼續合作革命者。至於中共方麵，中央的領導既已動搖，於是有些竟員 就顯得惶惶無主，有消極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國民黨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經過鍛煉的。多數黨員，尤其是黨中的骨幹分子，不會在壓力之下低頭。 他們鄙視汪精衛的行徑，斥之為出賣革命的偽君子。他們早己不滿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無能，他們是真誠的革命者，以能為國民革命賣過一番氣力而自傲，也為吃力不 討好而自傷。他們並沒有氣餒，不少的人還要求不計成敗，必須硬幹一番。我和周恩來等當 時之所以能夠在組織業已支離破碎之際，置安危成敗於度外，繼續奮鬥，維持中共中央的命 脈，也就是受著這種精神鼓勵所致。後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是淵源於這種硬幹的精神。

   我們策劃如何繼續革命的方法。武漢的工人運動是被摧毀了，發動總同盟罷工已不可能， 更說不上在武漢領導起一個足以推翻汪政權的政變。湘鄂贛等省農民運動受著反動軍隊和土 劣地主的聯合進攻，也已支離破碎。剩下的農民武裝，都向較偏僻的地區集結，從事微弱的 反抗。我們剩下的可靠資本隻是葉挺所統率的一師和周士第的獨立團，這個部隊正開往南昌。 我們很珍視這點資本，希望以此為主幹再配合各地的農民武裝，豎起反抗的旗幟。 暫時移到武昌辦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顯得相當零落。實際主持工作隻有我和 周恩來兩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準備潛赴上海。李立三、譚平山、林 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重要黨員先後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黨員乃至一些仍與中共合作 的國民黨左派，都向南昌匯集。他們有的是借著第四軍的掩護，由南昌轉地潛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葉挺部隊中，準備必要時實行反抗。

   我們的工作緊張而繁重，困難重重。當時經費缺乏，我們在忙著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職務 的同誌們，不擇手段，張羅一些款子來，作為我們疏散黨員之用。眾多的中共同誌們都要在 幾天之內，依據他們的自己選擇、工作的需要，和他們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條件，分別馳赴 各地。這些人的任務和交通問題，都要一一具體為之解決。

   毛澤東當時表現了他的奮鬥精神，主動選擇回湖南去，擔負領導農民武裝的任務。我們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這是為了他的安全著想，亦由於四川也是大有可為的地方，尤其是關於 農運的發動。他這個湖南籍的“共產要犯”卻要冒險到湖南去，不甘心讓他所領導起來的農 運就此完蛋。我們當時很高興的接受了他這個到湖南去的要求。這也許就是他後來被逼上井 岡山的起點了。

   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的夜以繼日的處理紛繁 的事務，任勞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誌們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經手。他之獲得一般同誌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從此開始的。

   我的大部分時間則花費在與一般同誌的談話方麵。當時，緊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誌有 逃亡的感覺。振奮他們的精神，乃屬十分必要。我分別向我的同誌們指出，中共雖然暫時挫敗，仍有勝利的前途。國民黨拋棄了孫先生的革命理想，將會四分五裂；將來可能有汪記胡 記落記等國民黨出現，國民黨的軍人仍將如北洋軍閥一樣，混戰如故；統一中國、反對帝國 主義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務，他們是負擔不起的。我們隻要接受失敗的教訓，團結在黨 中央的周圍，繼續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於成的。

   就由於我們這幾天不懈的努力，黨內的一般情緒逐漸趨於安定；中共的生機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來了。兩三天之後，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順序推進。

   周恩來於此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建議。他指出現在大批同誌都隨第四軍行動，萬一第四軍 的將領張發奎等受環境所逼，轉而反共，那我們在四軍中的同誌們將被一網打盡。他覺得與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發製人。他說剛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來信，主張在南昌九江地區發起 暴動。周恩來因而讚成在南昌由葉挺部等首先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形成反武漢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計南昌為四戰之地，不易立足，主張移師廣東東江。以廣東東江為根據 地是周恩來提議中的要點，這一點也是他始終堅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帶工作過，對那裏情況 較為熟悉。他認為那裏敵軍軍力較少，海陸豐一帶農運又很得力，而且有汕頭這個海口，可 以與蘇俄聯絡。他要求中央，從速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別是獲致 友軍和國民黨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工農勢力，要求共產國 際經由汕頭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質的接濟等等。所有這些似都是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在周恩 來看來，尤以莫斯科的接濟最為重要。 時機緊迫，不能多所討論；我們兩人因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恩來迅即趕往九江南昌，組 織一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葉挺等為委員，根據周恩 來同誌提出的上述計劃，相機處理一切。

