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索比亞人》 文:（德）費迪南·馮·席拉赫 誦:Bobo
那個蒼白的男人坐在草坪中央，他有張歪斜得很奇特的臉、一對招風耳和滿頭紅發。他兩腿伸直，放在大腿上的雙手緊緊握著一把鈔票。男人盯著身旁一顆腐爛的蘋果，他觀察螞蟻如何把蘋果咬成小小塊然後把它運走。
時序是盛夏，剛過正午十二點的柏林暑氣逼人，凡是稍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自願在中午走到戶外。高樓間的狹長形廣場，是都市設計者硬是創造出來的，烈日下這些玻璃鋼骨建築反射刺眼的陽光，將熱氣聚積在地表上方。草地上的灑水器故障，這樣曬到晚上，這些草肯定會熱到幹枯了。
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男人，即便對麵銀行的警報器嗡嗡作響，還是沒人注意到他。三輛警車隨後抵達，從他旁邊呼嘯而過，先有一批警察衝進銀行，另一批封鎖廣場，所有警察分批陸續抵達。
一位穿著套裝的女士和警察從銀行走出來，她一隻手放在眉毛上方，遮住刺眼的陽光，並以目光在草坪搜尋，最後她指著那個蒼白的男人。穿著綠色和藍色製服的人潮一下子就往她手指的方向聚集，警方高聲嗬斥男人，其中一人還抽出警槍大喊，要他把手舉起來。
男人無動於衷，一個整天在寫轄區報告且覺得無聊透頂的員警衝向他，他想成為逮到搶匪的第一人。他猛撲到男人身上並製服他，將他的右手拉到背部。紙鈔飛到空中，警方下令製止但無人遵守，於是所有警察都圍繞著他，撿著散落一地的鈔票。男人腹部貼著地麵，警方以膝蓋壓在他的背部，還將他的臉壓進草地中。泥土非常溫暖，在成排的長靴間，他又看到了蘋果。螞蟻不以為意地繼續作工，他吸進青草、泥土和腐爛蘋果的氣息。他閉上雙眼，便回到衣索比亞。
他生命的開端像恐怖童話故事中的情節：他遭父母遺棄。在德國北部基森附近的某個小鎮，一隻閃閃發亮的綠色塑膠浴盆放在神父住處的階梯上。浴盆中有個新生兒躺在皺巴巴的棉被上，有些失溫。而凡是把嬰兒放在那裏的人，也不會留下任何線索——沒有書信、沒有照片、也沒有回憶。唯一留下的浴盆在每家百貨公司都買得到，棉被則是從聯邦軍隊流出。
神父立刻通知警方，但還是找不到嬰兒的母親，於是嬰兒被送到育幼院，三個月後，院方即開放領養。
米夏卡夫婦沒有小孩，他們領養了他並為他取名為法蘭克·薩弗。他們夫婦個性嚴厲而沉默，是巴伐利亞州寧靜的上弗蘭肯區的啤酒花農，他們沒帶過小孩。他的繼父老是說：“人生不是在吃糖。”說著說著就伸出鐵青的舌頭在嘴唇上舔一下。他對待人類、牲畜和植物都是同樣尊重，但也一樣嚴格。如果妻子對孩子太好，他就會責罵她：“你這樣是在寵壞他！”他還說牧羊人絕不會撫摸自己養的狗。
讀幼稚園時他常被人捉弄，六歲時進入小學，沒有一件事如他的意，他長得又醜又高大，特別是他太野蠻。他在學校適應不良，拚字課對他來說是災難一場，各科成績幾乎也都是敬陪末座。女生不是怕他就是討厭他的外表，他很彷徨，於是常用自吹自擂來掩飾自己。他的頭發使他的處境更加孤立，大多數人覺得他很蠢，隻有德語老師說他有特殊天賦。有時她會讓他到家裏做些簡單的修繕工作，還送給他人生第一把折疊小刀。小米夏卡以手工製作一座木製風車，送給她當作耶誕禮物，如果對著風車吹氣，扇葉就會轉動。這位女老師後來嫁給紐倫堡人，在暑假時離開小鎮。她事先沒告訴小男孩，而當他再去她家時，發現他做的風車被擱在門前的瓦礫箱裏。
米夏卡留過兩次級，他從相當於職業預校的主幹中學畢業後，就結束求學生涯，並在附近較大的城市開始當起木匠學徒。現在再也沒人會尋他開心，因為他有一百九十七公分高。因術科成績非常傑出，他才能通過學成認證考試。他在紐倫堡附近的電信單位服兵役，因為和長官吵架而在牢房待了一天。
