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六（崇新嶽 百思峰 ）

 

（49）

 

　　此時的小灰樓，周圍巳由民兵和衛戍區警衛戰士圍成了警戒線，不讓群眾靠近。為了維持秩序，群眾一致同意選派代表進小灰樓去談判。最後，水電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藝機修廠工人趙世堅、北京八十六中學生孫慶柱和北京化工學院學生陳子明被推選為代表。

　　他們商定，如果10分鍾後代表們不出來，就是被抓了，群眾就要衝進去營救。樓外的群眾有的爬在樹上，有的站在車上，所有的人都翹首待望，希望通過談判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三聯指揮部”經過請示，以“一談，就等於承認他們(指群眾)是合法的了”，拒絕談判。

　　等候在外的群眾心急如焚地度過了10分鍾，正要衝進小樓前廳時，4位代表返回了。沒有結果的談判，使本來已怒火胸中燒的群眾更加憤怒，他們衝進小灰樓，找出了幾個花圏。群眾高唱《國際歌》，再一次舉行了遊行，此時是4月5日中午12時43分。

　　在群眾舉行遊行不久，人們注意到停在小灰樓前的一輛小汽車。當群眾弄清它是“三聯指揮部”的頭頭乘坐的車，並確知頭頭就在小灰樓裏時，一種由於知道受愚弄而無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這輛小汽車上。人們把它推翻，把車廂裏的東西拋出來，點火燒著了汽車。此時，大約是4月5日下午1點鍾。不一會兒，開來兩輛救火車，一輛被群眾堵住，沒能進天安門廣場；另一輛在離燒車地點不遠的地方也被群眾堵住了。

　　下午2點55分，為被困在小灰樓裏的民兵送飯的二輛麵包車，開到了小灰樓跟前。群眾知道後怒吼著：“我們從早晨到現在什麽也沒有吃，倒讓他們吃飽肚子鎮壓我們！不行！不行！”

　　群眾把麵包車裏的食品拋了出來，把車掀翻了，點著了火。停在小灰樓前“三聯指揮部”的兩輛吉普也被點燃了。停放在那裏的民兵的幾十輛自行車，則被投入了濃煙滾滾的火舌中。下午5時15分左右，小灰樓裏的人員從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樓的指揮部頭頭也從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時30分，天安門廣場上的全部擴音器同時開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吳德的講話：“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這是下班時間，廣場上的人不但沒減，反而越增越多，群眾的注意力則逐漸從小灰樓移向紀念碑。4月5日這一天白天，紀念碑周圍雖然沒有發生什麽壯觀的事件，鬥爭卻也從來沒有停息過。繼清晨敬獻給周總理的兩個花圈後，紀念碑上又出現了三、四個群眾新送來的花圈，紀念碑四周還增添了不少新的詩詞。人們頌讀著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一批詩詞，繼續高唱《國際歌》。

　　（50）

　　晚上9點多鍾，廣場上的人漸漸減少，紀念碑四周隻剩下二、三百名群眾。連同從小灰樓搜繳出來的花圏，紀念碑上共有11個花圈，一幅鑲在鏡框裏的周恩來遺像。

　　就在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四周時，“四人幫”一夥也在抓緊時間進行鎮壓的準備。晚上9時30分左右，發出了鎮壓的命令。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燈全部熄滅，忽地又全部打開，廣場一片通明。晚9時35分，隱蔽在廣場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齊衝向紀念碑，將在場的群眾圍住。

　　警察穿著製服，戴著大沿帽，掄著皮帶、棍棒，喝斥著，驅打著無辜的群眾。晚9點45分左右，大規模的毆打結束了。紀念碑旁的地上灘灘鮮血，躺著被打得鼻青臉腫的二百多名群眾。他們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每個人都被仔細地搜身審問，有的還被帶上手銬投入監獄。

　　這天晚上，“四人幫”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會上，江青、王洪文表現得特別得意，張春橋、姚文元則充作謀士。他們決定由《人民日報》負責寫一篇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同中央決議同時見報。就這樣，一篇精心捏造，顛倒是非，署名“工農兵通訊員”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寫成了。

　　4月7日晚上8時，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同時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兩個決議：《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關於中央高層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經過，吳德回憶說：“四人幫”對周總理逝世後的悼念活動，壓製得很厲害，要求不準設靈堂，不準戴黑紗，不準送花圈，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

　　從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次超過了一百萬。群情激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誌受傷，衝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

　　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葉帥、先念同誌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誌主持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我匯報了情況。當時，政治局的同誌並沒有人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

　　會議還沒有散，《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一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麽允許反革命講演？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

　　　　（51）

　　我當時隻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分管政法工作的吳忠。吳忠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吳忠來電話說，那個演講的人已抓起來了。

　　會議繼續，午夜12時過後，江青說：“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4月5日淩晨，大部分花圈被運走了，隻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這就激怒了廣大群眾，十餘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憤怒的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接著發生燒汽車、砸自行車、燒指揮部小樓等情況。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鄧小平同誌也參加了，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四人幫”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廣場發生的事情，張春橋竟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同誌，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鄧小平同誌一言不發。

　　開會中，毛遠新拿著毛主席的幾個批示的條子傳達。我記得毛主席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變了。”

　　王洪文聽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提出：“要調十萬民兵。”

　　我說：“現在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這麽多。”我又說：“廣場上的人比能調動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廣場情況會更加混亂。”

　　張春橋說：“用廣播的辦法動員群眾離開現場，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江青用手指著我說：“你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你怕什麽群眾？應由你出麵講話，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放錄音帶。”

　　根據政治局的意見，我寫成了《吳德同誌在天安門廣場廣播講話》。政治局會議決定：5日下午6時廣播，8時出動民兵。

　　我和倪誌福同誌離開會場到衛戍區，同吳忠同誌商量出動民兵的事。我們三個人都很怕發生流血事件，吳忠更明確提出了要采取“拖”的辦法。

　　晚上8點鍾，華國鋒、陳錫聯不停地打電話催問我：“為什麽還不出動民兵？”他們當時都在人民大會堂觀察形勢。

　　我與吳忠在電話中商量怎麽辦，吳忠還是堅持說：“廣場上有幾萬人，現在不能出動。”我們商量好幾條不能馬上出動民兵的理由。

　　晚上10點半，華國鋒、陳錫聯又打電話催問。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部打開，並再次廣播我的錄音講話，催群眾迅速離開廣場。

　　晚11點，廣場上的群眾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吳忠打電話給我說：“現在可以出動清場了。”

