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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中國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12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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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每周一篇正式發表徐文立2004年開始寫的係列內部通信1－9《我們怎麽辦》。
徐文立：我們怎麽辦（2）
徐文立：我們怎麽辦（2）（2004年8月15－19日）
不是回應的回應
第一部分
XXX：
你是有敏銳的政治嗅覺的，懂的要把政治動向放在政治大背景中去觀察和考量。
你說:“我仔細分析並堅信那胡編亂造的文章顯然是出自國安人員所為——目的也顯然是為了攪渾民運圈以讓胡錦濤順利訪美。”
你說的有一定道理，聯係到中共破壞我們今年的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動，先是在清明節前抓、放二位“天安門母親”，以威懾；後是“六四”前夕，利用所謂“反台情緒”（原反國民黨，現反台獨），……，深層上捎帶摧損和瓦解國內自由知識分子陣營；他們在打擊……的過程中故意點了……的名字，這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陸的知識分子曆來有怕與台灣粘任何邊的恐懼症；遇到與台灣粘任何邊的事，首先是摘清自己，所以因“自保” 而潰不成軍。
五七年是有真右派的，真右派們也大都是自詡“清高”的知識分子。遇到事，首先是摘清自己，所以因“自保”而潰不成軍。在這方麵，有些個別所謂“清高”的知識分子的德行比黑社會還不如。
應該承認，中共他們是有一些操盤高手，他們摸清了以知識分子自居的文化者、民運人的七寸在哪裏，加上中共他們一貫的政治流氓、黨棍作為，輕易就能讓“自保”的隊伍潰不成軍。有一些所謂的“民運分子”也學會了這一套，用這一套來對付他們自認為的“政敵”，擅長並習慣這樣作為的十有八九者在社會上本來就是流氓成性者，現在依然流氓成性。可悲的是，往往是流氓成性的能“成事”，我不羨慕他們，也不想效法他們。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反對毛氏的階級鬥爭“唯一論”，而走向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虛無論”。
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在人類社會中實際上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
我們隻是要避免和防止按毛氏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和處理所有問題，凡事都搞上綱上線。然而，我們又不能夠忽視某些政治動向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政治背景，而囿於個人的恩怨、純道德評價、地區性問題，而忽略對大是大非問題作必要的政治分析和考量。
“江胡水淼者”似乎很了解情況，但是對一些基本的真實情況，甚至天天飄在坊間和網上的基本的真實情況，他卻又似乎不了解，他卻又故意不了解，而完全在那裏捏造。這就讓人感覺他是有意在那兒混淆視聽，挑動某些人的情緒，挑撥一些人的關係，起碼客觀上搞亂我們的陣營。
他的種種跡象表明，他在故意地偏袒某個人；他在故意地為某個人張目；他在故意地挑動某些人的情緒；他在故意地挑撥幾個人特定人的關係；他在故意地打擊幾個特定的人。為此，他要故意擺出了一副“公允”、“正義”、“為了中國民主黨好”的架勢。所以，又很難說他是真的有什麽樣的政治大背景。當然，我們不會因為要準確地判斷他到底是在維護哪個小團體的狹隘利益，而忽略他可能有的政治大背景。
因為我們不是階級鬥爭“唯一論”的信徒，不屑搞那種階級鬥爭式的上綱上線。隻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把人類社會從來就存在著的階級、階級鬥爭，由此而引發的政治鬥爭；或者不由此引發的、但實實在在存在的政治鬥爭、權力和權利鬥爭，統統都視而不見而忽略掉。
我們要學會把可能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隻看作人類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著的一種重要的鬥爭，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鬥爭。
人類的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是很複雜的，往往一些看似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甚或嚴重的政治鬥爭、以至於引發人類最暴烈的行為——戰爭這樣的特大事情，有的時候，有的事件，甚至有的戰爭，僅僅是發端於一種與事件毫無關聯的偶發事件、某個個人的某種情緒、或與此事無關的彼因素。
所以，我們要分析一種政治動向除了要靠敏銳的政治嗅覺，更要靠判研事實和證據。
當事人的眼光、分析問題的能力是最不可靠的，它太受個人的情緒、好惡、利害所左右。
特別是斯大林、毛澤東遺留給人類社會和共產專製社會的那種“一抓就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階級分析和路線分析”的兩個棍子。當年，斯大林、毛澤東最擅長的就是用這兩個棍子，肆意地去打擊他們的政敵、他們所不喜歡的人和事，直至打擊無辜的民眾，那就成了滔天罪惡。
還是那句話：我們的思維方式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
是什麽就是什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重事實，要重證據；要耐得下性子，等待時日，自然會水落石出；即便做不到水落石出，也比判斷錯一件事情，冤枉一個人要好得多。不管這個人是所謂的自己人，還不是所謂的自己人；所謂自己人與非自己人永遠都不會有一條明晰的界限。但是，他隻要還是個人，我們都要給予他作為一個人的尊重，和對反對、批評你的意見的尊重。隻要是意見，不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或是半善意的還是半惡意的，都應把它視為一種警戒、一種提醒、一種規勸，聽取了並改正，就是一種營養。
我在1993年5月26日“假釋”至1997年11月29日，近四年多，也經曆過類似的情景。朋友和不是朋友的人都曾經“逼”得我很凶，我都百般地搪住了。因為我知道，一個人自己站都站不穩，不要說人家想打倒你、推倒你、搞倒你、誇倒你、捧倒你，甚至隻要輕輕地碰你一下，你都可能倒下去。何況，我們要從事的是偉大的可能盡畢生的精力在中國都完不成的“結束一黨專製，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事業呢。即便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國和西方世界，我們同樣需要先“安身”才能“立命”，甚至在這個地方安身更加艱難。我們語言不通，他們美國和西方世界又是一個麵對全世界的無數紛雜問題的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像掉進了一個世界事務的大海之中一樣。
可能有的朋友會說，我們組成一個團隊不就行了嗎？不就可以解決我們的人力和財力不足的問題了嗎。是的，這很有道理，但是，這些朋友想過沒有？要組成一個政治性的團隊是必須有一些最基本的條件的，如果我不是從1993年到1997年去準備了些必要的條件和秦永敏、查建國、高洪明等等國內的朋友、王希哲等等海外的朋友的鼎立相助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空中民主牆”、“中國人權觀察”、“政治反對派陣線”和全國性的組黨活動。
我們的朋友總是抱怨：中國為建立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了，可是遲至至今卻不能變為現實。
實際上，任何事情特別是這樣偉大的事業，急是急不來的，它是一定必須具備一些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的，那就是：幾乎每個民眾都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權益”需要他去維護並能夠維護；而這種“需要和能夠維護”又是需要“高度自治”作為必要的傳統的。
西方的皇帝、國王、總統、總理也和東方的、中國的皇帝、國王、總統（主席、黨魁）、總理一樣都會被權力所腐蝕。任何人毫無例外地都會被權力所腐蝕。然而，建立在尊重私有製度和個人權益基礎上的、逐漸形成的社會高度自治基礎上的民主自由國家，隻是以製度性的安排來確保社會的統治者或管理者不可能把他們的權力變成長期的、唯一的和不受監督的。
就個人而言，孔孟所主張的“修身齊家平天下”並非沒有道理，隻是我們應該把它進步為“修身、安家、為天下”。今後中國的民主社會，恐怕再不會允許和存在職業革命家和職業政治家了，恐怕再也不會允許僅靠政治吃飯的了；僅靠政治吃飯的人，往往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僅靠政治吃飯的人往往願意把政治引向極端，因為隻有這樣，他的這碗政治飯才能繼續吃下去。對於這種人，什麽更新換代、有限責任、有限任期，都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那個權位、那個不要說不合理的特權，就是人類社會必然有的合理的特權，對於任何人的腐蝕作用都是一樣的。所以，對於我們為現代的民主政治事業奮鬥的人，在修身方麵又增加了一個安身的內容。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應該除政治以外又有自己的專業，首先應該自己能夠養活自己。
其實，自由民主的國家，它不是我們從共產黨那兒接受過來的“絕對平等”、“絕對無等級”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如果我們不把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摒棄的話，哪談得上什麽“團隊精神”，什麽有效率的、而不以內鬥為主的政治團隊呢！
海外的民運幾次大聯合所造成的幾次大分裂就是明證。
看看人家自由民主的國家，他們的自由民主是這樣的嗎？不，不是的。
我們不能說，在共產黨的國家裏，他們完全不講民主、自由、平等，還有現在也跟著講人權。然而，他們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是冠著“假”字的，當我們逆反地去追求真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時候，往往會不自覺地落入共產黨長期灌輸給我們的那種假自由、假民主、假平等、假人權的陷阱當中去。
這事很悲哀！
所以，我們有些朋友來到美國會說，美國怎麽會是這樣的呢？
如果，我們至今仍然閉著眼睛不看美國和西方世界的現實，而陶醉在自己的虛幻的假自由、假民主、假平等、假人權的陷阱當中，比如那種不顧個人生命，不顧家庭安危的思想和行為，在有自由民主傳統的國家當中，是不可取的，他們不認為這是真的英雄主義。
其實，美國和西方世界很前衛、但又是一個以保守主義、尊重傳統為主的社會，他們有的黨居然敢把“保守”二字冠在它的黨的名稱上，“保守”在他們這兒不是貶抑詞，他們沒有我們那個社會長期彌漫的假英雄主義，他們更加尊重個人的正當的利益，更加尊重家庭的價值。