他曾看過一部在漢堡拍攝的電影，那裏有漂亮的女人、寬敞的街道、一座海港和真正的夜生活，因此他退役後即以搭便車的方式前往漢堡。隻要去到那裏應該會有光明的明天，“漢堡是自由的居所”，他曾在某處讀過。
在複爾斯布特區有家建築木工行的主人雇用他，並給他一間位於廠房上麵的房間，房間幹淨舒適。米夏卡手工很細，因此他們對他也很滿意。雖然他常常看不懂專業術語，但隻要看設計圖一眼，就能完全明白設計樣式，並且能修改設計圖並將之完成。後來，公司放在置物櫃的錢被偷，他就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是最後一名被雇用進來的員工，而在這之前，公司從沒發生過竊案。兩星期後，警方在一名吸毒犯的住處找到公司的錢盒，這才發現這樁竊案和米夏卡完全無關。
後來，他在一家製繩工廠遇到當兵時的老弟兄，他介紹米夏卡到妓院當管理員。米夏卡開始在那裏打雜，這份工作讓他認識許多社會邊緣人如皮條客、地下錢莊老板、妓女、吸毒犯、打手等等，但他盡可能和他們保持距離。在妓院底層陰暗的房間裏住了兩年後，他開始喝酒，他無法承受自己人生的悲苦。妓院裏的女人都很喜歡他，會告訴他她們的厄運，他應付不來這些，於是便為錯誤的人舉債。因為他無法如期償還，於是利息節節高升，後來遭人毒打而躺在門口，並且遭警方逮捕。米夏卡知道，他會就這樣向下沉淪。
於是他決定到國外試試，至於去哪個國家，對他來說則完全無所謂。未經長考他就拿了某個妓女的褲襪，像在電影看到的那樣，套在臉上走進銀行，以一把塑膠手槍脅迫行員，並得手一萬兩千馬克。警方封鎖街道查驗每個行人，而米夏卡在幾乎恍惚的狀態中，早已搭上往機場的巴士。他買了一張前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的經濟艙機票，因為他以為這個城市是位在亞洲，他想著，無論如何能離開德國越遠越好。沒有人攔阻他。在犯下搶案後四個小時，他就已坐在飛機上，唯一的行李是一隻塑膠袋。當飛機升空時，他感到害怕。
長達十小時、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飛行後，飛機降落在衣索比亞首都。他在機場申請了六個月的簽證。
阿迪斯阿貝巴有五百萬居民，其中有六萬名孩童在街頭流浪無家可歸。這個城市充斥著賣淫、偷竊、貧窮，還有在路邊將自身殘疾攤在陽光下的數不清的乞丐和殘障者，希望能夠博得同情。三個星期後，米夏卡終於明白：漢堡和阿迪斯阿貝巴兩地的悲慘生活都差不多。他遇到的那些德國人，在那裏也混不開。當地的衛生條件慘不忍睹，米夏卡感染了傷寒，一直發燒、長皮疹及腹瀉，直到友人設法找來某個不知能不能算醫生的醫生，才給了他抗生素。他又走到窮途末路的地步了。
現在米夏卡確信，世界不過是一座垃圾山，他沒有朋友、沒有前途、沒有任何他可以掌握的事物。在阿迪斯阿貝巴待了六個月後，他決定結束生命，自我了結。但是他不願在汙穢之地死去，而且他身上還有約五千馬克，於是便搭乘往吉布地方向的火車，在過了德雷達瓦幾公裏後，他開始步行穿越草原，夜晚則睡在地板上或夜宿在狹窄的劣質旅館，途中遭蚊子叮咬而被傳染瘧疾。在搭巴士前往高地途中，瘧疾病發，他開始打起寒顫。不知在何處他下了車，又昏又病地穿過咖啡農場，世界在他的眼前變得模糊不清。他在咖啡樹叢間跌跌撞撞，最後昏倒在地。在他失去意識之前最後的念頭是：“這一切全是狗屎。”
高燒稍退時，米夏卡醒了。他知道自己躺在床上，有位醫生和許多陌生人圍繞著他，他們都是黑人。他立刻了解到，這些人幫助了他，接著又昏昏沉沉地陷入高燒的噩夢中。瘧疾來勢洶洶，雖然這裏是高地沒有蚊子，但當地人知道如何治療這種病，因此他們在咖啡園中發現的這個外國人，會存活下來。