   周恩來約於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這也是中共中央沒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個重要行動。 當時的局勢，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約在二次北伐勝利後，唐生智、張發奎等由河南回師 武漢的時候，左派人物中，特別屬於廣東籍的，就暗中醞釀返回廣東去的想法。以第四軍中 一班將領而論，心情大都苦悶，有點類似當年太平天國內哄時的石達開。這班將領大多是廣 東籍，參加革命較早，深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影響。他們在兩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戰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軍獲得鐵軍的稱號。他們目擊革命陣營鬧得四分五裂，馮玉樣、唐生智等 軍閥氣味很重，蔣介石、李濟琛等的作為又太離譜，一切的一切他們都有點看不順眼。他們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飄流在外，無所依托，抑鬱難申。返回廣東的想法，除了思 鄉和消極情緒外，還有脫離汙濁氣氛，先將廣東情況改善，再圖發展之意。這也就是當時南 伐之說的根源。

   第四軍是否會反共，說來似乎也是多餘的。第四軍將領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產黨籍，如 葉挺、周士第等，大多數是老四軍出身，置身其間，與眾多的國民黨籍將領，同係老戰友， 一向並肩作戰，從未顯露出他們共產黨人的特殊色彩。第四軍一向都獲得兩湖工農運動的協 助，工農運動的過火，又與廣東籍的軍人家屬毫無關係。因而第四軍並不熱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會覺得分共隻是削弱革命勢力，特別會損害第四軍的戰鬥力，實無平地攪起風波的必要。

   張發奎氏為第四軍首領，他對時局的態度，極受一般人的重視。北伐前，他原任第四軍 第十二師師長，第一次北伐後，即升任第四軍軍長，第二次北伐後，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 方麵軍總指揮。他那時年輕有為，沒有軍閥氣味，當得起模範軍人，既是革命正統，又英勇 善戰。因此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愛。他愛護他的袍澤（軍中同事戰友），不分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他曾明白表示，第四軍將保護中井黨員，在武漢分共的緊 急關頭，他表明擁護汪精衛，並因此與仍然主張容共的鄧演達疏遠下去。這似是時勢所迫， 不得不讚成和平分共，但反對或不願縱容那種殺害共黨的行為，因強調保護之說。

   可是汪精衛雖標榜和平反共，人們都覺得和平其名，縱容殺害則為其實。因而人們紛紛猜測張氏究竟 會追隨汪精衛到甚麽地步。當時與張氏關係較密的俄顧問們，如加侖將軍，即對這位難得的 革命軍人頗為信任，認為中共可以而且應該與之保持友誼，不應彼此鬧翻。 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等所策劃的南昌起事，是由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獨立 團從四軍係統中分裂出來為骨幹的，這就意味著與張發奎氏直接衝突。周恩來所持的先發製 人之說，也是不計成敗，不顧後果的孤注一擲，挺而走險的做法。

   加侖將軍對之雖沒有正麵 反對，但他總覺得與張發奎氏所統率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回廣東，或進一步實行所謂“南伐”（南伐似從未有過具體計劃。因為事屬秘密策劃，其大要是第四軍回師廣東，首先進到廣東北江東 江一帶地區，再驅逐駐在廣州的李濟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與南京武漢相對抗。），勝算將會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對於加侖的意見也從未反對過，隻對能否實現一點頗有疑 問，並認為葉挺等部能和整個四軍一同返粵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減輕與張發 奎氏的衝突更好），束手待斃，將是下策。這就是南昌暴動一觸即發時，加侖將軍還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張發奎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粵的由來。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立即提出了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在漢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內，他告訴我鮑羅庭可以經過馮玉祥的西北區回莫斯科去， 共產國際派了一位新代表來，名叫羅明那滋，一兩天內就要到達。據羅鮑庭告訴他，羅明那滋是少共國際出身，不懂中國情形，素以左傾著稱，要我們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著瞿秋白又表示他這幾天在廬山與鮑羅庭冷靜的研討，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交代。中共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 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斯基派攻擊斯 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後能夠領導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隻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

