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1 北大圖書館

   第十章 北大圖書館

   五四運動後，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開始劇變，這是由於他們身受種種壓迫，目睹政府的腐敗顢頇（mān hān 糊塗而馬虎），再加上俄國革命的影響所致。他們開始向往各派社會主義的學說。李大釗先生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我和李大釗先生的接觸，似乎也成為促使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最初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和當時一般有誌青年一樣，一心企望中國的富強。我的思想向來比較急進，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但從那時候起，我便向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快步前進。我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去了解俄國革命，相信這裏麵包含有救國救民的良方。當時許多急進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著這樣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並肩作戰。
歐戰剛結束時，歡欣的氣氛彌漫北京。李大釗先生顯得很樂觀，覺得凡爾賽和會可能給中國帶來好運。我們曾經熱忱地寄望於威爾遜總統，認為他的主張可以改善世界形勢，也能使中國否極泰來。我們對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盡相同，因為他年長識廣，但所懷的願望卻完全一樣。我們的接觸頻繁起來，遇事總是有商有量，共策進行。

   可是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失敗了，一個理想幻滅了。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因而爆發了五四運動。恰當此時，新興的蘇俄卻在高唱“無割地、無賠償的和平”，呼籲民族自決，這些呼聲與威爾遜的主張如出一轍。俄國革命雖然造成了很大的災難，反共宣傳又遍及各個角落，但俄國這種論調，仍像黑夜鍾聲，震人耳鼓。消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
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重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的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舍棄效法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麵八方的外力壓迫，都是得力於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係統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學們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完了五一勞動節紀念大會之後的一兩天。這是北京首次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儀式。據參加的同學告訴我，到會人數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師與學生，由李大釗先生擔任主席。他發表演說，鼓吹八小時工作製，並盛讚俄國革命的成就。當時《新青年》雜誌發刊了勞動節紀念專號。無政府主義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紀念的，他們的《民聲周刊》也發刊了“五一專號”。至於紀念勞動節而沒有工人參加這一點，似乎沒有人特別加以重視。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躍躍欲試，打算從理論進入實際行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一切是由知識分子起帶頭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後，翌日就去看李大釗先生，向他敘述我在上海的種種經曆，並且慨歎地說：“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他靜靜聽完我這一段不平凡的經曆。他很重視我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覺得擔任工會總幹事之舉也做得對，並和我討論能夠和孫先生攜手合作到甚麽程度。我們彼此同意，國民黨已積累了不少舊作風，人事也很複雜，一時似不會受新時代的影響而急劇改變。

   李先生特別關心陳獨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麵的社會主義活動。我曾向他敘述與陳獨秀先生會晤多次，他寄住亞東圖書館，正在物色住所，準備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長居之意，並準備將《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與國民黨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會主義者過從頗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說曾接到陳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這種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乎比北京還要發達些，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常在星期評論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馬克思主義；還有，朝鮮政治難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臨時政府，任內閣總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總長的呂運亨，曾向我表示他們能與莫斯科打通關係，準備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聯絡起來，推翻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黃介民要組織一個大同黨，主張聯絡中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朝鮮的革命派合作並溝通俄國的關係。自然這一切都還在醞釀中，談不到真正的具體行動。

   李先生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黃介民和朝鮮臨時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也許還要少，隻因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於信仰和研究。

   在這段期間裏，我和李大釗先生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們所交談的主要問題，已不是反日愛國運動和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活動問題。北大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師生中，有信仰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派別。一般說來，他們都著重於學術的研究和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但對於俄國革命的同情心理則是在普遍高漲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係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辛亥革命前後他在天津法政學校讀書，以及後來留學日本的時候，常是學生鬧風潮的領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時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他研究社會主義較早①，五四以後更日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並同情俄國革命，但從不排斥無政府主義和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活動，他與這些社會主義者保持著很好的關係，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書刊，並常與他們切磋。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擠滿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占多數，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常是他們的主要話題。圖書館主任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先生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那間接待室是當時社會主義者和急進人物薈集之所，還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是認真。我在那裏扮演著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經常在那裏閱讀，有時與人接談。李先生因事不在時，我就代他負招待之責。一九二○年時，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來。

   當時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發生了甚大的影響，也是促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內容是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和歸還中東鐵路等，這宣言約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國報紙上發表出來。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和各派人物也都為之興奮，共同發表讚許的文件，我也是參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他列強都在欺侮中國，隻有蘇俄是例外。他們認為隻要蘇俄能有願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表示，就是值得歡迎的，不必問蘇俄的處境如何，也不必問這個對華宣言的動機如何。