燒慢慢退了，米夏卡睡了將近二十四小時，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白色的房間裏。他的夾克和褲子都洗幹淨、並整齊地搭在房間內唯一的椅子上，背包則放在旁邊。他試圖站起來，但兩腿一軟，眼前漆黑一片。於是他在床邊坐了十五分鍾，又試著站起來。他急著想上廁所，便打開房門走到走廊上。有個女人走向他，激動地揮舞手臂並搖頭說：“不，不，不。”她攙扶著他，催他回房間去。他以手勢清楚地讓她知道他的需求，於是她點點頭，指著床底下的一個桶子。他覺得這女人很美，然後再度入睡。
當他再度醒來時，覺得身體好多了。他檢查放在背包裏的錢，一毛不少。他走出房間四處看看，這個小房子由一房一廳和廚房所組成，處處整齊清潔；然後他來到鎮上的小廣場，空氣清新中帶著舒適的涼意，孩子們朝他蜂擁而上，他們大笑，想觸摸他的紅頭發。當他了解他們的意圖後，便坐在一個石頭上，隨他們去，孩子們也玩得很開心。不知何時那位美麗的女人，也就是他借住處所的女主人來了，她看似責備地用力拉他回家，並遞給他雜糧薄餅，看他把薄餅全吃光光，不禁滿意地對他微笑起來。
漸漸地，他認識了這個以咖啡農為主業的村落。村民在咖啡樹叢間發現他，合力把他扛回家並到城裏請來醫生。他們對他很友善，在恢複體力後他想出力幫忙，農夫們起初很驚訝，後來就接受他的協助。
半年後他還是一直住在那個女人家裏，慢慢地他開始學習她的語言，最先學的是她的名字阿亞娜。他在筆記本中，把單字標上音標，當他發音錯誤時，她會嗬嗬大笑，有時她會撫摸他的紅發，不知何時他們也接吻了。阿亞娜二十歲，她的先生兩年前在省會出車禍過世了。
米夏卡在思考咖啡種植的問題。咖啡的收成是件辛苦的差事，在十月到三月間以手工采收。他很快就抓到問題所在——這個村落是咖啡交易網的最後一個環節。那個來收取幹燥咖啡豆的男人，工作輕鬆但賺得比咖啡農還多，他擁有一輛老舊的卡車，而村裏沒有一個人會開車。於是米夏卡花了一千四百美元買了一輛好車，自己將咖啡豆載去工廠，結果賣出九倍於以往的價格，他將利潤平分給農人。接著他教村裏的青年德瑞傑開車，他們現在也聯手收取附近村落的咖啡豆，並付給農人三倍於從前的價格。沒多久，他們就能買一輛大卡車。
米夏卡思索著如何讓工作變輕鬆，他開車到省會，買來一部老舊的柴油發電機，並用報廢的輪胎鋼圈和鋼繩，在農場和村落間建造一條纜車，還製作大型木箱作為載運的容器。這條纜車線斷過兩次，後來他才找到放置木頭支柱正確的間距，並且以鋼繩來強化支柱的支撐力。最年長的村民對他的嚐試先投以不信任的眼神，但當纜車運行正常時，他也是第一個拍背讚賞米夏卡的人。現在咖啡豆可以快速運送，農人再也不必扛著沉重的豆子走回村裏，收成的速度變快，工作也不會那麽辛苦。孩子們很喜歡纜車，他們在木箱上畫上臉孔、動物和一個紅頭發的男人。
米夏卡想更進一步改善收成成果。收成後，農人會將豆子鋪在架子上五個星期，到它們幾乎完全幹燥為止，在這之前要不時翻動。架子會放在小屋前或屋頂上。如果太潮濕，咖啡豆就會腐爛，因此攤開的豆子必須是薄薄一層，否則全部都會腐壞。這是件很費力的工作，家家戶戶必須親力親為。後來米夏卡買來水泥，調成混凝土，在村子前鋪設了一片空曠的場地，可以存放村裏所有農人的收成。他還設計了一隻大型耙子，於是村民現在一起幫咖啡豆翻麵，並在曬豆場上方拉起一張以透明塑膠布製成的防雨布，咖啡豆在塑膠布下麵很快就能幹燥完成。村裏的咖啡農個個心滿意足，工作變少了，而且再也不會有豆子腐爛。
