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又普海外生活感言
張又普海外生活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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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又普：台灣人林先生(2/2)
上周講到林先生於1972年與他在日本的哥哥恢複了通信聯係，成為陝西省第一批敢於與國外通信的人，當然，也會給他帶來損害。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二十餘年來天天搞階級鬥爭，國家窮得蝸居在世界最末幾位，用林彪的話來說，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時，海外的華僑們紛紛給國內的窮親友們寄些錢物方麵的小東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給他寄來一個電子計算器，然而，林先生並沒有收到計算器，卻收到了一封北京海關寄來的通知書：“為確保國家安全，你的計算器被海關沒收！”，通知書並且要求林先生必須告訴他哥哥，“東西收到了，很好，謝謝”，同時還需要宣傳文化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廠的革命委員會保衛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須服從海關的命令，聲言這是黨的要求。那時，林先生剛剛從受批鬥的牛棚出來不久，嚇得小腿發抖，哪裏敢說半個“不”字？數日後，林先生來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歲的大男人，氣憤、痛苦得眼淚直流。自己受點屈辱沒關係，隻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連累和欺騙。當時我也親眼見到了北京海關的通知書，心裏輕輕地對海關咒了一句：“無恥！”。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去廣州開會，乘坐的是列車軟臥包廂，同室的人是一位廣州海關的黨委書記。雖說兩人是初次見麵，但在西安到廣州火車裏的兩三天的時間裏，兩人相談甚歡。書記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電子手表，炫耀他手中的電子計算器，說海關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門，經常有海外華僑寄來一些新鮮物品，海關可以隨意將其沒收，並通知收件人不得吐露實情，然後，這些東西就全都成了海關官員們的私人物品了。開始時是人手一份，後來東西多了，就開始出手倒賣，進價是零，怎麽賣都能賺大錢，海關官員們個個富的流油。我朋友的父親也趁機低價從海關黨委書記手中購買了一隻電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陝西省汽車一大隊當汽車修理工人五年，這五年時間可以說是"我的大學"，我每天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學習日本語和數理化，這五年也是我與林先生來往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語水平急速上升的階段。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額獎學金，得以赴日深造，我的日語水平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我永遠都感謝林先生這位日語恩師。1975年的一天，我從我們工廠給林先生打電話商量點小事，沒想到遭到工廠保衛科的關注，他們專門派人來到我的工組調查我的情況：這個人是不是日本間諜？為什麽通曉日本語？工組師傅大力幫忙，說我是個書呆子，隻懂看書，不是日本間諜，保護我未蒙受災難。不過保衛科也同時向我發出口頭警告：今後不準在中國的土地上用日語說話！這是我在中國29年時間裏受到的最直接的一次威脅，從此以後，我接受經驗教訓，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場的情況下使用日本語了。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陸續上台，他們否定了毛澤東的治國方針，使中國的麵貌大變，國門大開，到70年代末期，中國的平頭老百姓們也終於可以出國了。林先生成為陝西省地區第一批獲得了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在他哥哥的資助下，他帶著屈辱和痛苦，離開生活了20多年的中國大陸，移民日本，從此和我們大家失去了聯係，再也不回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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