美國社會比起那些北歐的所謂的福利社會，更強大、更有生命力，那就在於它保持著一個移民國家的良好傳統，即“慷慨”又“吝嗇”，它有限度地慷慨地敞開大門，它又“吝嗇”地（在不得已時才啟動最低生活保障）讓每一個移民者在“苦海裏掙紮”，讓每一個移民者自我去奮鬥，迫使每一個移民者都調動自身的最大的能量，去創造美好生活。這，才是美國的強大的奧秘之所在。
當然，在中國大陸那樣嚴酷的現實麵前，總是要有少數人冒著犧牲個人和家庭去苦鬥，對於這些苦鬥者，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但是在當今世界，我們不能要求在那樣嚴酷條件之下的朋友們，全都不顧個人的安危，全不顧家庭的安危，我們希望他們要善於保護自己和保護自己的家庭，而不得已要付出的時候，也要把這種損失減低到最小。
我們應該從那種清教徒式的革命模式當中掙脫出來了。無視個人生命的安危，無視個人家庭的安危，不應該是我們的價值取向。一百多年來，左傾思想占上峰的曆史應該結束了。我們既然來到了自由世界，就要學懂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真人權。尊重自己的同時，也要學會尊重別人，特別學會尊重別人的家庭。
我想，國內的朋友盡管對我們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們更懂得、更了解國內的社情民意，更懂得用什麽樣子的戰略和策略去指導他們的行動，他們是有為的聰明的年輕的一代，他們不會認為美國政府是我們開的“私家店”，他們不會認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可以主宰世界事務和中國事務，那是不可能的。
人類社會既沒有滅世主，也沒有救世主。
一代人有一代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在努力，我仍會努力，我會和年輕的朋友們一起努力。
無須揚鞭自奮蹄。
但我會量力而行。
我會走得穩妥而又巧妙。
與年輕的朋友比，我知道我來日無多，我會抓緊，請給我時間。
徐文立2004年8月19日淩晨三點五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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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先生：
我仔細分析並堅信那胡編亂造的文章顯然是出自國安人員所為——目的也顯然是為了攪渾民運圈以讓胡錦濤順利訪美。
您誠摯的，
XXX
8/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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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所附內容皆明碼明電發過，對共產黨、對很多人早不是秘密，特此周知。附件略刪。
附件一
……
附件二
文立兄：
不知什麽時候冒出一個“湖水淼[竟然還與‘東海一梟’相比”]？這個人的用意一目了然。國內不認可這種人。他[他們]的目的與陰謀不可能得逞。中國民運陣營是不會再被牽著鼻子走的。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任何別有用心的陰謀。我敢斷定“湖水淼”就象其名字一樣，將很快消失在陰溝之中。國際社會也不會再被這種人牽著鼻子走。我及我的國內同仁們是支持你的。
祝你愉快！！！
你堅定的民運戰友：XXX
2004.8.19
[文立先生可以公開]
附件三
答XX信
XX：
非常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如果說需要原諒，應該是我請你原諒。其實，我在國內的許多來往的信函中，早已發現了一個熱情而又富於理性、有獨立創見又善於協商共事的XXX。但是，苦於煩雜的事務而沒有努力去尋找那個交匯點，覺得心儀也就夠了。事實說明我錯了，好在我現在改了，我立即設法找到了你的Email地址。這之後，我想任何力量也不可能將我們之間阻隔。
我和所有的流亡者一樣，盡管用了一切力量去了解我的母國的微小的變化，但是畢竟少了身同感受，卻多了現實生存的緊迫。所以，無論是我個人、還是今後一定會有的一個為中國民主事業、為中國民主黨服務的團隊，對於國內的事物恐怕都不可能有指揮權，隻有建議權；都不可能起主導的作用，隻可能起輔助的作用。盡管這樣，我會盡心盡力。
我在中國大陸從事民主事業20多年的曆史告訴我，在中國大陸從事政治活動，右了固然不好，但左的危害往往是致命的，當然能找到一個相對“萬全”的平衡點是最不容易的。對於我們來說的大好局麵，往往都是為一些左傾的小團體和個體的衝動所葬送。因為任何重大的失誤的惡果，都是要由反對派的全體來承受的。當我高興地看到國內一個朝氣蓬勃、協商共事的群體出現的時候，我的這種擔憂再次變得強烈起來，我很怕左的東西占上風的事情再次發生。所以，我建議這個無形的群體的內部可以不可以協商地訂出一個規則，一是保證自己不去做那種左傾衝動的事情。二是有關重大的政治決定應該有一個較為充分的醞釀和討論。如大陸嚴峻的政治形勢不允許對這類問題進行討論的話，也應該找到除明文明電討論之外的一種方式來代替。我知道不容易，至少大家的生活都比較窘迫。
當然，有些話、有些事在中國大陸不便說、不便做，可以讓我們在海外的朋友們來說、來做，可好？
當然，政治的險惡和複雜，一定會出現如俗話所說的：“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那也真是防不勝防。那隻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關注中國中心”（CCC）的網站限於資金和人力，剛剛初創，就陷入了停頓期，如果有條件將它辦得更好的話，希望它承擔這樣三個任務：一是為海內外從事和關心民主事業的朋友們提供一個思想庫，至少將囊括自康、梁至當今的憲政民主思想之總匯；二是為未來的憲政民主共和國的新憲法提供一個研討平台；三是為具有基礎意義的《公民課本》或曰《公民常識》的編纂提供一個虛擬空間。當然，其他為中國民主事業、為中國民主黨的現實服務自然不在話下，所以，這個網站的域名叫CDP1998，網址為：www.cdp1998.org。
所以，不久將會在網站上並同時向你們發布兩份都近一百頁600K左右的《公民常識》（討論稿）和《中國民主黨資料匯編》，希望不要撐破你們的信箱。
保持聯絡，我的朋友XX。
徐文立2004年8月23日
附件四
答XX信
XX並各位同誌和朋友：
謝謝！
信的內容讓我看出你的成熟和實在。
X的署名是他本意，我基本認可。
你說：“國內目前的主要任務，我個人認為，還是在民眾間，宣傳民主的理念，發展組織，保存力量為主。”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中國的民主事業一定要以國內為主、國外輔助。
因為：
一，惟有國內才能最準確地把握瞬息萬變的情況，國外在不了解實情的情況下常常是瞎指揮。以國外指揮為主是不可取的。當然，國外可以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供國內朋友們參考。但是，采納不采納、采納多少，決定權在國內而不是在國外。國外可以啟動某些個別事情，請國內呼應，那不宜是經常性做法。
鑒於目前國內不宜以一個正式的組織麵目公開出現，所以要形成一個集中統一的領導是困難的。我高興地看到國內已經形成了協商共事的良好機製。這種方式，我個人以為，應當維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這種機製有利於磨合，逐步形成集中統一的領導中心。
二，我高興地看到，國內具有領導才能的年輕的同誌們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既有戰略眼光，又有策略手段。他們足以擔當起領導國內民主運動的重任。我和我國外的朋友們將竭盡全力地支持你們。隻是我個人還不具備必要的條件和能力做得更好。
我會努力，請給我時間。
……
……
我目前的個人經濟狀況，除個別的，基本上不可能對國內的朋友們在經濟上有什麽幫助。
我目前也不具備條件邀請任何人來美國訪問或居留。
……
徐文立8/21/04 淩晨3：00
附件五
……
附件六
……
附件七
關於《關注中國中心》（CCC）發布
《公民常識》討論稿的說明
徐文立
（2004年9月1日）
編纂《公民常識》或《公民課本》是為未來民主中國奠基的一項偉大工程。
人類現代史告訴我們，民主不僅僅是一個進步的製度選擇，它更是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
唯有人們像渴望空氣、水和食物一樣地渴望民主製度的時候，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在那個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有人說，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麽樣的製度；又有人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會有什麽樣的人民。
這樣一來，讓這個討論，又回到了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古老的哲學旋渦當中去了。
其實，人民和製度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既不是先有誰，也不是誰決定誰。
憲政民主的共和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憲政民主的共和國，自然首要的是做好一個製度安排，重點是限製政府的權力、限製執政黨的權力、特別是限製執政者的權力；同時也限製在野黨的權力、限製在野黨領導人的權力；同時也限製一切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的權力。
人類曆史向我們表明，每一個人都是自以為是的。
有政治抱負和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更是一批自以為是的人。
但是，每個人會因為他作為人，而必然固有種種缺陷。
有政治抱負和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也必然會因這些缺陷，而危及公共權益。
現代社會，在經濟領域裏，幾乎仍然在沿襲著古老而有效的組織結構和管理結構，盡管也有了一些諸如董事會、股東大會等製約機構，但是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長期以來所固有的管理模式。
這，正是讓一些自認為是共產專製的異議者，然而實質上是無政府主義者、民粹主義者迷惑的地方。
因為現代經濟是市場經濟，它是靠市場的優勝劣汰這樣的自然的淘汰機製在運行著，它不懼怕任何可能危及全社會公共權益的劣勢公司對社會的危害；因為現代社會同時又是一個法治社會，它的反壟斷、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等等法案，有可能把這種有效率的機製的危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在政治領域，現代社會是采用權力分割、權力限製、權力有限和相應的權力責任製，來保證公共權力的使用者隻有更多的造福於社會，更少的危害公共權益。
但是，每個公民也不是一個天然的聖徒。
每個公民有必要在知道自己天然擁有的權利、並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這種權利的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權利的“邊界”在什麽地方。
這就是：“規則”的認同意識；“邊界” 的認同意識。