   當時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其他民眾團體都已被封閉，學生的活動雖仍在暗中進行，比之五四時規模顯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學們覺得過去的群眾運動方式有些不夠了，正在那裏摸索新的途徑。當時山東問題已成懸案，一時不易解決。直皖戰爭醞釀已久，日近爆發，人們都在期待段祺瑞親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將是曹錕和其盟友張作霖，與段相較，都是一丘之貉。吳佩孚究竟隻是曹錕的一員部將，雖表示反日愛國，又能做出些甚麽來？這一切都顯得中國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國革命的勝利和它對華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閃耀的光芒。

   當時從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途徑。研究係主辦的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國民黨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建設月刊、星期評論及無數青年們主辦的報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揚社會主義，並熱心地介紹俄國革命的實況。已經踏進社會主義圈子與尚在邊緣的人物，不僅撰文宣揚，有些已開始有所行動，雖然那些行動並沒有甚麽了不起，但確已走向醞釀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的途徑。

   當時和我親近的同學們，思想上多有了顯著的改變，其中有些較李大釗先生尤為急進。那位書呆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現在卻在埋頭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見著我便表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共產黨。羅章龍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據他研究所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其他有這種類似急進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澤東或許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個特殊學生。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期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教師們知道我所以耽誤的原因，總是善意地給我一個勉強及格的分數。我也就索性將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的貧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譯本，都是在這個時期讀完的；此外對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和英國工人運動史等也有過一些涉獵。

   由於俄國白黨領袖謝米諾夫在中俄邊境地區的失敗，和以赤塔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的成立，中俄交通已開始恢複。那時在中國的俄僑也有些同情蘇俄的人物，北大俄文係一位俄國籍的教員柏烈偉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李大釗先生來往頗密，常能供應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的英文本，就是這個時候帶到北大圖書館的，也是我所閱讀過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

   一九二○年，約在五月間，共產國際伊爾庫斯克遠東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來華，他以記者身分偕同旅俄華僑（具有俄共黨籍）楊明齋作助手，路經北京，由柏烈偉介紹與李大釗先生接觸。據楊明齋後來告訴我，他和威金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他們從少數俄僑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運動的情形，知道現居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而上海又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議立即去上海找陳先生。他雖對陳先生毫無所知，但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議，因而找到北大俄國籍教員柏烈偉作介，首先認識了李先生，再拿著李先生的介紹信到上海去找陳獨秀②。關於這件事，楊明齋曾向我誇耀，表示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了他這個大膽建議的正確。

   李先生和我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聯係的決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運動前即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及俄羅斯研究會等擬議，但一直沒有具體進行。他和一些有為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了一個少年中國雜誌，他原希望這個組織能夠負起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但因會員們不盡讚成馬克思主義，無法實現他的願望。他認為現在應該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不過問實際政治，除了研究翻譯介紹等工作外，還應從事一些工人運動。我讚成他的計劃，並主張邀集一些朋友來共策進行。

   當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勢更加緊張了，直皖戰爭一觸即發，我們都忙於談論時局的發展，準備應變，北大師友們多數乘著假期紛紛離校。大約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釗先生向我鄭重其事地表示：“你還是趕快離開北京的好！”因為他認為在戰亂期間，段祺瑞的親日派將加緊迫害反對他的學生們，我有被捕的危險。我也向他說：“你的危險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並無關係，因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辦法多些。後來他也準備暫時離開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鄉河北樂亭縣，到海邊去避暑並共同研究馬克思主義。

   我讚成他暫時回鄉，但我不願同行。我願到上海避難並和陳先生商談一下關於馬克思研究會和進行工人運動的步驟。我說：“事態發展到現在，為了革命、救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今後個人的努力方向，都須從長計議一下，定下一個長期計劃。”當時我還年輕，沒有自動組織共產黨的想法，但不隻一次表示，隻要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先生帶頭，我一定熱誠追隨。

   李大釗先生讚成我到上海去，對於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悵惘。他提到陳獨秀先生最近的來信更急進了，主張采取實際行動，大幹一場，但沒有明白說出如何幹法、也許是信上不便多說。他認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當麵商討。他要我向陳先生表達他的意思，大意是他雖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但陳先生如有進一步的計劃，他也很讚成。我們分手時，他還向我說：“戰爭就要爆發了，你不可耽擱，遲了恐怕交通斷絕。”
   

   ① 李大釗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譯《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一九一七年三月又發表《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於《甲寅月刊》。接著他分別在《每周評論》、《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國》等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論文，是中國從事共產主義運動者中研究杜會主義較早的一個人。
   ② 李大釗先生介紹威金斯基、楊明齋去會晤陳獨秀先生，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因為李大釗先生和威金斯基後來都沒有說過他們之間有過甚麽初步的商談。大概李真的以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聞記者。威氏與陳獨秀先生在初步接觸時，尚隱瞞著他的真實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當時的介紹信隻是泛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