　　（52）

　　清場時，先由衛戍區的徒手部隊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是民兵出動清場。整個清場過程，免不了發生暴力，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一個人。

　　據粉碎“四人幫”後公布出來的毛遠新筆記，記錄了中央政治局4月4日會議的討論情況，以及他寫給毛澤東的報告。毛遠新的4月4日會議記錄如下：

　　華國鋒：今天晚上研究一下。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很惡毒的，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煽動群眾打架。

　　吳德：在紀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個，單位1400多個單位次，有的不寫單位，有的冒充某單位。花圈大的有6米直徑。送花圈最多的單位是七機部、科學院，其次是四機部、鐵道部、外貿部。送花圈比較多的單位，都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這次利用清明節跳出來搞，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要追查謠言，深入進行批判。

　　毛遠新寫給毛澤東的報告如下：主席：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當前北京的情況。

　　幾天來，向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送了兩千多個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幾萬人，4月3日達二十萬人次。最多的單位是七機部、科學院，其次是四機部、鐵道部、外貿部。多數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

　　4月2日起，有不少人當場致悼詞，讀詩詞；有的帖小字報，標語、傳單。其中不少內容是以悼念總理為名，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還有人發表煽動性演說，宣讀十分反動的傳單，語言極為惡毒。下麵有人組織鼓掌，要求再讀一遍。

　　有的人上去讀反動材料，周圍有一幫打手，誰去幹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開讀一個傳單，說：“鄧小平上台是決定性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人搞的”。大群人圍著聽（還有外國人），有人幫助照明，他連讀五遍，完全是攻擊中央，攻擊主席的。

　　北京組織民兵、公安人員在現場，這幾天已發生五十多起反動的案件，民兵去幹涉，結果被挨打，已打傷多人。這樣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麽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

　　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這也是去年以來大量散布反革命謠言，造反革命輿論準備的繼續和發展。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馬老的揭發）。鄧小平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社會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辟謠。

　　（53）

　　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了，就抬出總理作文章，說‘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編造大量所謂《遺囑》、《詩詞》、《談話》等等東西，美化鄧小平。於是誰要批鄧，誰就是反總理了，這種手法頗有些煽動性。

　　這次敵人活動地如此猖狂，不足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資產階級（主要是黨內資產階級）的要害，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當然，送花圈的人多數是受人挑撥煽動，出於對總理的懷念，有的工廠的工人可以把《總理遺囑》背下來，邊讀邊流淚，是上當受騙的。但在清明節（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這樣大規模地集中搞，顯然有人在策劃。

　　政治局的同誌分析，階級敵人猖狂跳出來是件好事。他們隻能靠謠言、靠死人來煽動不明真相的人，說明他們日子實在不好過，也沒什麽了不起。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

　　因此地要防止萬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第一、在北京，繼續發動各級黨組織作好群眾的工作，揭穿謠言，教育群眾不要上當。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並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在“五一節”前搞一次大的反擊；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組織好（目前已準備了五千人），向廣大群眾做宣傳、教育，打擊暴露的反革命活動。公安機關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幾個在天安門搞反革命宣傳的人；

　　第三、衛戍部隊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向幹部戰士講清當前鬥爭的實質，防止敵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別是八三四一部隊，應向全體戰士傳達主席的重要指示，講清當前天安門前是什麽事，不能隻看成是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而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幹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否則一旦有事，戰士可能同情鬧事的人，甚至出現匈牙利事件那樣，部隊不願意向反革命進攻；

　　第四，北京軍區要穩定，指定一定的機動部隊，以防萬一。　　政治局決定，鑒於紀念碑前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狂，從今晚（4月4日）開始，清理花圈和標語，估計會有人搗亂，已調了三千民兵在廣場周圍，衛戍區一個營在二線準備，盡量不用部隊出麵。明天開始，布置民兵圍繞紀念碑，勸說阻止群眾去送花圈和集會，不再允許進入這個範圍。

　　（54）

　　截止目前（4月5日晨五時），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員的包圍下，抓住了當眾宣讀反革命傳單的人及其保鏢，把周圍保護那個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來，進行教育，肅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傳單、材料。群眾基本走散，現場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寶山，進行得還順利。

　　估計下一步會出現兩個可能：一是暫時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敵人會利用“中央有人反總理，連送花圈悼念活動都不許”的借口去煽動，以致導致武鬥。

　　這樣安排如有不當，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看了毛遠新報告後，圈閱表示同意。4月5日政治局繼續開會，毛遠新的會議記錄如下：

　　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長)：

　　這次看，有組織的是兩百來人，有四、五千人是湊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戰友”，說衛戍區抓了人，隻要碰見戰士民兵、公安人員就打。打傷168人，重傷15人，砸了兩輛車，燒了四輛汽車，放火燒房子。

　　他們利用戰士打不還手，傷了些人。下午決定：隻要歹徒動手打人，民兵可以還手，並配備了短木棍，敵人的氣焰馬上就下來了。

　　在市委用天安門廣場的喇叭廣播後，多數看熱鬧的群眾就散開了，一萬民兵帶著短木棍包圍上去，分批清理後，今天抓了38個人。以前三天捉了39個，大部分都有證據。這麽多講話文章，不提走資派，不提主席，除了攻擊的手法多樣，詩詞、詩歌、演講，不是青年人寫的，惡毒隱晦。

　　今天這個瘋狂性看得更清了，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整個活動來看，早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

　　今天來的這麽猛反撲，出於我們的意外。昨晚搞了一夜，原以為他們要喘息一下，沒料到早上6點就開始了。今天這麽一搞，還要防止新的反撲，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組織三萬民兵，九個營的衛戍區。隻要允許挨打還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對付。

　　吳忠：

　　我估計不足，準備也倉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為他們想喘息一下，沒想到他們真敢燒，教訓比較多。

　　從抓到的文字、語言、行為來看，惡毒得很。紀念碑上貼了一些詩詞：“天顏未明心澎湃，滾滾淚水灑襟懷。為保總理青鬆挺，準備熱血噴體外。”

　　華國鋒：

　　今天這件事開始估計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總結經驗教訓。

　　敵人今天充分進行了暴露，燒了汽車、房子，打了人，進行反革命的宣傳。這是蓄謀已久的，全國搞的。

　　這幾天是在大造輿論，煽動，下一步真正搞什麽，是不是在廣場不一定。明天指揮要沉著，要看準，輕易不動，一出就要取勝。注意摸索線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國發個通報。