   瞿秋白更具體的表示，如果這一失敗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采取了不正確的消 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 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他還告訴我，鮑羅庭希望他和我能繼續領導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論的研究，要我主持實際工作。 瞿秋白這些話引起了我極大的反感。我覺得在這個緊急關頭，不去實際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卻在責任問題上勾心鬥角，未免太不像話。因而我向他憤怒表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 這次失敗的主因，不真誠的去檢討，反而推卸失敗責任，是不足為訓的。中共中央全體本應負聯帶的責任，如果我們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將被一般同誌們視為違背道 義，那裏還有甚麽威信來繼續領導。

   我們就這一問題作竟夕之談，除了大事發泄積憤外，今後究竟怎樣辦是急待解決的大事。 我確是顯得激動，大有不再理會共產國際，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則較為冷靜，往往乘 機提出些難題，指出我們力不從心，不可能脫離或疏遠共產國際。秋白強調他和鮑羅庭的協 議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於道義。我則不以為然，主張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和道義 同時兼顧。 我似難於自我抑製，積愫不吐不快，也顧不得說出的話會產生甚麽後果。我們當時所談 及的事是很廣泛的，不好聽的話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記憶的，約有下列各要 點： 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無論如何是洗刷不掉的。

   中共同誌們常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形， 這句話對極了；本來整個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圈子內，從馬克思直至現在，對於遙遠的亞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急功近利，投機冒險的急就章（為應付而匆忙完成）。它從世界革命的觀點出發，總想在中國拚湊起一個大革命，打擊帝國主義，聲援蘇聯，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國，甚至忽略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是甚麽，所能做到的又是甚麽。因此“盲人 瞎馬”、“閉門造車”、“削足適履”和“拔苗助長”等等毛病就都發生了。 共產國際這種錯誤指導，主要表現在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上。我們不滿共產國際的 指導，向來不願多所牽涉。共產國際不應當輕率的廢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為這 決定是既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原則而又富於中國情調的。其次不應當利用孫中山先生籠罩和 統率中共的意圖，乘勢強迫中共全麵加入到國民黨去，企圖混水摸魚。等到這個政策之實行 發生了毛病後，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顧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國民黨的領導人物汪蔣胡諸人，大致說來，幹國民革命都頗起勁，而且是有深厚傳統的。 他們和蘇聯做朋友，甚至“以俄為師”都可以，但不會讓莫斯科牽著鼻子走。在國民革命道 路上，他們抱著提攜後進心理，大概會容許中共黨員為革命賣力，但不會容許中共在國民黨 內興風作浪。這些道理，說穿了，是極其明顯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漢們硬是不安分，抹殺一 切，一廂情願的企圖使“國民黨革命化”、“聯左反右”，進到“擁汪倒胡”，“黃埔中心”，“革 命專政”事情弄糟了，還要“迎汪反蔣”。這一切不是自討苦吃的畫蛇添足之舉，便是損人不 利己的胡鬧行為。 這些錯誤的性質從實行的角度看是左傾蠻幹，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國的代理人， 更是先後做了許多笨拙和胡鬧的事。錯誤的結果是犧牲了中國革命，整個國民黨都先後反了， 國內外反動勢力氣焰萬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處在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形勢下， 要圖重振，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圖窮而匕現，反動派的反擊已打到蘇聯身上去 了。這就是瞻前不顧後，一味左傾蠻幹的報應。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檢討，尋找出錯誤的根源作為鮮血換來的教訓，真是沒有天理！

   我們不能說共產國際指導錯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沒有錯，更不可有推卸責任的想法。主 要之點是幼稚的中共無論那一方麵也不夠成熟，它一直是從錯誤中學習而長大起來。由於幼 稚，發生了錯誤是不能過分原諒的，因為這會妨礙學習；不能正確的學習失敗教訓，那是錯 誤之尤。有人說過，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共根本就幹不起來，中國革命不會這樣轟 轟烈烈，而且錯誤也會更多些。這種說法也對，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檢討共產國際的錯誤。應 站在國際立場上，嚴正檢討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錯誤，注視在中國所獲得的教訓，不再重蹈覆 轍，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錯誤領導，同樣是嚴重而又是多方麵的，我們身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樣對中國革命認識不夠，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張，更不能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定， 在奉命唯謹的執行指示時，也不能迅速發現錯誤；即使我們自己有了獨立主張，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據理力爭，老是服從指導。在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中，我們犯過很多左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諒，馬馬虎虎，積累下來，釀成武漢時期工農運動的過火。在緊急關頭，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漢反共的時候，又表現軟弱無能，形成淩亂潰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撐，這 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充分暴露。