每個公民有了這樣的一些意識，才會防止“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才有可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今天發布《公民常識》（討論稿），讓我想起了美國潘恩的《常識》，整整影響了美國整整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後世。所以，這個討論稿的發布有著它的特殊的意義。
《公民常識》是國內的朋友精心撰寫的討論稿。我們歡迎朋友們對這個討論稿發表意見，以供修改。同時，也歡迎朋友們提出自己的《公民常識》和《公民課本》的討論稿，以供大家討論參考。（請見：www.cdp1998.org 請發：ccc3@hotmail.com）
在有條件的時候，可以在海內外由一些專家學者和更廣泛的人參與的情況下，形成幾個定本，供全社會現在或將來選用。
我個人，就目前的能力和條件而言，來做這件事情已經是勉為其難的了，更惶論去對國內的民主事業起什麽領導的作用。在這一點上，隻有辜負一些國內朋友們的期待了；明著辜負，總比暗著損害國內朋友們的期待要好得多。
我和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樣，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首先，一切政治流亡者都會遇到一個巨大的生存壓力。說白了，就是永恒的哈姆雷特的那句話：“是活下去，還是死亡。”
問題就是這樣嚴峻。
我和一些幸運的少數朋友一樣，是在全體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事業共同付出努力的朋友們所產生的共有的結果下，而擁有了一點榮耀的人。然而嚴酷地是，美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不會一輩子認可這些“虛名”，這些“虛名”僅僅作為推薦某個人來美國、並任某工作的資格都完全不夠，更不要說能夠靠這些“虛名”得到什麽政治上和物質上的實質性的幫助了。
全要靠我們自身努力，自己救自己。
美國社會和西方是個很現實的社會，它首先要看你對於它能帶來些什麽，它才會付出什麽。
的確，在海外流亡者中有那麽一、二個機構是有錢的，但是他們和政治幾乎是不搭界、或者故意不搭界、或者是離得比較遠的；他們反而是和美國社會和西方的現實利益靠得很近的機構。
中國現代的二十多年的民運史也表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政治流亡組織不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起到領導的作用。
不要說生發在海外的這樣的個人和團體，就是從國內被迫流亡到海外的這樣的個人和團體，盡管都作了種種的努力和嚐試也都做不到這一點。
這是為什麽呢？
政治，雖然需要理論的指導，否則它沒有遠見。但是，政治首先不是一門理論。
政治，主要是把某種理想和政治抱負變為現實的藝術。
政治，更多的是實際操作。
政治，是眾人之事。
政治，是絕對不能缺少對眾人的感同身受；是絕對不能缺少對社情民意的深入細致的體察；是絕對需要對瞬息萬變的情況的把握；是絕對需要對眼前問題機動靈活的應對。
政治，“法無定法”。
政治，在現代是對人權的尊重、對法治的敬畏。
但是，它首先麵對的是現實。
隔洋觀火，隔靴搔癢，是定然不可能作好一個領導者的。
何況，海外的政治和物質資源，其實是極其有限的。
更何況，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個個都誌向高遠，幾乎人人自我為中心。
所以，要真正在海外形成一個對於國內有實質性幫助的政治團隊是難之又難。
所以，我隻有選擇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這樣一條比較現實的路徑。
但是，我會盡心。
但是，我會盡力。
附件八
……
XX：
諒我暫這樣稱呼你，謝謝你發來的極短又極重要的文章。
在一個事業中、在一支政治隊伍中“認識”一個領軍人物已屬不易；認可一個領軍人物更是困難。然而，又絕對必需。
因為人類社會的全部曆史告訴我們，在一個事業中、在一支政治隊伍中絕對必須“認識”、認可領軍人物；可是幾乎每個人又都是自以為是的；更不要說那些自認為是政治人物的那些人們了。
當然，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以為首要的是不是出於公心。
對於一個想獻身於社會事業的人，要求他“公心至上”並不過分。
因為，以我為中心、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隻是為了自身的名和利來從事社會事業，充其量也隻會做到個三、四流的政客罷了。而且，事事、處處充滿了小家子氣。
我為什麽用“公心至上”，而不用“天下為公”呢？
因為天下人不可能都為公，這樣的要求太高，不切實際。
而且，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每個人都明確地知道和毫不掩飾地維護個
人的合法權益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對於試圖獲取公共權力，並為全社會服務的特定的人群，既然他們有社會抱負，對他們提出“公心至上”的要求並不過分。實踐證明，也是完全必要的。
當然，我們不會再提“為人民服務”了，因為那是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產物。
自然，在一個事業中、在一支政治隊伍中“認識”、認可一個領軍人物，隻有“公心至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大胸懷、大眼光，才能夠做到。
其實，為識別我們隊伍的領軍人物，你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而又獨特的視角，那就看看我們的對手是怎樣對待那些自認為是頭麵人物的那些人們的。對方的那份含著尊重的懼怕，那種小心翼翼的、甚或是禮遇的對待，恰恰讓我們能夠識別出我們的領軍人物是誰或是哪些人。
所以，我說你看得準，看得對，讚得好。
我是把你的來信看成私函，然而又是希望公開發表的。所以，我決定在發表時刪
去你的附件，因為附件的內容太一目了然了，太過涉及別人了，這樣於大局不利、對事業不利。也請見諒。
朋友，我希望你能夠讓我知道你是誰。
頓首
徐文立
200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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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謝謝!
諒我不能公開發表你對我的仗義執言,我會把你的來信送請給朋友們看。
江澤民任中共軍委主席時，他自稱“江胡水淼”（請注意是“胡”而不是“湖” ）。
真是“江（大）胡（二）的水很‘浩淼’啊！”？？？
2004年9月19日江澤民不任中共軍委主席了，2004年9月20日他就自稱“胡水淼”了（請注意還是“胡”而不是“湖” ）。
真是“胡的水很‘浩淼’了！”？？？
人一走，茶就涼啊。……哈哈!
也許都不是他的本（“笨”）意。
我不知道他是誰？
他自己可能也說不清，他是誰。
但看得出，他有點著急了。
他有點客氣地稱我為“文立：您好！”了，可能他不屑小家子氣。
用附件發些資料給你看，看過這些資料的朋友就不必再費神了。
文立
9/24/04
徐文立先生：
來信及轉發的文章都已收到，對您的不公開我給您的短信的決定我也十分理解，對您的胸襟也十分欽佩。不過，我還是準備公開迎戰，把文章張貼出去。恐怕又得給您帶來麻煩，請見諒。
……
XXXXX
2004年9月29日 1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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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XX、XX：
1，你們這類對話極好，可惜我不能參加，我電腦最易受攻擊。
2，《關注中國中心》（CCC）主辦的www.cdp1998.org是完全獨立的，沒有任何政府、任何民間組織、任何網站給予過它技術和財力點滴的幫助和支持，到目前為止所用7000美元左右的硬件、開辦、設計、維護等等費用全部由我（徐文立）工資中墊付，僅一名技術員（還有其他工作）的工資即4900美元。好在後來有位朋友慷慨地捐了3500美元，為此我也捐了3500美元。
3，你們這類對話，cdp1998.org 最應該登，但cdp1998.org 原則上不登除批評中國共產黨及政府之外的任何個人和組織的文字，讓除中國共產黨及政府之外的任何個人和組織感到有點不舒服的話，也盡量不登。
所以，請將此“對話”作一些刪節，略去一些人名。並請盡量通順、沒有錯別字。那將立即登載！
中秋快樂！
徐文立
9/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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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專訪徐文立
2004年9月12日，陽光明媚，風和日麗，……赴風景綺麗的羅德島拜訪—徐文立先生，就如何建立全球民運體係，團結全世界中國政治異議組織及熱受中國民主事業的仁人誌士的偉大構想，展開了三個方麵的討論和請教，徐文立先生毫無保留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我們特向徐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並對徐先生全家對我們到訪的熱情款待，表示深深地敬意。
一．我們想召開一個民主理念講習班，聘請一些有民主運動實踐經驗的有名望的前輩，給新的民主黨人，給愛好和平的熱愛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進行民主理念的傳播和講習。
二．我們搞民主運動，就是為了將中國建設的更好，如何用實際行動關懷國內為民主事業仍被中共關押坐牢的民主人士，如秦永敏、查建國、何德普他們及家屬們，在經濟上給予援助，保證家屬們能正常生活、孩子們能正常上學，讓難屬們感到海外民運組織時刻在關懷他們，從而鼓舞更多的人參加中國民主運動，請你談談對海外基金會的成立和捐募設想。
三．我們目前海外的民主運動，處於各搞各的，缺乏聯合，沒有統一的力量，沒有團結的力量，更沒有集體智慧的力量，有的人還在華人中造成負麵影響，我們認為海外的每一位中國人，尤其是有民主理念的人，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關心中國的民主運動。所以，我們想成立……，目的在於：團結所有民主力量。為此，就要建立一個堅強有效的領袖班子，有一個整體的步驟一步步往下走。
徐文立答：
一．你們說的這個講習班或是理論研討班，是個好主意，但名字叫法，我個人認為可以叫的更寬泛一些，如果叫做中國民主黨民主理論講習班，可能會把一些知名的民運人士拒之門外。因為，有一些人不認中國民主黨這個政治組織，甚至對中國民主黨在國內進行組黨這件事情，抱著反對的態度。如果你們把它寬泛地叫做：中國民主運動講習班，就可能使得那些對中國民主黨這件事情表示反對或沒有興趣的人，也能認同，那就更好。我們做事要求效果，怎祥能辦得好，怎樣能取得更多的人參與、更多的人能夠來。當然，你們要邀請我去，我肯定會去，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先談談講課的內容、需多長時間。我想，在海外積極從事民主事業的精英們，特別有一些過去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但是呢，作為中國共產黨內的民主派人士，他們當年在務虛會議上做出過傑出貢獻，中國的整個改革與務虛派的努力有很大關係。當然，我不否認，相當大的作用是來自民間的，但是，由於他們（指民間）政治地位的局限，不可能對全局起作用，而務虛派呢，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在黨內，當時掌握相當大的權力，如在海外的著名人士：蘇紹智先生、郭羅基先生、嚴家祺先生、於浩成先生等等，當然還有敢於直言的劉賓雁先生，老一輩的司馬璐、戈揚等先生。今天，我給你們的郭羅基先生關於中國民主運動戰略的論著就極為重要。郭先生風趣地說：我這個作品發表十年了，都沒有一個人說過好，或者不好也沒有人說過，十年後怎麽就被你（徐文立）給發現了呢？怎麽隻有你發現了呢？我說因為我很同意你的看法，那時候，郭先生寫作、發表這部論著的時侯，我還在監獄裏呢，我到這兒（美國）後才發現的。所以，象這些老前輩有很多話可講。希望你們搞得好一些。王若水先生的遺著，更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這個講習活動很有意義，因為，各種原因來到美國的年青人，願意參加中國民主黨、願意參加中國民主運動，但他們在理論方麵不是搞的很清楚，所以，請前輩們講講課，可以讓大家了解更多民主方麵的知識，還是非常有必要的。講話內容可以各種觀點，一家一言，對與不對，讓聽者去選擇、去判斷，這樣可以打開更大的門。如果讓我們這些人，又要唱戲又要搭台子，有點太累了，因為年齡問題，有你們這些中青年的來搭台子（指民運舞台）的事情，而且，你們的身份使得各方團體、個人好接受。如果，由某一個明顯派別、派係的人去做會造成不必要的抵觸，這個門就開得小。民主事業的門開得越大越好。