米夏卡了解到，如果豆子不是單用幹燥處理，那麽咖啡的品質可以再進一步改善。村旁有條小溪，泉水清澈見底，米夏卡用手水洗咖啡豆，並將之篩選分裝在三個水槽中。他透過一名中間商，以少許金錢買到一部可以將果肉和咖啡豆分離的機器。第一次嚐試沒有成功，那些用這種方式去除果肉的咖啡豆發酵過度，這讓他從中學到，所有設施必須保持絕對幹淨，一顆殘存的豆子就像會壞了一鍋粥的老鼠屎。最後，他終於還是成功了。咖啡豆經水洗並除去羊皮層上的殘餘後，再晾在曬豆場上他畫出的一小塊地方幹燥。當他帶了一袋先水洗再幹燥的豆子去到商人那裏時，他拿到三倍的價錢。米夏卡向農人解釋製程，收成好的咖啡豆透過纜車可以快速運送，如此一來咖啡豆可以在收成後十二小時內完成水洗程序。兩年後，本村村民生產出遠近馳名最好的咖啡豆。
阿亞娜懷孕了，她很期待孩子的到來，小女孩出生後，他們為她取名為蒂縷。米夏卡感到驕傲又幸福，他知道，阿亞娜拯救了他的生命。
整個村子變得富有起來，三年後全村有五輛大卡車，收成流程安排得非常完美，村裏種咖啡的人口增加，於是他們也鋪設灌溉係統，並種植防風林。米夏卡受到村民的尊敬並且名聞全區。村農會拿出部分收入作為公基金，米夏卡則從城裏找來一位年輕的女老師，教導孩童讀書寫字。
如果村子裏有人生病了，米夏卡會負責照顧。當地的醫生整理出急症備用藥品，並教導米夏卡醫學基本常識。他學得很快，曾親眼目睹毒血症要如何治療，也會幫忙接生。這位醫生晚上經常去米夏卡和阿亞娜家小坐，並敘述聖經國度中的長篇故事。他們成了好朋友。
要是有人起爭執，大家就會去問這個紅發男子的看法，米夏卡不接受任何賄賂，也不會偏心任何部族或村落，他的判決有如正直的法官，大家都非常信任他。
他找到了他的人生，阿亞娜和他非常相愛，蒂縷健康活潑，一天天長大，米夏卡幾乎不敢相信這樣的幸福是真的。有時候——但次數越來越少，他還是會做噩夢，這時阿亞娜會安慰他。她說，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過去。米夏卡和她在一起的這幾年，整個人變得溫柔沉靜起來。
不知何時當局注意到他，他們想看他的護照，這時他在衣索比亞住了六年，他的簽證也過期已久。他們很客氣，但還是堅持他必須前往首都說明此事。離開村落前向大家辭行時，米夏卡有不好的預感。德瑞傑送他去機場，他的家人追在車子後麵跟他揮別，阿亞娜哭了。
米夏卡被送往位在阿迪斯阿貝巴的德國大使館，有位官員看了看電腦，就帶著他的護照消失了。米夏卡足足等了一個小時。當這位官員再度現身時，換上一張嚴肅的臉孔並帶來兩名警衛。他遭到逮捕，官員宣讀漢堡法官簽署的羈押令，他在銀行櫃台留下的指紋，證實他犯下銀行搶案，而指紋資料庫之所以有他的資料，是因他先前曾涉及鬥毆案件而留下的。米夏卡試圖逃跑，於是被製服在地並戴上手銬。在大使館地下室的牢房待了一晚後，即由兩名安全人員押解他飛往漢堡，並把他帶到審查法官麵前。三個月後，他被判處五年的法定最低刑。這刑責很輕，一來因搶案發生已久，再者也因米夏卡沒有前科。
他沒辦法寫信給阿亞娜，因為他在衣索比亞的家連地址也沒有。位在阿迪斯阿貝巴的德國大使館不能或不願意提供協助，當然，村子裏也沒有電話，他也沒有照片。他成了獨行俠，幾乎不言不語。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
三年後他首度獲準可放無需警方陪同的探親假，他想立刻回家，不想再回牢房。不過他既沒錢買機票，也沒有護照，但他知道如何取得這兩者。在牢裏他偶然間聽到柏林有人專門偽造鈔票和護照，他知道他的地址，於是便以搭便車的方式找到那裏。這時他的探親假已結束，但未準時向獄方報到，因此又被通緝。他是找到了偽造專家，但對方要先看到錢，而米夏卡的口袋幾乎空空如也。
他非常絕望，在城裏走了整整三天，沒吃任何東西也沒喝一口水，他掙紮著，他不想再犯案，但是他要回家，回到他的家人阿亞娜和蒂縷身邊。