   我們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黨員對黨和革命的忠誠以及英勇奮鬥的表現。這是我們 重整旗鼓的資本，應當珍視和愛護。譬如陳獨秀，表現出的錯誤最多，不能執掌中共的領導， 而且應當受到指責；但他那種奮鬥精神和對中共的勞績，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嚴格檢討中 共領導錯誤的時候，決不可損傷中共的光榮。輕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會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隊，共產國際是司令部，如果犧牲了部隊，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麽用處，因此，犧 牲中共是最大的損失，決不是甚麽避重就輕。

   環繞著上述論點，我作了一次盡情奔放的談話，瞿秋白雖並不完全讚成我的主張，但也 覺得理直氣壯，頗有義憤難當之感。他那陰沉而慘白的臉上有時雖現出一些勉強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說法，有時也說到他自己的某些錯誤。我們議論激越，不免有情緒作用， 但由於局勢危急，無形中對我們有所約束，走回到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上來。

   我們首先決定將中共中央極度秘密的遷回上海，在適當時機，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 當時，中共中央在武昌的黨員之緊急疏散工作，已經漸次就緒，第四軍正向長江下遊開拔， 城防即將讓給積極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無留駐武昌的必要。我們決定此時將中共中央搬回 漢口，既可亂人耳目，又便於向上海搬遷。先作緊急布置，隨即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因為改 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緩了。

   我們兩人在主要政治問題上，也獲得一些諒解。我曾聲明革命失敗的責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來負擔，決不要損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良好關係，在中共黨員中維持共產國際的領導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證共同要求共產國際在檢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說明在國共合作的具 體政策上發生了偏差，策略運用也不夠靈活。這樣，既減輕中共中央的責任，也可鼓勵中國 同誌的英勇奮鬥精神。

   關於中共中央改組問題，我們都認為陳獨秀確是消極了，不能再任書 記。其餘中央委員應沉重的引咎自責，誓願戴罪圖功，才能繼續擔負領導的職責，才能汲取 失敗的教訓。我們覺得這樣的態度和決定，才能兼顧到道義和現實。這也是我們和即將到來 的羅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場。

   不料這次談話竟掀起了極大波濤，影響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後的一些動向。 後來羅明那滋從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見，因而我被他視作眼中釘—即是除陳獨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號右傾機會主義者。瞿秋白是應當將我的意見翻譯轉知羅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說 法則不得而知，至少他沒有表明和我共同負責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關係從此惡化 了。

   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上，一向與我意見相左，也許我那強調道義的說法妨礙 他的現實作為，因而他主動的和我背道而馳。從此中共這兩位僅次於陳獨秀的人物大倒其黴， 我成為共產國際最不放心的反對派，接連不斷的受著打擊，被逼不得不脫離出來。瞿秋白雖 然一時得勢，究竟有點出處不清白，何況又被逼盲動起來，不僅不能贏得信任，也從未解脫 掉被人懷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見獨裁確是害盡蒼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羅明那滋來到了漢口。當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談，這是我有生以來印象 最壞的一次談話。羅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奉命來糾正過去共產國際人 員和中共中央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種種錯誤，並指導中共工作。接著他並不詢問我們目前的 實際情況，立即宣稱：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現在共產國際決定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不能再任書記，甚至要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你們兩人如能擺脫機會主義，仍可參加領導工作。現在如不首先反對機會主義，別的事情是 談不上的。

   我問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錯誤，他大致是這樣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棄了在中 國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例如它否定了共產國際六月一日武裝工農的指示，又自動解 除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種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為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 分子所盤據，缺乏階級意識和革命的堅定性，對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很久以來都是機會主 義的加以曲解。現在共產國際不能信賴那些動搖的知識分子，要大膽的提拔一些堅定的工人 同誌，擔負中共的領導工作，並使他們在中共中央占多數。

   羅明那滋這番話，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覺得他的指責是與事實不符的。至少這種錯 誤的責任，不應當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也應分任其咎。在我看來， 也許是他太年輕了，他的氣質似是十月革命後的紈絝子弟，態度有類於沙皇的欽差大臣。他太輕視中共的知識分子，我們這些人並非完全經不起革命的考驗，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農奴。 我抑製住我的憤怒，向他說：這樣說來，機會主義的錯誤應由整個中央政治局負責，我 們這些委員都應引咎辭職，或者推出轅門斬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來組織一個新的中 央。