二．你們希望能給國內的為民主事業、創建中國民主黨而被中共抓捕坐牢的人的家屬以予幫助，這是很好的想法。我來美國不到四個月，就建立了一個非盈利組織叫“關注中國中心”（CCC），其中，很重要的任務也是想這樣做〔經濟上援助獄中受難家屬〕，因為，這是長期困擾中國國內民主人士的難題，也就是說他們有後顧之憂，自己一旦被中共抓捕進了監獄，家屬沒有人照顧，或者子女上學有經濟問題；自己獻出了愛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難怪有些怨氣……。因為我來美國時間很短，還沒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支持。所以，在這方麵對國內的幫助，我隻能從自己工資裏出，我還要出一些助手、秘書的工作補助。比如：請人建一個網站，還有其他工作，一個月我要付他1800美金，總共4900美金，要不然人家沒法生活，說起來也不算多，大家還是奉獻的。但是呢，對於我來講，已是很吃緊。因為在美國生活很艱難，特別是剛來美國的人。大家都知道有工資的時候買房子是明智的選擇，因為你租房子也要花錢，基本上租房子與貨款買房子所花的錢差不多，而且，買的房子還能升值。所以，有的人極力煽動什麽：徐文立剛來美國又買房子又買汽車，簡直是笑話，你在美國生活，沒有汽車你怎麽生活啊，買菜都買不了。何況，我那是二手破車，房子是最普通的小平房。
在美國買房子比租房子便宜，將來的房價還會增值，當然，讓我在這方麵去搞更多的經商我也不會，我也不懂，我也沒有時間去搞，但在生活技巧上我要去想。另外，我和我的夫人從來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她為我……等於說……用句通俗的話說：她為我守了這麽多年的活寡，我不能讓她再沒有家。所以，我必須要給她一個家。中國人講究，修身齊家，才能夠做“為天下”的事，這個安身立命很重要。但是，這不等於我們要放棄民主的追求和對大陸民運的支持。特別要關心國內難屬們的孩子，功課不能耽誤，孩子們在我心目中很重要，他們代表著未來。所以，他們的教育問題，對於那些長年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更應該考慮這些問題。你們能去做這些，這是功德無量的好事情，但是我們還要采取美國式的做事原則，就是說：可以幫，但是不可以依賴；要幫他自立、自強，不要讓他養成依賴的習慣。所以，不論是對國內孩子來美國上學，還是對國內難屬們的幫助，都要采取一些措施。
對國內難屬的幫助可采取兩個辦法：一個是一對一，大家把事做在明麵上，就是我幫助誰了，誰幫助我了，大家心明眼亮。這就減少了中間環節，減少有可能有人在中間做手腳；還有一種辦法：像世界銀行也采用這種辦法，就是大家互助的方式，每個參加的難屬自己出一點小錢，海外的一些人出一些大錢，建立一個互助會，這種互助會，大家｛難屬｝可以貨款，你有條件就還；實在沒有條件，你可以提出足夠的理由可以不還，可以減免掉。但是，也要有一種意識，我隻是借錢或者是貸款，然後我再去努力再去掙錢，再去填補這個貸款，使得這個貸款不至於用一次就盡，那成了無底洞，那誰也填不起，把這個計劃變成一塘活水。你可以借，超出你入會的錢多少倍。但是，到時候你要還上，使得下一個人想用錢的人可以再借。這樣，可以避免總是在那兒填窟窿，總是為錢枯竭而擔憂。當然，下午我們也談到了，可以學習當年國民黨不能夠在台灣“一黨專製”的時候，采取的“黨營經濟”，可以由黨和民主事業的這些人，組織出資或集資，搞一些企業，因為是“黨營經濟”所以跟私營經濟不大一樣，管理的透明度更高，監督上更有力，使得黨產、黨業真正屬於黨的，黨的事業不屬哪個個人的。但經營的方式，可以借用國際先進的方式，不能象國內國營企業大鍋飯的形式，管理方法上可以借用現代式的，共產黨在國營企業中也開始借用現代管理方式。所以，我們搞“黨營經濟”的話，也不能走老路。不過，“黨營經濟”又可能是禍根。
三．至於說到海外各派別、各黨派全盤的團結起來一起做事情，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每次大聯合的結果都是大失敗。鑒於這樣教訓，我個人不讚成搞這種大聯合。但是，比如說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召開一個全球性的會議，我是讚成的，使得中國民主黨在海外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這是完全必要的，隻是我個人感覺到目前條件並不成熟。所以，我沒有著手去做。CCC的網站叫cdp1998.org 就是在創造條件。
如果你們覺得條件成熟，有這個條件搭這個台子做這件事，我肯定很支持，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主黨派及個人聯合起來，把民主黨的大門開得大一些。不要硬性規定，誰是正宗的，誰是不正宗的；誰就是，誰就不是；隻要你認為你是中國民主黨，你願意舉這麵旗幟，都可以，因為未來的中國民主社會政黨政治，應該是采取比較開放式的，不會像共產黨搞的那麽神秘，門禁那麽森嚴，應該更加開放。因為一個民主社會，你是哪個黨不是哪個黨，實際上就是你支持和不支持哪個政策而己。有的政黨說，稅收應該多一點；那一個政黨反對稅收多一點。隻是在這方麵的區別，並沒有什麽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因為一個正常社會，對一個政府來說，政策的不同，就在於有的政黨主張社會積累應該多一點；有一些政黨認為消費應該多一點。也就是說應該稅收少一點，大家多化一點錢；還是多交一點錢，作為國家積累。一個民主國家的分歧常常是經濟政策上的分歧。所以，也談不上嚴格的政黨形式……。比如說：美國人你隨便問他，你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他可能說，我今年是民主黨人明年可能是共和黨人。所以，美國是民主社會的政黨政治。所以，我們現在建立民主政黨的時候也要考慮到這些實際情況，不要把人與人之間搞得很緊張，也不要說由誰來定，誰是民主黨誰不是民主黨。當然，我們認為有些人他隻是打著民主黨的旗號，就讓他打著也行，為什麽不可以讓他打呢？為這種事去爭論，也很無聊，沒意思，你也沒有權力幹涉他，你說你動用什麽力量，去幹涉他不能用民主黨的牌子？在這件事情上，中國民主黨能世界聚會，我本人也是樂觀其成，舉雙手讚成！也會盡力支持！隻是我個人目前的狀態……。那當然，我是早有這樣的想法，一定要形成中國民主黨的這樣一個（全球性）的結構，這樣對國內民主黨支持才有效。不管別人怎麽樣去看待這件事，應該說基本上形成了有全國規模、世界影響的、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反對黨，就是中國民主黨。而且，中國民主黨許多領導人還在坐監獄。但實際上，中國早己打破了“一黨製”，中共認為台灣是他的領土，那麽台灣有兩個政黨，國民黨和民進黨，香港也有許多民主黨派。所以，你要說它（中共）一黨專製……，它（中共）隻不過是把大陸的統治權控製在一個黨手裏。作為中國民主黨的曆史使命就是要打破“一黨專製”，就是要能夠製衡這樣的執政黨，為建立一個民主製度才建立起這樣的民主黨。共產黨想把中國民主黨滅掉，我看是滅不掉的；國內的許多民主派人士雖然沒有公開打這個黨的旗號，實際上都在民主黨的綱領、宗旨下做事情。
以上是我對三方麵問題的看法，不知是否滿足了你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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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方針
郭羅基
中國一定會變，而且變數很多，為每一個變數設計一個方案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民主運動應當確立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縱有千變萬化，我有一定之規。隨機應變是需要的，但不是臨時應付，而是萬變不離其宗。隨機應變是策略問題，萬變不離其宗是戰略問題。確定戰略，就是為了統觀全局，貫徹始終，唯民主是宗。
欲知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首先必須考察一百多年來中國為民主而奮鬥的曆程；然後把眼光放大一點，考察中國曆史上傳統的社會變革方式；再把眼光放大一點，考察世界曆史上發達國家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最終必然會得出相應的結論，究竟怎樣在中國實現民主？
一
一百多年來，中國一直在激烈地反對不民主、熱烈地追求民主，為什麽至今未能實現民主？
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紀中葉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將西方的民主思想化為政治主張，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國方案的是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的興中會，就是以美國式的民主政府為理想。為爭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斷言：“事成之後，必為民主”。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們以為必是民主代替專製、共和代替帝國。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後的五四時期，陳獨秀發現，所謂“民國”，隻是換了一塊“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強調民主，再加科學，“民主和科學”成為進行啟蒙運動的戰鬥旗幟。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後來當了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民主和科學”的旗手在共產黨內卻成了“老頭子”，實行的是家長製。