最後，他在火車站以僅存的一點保證金買了把玩具槍，並走進他看到的第一家銀行。他看著女行員，槍管朝下，他口幹舌燥，隻有輕聲地說：“我需要錢，請原諒我，我真的需要錢。”起初她不懂他的意思，了解後就把錢給他，後來她說，她很“同情”他。她給他的錢是銀行事先準備好應付搶匪的，同時她也不動聲色地按下警鈴。他拿了錢後，把槍放在櫃台並且說：“真是對不起，請您原諒我。”銀行前有片綠色草坪，他再也跑不動了，隻有慢慢走著，最後幹脆坐下來等待。這是米夏卡第三度走進死胡同。
一位米夏卡的獄友請求我接手他的案子，他在漢堡就認識他，並願意為他負擔律師費。我去莫阿比特法院拜訪米夏卡，他把印在司法機關慣用的紅紙上的逮捕令拿給我看：銀行強盜搶劫，為此被告所犯之前案，即在漢堡判決中未服畢之二十個月之刑期必須一並執行。為米夏卡辯護看起來是無意義的，因為他犯下新搶案被逮，且還曾因強盜搶劫被判過刑。因此重點在於刑期長短，而從重量刑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米夏卡有某種特質打動了我，這案子也有某些部分不太一樣，感覺上這個男人不是典型的搶匪，所以我接下了為他辯護的工作。
接下來幾個星期，我常常去探視米夏卡，起初他幾乎不跟我談，看起來像在封閉自己，後來才慢慢打開心房，一點一點地敘述自己的故事。他什麽都不願透露，是因為他認為，如果在獄中說出妻女的姓名，會出賣了她們。
辯護律師可以申請心理醫師或心理學家，檢查被告的心理狀態。法庭也會追蹤檢查結果，如果能夠提出證據，就能證明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異常，當然，心理醫師等專家的鑒定結果，對法庭來說是沒有約束力的，也就是說，心理醫師不能決定被告是否可以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而減輕或免除刑責，隻有法庭可以裁決，但是專家可以提供科學根據作為法官判決之參考。
很明顯地，米夏卡犯下這樁銀行搶案時精神有些錯亂，沒有人會在搶銀行時跟行員道歉，然後拿著搶來的錢坐在草地上等著被逮捕，因此法庭委托心理專家鑒定米夏卡的精神狀態。兩個月後鑒定報告出爐，心理醫師推斷米夏卡在犯案時的行為能力“受到限製”，至於後續報告則會在言詞辯論時再做陳述。
米夏卡被捕的五個月後開庭審理本案，除了審判長和一名較年輕的法官外，還有兩名女參審員。審判長隻安排了一天的庭期。
米夏卡坦承犯下銀行搶案，他答辯時猶豫遲疑、聲音太小。警方說明他們如何逮捕到米夏卡的，他們描述他坐在草坪上的樣子。那位“製服”米夏卡的警員則說，米夏卡並未加以反抗。
銀行行員說，她沒有恐懼，相反地還為搶匪感到難過，因為他看起來如此悲傷，“像條狗”，她說。檢察官問她，現在她工作時會不會害怕，她是否曾為此請病假，她是否需要接受被害者治療等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她的答複都是否定的。這個搶匪隻是個可憐的家夥，他比大多數的顧客還有禮貌。於是檢察官使出殺手鐧：如果證人受到驚嚇，那麽被告會被判處更重的刑責。
玩具槍也被當做證物加以檢視，那是中國製的便宜貨，重量隻有幾十公克，看起來一點也不危險。一名參審員將它拿在手上查看時，不慎把槍掉到地上，有塊塑膠片還裂開。對於這樣的武器，大家幾乎不可能將它當一回事的。
開庭時當查明犯行後，通常會問到被告的“個人狀態”。
米夏卡在言詞辯論期間幾乎是心不在焉的，要讓他至少簡單交代他的人生，是很困難的。他非常緩慢地、一段一段地，試著敘述他的故事，但還是因詞窮而說不清楚。他和許多人一樣不會表達自己的感覺，於是由心理專家陳述被告的生活經曆，看起來會容易一些。