　　（55）

　　毛遠新4月6日向毛澤東寫了政治局討論天安門事件的匯報報告。該《報告》如下：

　　主席：4月6日淩晨，政治局部分同誌聽取了北京市匯報，並研究下一步怎麽辦。

　　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同誌介紹情況，要點如下：

　　今天敵人鬧得這麽凶，我們估計不足，上午很被動，下午才扭轉過來。

　　從現場來看，有組織地活動的約有200來人，跟著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幾歲的學生、社會流氓，其他是看熱鬧和過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動，捉了十幾個，清理了花圈。今天（4月5日）他們早上6點就來了，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戰友。碰見民兵、戰士、公安人員就打，他們利用戰士民兵打不還手的紀律，硬往死打。總計傷168人，重傷15人，已送醫院搶救。

　　燒毀汽車四台，砸毀汽車兩台，並放火燒了曆史博物館南側的小樓（現場市委指揮部）。

　　下午決定：隻要歹徒動手打人，民兵、戰士、公安人員可以還手，並配備了短木棍，敵人的氣焰馬上就下來了，我們的士氣大振。

　　市委通過天安門廣場的大喇叭廣播以後，多數看熱鬧的群眾都很快走散，一萬民兵和五個營戰士三千公安人員帶著木棍把鬧事的人全部包圍，分批清理，多數教育釋放，捉了最壞的38個人。前三天捉了39個，大部分都有證據。目前天安門前恢複正常。

　　劉傳新同誌說：這次有個特別明顯的特點，即他們的矛頭非常集中，各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這麽多講話、文章，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不提走資派，不正麵提毛主席（攻擊的提）。手法多樣，朗頌詩詞的，發表演說的，教唱歌的什麽都有。很多不是這些年青人寫得出來的，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

　　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人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意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此外，從整個行動來看，完全是早有予謀，有組織有計劃的。今天這麽凶猛的反撲，出我們意外。原以為昨夜打擊了他們，他們得喘息一下吧。誰知他們趁我們拂曉調整兵力布署的時機，突然組織反撲，我們過於天真了，看簡單了。

　　今天得了教訓，準備明後天新的反撲，已組織了三萬民兵，九個營的戰士。隻要允許民兵挨打還手，不用戰士也可以對付。

　　（56）

　　衛戍司令吳忠同誌說：現已準備了三萬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待命，市區內有九個營的部隊隨時機動。

　　今天我們估計不足，準備也差，上午沒搞好，沒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燒汽車時就應出動，但調動不靈了，指揮部被包圍，衝進去放了火。在一樓澆上汽油點火，要把樓上的人全燒死。樓上有衛戍區兩個副司令，市公安局兩個副局長，從後門跳窗戶才跑出來，教訓太大了。

　　另外，打不還手是指人民內部矛盾。那樣的反革命，燒汽車、打人都不還手，吃虧了。他們連外國人也打，想製造事端。我們估計不足，暴露了我們工作中很多弱點。今天最後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誌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為事情完了，天安門前大表演是在造輿論，下一步是不是在廣場不一定，防止他們聲東擊西，準備更大的事件發生。

　　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輕易出動，指揮要從全市著眼，不要隻注意廣場。遇事要沉著，看準了，不動則已，一動就要取勝。

　　民兵要進行思想教育，講清這根本不是什麽悼念總理，是反革命暴亂性質。不要把民兵手腳捆得太死，“小人動手，老子也動手”。請吳德同誌代表中央去慰問受傷的同誌。

　　公安局要側重偵察線索，找到地下司令部，隻打擊了表麵這些年輕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隊也要加強教育，防止敵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槍枝。要準備幾個方案，徒手、木棍、動槍。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前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

　　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準備足不行。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主席還有什麽指示，望告。

　　毛澤東在毛遠新的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4月7日，毛遠新當麵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毛遠新記錄的談話筆記如下：

　　4月7日上午8時5分至9時15分。

　　毛遠新匯報了4月6日北京市的情況，談到原來是打不還手，吃了虧。現在性質變了，應還手了，並配備了木棍。

　　主席：“誰人建議的？陳錫聯？”

　　（57）

　　毛遠新：“好象不是他，他是讚成的，他說戰士隻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幾個同誌一直在大會堂注視廣場事態變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吳德同誌去發表演說是大家的主意，動員一般群眾離開，人少了才好動手。”

　　主席：“好。”

　　毛遠新：“目的是區分兩類矛盾，一講事件的性質，好人就離開了，當然也有壞人聰明點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們的力量占優勢再下手。”

　　主席：“嗯。”(點頭)

　　毛遠新談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幾件事，提到國鋒同誌建議將北京發生的事通報全國，中央發個文件。

　　主席：“公開發表。”

　　毛遠新：“登報？”

　　主席：“是。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導，吳德講演等。”

　　毛遠新：“市委報告不發了？”

　　主席：“不發。並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準。”

　　毛遠新：“太好了。將來召開三中全會時補手續。”

　　主席：“嗯！”(點頭)

　　毛遠新：“由中央作個決議，也公開發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

　　毛遠新：“好。上次會議，春橋同誌當鄧小平麵說：‘你看看天安門前的情況，人家要推你出來當納吉’。”

　　主席：“是的(點頭)。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揮手)

　　毛遠新：“應該趕出去了，我馬上找國鋒同誌去。”

　　主席：“小平不參加，你先約幾個人談一下。不約蘇振華，葉(葉劍英)不找。”

　　毛遠新：“除這三人外，其他同誌都參加？”

　　主席：“好。華國鋒任總理。”

　　毛遠新：“和上麵決議也一起登報？”

　　主席：“對。”

　　毛遠新：“我馬上去通知國鋒同誌開會傳達。”

　　主席：“快(揮手)，談完就來。”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58）

　　關於政治局開會討論處理天安門事件之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記述道：在這期間，毛澤東的病情更加沉重。張玉鳳回憶道：“1976年清明節前後，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當時，主席對外麵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他病重，動不了，由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支撐著他才能走幾步，就得趕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難，連講話的力氣也沒有，根本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麽事，連我們也不知道。”

　　張玉鳳又說：“主席身體越來越不好，情緒很煩躁，不願講話，也不見人。每天都吸氧，講話更聽不清了，吃飯、飲水也十分困難。也就是這期間，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長地說：‘我是供展覽的偶像。’”

　　這時能常到毛澤東那裏去的，就是毛遠新。張玉鳳說：“凡是毛遠新每次要見他，主席總是很快就見。毛遠新反映的問題，主席也喜歡聽。

　　這些天，毛遠新隨時都來，他說：‘政治局的同誌連夜開會，認為天安門發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政治局還決定將天安門所有的花圈燒掉，還通過吳德同誌的那篇講話稿。這一時期的決定都是政治局議定後報告主席的。主席也無力細問，隻能點頭，表示知道了。”