   我們的談話陷於僵局。瞿秋白在那裏說些調解性的話，似乎是希望我們不各走極端。 於是我撇開這個問題，另提出一個須要緊急處理的事件，請立即討論。我向他們報告， 據剛才從九江來的人密報，周恩來同誌等認為我和他所擬議的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可以實 現。參加暴動的，預計為葉挺部賀龍部和第三軍中的朱德的教導團等。他們要求我們立即指 示暴動的方針，如領導暴動機構的名義、政綱、組織和應采取的策略；並要求中央動員各地 工農力量，響應南昌的行動。他們要知道蘇俄是否會予南昌暴動以實際的支持，他們急需蘇 俄軍事顧問們的協助，和一筆大數目的款項，以及到達東江後希望獲得蘇俄方麵軍火和物質 的支援。

   羅明那滋這個青年（據說那時是二十多歲）對實際問題卻顯得茫然了。他在那裏記 錄我的報告，聲言一切要請示莫斯科。經我再三說明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決定的事。我們 不妨預擬出一些辦法，一麵告知周恩來，一麵請示共產國際。他才簡略的說到可以叫周恩來 等積極籌備，各地工農力量的發動則由你們根據實際情況處理；至於其他各點，則須請示莫 斯科作最後的決定。

   談話結束後，瞿秋白也頗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產國際為甚麽派這樣一個少不更事 的人來當代表，隻會反機會主義，提起南昌暴動就沒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來中共的 厄運未已，在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摧殘之後，現在又要受羅明那滋的摧殘。我的這句話，後 來證明不幸而言中；羅明那滋的盲動作風，幾乎把我們艱難締造的中共，整個斷送了。

   羅明那滋與瞿秋白單獨長談之後，他似對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將我的意向 告訴他，並勸告他不要與我鬧翻。第二天我們會晤，他雖仍不滿我的見解，但態度已較客氣 了。他重提要絕對擁護共產國際，立即召集會議，改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種“宣讀 上諭”的神情。我則主張先解決目前紛然雜亂的緊急問題，特別是南昌暴動的問題，至於反 機會主義與中央改組的事，可稍遲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來解決。羅明那滋對我的主張，莫可如何，也不再作聲了。

   由於羅明那滋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裏秘密舉行會議， 參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 俄顧問加侖及範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 會議開始後，由加侖將軍首先報告，他大致說今天他會見張發奎將軍，與他研討軍事問 題。張氏已同意將他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和第二十軍三個軍集結在南昌和南潯線上， 不再東進，逐漸轉移，返回廣東。加侖認為張如同意回師廣東，並不強迫葉挺等退出 CP（共產黨Communist Party），在 此兩條件下，我們可以和張氏一同回師廣東。他根據軍事情況說明，指出與張同返廣東，在 軍事上極為有利，如在南昌與張氏分家，參加暴動的兵力不過五千至八千，在優勢敵軍阻擊 之下，恐難到達東江。除非張氏不同意上述兩條件，那就隻有在南昌行動起來。

   接著羅明那滋發言，首先說到目前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莫斯科已有電令禁止俄 顧問們在任何情形之下參加南昌暴動。除了這兩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進而報告共產國際的回電，其內容是：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 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