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推翻了軍閥獨裁政府。但新軍閥的獨裁又代替了舊軍閥的獨裁，而後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共產主義政黨，在中國所進行的是民主主義革命，還加上一個“新”字，區別於以往的民主主義革命，以示徹底。毛澤東說過：“曆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一九四五年黃炎培在延安談到曆史上朝代興亡的周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問：“共產黨能否跳出這個周期率？”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如果實行民主，確實是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走出了一條新路。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並沒有走上這條新路，還是走的一條老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結果建立了更加嚴密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秦始皇和馬克思怎麽能相加？不過是“中體西用”，秦始皇為體，馬克思為用。
一百多年的中國民主奮鬥史，有兩條重要的教訓：
第一，反對不民主，不等於民主。推翻了專製獨裁，還可以出現新的專製獨裁。
第二，談論民主，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導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實踐。
曆史輪到我們了。這兩條教訓，值得當今新一代的反對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們反思、深思、三思。
事件的悲劇性在於：反對不民主的人們往往自以為代表民主；當他們上了台，又有別人反對他們的不民主。談論民主的人們往往自以為實行了民主；又不許別人再要求民主。
中國古代也有“民主”概念，它的意思是“民之主”。古書中記載，推翻了夏桀統治的成湯就是“民主”。近代的民主概念是人民主權。“民之主”是為民作主，人民主權是人民自己作主；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一切。近代中國在反對不民主的時候，追求的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推翻了不民主的統治，又出現為民作主的“民主”。中國共產黨強調，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這不就是“民之主”嗎？追求近代民主，結果又回到古代“民主”。何以如此？中國爭民主雖有一百多年，但還沒有擺脫幾千年來傳統的社會變革方式。企圖以傳統的方式走出傳統，這是近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極大的矛盾。為這一悖論求解，才能找到出路；否則，曆史將一次又一次地循環。中國傳統的社會變革方式是什麽？
二
中國曆史上的權力鬥爭特別發達，圍繞著奪取權力而無休無止地進行政治的或軍事的、宮廷的或草莽的、公開的或秘密的、禮儀的或流血的鬥爭。項羽見了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儀仗隊，不禁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就是中國曆來解決社會問題、實現政治抱負的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操作方式，簡而言之，你下台我上台。不僅統治階級內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一切紛爭總是在權力問題上見分曉。
人們常常稱讚中國人民具有高度的反抗壓迫的精神；人們沒有注意到，另一方麵，中國人民也有高度的忍受壓迫的精神。平時安於忍受沒有權利的生活，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起來暴動、造反，針對壓迫自己的政治權力進行打倒、推翻，以取得政權作為達到改變命運的目的。農民起義不僅殺貪官，而且矛頭直指中央政權。古代叫“取而代之”，共產黨叫“翻身運動”。無論是“取而代之”，還是“翻身運動”，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製度。當自己的命運改變的時候，不過是把不幸轉嫁給別人；自己被壓在下麵就要求翻身，翻過身來又把別人壓在下麵。最早的農民起義領袖陳勝自封為王，還沒有打平天下就神氣起來了。《史記》中有一段生動的描寫。陳勝被壓迫的時候，和一起扛長工的夥伴說“苟富貴，毋相忘！”他果然“富貴”了。當年的夥伴去看他，卻拒不接見。哥兒們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好家夥，陳涉——即陳勝當了王了不起啦！”)項羽兵敗，未能實現他所提出的“取而代之”。劉邦建立的漢王朝，取代了秦王朝。中國古代的曆史學家就已經揭示一個秘密：“漢承秦製”。改朝換代，權力轉移了，原來的製度照樣延續下去。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不能說沒有進步，但以奪取權力、壟斷權力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波瀾起伏，而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一以貫之。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為中國人所接受，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無產階級變成為統治階級”。中國人對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最容易產生激情。歐洲的傳統和中國不同。中世紀的農民暴動，隻反莊園主，不反國王。近代的工人運動也過於迷戀經濟鬥爭。馬克思主義關於奪取政權的學說，對於歐洲工人來說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中國的農民理解起來卻毫無困難。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是中國的農民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僅止於“第一步”，以後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中國共產黨起事的時候，空有一番改造中國的雄心，一旦政權到手，還是在傳統的軌道上滑行。林彪作了一個總結：“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有權的人一切都有了，那麽，沒有權的人呢？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暴力奪取政權運動達到了很高的曆史水平，武裝鬥爭，縱橫馳騁，地下工作，神出鬼沒；但下世光景也來得很快。漢、唐、明、清都有幾代太平盛世。而共產黨用暴力奪取的政權，短暫的開國氣象一過，在第一代領導人身上已開始衰敗。這是因為曆史條件不同。現代中國是處在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不可能再沿著老路走下去了。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還能走老路嗎？如果用同樣的方式和共產黨較量，一是未必能取勝，二是即使取勝無非是又一次無謂的嚐試。中國的曆史舞台不能再照舊演連續劇，而是要換劇本了。既然中國傳統的社會變革方式不合時宜，就要看看人家怎樣走上民主憲政之路。
三
專製製度和民主製度的區別何在？
專製製度的特征是：政府權力不可製約，人民權利沒有保障。
民主製度的特征是：人民權利有保障，政府權力可製約。
專製的兩個特征的關係是這樣的：正因為政府權力不可製約，所以人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多少有一點權利是政府恩賜的。專製的兩個特征歸結為一點：權力決定權利。
民主的兩個特征的關係是這樣的：正因為人民權利有了保障，所以政府權力才可製約，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兩個特征歸結為一點：權利決定權力。
用什麽來保障人民權利？用什麽來製約政府權力？憲法，唯有憲法！以憲法為保證的民主政治就是憲政。憲法的權威在於：以人民權利製約政府權力，以政府權力保障人民權利。
怎樣從專製製度轉變到民主製度？通過立憲。立憲的道路有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也有法國式的革命立憲。無論什麽樣的立憲道路，總是從爭取人民的權利開始。
英國是立憲成功最早的國家。英國的立憲就是始於人民爭取權利的運動。十七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有所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代表人民向王權展開了鬥爭。一六二八年國會向國王提出《權利請願書》，是第一個憲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國會又通過《人身保護法》，進一步保障人民的權利，以對抗王權。一六八八年發生“光榮革命”。一六八九年國會通過《權利法案》，成為英國確立君主立憲的標誌。爭取人民權利的同時，就是製約君主權力，逐漸從主權在君轉移到主權在民。至高無上的君主權威被至高無上的憲法權威所取代，專製製度就變為民主製度。英國雖然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一係列憲法性文件和慣例是實行憲政的保證。在君主立憲製度下，憲法都明文規定君主必須服從憲法。日本憲法指出，天皇的詔書違反憲法的條款一律無效。比利時憲法第七十八條寫明：“國王除由建國法及歸附於建國法所特別揭示的法章外，不得有其他權勢。” 法國的立憲道路不同於英國，是革命立憲。法國國王和貴族拒絕妥協、不肯讓步，資產階級隻好領導人民把他們推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義，攻破巴士底獄，政權轉移到製憲會議。製憲會議立即發表《人權宣言》，它的第一條就是“在權利方麵，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平等的”，還強調人民有“反抗壓迫”的權利。一七九一年通過的法國第一部憲法，即以《人權宣言》為序言。革命立憲與君主立憲雖然手段不同——暴力或非暴力，目的相同，都是爭取人民的權利。但《人權宣言》的原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並未成為事實，對政治權力的製約也不能實現，又出現拿破侖稱帝、王朝複辟的動蕩局麵。從一七九一年到一八七五年，八十
多年間法國製定了十一部憲法，就是因為權利和權力的關係沒有得到正確解決。
美國的立憲道路也使用了暴力，但又不同於法國。美國的憲法和憲政優於法國，
但從自身的曆史傳統中走出立憲的道路，這方麵不如法國典型。北美人民是在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了獨立戰爭之後立憲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費拉德爾菲亞產生的《獨立宣言》，為追求獨立而宣布“獨立的原因”是實現人的權利。馬克思稱之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相比之下，可以看出一個半世紀後中國的五四時代在呼喊民族救亡時，過分突出“國權”而沒有進一步強調人權的局限性。獨立戰爭勝利後，一七八七年在費拉德爾菲亞召開製憲會議，通過了美國憲法。美國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共和體製，實行聯邦製。美國的政治家們最初隻是注意到對政府權力的製約，憲法上沒有關於人民權利的明確規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滿。一七九一年在憲法中增加了十條權利法案，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權利。這又從另一方麵證明了保障權利和製約權力的不可分割性。而後美國憲法雖作了幾十條補充，至今一直有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也是壽命最長的憲法。