　　4月5日淩晨5時，毛遠新給毛澤東寫報告說：“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麽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毛澤東當天圈閱了這個報告。

　　4月6日政治局會議後，毛遠新給毛澤東送去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當天在報告上批示，讚同中央政治局的處理意見。下午，江青也到毛澤東住地，當麵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裏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彌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召見江青，這對於近年來不斷拒見江青的毛澤東來說，是很少有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尤其是在北京受到如此強烈的抵製，不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澤東所沒有想到的，使他覺得難以容忍。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發生，使他更加確信所謂“階級鬥爭”仍十分激烈。

　　4月7日上午，毛澤東再次聽取毛遠新匯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毛澤東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毛澤東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當晚，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和《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

　　盡管如此，毛澤東對鄧小平“保留黨籍”的意見，多少反映出他對鄧小平仍留有餘地、寄有某種希望的複雜心態。毛澤東還托付汪東興對鄧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護，以免遭受不測。

　　（59）

　　關於4月7日政治局開會之事，吳德也回憶說：4月7日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

　　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關於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議，是毛主席不把權力交給“四人幫”的重要措施。那時，上海已經貼出大字標語“擁護張春橋同誌當總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問題，讓上海趕快把這個標語拿掉。

　　關於4月7日參加政治局會議的人員，毛遠新先是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朱老總、葉帥、李先念、蘇振華不必參加會議了。”

　　但其間毛遠新出去了一趟，回來後又通知除蘇振華外，其他人都到會，朱德、葉劍英、李先念也通知到會。蘇振華前幾次的會議都參加了，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不讓他出席4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於是，政治局會議直等到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都到達後才開始。

　　對於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誌誰都不說話。政治局當即擬定了文字稿，我還記得朱總司令戴上老花鏡，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發。

　　政治局通過決議後，由毛遠新拿去請毛主席批示。很快，毛遠新就回來了，說毛主席已經批準。

　　雖然群眾當時很難被說服，但毛主席還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還很高，市委在機關、廠礦、學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樣，北京市的社會秩序、狀況才稍有平息。

　　粉碎“四人幫”後，我對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犯的鎮壓群眾的錯誤作了多次檢討。我還檢查說：“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廣播講話中，誣蔑了鄧小平同誌。”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由於我所處的地位，我無法不執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盡管如此，錯誤總歸是錯誤，隻要把它放在曆史的長河中去參考和認識，是可以做到心悅誠服的。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報刊上說在天安門事件中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等等。當時，吳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

　　結果，吳忠的發言在會場上引起了很多同誌的不滿。這些同誌說：“血都流成河了，怎麽能說沒有死人呢？”

　　有的同誌說：“當時把天安門廣場的血跡都衝冼幹淨了，把打出來的人腦漿都衝冼掉了。”

　　還有同誌說：“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

　　（60）

　　此後，中央曾派小組調查此事，調查得很認真、很仔細。調查了醫院、太平間、火葬場和參加清場的很多民兵。一共進行了三次調查，第一次的調查報告我看見了，後邊的兩次報告我沒有看到，但我問過。調查的結果是一樣的，都說是沒有死人。

　　吳忠同誌在天安門事件中還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損失盡可能地減少。我們的處境非常困難，很容易出大的問題，造成流血事件。沒有死人，這是不幸中的最大幸事。

　　據吳德說，毛遠新把毛澤東的建議拿到政治局上討論，在會上“誰都不說話”，也就是說在“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的情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有人據此來證明毛澤東個人獨裁，一個人說了算，其實這不但不能證明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反而證明毛澤東的權力有限。

　　政治局會上，為什麽大家都不說話呢？這是因為周恩來、鄧小平集團和江青集團，兩大集團心裏都不滿，所以誰都不說話。

　　周恩來、鄧小平集團所不滿的，當然是毛澤東的第二個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而江青集團所不滿的，卻是毛澤東的第一個建議“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前華國鋒隻是臨時代理國務院總理，暫時主持中央工作，江青集團覺得自己還有希望。可是這次毛澤東讓華國鋒正式登上接班人的位子，徹底切斷了江青集團的希望，因此江青集團非常不滿。

　　中國古代有一個理念“論功行賞”，現代也有一個基本原則“按勞分配”。在打倒鄧小平這件事上，江青集團是出力很大的，而華國鋒基本上沒有出什麽力。打倒鄧小平的勝利成果怎麽分配呢？無論從“論功行賞”的理念，還是“按勞分配”的原則，江青集團都應該是分享最多成果的人，因為他們立功最大。把這次的勝利成果分給基本沒有什麽貢獻的華國鋒，江青集團當然不滿意。

　　關於江青集團在打倒鄧小平方麵的所作所為，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說：

　　1975年4、5月份的時候，我們上海的幾個市委書記感到政治空氣很沉悶，張春橋、姚文元很久沒有與上海聯絡了。毛澤東關於“反經驗主義”的批示，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到上海，我是從新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那裏看到批示全文的。

　　我看毛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它直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馬上將情況告訴馬天水、王秀珍。我一看就知道是針對張春橋、姚文元有關講話、文章而發的。因為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講話時，專門講到過“反經驗主義”的問題，現在毛澤東來批評了，是很有針對性的。

　　（61）

　　毛澤東在批示裏又批評一些人，說：“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明顯是批評江青，因為江青經常發脾氣、訓人。接著毛澤東有關電影《創業》的批示也下達了，這又是批評江青和文化部的。這一連串的批評，都是針對我們陣營的，我們覺得日子比較難過。

　　毛澤東的這個批語下發給中央後，久經政治風雨，有很強的政治敏銳性的中央領導同誌一看就明白，毛澤東是要批一批江青這些人了。與江青、張春橋他們的沉寂相對照，鄧小平的日子過得風風火火。周恩來病重後，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不斷有重要講話傳達，主要是談整頓的。

　　就在這個時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從北京來到上海，我們感到很奇怪。王洪文對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說：“我這次到上海是作調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時間。”但他沒有說具體的調查研究的打算。當時，我們覺得在黨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王洪文排在鄧小平的前麵，現在鄧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來了。

　　過了幾天，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找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談話，他從公文包裏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軍委任命幹部的名單給我們看，這是經過毛澤東批準的各軍種，各兵種，還有各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幹部名單。