心理醫師做好充分準備，他巨細靡遺地描述米夏卡的人生。庭上已看過心理鑒定書麵報告，但是對參審員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因此她們聽得非常專注。心理醫師訊問米夏卡的次數高出尋常許多，當他說完後，審判長轉身詢問米夏卡，心理專家所說的一切是否都屬實，米夏卡點點頭說：“是的，他說的都對。”
然後心理醫師被問到，根據他的專業評估，被告在犯下銀行搶案的心理狀態如何。他表示，米夏卡三天在城裏徒步漫遊，不曾吃下或喝下任何東西，造成他的行為能力明顯受限。米夏卡處於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狀態，而且他也幾乎無法決定自己的行為。法庭傳訊證人到此告一段落。
米夏卡在中間休息說，為什麽大家要為他付出這麽多心力呢，反正他會被判刑，這一切努力都沒有意義。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首先是檢察署提起公訴。德國的檢察機關不同於英、美兩國，它在言詞辯論過程中采取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們是客觀的，他們也會調查案情是否符合免除刑責之條件，因此對他們來說，無所謂輸贏——也因此除了就法論法，他們對其他事證毫無熱情，隻服膺法律與正義，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而在一般的偵查程序中，也的確是這樣。但訴訟過程中的激情往往會改變這種情況，於是乎檢方的客觀性開始受到傷害，但這是非常符合人性的，因為一個盡責的控方依然還是控方，隻是要指控被告、尤其還要同時保持中立，會變得難上加難。也許，這就是我們的刑事訴訟法中的不足之處。
檢察官對米夏卡具體求刑九年，他說，他不相信米夏卡所說的故事是真的，這故事“太不可思議因此可能是杜撰的”。而且他也不接受犯罪能力不足的論點，因為心理醫師的鑒定報告是根據被告的說法，因此不足采信。真正的事實隻有米夏卡犯下銀行強盜案，“法律上對銀行搶案最輕刑責為有期徒刑五年，”他說，“但被告二度犯案，唯一可以接受減刑的理由為贓款俱在且被告坦承犯行，因此衡諸被告之犯行與罪責，九年有期徒刑是合宜適當的。”
然而，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相信”被告的說法，法庭上講求的還是證據。因此被告的優勢在於，他無需證明自己的無辜，也不用證實自己的說法為真。但是對檢方和法庭來說，對於他們無法證實者，他們不得做任何宣稱。這聽起來容易，但實則不然。沒有人能那麽客觀，總是能清楚區分“推測”與“證實”。我們以為確切知道某件事，但這是我們錯誤的以為，而要找到並回到正確的道路，往往一點也不簡單。
在我們的時代，結辯詞不再是訴訟過程中決定性的要素。如今檢方和辯護律師不是對陪審員，而是對法官和參審員侃侃而談，任何錯誤的語氣、不當的行為如袒胸露背或過度咬文嚼字，都是難以忍受的。偉大的結辯語是前幾個世紀的事，德國人不再喜歡慷慨激昂，他們已經受夠了這些。
但是偶爾還是可以來點戲劇性的小安排，一場教人料想不到的場景即將上演。米夏卡對此完全一無所知。
有位朋友在外交單位服務，她駐紮在肯亞，透過許多關係幫我找到米夏卡的友人，即那位來自省會的醫生。這位醫師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和他通電話並請求他前來出庭作證。當我提出機票費用由我負擔時，他取笑我太小看他；他說，他好開心他的朋友還活著，不論天涯海角他都會來看他。此刻，他就站在法庭門口等候傳喚。