人民有了權利才能製約權力，而人民的權利必須自己去爭取；人民爭取權利、製約權力的過程，就是政治民主化。出現政治民主化才需要憲法，有了憲法又促進和鞏固了民主政治，這就是憲政。
人民爭取自己的權利，本來是不需要暴力的。統治階級抗拒人民的權利要求，不得已隻能用暴力把它推翻。所以，應當說非暴力的爭取權利運動是正常的，而暴力的爭取權利運動才是不正常的。蘇聯和中國的曆史學家總是頌揚暴力，認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使用了暴力，因而民主革命是徹底的；英國的資產階級用妥協的方式實現民主化，就不徹底了。他們把革命和妥協變成道德概念，似乎革命就是好，妥協就是壞。革命或妥協必須以條件為轉移。舊的政治權力願意、允許、可能接受製約，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立憲就是好；相反，濫用暴力就是壞。有些曆史學家因為英國資產階級和貴族妥協而加以責備。英國曾廢除王室，後又恢複。現代的英國資產階級已足夠強大，若要廢除王室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資產階級是很精明的，拿出一大筆財政支出來供養王室，想必是這個王室對維持社會穩定有用。連一部成文的憲法都不需要就能實行憲政，難道不是說明英國的民主製度是很鞏固的嗎？
四
中國已經有了憲法，但沒有憲政。
中國的立憲史將近一百年，立憲的道路非常曲折。英國式的道路、法國式的道路都走過了，而且出現多次交替。晚清的立憲，袁世凱的立憲，是英國式的道路；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解放戰爭，是法國式的道路。兩種道路都沒有走通。根本原因就在於立憲是為了奪取權力或壟斷權力，與人民的權利要求無關。戊戌變法是中國曆史上立憲的第一次嚐試，有進步意義，但局限於統治階級內部帝黨與後黨的抗爭。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處斬，京師竟有一萬多人去“看殺頭”，可見不關人民痛癢。袁世凱的立憲是為了排擠革命黨，獨攬大權。國民黨以為行將消滅共產黨，於是頒布一九四六年憲法。而共產黨的立憲是廢除國民黨的“偽法統”之後鞏固“鎮壓反革命”的成果。立憲是全新的曆史課題，但在中國又落入傳統的社會變革方式的窠臼。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存在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憲法與憲政精神不相符；其次，中國的現實又與憲法不相符。從追求的目標來說，重要的是解決第一個層次的問題，中國需要一部能夠實行民主憲政的憲法；從達到目標的途徑來說，必須從第二個層次做起，力求憲法的兌現。行憲而後修憲才有意義，否則，紙上的憲法無論多麽完美，隻是空中樓閣。行憲靠誰？主要是人民的推動。 憲法上規定了諸多的公民權利，但事實上享受不到。為什麽？孫中山說憲法是“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人民在現實生活中爭取到了權利，憲法才可加以保障。行憲也必須從爭取權利開始。
中國行憲的障礙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現行憲法並沒有提供共產黨壟斷政權的根據。如何改變一黨專政？是不是再來一次打倒、推翻、奪權？自辛亥革命以來，幾度奪取權力的運動總是進行得轟轟烈烈，然而並沒有象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那樣帶來憲政。就因為中國的社會變革隻是權力的轉移，而不是權利的實現。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之所以能夠長久存在，就在於人民對自己應有權利的冷漠和對喪失權利的容忍。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起初，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下，主人向公仆跪進陳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憐的主人涕泣淚流。後來，運動的要求集中在與領導人對話。幾位學生領袖和李鵬對話時，雖然表現了藐視權勢的氣概，但所爭者是對運動的評價，而不是人民的權利。或是向政府權力乞求，或是對政府權力挑戰，總之忽視了人民的權利要求；權利意識淡薄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弱點。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以後，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站住腳，是因為多數人不敢講真話，又進一步放棄了權利。因為政府太壞，逼得人民不敢講真話；正因為人民不敢講真話，政府就可以壞下去。這是兩難推理。從何突破？政府會不會自動變好？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開放，也曾大講“民主和法製”。曾幾何時，“民主和法製”換成了坦克加步槍。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於黨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上，必須由人民作出突破。中國實行民主憲政，首先是人民履行講真話的權利，對政府不作違心的表態；講真話要從每個人自己做起。
中國人習慣於奪取權力，還沒有學會爭取權利。六十年代，美國黑人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中國支持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毛澤東兩次發表聲明，全國到處遊行示威。但中國的支持是希望“推翻美國政府”、“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一九六四年，美國黑人爭得了與白人同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權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下來。如果坐等“推翻美國政府”，也許美國黑人至今還是無權。即使在民主製度下，人民的權利也要自己去爭取。
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應當是爭取權利的運動，而不是奪取權力的運動。是人就應當有人權，是公民就應當有公民權。人民不僅要有一般的權利，還要有特殊的權利；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不同的權利要求應予分別滿足。人民不僅要有個人的權利，還要有群體的權利；民族有民族的權利，華僑有華僑的權利，為了改變中央集權的體製，必須強調地方的權利。無論是一般的權利還是特殊的權利、個人的權利還是群體的權利，都應全麵體現為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在一切權利之中，首先必須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有了言論自由才能充分表達人民的意誌，向著其他的權利延伸。而衝開報禁是實現言論自由的必要條件。爭取權利的運動比奪取權力的運動更具廣泛性、群眾性，人人可以參與，時時可以進行。從自己開始，維護人的尊嚴，維護公民的尊嚴，立即行動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每天都在呼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激越的歌聲曾經鼓舞我們去挽救民族危亡；在新的曆史時期，它在喚起我們做人的自尊。
人民的權利受到侵犯，應當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人民可以狀告政府、狀告共產黨。當然，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是有缺陷的。唯其如此，廣大的人民起來以身試法，才能確知憲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有力地迫使憲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改後的憲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
爭取權利的運動將使人民在反對不民主的過程中學會民主，受到民主的訓練；或者也可以說是用民主的手段實現民主化的目的。奪取權力的運動，特別是暴力奪取政權，常常是不擇手段的。手段否定了目的，所以取得政權以後難以實現民主化。而且奪取權力的運動不免會發生社會動亂。中國最近的一次大規模奪取權力的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號召自下而上地奪“走資派”的權，結果導致“全麵內戰”。原蘇聯也是因為改革運動演變為反複的奪權運動而陷入困境，用盡了“震蕩療法”、“輸血療法”，均無起色。“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蘇聯的教訓，足可鑒戒。中國的民主運動的活動家們，應當極其謹慎地選擇道路、極其負責地告訴人民。在國際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在國內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中國可以走這樣的道路：充分利用已有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去爭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充分利用現存的並不完善的法製去達到更高更好的法製。
人民爭取權利，不可能與政府權力無關，正是為了以自下而上的壓力來推動政治改革。套用毛澤東的說法，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方針是以權利包圍權力，最後達到以權利製約權力。
正象晚清的立憲、袁世凱的立憲最終歸結為“改革官製”，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也隻是“精簡機構，轉變職能”。實行民主憲政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變革權力結構。
中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是共產黨集權製。一切公共權力集中於政府；政府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共產黨的權力集中於作為“偉大領袖”、“核心人物”的個人。政府的權力是不可製約的；共產黨的權力是不可轉移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權力是不可分割的。這些，就是共產黨集權製的特征。中國是一個頭重腳輕的社會。社會上層的力量十分強大，社會下層的力量非常軟弱。社會的動蕩大多源於上層權力機構的爭鬥，但下層的力量難以製止，而且往往被裹脅進去。人民爭取權利運動，就是為了把頭重腳輕的社會顛倒過來，發展社會下層的力量，營造民主製度的基礎。