　　王洪文把這些名單放在桌子上麵，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說：“鄧小平這個人真厲害，他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當總參謀長，很快就把各總部、各兵種、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名單的時候，我和春橋同誌都不熟悉這些人，根本不了解這些人的情況，講不出反對的理由，隻好通過。”

　　王洪文又說：“你們知道春橋同誌最近說什麽呢？他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主任，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治部向上報告，報告上蓋的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

　　王洪文又問我們：“鄧小平和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你們覺得怎麽樣？”

　　我說：“鄧的講話裏提到整頓，根本不作階級分折。什麽班子‘軟、懶、散’啊，假如推行資產階級路線，領導班子越‘硬’，那麽危害越大。”

　　王洪文一聽，很讚賞我的說法，他說：“老徐說的對！反對‘軟、懶、散’，一點階級分析都沒有。全國隻有沈陽軍區毛遠新當了政委，讓孫玉國當了副司令，其它地區的領導班子，都是一些老家夥。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罵娘。前一時期，社會上的一些政治謠言，都是從軍委擴大會議後傳出來的。”

　　（62）

　　王洪文歎了口氣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裏，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這次我把單文忠調到中央讀書班（單文忠原是上海警備師幹部，與王洪文關係密切）。我把他調到中央讀書班，就想派他的用場。他在上海警備區真是個造反派，可是被調到安徽省軍區，隻擔任個副參謀長，級別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談到這時，已是深夜了，服務員請我們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錦江小禮堂開會或看電影，吃飯就在錦江飯店二樓一間僻靜的小房間裏。這裏一個圓台子，四周放著四把椅子，隻有市委的書記來吃宵夜。錦江飯店的人見王洪文來，知道他的老規矩，一瓶茅台，還有他最喜歡的下酒菜：一碟銀蚶（hān 軟體動物，介殼厚而堅實，生活在淺海泥沙中。肉可食，味鮮美。），一碟醉蟹，―碟幹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麵加一點紅辣椒絲。王洪文喝了酒後，再來點麵條、餃子等。

　　王洪文是個酒葫蘆，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貪杯，有了幾分醉意後，話就多了。這時，我和王秀珍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我們曾議論過，總理生病以後，中央曾決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現在他跑到上海來，不是把大權讓給鄧小平了嗎？我們埋怨過他。

　　今天聽他這麽一說，我也試探著問：“老王，你本來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現在你到上海來，中央的工作由誰主持啊？”

　　王洪文此時已有幾分醉意，說話就比較敞開了，他說：“什麽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裏跳。”

　　我們一聽，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說：“現在我有什麽權啊？黨中央和國務院都是鄧小平在抓，軍隊也是他的，我隻能抓抓中央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說到這裏，他一臉很生氣的樣子，因為我一問戳到了他的心病。

　　王洪文又說：“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辦法？”說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氣裏對毛主席也不太滿意，我們三人就更不敢出聲了。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幾個月，“八一建軍節”，他沒有回北京；“十一國慶節”也在上海過。“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他也沒有去。後來，傳達了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說要“全麵整頓”。我們看來，“全麵整頓”就是全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鄧小平的連續講話，使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起來的人，都不滿意。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看到鄧小平的一係列講話後，大有意見。在1975年國慶前後，他到北京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麵匯報，他說：“今年以來，感到有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要凶些。”

　　毛澤東很同意毛遠新的看法，他要毛遠新當麵找鄧小平談一談。關於毛遠新當麵找鄧談話的情況，後來在1976年初的“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毛遠新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裏，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敘述。

　　（63）

　　毛遠新找鄧小平談話，把鄧小平講話中的問題都指出來，但鄧小平不服。鄧小平說：“遠新同誌啊，照你這麽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囉！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

　　毛遠新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

　　毛遠新在向我們敘述這次交鋒時，很激動，又顯得很神氣，講著講著站起來，左手插在腰裏，右手朝前伸，一個指頭做著指向鄧小平的樣子“你就是修正主義！”，樣子非常咄咄逼人。毛遠新平時也很傲氣，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鄧小平的談話，是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

　　後來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十二條指示，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毛澤東說：“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對鄧小平的批評越來越尖鋭了。

　　毛澤東始終把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作為千秋大業來看的，從他臨終前與政治局成員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為畢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足見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毛澤東絕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鄧小平不願做文革的書麵決議後，毛澤東被激怒了，他想通過一個什麽突破口，把鄧小平的問題揭出來。機會終於給毛抓住了，他借著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發難。劉冰的信由鄧小平轉送給毛，毛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而且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他寫下六個字：“小平偏袒劉冰。”

　　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

　　毛澤東聽後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嗎？”

　　毛澤東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

　　這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華大學給政冶局的匯報材料後，非常興奮。在北京曾有人問鄧小平，王洪文到哪進去了？鄧小平鼻子裏哼了一聲：“蹲點去了。”這話傳到王洪文那裏，他很惱火。

　　現在聽到這些情況，王洪文感到機會來了，他趕快把我們找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的會客廳，拿出清華大學的匯報材料給我們看，說毛澤東已有批示了。

　　我們鼓勵他回去參加戰鬥，王洪文說：“再等幾天，我還要看一看。”又過了兩天，他說政治局要開會“幫助”鄧小平了，才正式離開上海。

　　（64）

　　在與上海小兄弟們的告別會上，酒過三巡，王洪文說：“你們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幾派，中央的鬥爭是複雜、激烈的，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看出問題來了。”

　　王秀珍怕他說漏嘴，趕快扯扯他的衣角，說：“喝酒，喝酒！幹杯，幹杯！”

　　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裏的東西都倒出來，說：“今年七、八，九月，他們造江青同誌的謠，造我的謠，可凶啦！這次我回北京就是參加鬥爭去的。”

　　第二天，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專機。當天晚上，他就參加了“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會後，王洪文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趕緊給他收集鄧小平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材料。這樣，上海市委的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當時的“批鄧”，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以教育戰線為突破口，上掛下聯、內外夾攻的打法。在清華、北大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批示為契機，寫大字報，先是批判劉冰，再掛上支持劉冰觀點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然後提出要挖出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鄧小平。最後遲群指示在文章中點明“黨內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把矛頭直指鄧小平，這是“上掛”的打法。

　　政治局高層領導開會“幫助”鄧小平的時候，開始並不直接批鄧，而是強調劉冰敢於把矛頭對準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長周榮鑫叫到政治局挨批，這就是“下聯”。