突然間米夏卡清醒過來。當醫師步入法庭時他淚流滿麵，整個人跳起來，想向他奔去。警衛拉住他，但審判長示意隨他去。兩人在法庭中間相互擁抱，米夏卡高高舉起這個個頭矮小的男人，緊緊抱住他。醫生帶來了一卷錄影帶，審判長派警衛找來放影機，於是我們看到了那個村莊、纜車、大卡車、喧鬧的孩童和大人，他們一直對著攝影機揮手，並笑著呼喊“法羅克、法羅克”，然後鏡頭上終於出現阿亞娜和蒂縷。米夏卡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開心得不能自已。他坐在他的朋友旁邊，一雙大手緊握著對方的手，激動到幾乎要把他的手壓斷。審判長和其中一位參審員的眼中有淚。這完完全全有別於一般的法庭場景。
德國刑法為罪刑法定主義，即根據一個人的罪行具體求刑，我們會問對於被告的犯行，何種程度的罪刑才是適度的。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中世紀時則簡單多了，無論犯罪動機為何，皆依照犯行論罪。於是偷竊就一定是砍手，不論是基於貪財或饑餓而偷。那時刑罰是某種數學題目，每個犯行都會對應到一個明確的刑責。今天我們的刑法比較明智，更貼近現實生活，但要做出正確的判斷也更為困難。一名銀行搶匪不會僅僅是個銀行搶匪，我們如何能責備米夏卡？他所做的不正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做的？易地而處，我們會有其他選擇嗎？回到心愛的人身邊，不是所有人類共通的渴望嗎？
米夏卡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庭期結束後一個星期，我在莫阿比特法院的長廊遇到審判長。她說，兩位參審員合力幫米夏卡湊了機票錢。
米夏卡服刑過半後申請假釋，這位執行法庭的審判長有種馮塔納小說主角廣納一切的寬容調調，他要求再聽一次全案始末，然後隻嘟噥著說：“不可思議。”於是批準他的假釋申請。
現在，米夏卡又回到衣索比亞，並取得當地的國籍，然後蒂縷也多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偶爾米夏卡會打電話給我，他總是說他很幸福。
(來源：摘自《罪行》，2011年7月，初版。)
|
(1) 采用外觀簡單的播放器和播放列表。
(2) 提供可選擇的播放列表，以便在不同時間選聽想聽的部分。
(3) 設置最後一集播放結束時的停止循環播放，以消除聽播無限循環的煩惱。
(4) 播放器和播放列表力求簡潔，沒有不是必要的顏色和按鈕的設置。
缺點：不知本設置的壽命如何，若是環境的改變造成不能播放，那就隻有改回原來的版本。
他從出生起就被遺棄，被捉弄，一直在向下沉淪，他所經曆的人生“這一切全是狗屎”，直到—— 直到他於病痛中受到村民的熱情幫助和悉心照顧，他存活了下來，恢複後他也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幫助了村民，大家一起和貧窮作戰，村子變得富有起來，他也在異國他鄉找到了他的人生。
讀到他被押回德國受審，那位曾經給他治病後來又目睹了他和村民一起奮鬥全過程的異國醫生，來到法庭作證，播放了村莊改變後的麵貌，村民們對他的歡迎，親人們對他的盼望和祝福，審判長和參審員的眼中都有了淚... 法律是架在高幾上的一柄鐵劍，鐵劍的後麵也有人性的溫柔和對弱者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