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甏阿金 ——她死在那個荒唐的年代

  阿金的過房爺姓沈，所以她的大名應該是沈阿金，但弄堂裏的人都叫她“聾甏阿金”，有時幹脆把“阿金”去掉，光叫“聾甏”，於是“聾甏”就成了阿金，阿金就叫“聾甏”；不過後來我才知道阿金並非真的是聾甏，隻因兒時被過房娘一記耳光，使她一個耳朵的聽力降低了些許，偶然人家喊她，答應的慢了些，不知是誰開始把“聾甏”作了阿金的綽號，阿金也逐漸認可了，並不把它當作侮辱。

記得十二歲那年，我小學畢業考上了初中，母親終於兌現了“考上初中帶你到上海去玩”的諾言。於是就在發榜後的第三天，先坐輪船到昆山，轉乘火車到上海，到上海已是滿天繁星、萬家燈火了。三輪車把我們拉到舅舅家弄堂門口，這時一個年輕女人迎上來，熱情地跟我媽打招呼，又看了看我說：“這是明明吧，長這麽高了，”同時幫我們提著東西，一邊嘴裏嚷著：“鳳英姐，鄉下阿嫂來啦。”我舅舅和舅媽還有兩個小表妹都迎了出來。媽媽叫我一個個叫過來，又叫我謝謝“阿姨”，兩個小表妹一邊朝我做鬼臉，一邊說：“叫聾甏！”“叫聾甏！”，我舅媽也未訓斥她們的沒規矩。

阿金是個苦命的女人，三歲時隨蘇北的父母逃荒到上海，過房給姓沈的一對夫婦，這對夫婦靠丈夫蹬三輪車過活，生活很艱難；過房娘對她還很凶，把她當小丫頭使喚，也不讓她上學，所以她連“阿金”兩個字也不會寫。解放前夕，過房爺、過房娘相繼去世，阿金孑然一身，經人介紹，嫁了人，生了一個女兒。鎮反期間，丈夫因反革命罪被捕，母女倆沒有生活來源，靠阿金的“男朋友”接濟，為此弄堂裏的人都瞧不起她，沒有好臉色給她看；可阿金對所有的人總是客客氣氣，很熱情的。阿金“男朋友”來的時候，都是天快黑的時候，“男朋友”一來，阿金就把女兒趕到我舅舅家，把她住的亭子間門關上。阿金的“男朋友”也多，我在上海期間也看到兩個，好像“派頭”都不大。

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阿金把我叫到她房間裏，把門關上，然後從蓆子底下拿出一封信，叫我念給她聽。這信的內容還依稀記得，大意是要她寄錢送吃喝用的東西“進去”，還要她好好帶大女兒，等著“他”。那信是表格式的，還有xxx號，紙張很不好，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她丈夫從監獄裏寄出來的。阿金聽我讀完信，眼淚汪汪的，把信紙仔細摺好放回信封裏，仍舊放到席子底下。阿金還誇我念書念得好，信上的字都認得，殊不知這信的字寫得歪歪扭扭，我念得結結巴巴，房間裏又熱，連汗衫都被汗濕透了。

阿金對女兒管教極嚴，暑假裏還要逼著女兒天天看書。九歲的女兒常被她打得哇哇直哭。我母親勸她小孩子少打為好，阿金一邊抹淚，一邊說：“阿嫂，我吃了不識字的虧，再窮也得設法讓她念書，不要象我一輩子受苦。”我那位身為居委會主任的舅媽對阿金挺凶，但又要經常使喚她。我母親問我舅媽能否給阿金介紹個工作，舅媽說居委裏隻有糊火柴盒子的活，一天到晚也才幾角錢。

阿金挺喜歡我，就在念過信後的第二天，她帶我還有她的女兒到“大世界”去玩了一天，買了好些東西給我們吃，還有冰淇淋；阿金女兒告訴我說她媽媽從來沒有帶她到“大世界”，冰淇淋也是第一次吃到。阿金對我母親很尊敬，什麽事都向她說。有一次她把手上戴的金戒指給我母親看，說又兌了一隻金戒子，已經有三隻了，等女兒將來上大學時賣了派用場。

快開學了，我和母親回家，阿金和我舅媽一起送我們到火車站，阿金還送我一副海陸空軍棋。從這次去上海，以後我雖然還去過幾次上海，但都是因公出差，來去匆匆，所以也未再去舅舅家，直至那年我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進修，我再去舅舅家，看到原來阿金住的亭子間裏住了一個老頭，問了舅媽,這才知道阿金的不幸遭遇。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弄堂裏那些“革命小將”先是在阿金住的亭子間裏裏外外貼滿了大字報，又給她把頭上的頭發剃去了一半，名曰“陰陽頭”。後來更是逐步升級，讓她脖子裏掛了兩隻破塑料鞋遊街。就在遊街後的當天夜裏，阿金吊死在亭子間的梁上。我埋怨舅媽說：“你是居委主任，應該出來阻止的。”舅媽說那時她也被“革命小將”采取“革命行動”，一則她是居委會的“當權派”，二來她的弟弟在美國，有特務的嫌疑，所以她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又問起阿金的丈夫和女兒，舅媽說造反時阿金女兒和她娘劃清界線，後來插隊到了東北嫩江農場，她丈夫刑滿後留在勞改農場就業。

五年前，我母親八十大壽，我舅媽專程從上海趕來慶壽，還談起阿金，舅媽說阿金這人真苦命，也感到當時對她太缺少同情，大家隻是看不起她，兩位老太太為阿金唏噓了好一陣。

在我少年時代認識的女人中間，阿金是最令我同情的一個，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阿金的形象又浮現在我兒時回憶中：那瘦瘦的身材，還算中看的一張扁平臉，彎彎的眉毛下是一對細長的眼睛，那臉好像總掛著笑。

後記：文革期間並非隻有所謂的黑七類才遭罪，就象阿金這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被迫害之死，豈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