　　張春橋在講到教育戰線要搞整頓的時候，有一句名言：“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無產階級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張春橋批判周榮鑫的時候，上綱上線很厲害。實際上，周榮鑫當教育部長一年還不到，他怎麽可能刮起那麽大的右傾翻案風？所以批判他的人心裏都很清楚，周榮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裏，隻不過是一個箭靶子，“下聯”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鄧小平。

　　“內外夾攻”形成多層次的攻勢，首先是政治局批鄧小平需要炮彈。我們趕快把鄧小平的言論整理出來，交給上海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給王洪文。馬天水急忙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也交給了王洪文，由王洪文轉發給政治局參加會議的人。我在收集鄧小平的材料時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這是批判的重要依據。

　　當時，鄧小平在各種場合講了一些話，有的是在很小範圍內講的，我千方百計要搜集到他的講話材料。我聽說有一次鄧小平找四川省委的三代第一書記的談話，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誌高，第三代是趙紫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以後，把這三代領導人找在一起談話，鄧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長期在西南地區擔任領導工作。我認為，這次談話一定是說了許多心腹話，但苦於打聽不到談話的內容。

　　（65）

　　後來我聽說江蘇省委副書記楊廣立，在一次發言中，提到過這次談話。我想：這是機會。因為楊廣立訪問上海的時候，我曾熱情接待過他，同他有一些交情。我打聽到來龍去脈後，經過多方努力，最後終於拿到了這份談話記錄。

　　又有一次，鄧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第一書記開會，作了專門講話。這十二個省中沒有上海，所以我們對這次會議的內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辦法，也沒打聽到。正在著急地四處尋找這份講話的時候，江西省造反派頭頭塗烈，派專人到上海送給我一份絕密件。我打開一看，是一封用毛筆抄寫的有十幾頁紙張的密件。原來塗烈參加江西省常委會的時候，聽到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記錄。塗烈知道我急需這份材料，連夜派人送過來。我看了以後，非常興奮，馬上叫市委辦公室打印出來，一麵上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麵趕緊把這些材料直送清華、北大的遲群、謝靜宜，供他們編輯《鄧小平言論摘編》使用。

　　“內外夾攻”的戰術還運用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的時候，遲群、謝靜宜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我們的房間裏談悄悄話。他們說：“在政治局剛開始‘幫助’鄧小平的時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員的態度很不積極，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在會上打瞌睡，所以整個批幫會的火力不強。根據這個情況，經過毛主席的批準，決定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外麵調進一些年輕人列席政治局會議，讓他們發言，加強火力。”經過充實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會”，會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強。

　　後來，張春橋也到京西賓館來，在馬天水的套間裏，對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開會的情況，特別介紹了鄧小平當時的神態。張春橋繪聲繪色地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麽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一言不發，就坐在椅子裏麵，一支接著一支抽煙。他的這種情況，我早就見過了，那是在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他，他也是悶聲不響，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鄧小平說他耳朵聾了，聽不清楚別人的發言。實際上，他的聽覺可好呢。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邊主持會議，輕輕地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哧啦一下站起來就走。你說他耳朵聾？他是裝聾！”

　　政治局開了幾次批判鄧小平的會議後，決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逐步推向全國，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文件《打招呼會議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審批後，發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在中央文件發下來之前，王洪文幾乎每隔一兩天就和上海通熱線電話，把消息通過來，要我們把材料趕快送上去。

　　（66）

　　短短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總共搜集了鄧小平的43份講話記錄，送給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白頭內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給王洪文，作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選擇其中比較重要的，直接發給政治局會議。江青還布置清華，北大兩校整理鄧小平的材料，由兩校編成《鄧小平言論摘錄》上、下兩本，印成小冊子散發。

　　《鄧小平言論摘錄》剛剛印出，遲群他們立刻就給我送來。我拿到後，又大量翻印。我看到清華，北大的動作很快，上海不甘於落後，便選擇複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兩校作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兩校南北呼應，華東師大和複旦大學的大字報貼得最多。

　　但我覺得上海質量高的大字報不多，十分著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時候，張春橋幫了我的大忙。當時淸華、北大把學校裏的大字報印成《大字報選》，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每收到清華、北大的《大字報選》，都在封麵上批下幾個字：“送景賢同誌參閱”。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轉給我，這正是我在上海發動大批判急需的材料。

　　我想，張春橋為人一貫小心謹慎，過去他從沒有把政治局委員收閱的文件直接轉給我過，這次卻一反常態，說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樣急切。張春橋在封麵上寫“送景賢同誌參閱”，哪裏是參閱而已，分明是要我擴散。當然最關鍵的是搶時間，爭分奪秒，把“批鄧”之風盡快吹到全國去。

　　我充分領會張春橋的意圖，馬上把印有清華、北大《大字報選》的封麵撕下來，把裏麵的重要文章拆開變成散頁，然後我帶著這些散頁的大宇報，專門坐車趕到華東師大，找到黨委書記楊希康，把這些單頁的鉛印大字報當麵交給他。他根據我的布置，馬上找人用毛筆重新抄寫，張貼到華東師大的大字報專欄上。

　　這一下果然引起轟動效應。那天細雨霏霏，我穿著雨衣，去看他們剛剛抄出來的大字報。大字報欄前人頭攢動，年輕的、年老的、本校的、外來的，大家都爭著看清華，北大的最新動態，還有些人在雨中認真地抄錄。當時我心中很得意，因為這是張春橋和我聯合操作的，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從華東師大回來，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過幾所大學張貼大字報，相互大串聯把劉少奇、鄧小平給揪出來的，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這段曆史呢。因此，我與馬天水商量，決定由市委辦公室下發通知：組織群眾到複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去看大字報。還通知複旦和華師大兩校編印各自的《大字報選》，裝訂成冊，凡是有來參觀的單位，或者外地來取經的學校，要主動贈送給他們，擴大影響。甚至連美籍華人揚振寧到上海訪問的時候，我告訴複旦大學把《大字報選》贈送給他。這樣，不但把“批鄧”的信息吹向全國，而且傳播到海外去。

　　（67）

　　當然，像我們這樣內外夾攻、煽風點火，隻能製造輿論，形成“批鄧”的氣候，還不足以把鄧小平拉下馬。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鄧小平，隻有毛主席下決心才能辦到。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的最後決心一下，鄧小平墜入深淵。

　　《1號文件》下達不久，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我們特別注意會議開幕那天鄧小平會不會來，因為文件沒有宣布撤銷鄧的工作。我對王秀珍說：“今天我們要看看，鄧小平出來不出來。出來的話，肯定是一副尷尬相。”

