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露媽的閑言碎語
過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力爭不做乏味、油膩的中年女人
杜潤生1913出生於山西太穀縣，是資深農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曆者。他參加起草了從1982年到1986年六個有關“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
1983年2月4日，國務院農業研究室杜潤生給全國政協講農業問題。因是學習性的東西，當時無法報道，我隻做了筆記。這些觀點對以後農村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主要內容是：
農業起了突然變化，農民平均每年收入230元，過去沒超過100元的時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采取了很多政策，符合農民要求，這些政策立足點是一個改革，農村經濟來了個改革。
經濟結構改革
過去生產出現單一化，隻生產糧食，現在改變成向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而且農村也辦起了工業，特別是農產品。這樣農民才能增加收入。農村有了商品，有購買力，增加了生產資料，滿足了農民各自的需要，吃糧、穿衣、辦工業。棉花多少年上不去，3千幾百萬擔到4千幾百萬擔。周恩來總理當時每年召開棉花會議。最近突然解決了，收購6500萬擔。農民手裏有6900萬擔。突然在最貧困最落後的地方收購100萬擔。有些老頭收入1000元，一下子腰杆硬了，現在停止進口美國的棉花和大豆。
農村人民公社體製的改革，變成了生產責任製。
技術改革
要使我國農業從傳統的農業逐步變成現代化農業。傳統農業是經驗農業，不是靠科學形態，不是自覺的，總結起來的東西，以手工勞動為主，轉化為逐步科學化、專業化。
生產責任製
有關生產責任製，黨中央發了三個文件：75號文件，1982年1號文件，1983年1號文件。
過去農村吃大鍋飯有弊端。大家勞動起來，幹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少幹多一個樣，多勞不能多得，多得的人未必多勞。能使勤快人變懶，懶人更懶。有直接維持不下去的趨勢。
集體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後，是不是農民不願積極，也不是，哪個人不願改善生活？始終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原來肯定搞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廢除了剝削製度，確實發展了生產。
大鍋飯是怎樣形成的？
在農業上學習了蘇聯的集體農莊，從一家一戶改變成30到50戶，把生產資料大集中，勞動力調配。
“四清”以後，大鍋飯還存在。這是生產關係的存在，有的村22年換了23個領導。現在農民的收成，有部分賣給了國家。
包產到戶，有人說，這是單幹。單幹總比不幹好。北戴河會議批判了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留地、自由市場。現在都“三自”了。農民合理的事情，客觀需要的事情，都要給自己開辟道路。三中全會還說不準包產到戶，隻準到組。包了糧食成倍成倍的增加，包給個人也好，按勞動力包也可以，包給小組也可以。理論上要解決，要把家庭經營形式利用起來。
農村的經濟是保留家庭，把一批老頭靠邊。他也不出主意，反正馬馬乎乎就得了。能工巧匠出來了，誰也不能當混混。原來是少數人出主意，少數人有積極性，現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河北有人說，原來我勞動不好坑人，勞動好了人家坑我。靠工分活不了，不靠工分不夠活。當時想搞一點別的事是資本主義。現在是自己安排一早一晚，把一天的事幹完了，自己安排。地種得好，一根草也沒有，把邊邊坎坎都種上了東西。
農民有資金了。過去是買糧食吃，現在是把買糧食的錢拿來買化肥。種的紅薯一是喂豬，一是當細糧賣。老百姓有三怕：一怕大鍋飯；二怕單幹；三怕政策變。現在既發揮了集體的積極性，又發揮了家庭的積極性。現在農村活躍，體現在農民的購買力上，體現了工業原料的增加。這有什麽不好。有人擔心兩極分化，有能耐的搞萬元戶，沒能耐的喝西北風。但商品經濟必然產生商品多的先富，商品少的不富，窮富有差別，是先富後富的問題，不是一部分人搞剝削，一部分人出賣勞動力。先富先窮好，還是先富後窮好，還是先窮後窮也好，大家都窮好嗎？
農村改革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對富了的承包大戶要適當加稅。
老百姓互助協作不叫雇工。有點剝削也可搞。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保護群眾的積極性。合作化完了，有搞供銷社，現在要放寬搞活，活而不亂。改革本身也有亂的，一開始，幹部吃大鍋飯吃慣了。幹部不讚成，群眾要搞，上邊批評。幹部不管，讓群眾自己搞。個別群眾認為單幹了快撈點東西，砍樹，分東西。如果害怕亂，不改革也不行。我們有人民民主專政，強大的經濟手段，而且黨在農民中長期形成的共患難共艱苦的進行革命建設的關係。陳雲、小平交代：沒把握的問題可以看一看，允許有不同意見。這幾年一不批，二不鬥。事情在發展，群眾在前進。舊的規章和新的做法在矛盾。群眾說：翻身要靠毛澤東，致富要靠鄧小平。
那些東西肯定分外寶貴。您應該盡力把它們保存下來（口頭錄音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