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政治學的絕對的定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中國共產黨果然腐敗了，它所領導的政府也腐敗了。為什麽會腐敗？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不從製度上找原因，總是歸之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發生了腐敗怎麽辦？人民無可奈何，隻能等待上級來整頓下級。“六四”以後懲治腐敗，強調“一級抓一級”，似乎決心很大，殊不知問題就出在“一級抓一級”的體製上。在這種體製下，對權力的有效約束隻有一種，那就是以較大的權力來約束較小的權力，以高層的權力來約束低層的權力。鄉一級的腐敗隻能由區一級來抓，區一級的腐敗隻能由縣一級來抓，縣一級的腐敗隻能由市一級來抓，市一級的腐敗隻能由省一級來抓，省一級的腐敗隻能由中央來抓。這樣的體製必然發生兩個問題：第一，上麵不抓，下麵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敗誰來抓？集權體製有一個假定：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是絕對正確的、不會腐敗的。事實正好相反，即使本來很正確的人，一旦成為不可製約的絕對權力的體現者，就變得不正確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時候，用什麽辦法來扶正？毫無辦法！
目前，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腐敗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八九民運的根源就是經濟改革以後釋放出來的能量衝擊腐敗的政治。“六四”開槍，是用強力壓製了矛盾，並未解決矛盾。矛盾的解決延期了，矛盾的再次爆發，很可能會出現更猛烈的形式。但願采取和平的、理性的、漸進的方式解決矛盾，不要喪失最後的機會。矛盾的解決隻能是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
徹底的政治改革必須改共產黨集權製。首先，變絕對權力為分權製衡。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存在絕對權力的地方就不會有憲法的權威。權力機構實行分權，互相製衡；上有憲法權威，下有人民監督，才能建立民主製度。在權力製約權力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就是權利製約權力。民主運動完全可以根據現行憲法去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但並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共產黨要“領導”也是可以的，隻能在公平的競爭中去爭取，而且必須定期得到人民的批準。
民主體現為原則、製度、程序。美國的民主不是體現在誰當總統，而是體現在按什麽原則、製度、程序產生總統。在民主製度下，不能說哪一個人是不可缺少的，少了他民主就消失。同樣的道理，不民主也是體現為原則、製度、程序。不要把不民主人格化，不能說哪一個人死了不民主的政治就會終結。人民正是要提防拋出替罪羊，轉移視線，挽救製度。中國的強權人物鄧小平雖有鐵腕也難抗自然規律，去日苦多。鄧小平不會把不民主的政治帶進墳墓，但正象毛澤東身後一樣，也會出現變革的機遇。民主運動的戰略與鄧小平的死活無關，然而為了把握鄧小平身後的機遇，迫切需要確定恰當的戰略。
進行爭取權利運動和政治改革運動都必須轉變觀念。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啟蒙運動，但進行得不徹底；中國的現代化需要重新進行啟蒙運動。中國人向來缺乏權利觀念，而且往往認為是權力產生權利。如果不把權力和權利的關係顛倒過來，以人民擁有權利為當然前提，就不可能發動爭取權利運動；沒有爭取權利運動，也不可能以自下而上的壓力來推動政治改革運動。
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思想啟蒙運動、爭取權利運動、政治改革運動。用一句話來表示，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方針就是：以思想啟蒙為先導，以爭取權利為中心，通過政治改革的途徑，在中國實行憲政。
(本文是作者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人士“中國改革問題圓桌會議”上的書麵發言)□
附件十二
答郭羅基
1.
答郭羅基
您的文章，我是從“北春”上找到。
我認為此文極為重要，它為當前中國民主運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在政治上，當前中國民主運動就是要為建立“憲政民主”的共和國而奮鬥。
“憲政”就是“限政”。
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中國從根本上走出百年來“民主運動總是為專製政權作“嫁衣裳” 的怪圈，就是要在當前中國民主運動中特別注意不突出任何一個個人，如您所指出的，用“權利包圍權力”，即用“爭每一個人的權利”去抑製個人的、黨派的、政治集團的“權力之爭”。
堅持“人權第一”，走“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道路，是“爭每一個人的權利”，用以抑製個人的、黨派的、政治集團的“權力之爭”的不二法門。非必需，絕不取它途；非必需，它途也隻能是極暫時和有限的。
徐文立2/28/04
2.
此文成於1994年，事實表明，我提出的戰略方針並沒有為民運所接受。那時你不可能看到，整整10年以後 你才看到，也隻有你認為非常重要。我犯了一個錯誤，現在覺悟到了，民運根本不可能接受這種戰略方針。所以要另起爐灶，搞民權運動。
郭羅基 2/28/04
3．
文立，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必須宣傳這個思想，這個路線，這個權威。宣傳個三、五年，中國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XXX 3/2/04
4．
X（XX）、X（XX）都是從中國全局考量問題的大智者。他們永遠不會把他們的支持給予任何一個個人，包括……、……，……談到……，完全是全局需要，不論是從“法治”之“法”的角度……說句公道話，還是……。
當年，他們的所為，依我觀察，X主要是想用正確的觀點、立場影響鄧、胡；X則想用正確的觀點、立場影響思想界和整個社會。
對於XX這樣的能從中國全局考量問題的大智者，立意低了，一定參不透。他們才是國之寶啊！
2/22/04徐文立致XXX
依我了解，X、X都是把個人的榮辱交付給曆史而不是交付給現實的。
徐文立/又及2/22/04
附件十三
答XXX
諸位：
我非常讚成以下兩段話，刪節號當中的內容我都不大讚成，今天沒有時間闡述它。再談。
附上一份去年我在哈佛費正清中心講話的內容，這是整理稿的第一部分，一直沒有時間把它完成，請批評。
當然，我現在人在國外，所講的話可能和國內的朋友從內容到語氣會有所不同，但總的都不會脫離公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路線。
徐文立2/26/04
（XX語）
你說的漸進路線，是非常有價值的，世道和國民的水準，基本上隻適合漸進的路線。
（XX語）
我們所麵臨的鬥爭是長期的，我估計要10到20年的奮鬥。對胡溫來說，我們需要變得更溫和一些，這種策略很重要。要讓共產黨容許我們存在，我們就要承認他們的存在，這樣或許更有利一些。溫家寶說過一句話：“要逐步提高人權標準”，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中國要實現和平演變，需要中共逐步向民主政黨轉型，……。不通過這種方式，和平演變是做不到的。我認為胡溫是比較好的，這條路子繼續走下去，就是一條和平演變的路子。我們和共產黨是一種競爭關係，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爭取民眾認同和群眾支持，我們要避免和共產黨麵對麵的鬥爭，把一切交給群眾去評判和選擇。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附文
中國民主製度建立的希望在於漸進
徐文立
（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講話）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仁人誌士為在中國這塊古老、又經曆了二千多年專製統治的土地上建立民主製度，一代又一代地進行了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奮鬥。可是，每當中國人看到了民主製度曙光的時候，這種希望卻一次又一次地破滅了。經曆了這樣一次又一次挫折之後，我們不能不深思一個問題：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到底是中國人不喜歡民主這種政治製度？還是中國人沒有足夠的智慧去使民主製度在中國成為現實呢？
中國民主事業的先驅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康梁、戊戌變法、六君子就義，他們當時失敗的其他原因且不說，但是過於急於求成的確是一個致命傷，他們企圖用“百日維新”就想把西方當時已經確立的君主立憲搬到中國來。
孫中山、黃興他們不滿意康梁的君主立憲，試圖用革命的方式在中國建立民主製度，早期的一些共產黨人也試圖走這樣一條路。可是，中國卻在不到一百年中再次地淪入了兩度專製政治的時期。那麽，在中國建立民主製度，是不是要有一些必備的條件呢？那又是哪些條件呢？這些條件中又有那些是最重要的條件呢？
（一）
(未整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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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答XXX
1.
XX：
我了解目前國內的困境，以及你們為走出困境所采取的必要的步驟。我更能理解北京作為大陸政治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對此，我個人意見有三：
(1)在國內，存在是第一位的。
采用靈便的方法交換意見、協調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召開全國性的會議來作到以上兩點，不但不可能反而會遭至巨大的損失，這已為以往的曆史反複證明過。
總之，切忌急躁盲動。
有時寧可少做一些，也要求政治反對派的陣營整體不垮。
(2)穩固的憲政民主的國家是建立在強有力的民權基礎之上的。
憲政就是限政。
二十世紀中國人跟著國民黨或共產黨更多的掙的不是民權而是黨權，所以結果都為獨裁者或獨裁政權做了嫁衣裳。為了走出這個怪圈，我們這一代人的民主事業就要以掙民權、維權為正確方向，爭的、維的是各個階層不同訴求的正當的公民權益。當然在目前階段，要把工作的重心向弱勢群體(特別包括各類被囚的良心犯和他們的難屬)傾斜，也隻有這樣才可能使我們的事業走出困境，而不成為少數人傳遞異議意見的小圈子。
(3)我個人因在國外，自然不可能是這個協調機構的成員。
鑒於特殊的理由，請也不要推薦我成為這個機構的國外聯絡人和代言人。我會選擇恰當的角度配合和策應你們。
有什麽問題，請你、XXX和XXX和我聯係。我會發表我個人的意見供你們參考。
請特別注意，聯署任何文件，未經我個人同意或委托請不要把我的名字署上。
徐文立4/3/04
2.