　　等到會場的燈亮起來，華國鋒帶頭走在前麵，所有中央領導人跟在後麵走上主席台。後麵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李先念、吳德，紀登奎等，走完了，沒有鄧小平。我與馬天水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我覺得鄧小平可能要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華國鋒主持會議，正當他要講話的時候，我看到毛遠新，遲群與謝靜宜三人從會場的邊門走進來，他們坐到後麵很高的一級一級升起來的座位上，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全場的情況。我知道，他們是毛主席身邊舉足輕重的人，從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關於“批鄧”的談話，都是毛遠新傳達的。

　　今天也是這樣，華國鋒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讀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十二條指示。毛遠新手裏也有一份文本，他當場打開，華國鋒念的時候，毛遠新遂條對照，邊聽邊笑，有時候還笑出聲音來。我也很聽得進，毛澤東一條批示非常尖銳地指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與文革開始時我們起來造反一樣。那天我捫這些人有點得意忘形。

　　京西賓館的大會結束後，就轉入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到上海小組來的人非常多，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當時參加上海小組討論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和黃濤，馬天水住的套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我印象中，曆次中央開會毛遠新是不來上海小組的，這次破例，他連續幾次來看望我們，與我們聊天，有時聊到半夜一兩點鍾，然後一起去吃宵夜。除毛遠新外，遲群，謝靜宜、於會泳、劉慶棠、浩亮他們也來，各省與我們接近的人來串連的也很頻繁。

　　1976年2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靑也破例到我們這裏，簡直讓我們感到榮幸之至。她來了一次，又來一次，談天說地，因為從組織上解決了鄧小平的問題，她興高采烈。

　　（68）

　　會後，江青又讓我們幾個到釣魚台去。她先與我們談話，接著給我們送禮物，禮物是毛澤東看過的全國地圖影印本，毛澤東用紅筆、黑筆在上麵畫了很多圈，留有毛澤東的手跡；又送我們毛澤東親自看過的《詞綜》，也是一本影印本。我們都說這是很珍貴的禮物。江青還讓我們參觀她的玻璃暖房，後來又帶我們到她放映室裏看內部電影。

　　“批鄧打招呼會議”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釣魚台麵談。張春橋說：“鄧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後隻讓他分管外事。”

　　我們插嘴說：“他已不在中央擔任工作了，怎麽能分管外事呢？”

　　張春橋笑笑，接著說：“今後你們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敵戒》，裏麵有兩句話：‘敵存滅禍，敵去招過’。”

　　張春橋解釋道：“大敵當前的時候，團結問題往往比較好；而敵人不存在了，內部往往容易發生問題。”

　　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還要我們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和任務及現階段的階級關係。張春橋說：“真正會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的走資派。假如榮毅仁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沒有多少人會聽的；假如鄧小平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會一呼百應的，所以真正要重視的還是黨內的走資派。”

　　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們回上海後在2月底3月初，召開了一個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黨內走資派的問題。4月初召開萬人大會，馬天水和我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我的講話《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經張春橋審閱同意，從這個角度狠狠批判了鄧小平。

　　1976年4月7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做了兩項決定：一是宣布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全國聯播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當時我在上海大廈接待外賓，外事組工作人員遞條子進來說：中央有重要廣播。我看到這個消息後，就盡早結束宴請外賓的飯局，趕到康平路。

　　到那裏時，市委常委們正在重新收聽中央文件的廣播錄音。馬天水興高采烈地說：“我們今天在一起，大家擁護中央的決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寫一份表態的電報稿。

　　王秀珍說，她已經布置上海民兵在外灘和人民廣場舉行武裝遊行，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借機顯示我們的實力。

　　當天晚上，我們向中央發了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上海市委常委們在康平路小禮堂頻頻舉杯，慶祝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艱苦的奮戰，終於把鄧小平拉下馬。

　　（69）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五一八”講話中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林彪不是文人，理論水平不高，但他的話是“話糙理不糙”。要想奪權，的確是要靠“筆杆子”和“槍杆子”這兩杆子。1966年6月《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其中特別引用了林彪的話：“奪取政權要靠槍杆子、筆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這是黨報對林彪這個理論的公開讚賞。

　　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另一場“奪權”悄悄地展開了，這就是奪毛澤東身後的政權。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高官們，當時都已知道或者看出毛澤東的身體每況愈下，不會堅持很久了。在這種情況下，緊跟或效忠毛澤東的意義已經不大，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毛澤東的身後，關注毛澤東之後到底誰來接班的問題。

　　當時江青集團掌握“筆杆子”，周恩來、鄧小平集團掌握“槍杆子”。明眼人都看出，在毛澤東身後，即將發生一場“筆杆子”和“槍杆子”的政權爭奪戰。這個時候，毛澤東作出一個重大決策，讓華國鋒這個既不屬於“筆杆子”，也不屬於“槍杆子”的中間人物當接班人，既不支持“筆杆子”，也不支持“槍杆子”，暫時化解了這場“筆杆子”與“槍杆子”的衝突。

　　但毛澤東此舉隻能暫時化解“兩杆子”之間的矛盾，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然而毛澤東此時能做到的，也隻能是暫時化解矛盾，對他的身後之事，已經無力顧及了。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記述：1976年5月起，毛澤東的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後事”。

　　大約是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人，又一次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70）

　　毛澤東是個從不服輸的人，總是充滿自信，但他最後在後事交代時，吐出“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這樣無可奈何的話，可見毛澤東真的是無法顧及他的身後之事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正式任命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宣布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盡管華國鋒既不掌握槍杆子，也不掌握筆杆子，但他有毛澤東“欽定接班人”的招牌，仗著毛澤東的威望，也有一定的份量。此時的形勢，有點像三國時代的“三足鼎立”，周恩來、鄧小平集團相當於魏國，江青集團相當於吳國，而華國鋒相當於最弱的蜀國。

　　要想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麵，吳國和蜀國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最強大的魏國。如果吳國和蜀國之間打起來，正好讓魏國坐收漁翁之利，把兩者各個擊破。因此，毛澤東試圖在他身後，讓華國鋒擔任一個特殊的角色：華國鋒不加入江青集團，但又與江青集團保持盟友關係，共同對抗周恩來、鄧小平集團，這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因此，毛澤東希望華國鋒與江青集團保持盟友式的良好關係。

　　據毛遠新後來回憶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主席的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情：

　　一、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主席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對主席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二、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三、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國鋒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麽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國鋒聽不懂嘛。按理說，華國鋒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應該聽懂主席的湖南話。正因為華國鋒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慢慢來，不要著急。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

　　四、1976年《4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隻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