   羅明那滋那個蠻幹的小夥子，也學會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說：看來這兩件事及國際電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線的同誌們，我們隻有派一位得力同誌去當麵告知。他說話時望著我， 並問是否可以派我去。羅明那滋說這些話時態度有些尷尬，大概他想到從來沒有人以為南昌 暴動會獲得成功，大都認為是不得已的和不計成敗的反抗行為。這是漢口南昌間的負責同誌 們都讚成的，他也明白表示過支持。現在莫斯科不準俄顧問參加又不給經費，這些都是前線 同誌們等得發急的事，還來電阻止，更令人為之喪氣。這位素來反機會主義的英雄，現在又 要阻止暴動的舉行，究竟有點不夠味。因而含混其詞，不肯明白說出前線同誌們須遵從國際 電令立即停止發動的話。 我看清當時情況，立即回答：這任務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況中央擴大會 議快要舉行，我離不開，最好也不要讓我舍棄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飛同誌可以負擔這一使命， 請他去好了。（王一飛當時在中央秘書處擔任重要工作）。羅明那滋有點著急的說：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動身，如何能找到一飛同誌。即使找到他，並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倉促間是 不易做到的。羅明那滋這種口氣是要催促我去。於是瞿秋白與李維漢都向我說，還是你去好， 這個責任不隻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況並參與決策。他們兩人這種輕描淡寫的語調，與羅明 那滋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當時的心情異常尷尬，首先，我覺得現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讚成過的事，究竟有點不合 適，再者我實不願此時離開中央和不能參加中央擴大會議。我一直認為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 希望並為此苦思焦慮，現在共產國際顯然欲置身事外，不僅要俄人勿卷入漩渦，而且不肯暗 中在經濟上有任何支援，這就使南昌暴動陷入絕境。何況莫斯科還有此一阻止的電令，將來 南昌暴動慘敗了，中國同誌還要負擔違令蠻幹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帶苦幹的多數同誌們耽憂。我又想到加侖將軍的提議大致是行得通的，也隻有照加侖 的提議做，才能多方麵關顧到。老實說如果我當時辭絕任務，實在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負擔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覺得義不容辭。

   為弄清我去的任務，我曾向羅明那滋以質問式的口吻說到，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 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甚麽意思，是不是對國民 黨左派還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等還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樣。 羅明那滋聽了，顯得有點喪氣的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 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 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他又語峰一轉，扳起臉孔說：我們在 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 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 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 點認識不夠，今後不可再如此了。

   羅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動的意向以後，瞿秋白和所有到會者都表示對他支 持。在討論中又一致認為，加侖的提議是可行的，應盡量爭取其實現，如果做不到，那就隻 有將第四軍中的同誌們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帶的同誌們分派到農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會議 當即決定一切由我會同前敵委員會相機處理，處理好後，我仍須盡快趕回中央。這樣我才答 應當晚趕赴前線。我並提出萬一因時間或其他原因來不及阻止南昌暴動，又應如何。羅明那 滋等除表示應堅決阻止外，不願對這一問題作負責的表示。 後來南昌暴動並沒有被阻止住，而終於爆發了。

   在共產圈子裏，誰也不好再說南昌暴動 不應當舉行，更不願提到曾經被阻止過的事。共產國際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腦瞿秋 白等，都覺得曾經阻止過南昌暴動，究竟是不夠體麵的事，如果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宣揚出 去，更要引起許多是非。因此他們再不願提起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還曾顛倒是非，予 以否認和強詞奪理的予以曲解，硬將我這個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誣指我假傳聖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動的舉行。這是中共內部從未有過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還要說到的。

   我於七月二十六日晚（即會後）匆促搭上了長江輪，離開了這個有過“赤都”之稱的武 漢，這也正是武漢政府快要落幕的時候了。“分”共已進到“驅”共的階段。各級黨政軍機關 裏的中共黨員都已陸續退出，中共的組織也已轉到地下去了。這個“赤都”的街頭，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發的傳單和工農群眾一些抗議性的零星行動，在那裏點綴著革命的餘波。

   曾是武漢時期主角之一的鮑羅庭，遲我一日在武漢要人們有禮貌的歡送聲中，從大智門 車站搭上了京漢車，向西北馳去。他這次從廬山經武漢西行，並未與中共要人謀麵，似也未 再與聞武漢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夠淒涼的。他這個鋒芒畢露的策略家，在中國革 命中確曾煊赫一時，但他口袋裏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緊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國人又把他看作是一個身份不明的“洋鬼子”，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勢禁（格：阻礙；禁：限製。事情難以進行），終於不能不铩羽而去。

   此外，國民黨左派中幾位佼佼者，如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也都悄悄的離開了這個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鄧演達，為了安全起見，化裝汽車司機，隨著鐵羅裏，偷過馮玉祥 的轄區，是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他們事先並未預聞南昌暴動，他們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動中的革命委員會，事先未征得他們的同意。不過他們在政治上很顯然已是南京和武漢的反 對派。

   國共合作至此宣告結束，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聲中退潮了。當江輪載我離開漢口時，站在船頭的我，回首這個城市的燈火，不竟感慨萬端，心頭頓生： 黃鶴一去不複返，此處空留黃鶴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