　　（71）

　　我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隻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麽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小平的原話是“黃貓”。

　　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曆史事實。

　　還有這樣一個傳聞，傳說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中，酒後吐真言：“關於接班人，主席說的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麽會有酒醉後的胡說八道呢。

　　據毛遠新回憶，毛澤東是希望張春橋安心做華國鋒的“軍師”，希望華國鋒“不要著急，慢慢來”，可是張春橋和華國鋒都沒有按照毛澤東希望的去做。張春橋不安心做“軍師”，華國鋒則在毛澤東去世後就急著出手，不肯“慢慢來”，這樣就讓毛澤東最後的希望泡湯了。

　　在毛澤東身後的奪權問題上，周恩來、鄧小平集團和江青集團采用的策略是不一樣的。周恩來、鄧小平集團采用不著急，慢慢來的戰術，等到毛澤東去世後再動手。因為他們的勢力大，等到在毛澤東去世後再動手，勝算更大。

　　江青集團則不一樣，他們的戰術是趕在毛澤東逝世前動手。因為他們“筆杆子”的勢力，畢竟敵不過“槍杆子”，所以試圖搶到毛澤東“欽定接班人”的牌位。如果江青集團拿到“欽定接班人”的牌位，再加上“筆杆子”，那麽他們還有可能與“槍杆子”抗衡一下。可是現在毛澤東把“欽定接班人”的牌位已經給了華國鋒，於是江青集團就試圖搶在毛澤東生前，把華國鋒扳倒，迫使毛澤東把“欽定接班人”的牌位交給江青集團。

　　這樣，在對待華國鋒的態度上，周恩來、鄧小平集團是“爭取”，因為他們不急，時間對他們有利；江青集團是“打擊”，因為時間對他們不利。這樣在客觀上，就使華國鋒在感情上傾向於周恩來、鄧小平集團，這是促成後來粉碎“四人幫”的重要原因。

　　如果江青集團放棄覬覦最高領導人的寶座，甘心輔佐華國鋒，甘心當華國鋒的“軍師”，曆史或許會改寫。但最高領導人寶座的誘惑力實在太大的，以江青集團當時的權力和勢力，已經到了可以“一爭高低”的程度，讓他們輕易放棄，實在很難。

　　（72）

　　另外，他們也看不起華國鋒，不甘心自己屈居於華國鋒的領導下。這就促使江青集團在華國鋒上任不久，就開始製造反對華國鋒的輿論。

　　1976年2月3日，華國鋒剛出任代總理不久，2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梁效”的文章《堅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有人名為共產黨員，卻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毫無熱情，對於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的事情深為反感，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恥背叛——明顯是在影射華國鋒。

　　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再論孔丘其人》，其中有這樣一段：孔丘利用陰謀手段，混上了魯國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長官），不久又升為司空（負責建設、規劃等事務），接著調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後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職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複辟的地盤了。

　　這些“司寇”相當於公安部長，“代理宰相”相當於“代總理”，這是明顯影射當時兼任公安部長的代總理華國鋒。最後這篇文章發表時，雖然刪去了這些露骨的話，但攻擊華國鋒的意思一覽無遺。

　　3月6日，《光明日報》刊登“梁效”文章《“克己複禮”再批判》，其中說：孔老二繼續大搞‘克己’，靠這種政治騙術，終於蒙蔽了季氏，當上了魯國的中都宰。三、四年間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後並擔任了三個月‘攝相’的職務。三、四年的時間不算長，三個月的時間就更短了，但是這對複辟派的孔老二來說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複辟的希望變成複辟的行動，大搞‘複禮’了。一時妖霧重來，謠言四起，把魯國搞得亂七八糟。文中“司寇”、“攝相”這些話，也是明顯影射華國鋒。

　　4月7日華國鋒正式出任總理後，江青集團在報刊上露骨攻擊華國鋒的事情少了，但在水麵下繼續做“扳倒華國鋒”的文章。在1976年7月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江青集團對華國鋒發難，江青說華國鋒也跟鄧小平跑（1975年華國鋒曾經支持過胡耀邦的一些提法）。華國鋒謙虛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評，說自己對鄧小平也有一個認識過程。1976 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後，華國鋒趕去唐山視察，江青則說：“現在有一種傾向，利用抓抗震救災，轉移批鄧的大方向。”這是在暗批華國鋒。

　　（73）

　　在新聞報道方麵，江青集團也盡可能壓低華國鋒的形象。後來廣播事業局的揭發材料寫道：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後，多次陪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會見外賓。會見前，華國鋒同誌在毛主席住處門口迎接外賓；會見結束後，華國鋒同誌送走外賓。按照慣例，這些活動都要編入電視片。可是，姚文元審片時，卻下令刪去華國鋒同誌在門口迎接外賓的鏡頭，蓄意貶低華主席。1976年8月，姚文元在審看華國鋒同誌率團慰問唐山、天津等地震災區的電視片時，借口“不要暴露災情”，砍掉了華主席許多感人的鏡頭。

　　1976年6月25日，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等人，寫下“國內問題要注意”幾個字。這是毛澤東生前所寫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後一個指示。“國內問題”指的是什麽呢？毛澤東沒有具體說明，也沒有體力和精力具體說明，隻能讓華國鋒自己去體會。此後，毛澤東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多數時間處於半昏迷狀態，已經無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決定向黨內高級幹部通報毛澤東的病情，但江青集團不同意，他們要求在通報稿上寫：“毛主席健康好轉，不久可以恢複工作”的字樣。對此葉劍英等人反對，認為這不符合事實，華國鋒則一言不發。散會後，這篇通報稿由華國鋒最後簽署，華國鋒刪去了“健康好轉，可以恢複工作”的字樣。因為人們知道毛澤東的身體不好，對江青集團不利，華國鋒此舉，也是某種對江青集團的“還擊”。

　　由於毛澤東已無力製止或調解江青集團與華國鋒之間的矛盾衝突，兩者的矛盾越來越擴大了。唐山地震後，197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抗震救災的社論，寫道：解放以來的曆史事實證明，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也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激烈的時候。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妄圖利用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時的困難，扭轉革命方向，複辟資本主義。

　　這時，江青集團向華國鋒發起新的進攻，給華國鋒扣了一個帽子“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暗示華國鋒執行毛澤東的路線不堅定，是機會主義者。1976年《學習與批判》第九期發表《山崩地裂視若等閑》，文中再次寫道：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就總要跳出來造謠惑眾，散布悲觀情緒，宣傳開曆史的倒車，妄圖取消革命，複辟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