……
3．
文立兄：
04/03信收悉，我會盡快將你的意見轉給有關朋友。我個人覺得你的意見很中肯，符合國內的實際情況。如有可能，我會盡力勸說取消協商會議，以免招致大的損失。
…………。
就此祝
全家好！
XXX04/04/04
4.
文立先生：
你好。知悉你操勞過度，艱苦奮戰，為之擔憂。身體，尤其是一個身當重任者的身
體，異常重要。為了強健身體，你是否可以服用“六味地黃丸”？這種藥長期服用，可
以增強體質，減少睡眠，支撐重負。而且沒有副作用。據很多人的體驗，效果是非常理
想的。
仔細拜讀了你發送過來的所有的郵件和文章。改良當然比革命，更能減少社會變革
的成本和國民的痛苦代價。目前的大陸社會各種力量的對比，以及整個統治階層之中的
思想意識或曰思變觀念的漸進，使得改良的空間慢慢增大。
近代有兩個偉大的思想家是我們所敬佩的。一個辜鴻銘，一個是梁啟超。他們都擁
有異常深遠的曆史眼光，都多認為革命比改良有害。但是辜同時也承認太平天國和後來
的革命，基本是統治當局極端的腐朽自私無能並拒絕改良的壓迫結果。我也認為，國民
革命是滿清王朝末期的寡頭統治集團壓迫出來的革命。是一種無奈的，沒有改良道路可
走的革命。
你事務繁多，打字也不方便，不必每信必複。問你全家安好！也於此問希哲兄全家
安好！
XXX於XX
5．
XXX兄:
你們好.經濟天下的事業,是我們的終生事業.無論什麽樣的艱難困苦,冷漠蔑視,侮
辱打擊,都不足以使我們氣餒.但是我們的確需要循序漸進.急躁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的共識曾經是:中國民運應該分三步走,或者說分三個階段進行,即:啟蒙和維權,推動黨內民主,建立民主憲政.各個階段,各有側重.同時也要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啟蒙和維權,可以從帶動國民進行請願開始.請願的問題很多很多.我稍微羅列一下,供諸位參考.
1.中小學生的減負;
2.國民的普遍的義務教育製;
3.要求國家禁止拖欠教師工資;
4.要求修改刑法中關於拐賣婦女兒童的條款,提高刑罰的幅度;
5.要求運用法律,嚴格懲罰家庭暴力犯罪;
6.農民的維權問題,比如農業稅,統籌提留,攤派,集資等等,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如取消戶籍製度,實行醫療和勞動保險,在縣鄉鎮真正精簡機構以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等等;
7.關於工人階級的問題,我們一起尋找問題,那問題太多了,隨時都有可以請願的問
題;
8.關於提高職業軍人專業或者退伍的待遇的請願提議;
9.關於國家減少基層警察的管理幅度或者說為警察警察減負的請願提議;
10.在縣鄉鎮的公務係統,帶動人們要求中央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和教育領域的財政
撥款,這是地方幹部樂意的事情;
11.在商界,首先我們對他們進行研究,區分不同的群體,然後找到他們共同關心的問
題,創造大請願的題目和機會;
12.對其它社會群體逐一研究,然後找出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請願.
請願是最溫和的合法的啟蒙和維權的活動.但是久而久之,就會有良好的社會效應.
XX於XX某網吧4/17/04
——————————————————————————————
附件十五
答XXX
1.
XX:
很對，在國內，存在是第一位的。
徐文立4/2/04
附件：
XX：
你和朋友們的願望和要求我完全能夠理解，也是我應該那樣做的，正如我在國內、在獄裏的時候所料想的，一旦離開了母國的大地，我的作用必定是更加有限。何況一些早來的人，幾乎占盡了資源。同時，一些人又敗壞了資源……。
更奇怪的是，有個別人很怕我做事，比共產黨還更怕我做事，已經有些人在開始用明槍暗箭來詆毀我，這些我都不會介意，也不會回應。戰鬥者永遠要側著身子，這反而是一種很正常的姿式。重要的是我，要充分地了解情況，安好家，好在我現在在布朗大學有一份工作並講課，已初步能作到這一點。更重要的是，要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奠定一個正確的、良好的多黨政治的基礎，所以從一開始，就要把中國民主黨建設成一個開放式的新型的政黨。隻要哪怕是口頭上，為爭取一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未來中國而工作的人，都可以打中國民主黨的旗號，其實海外的許多人早已開始這樣作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內鬥，搶位子，搶旗幟，我主張在海外先做實事，不勉強也不急於搞組織建設。所以，當我跨上美國國土的第一時刻，我就對外宣布了：一，我不當頭(是指中國大陸所有異議人士的頭)；二，我不攻擊任何人(不包括有可能會嚴厲批評某些有罪行的人)；三，不回應任何人對我的攻擊(當然不包括對我親屬的攻擊)。
慚愧的是，一年來，我幾乎籌措不到任何一點錢來為我們的事業，雖然我是盡了力，人也瘦了20多斤。慚愧的是，幾乎拿不出任何錢來幫助遇難的朋友，為工作、為朋友花些錢，隻好從自己的工資中摳，……。
實在對不起，不能再談下去了，明天又有兩個半小時的課。用時方知少啊；要給學生一杯水，真得自己要有一桶水才行。慚愧的是，至今打字還不靈光，還是你嫂子代勞的，謝謝你問候她還有我的女兒。
此信，請轉所有朋友。
文立2/24/04
2．
徐文立先生，您好！
目前，國內大家主要通過網絡進行活動。知識分子們認為僅僅依靠文章就可以讓中共放
棄獨裁統治，在中國實現民主。我以為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由是我以為當務之急仍然是組織問題。我有一想法，請指教。
……
祝平安
XXX 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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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答XXX
XX：
中國民主事業是一個整體，所以不論任何人召開有利於中國民主事業的會議，你受邀請前往參加都是應該的。
中國民主黨人應該努力成為胸襟最寬廣的人，在為國家和民族這一點上不應該有任何的黨派的偏狹。隻是因為中國民主黨還不是一個組織完備的黨，我個人認為，任何個人目前還不能說能代表整個中國民主黨去參加任何會議，隻是在這一點上請稍加注意就可以了。當然，我也不例外。
徐文立2004年4月2日星期五
——————————————————————————————————
附件十七
答XXX
1.
XXX：你好!
你多次托他人轉來的信和一些建議，我均收到。你的有些建議是很好的，我會聽取和采納。
你有關海外流亡人士主動向中國共產黨當局的領導人提出在他們外訪期間，請他們吃飯，向他們示好，建立情誼，交流政見的建議。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很有風度的政治創建，但不知你想過以下幾個問題沒有：
一. 請人吃飯總是要錢的。錢從哪裏來？絕大多數流亡到海外的人士，一開始都存在著嚴重的生計問題。劉國凱已來國外多年，至今要開大卡車為生，手掌粗得像銼刀；趙品潞在做裝修工期間吸入了不少有害氣體，以至得了肺癌，客死他鄉。我也比他們好不了哪裏去。為政治，我至今沒有能力募到一分錢；除了繁重的政務，我每周還要講兩個半小時的課；今年有了工作，明年未必還會有，這種精神上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一年多來，我所進行的工作，大的就有20幾項，其中額外的開銷和對其他朋友經濟上的幫助，全部是從我自己的工資中去摳……。可能個別的流亡者有錢，可悲的是，常常有錢的並不做什麽正事。
二. 政治就是政治，它決不是請客吃飯所能解決的。政治鬥爭基本上無巧可取。政治鬥爭是絕對講究實力的，在你沒有實力的情況下，或者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對手連眼睛夾都不夾你一下。當他們作為貴賓，被他國元首邀請之時，我們提出如你所建議的那種邀請，隻會落得個無人理睬的尷尬結局。
三. 作為政治反對派的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時候，更要講究自己的風骨。在他們似乎很風光的出訪期間，我們發出那種不著邊際的邀請，非但不會顯現出我們的政治風度，反而隻會成為人家的笑柄。
四. 作為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正途，是關心最廣大民眾的疾苦，動員和融入到民眾爭取和捍衛自己合法權益活動中去，“用權利包圍權力”，走“憲政即限政”的道路，才可能使中國的民主事業走出為獨裁者和獨裁政權做嫁衣裳的怪圈。
五. 政治犯的家屬不但要承受外界的巨大壓力，還要承受家庭的重擔，以及對獄中人的生活的接濟和精神的撫慰。一般來說，不宜再從事其他任何政治活動，包括轉達政治性意見。你今後有什麽事情可以直接和我通電子郵件。
六. 以上諸點，如有不當之處，請批評。
徐文立2004年4月17日淩晨AM 0：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徐老師你好。這是怎麽一回事情？這個人是誰？XXX 收到請回話。
2004年8月15日
XX：
總是會有這樣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的名字“江胡水淼”析為：
“江”（大）“胡”（二）的“水”很浩“淼”啊，他是不是會後悔怎麽會起了這麽一個匿名的名字。
也許他不後悔，也許這正是他的本（“笨”）意；也許他不懂，他不知道中國文化能讓中國人作出這樣的解析。
真是“內舉不避親”啊！
“江”（大）“胡”（二）的“水”真的很浩“淼”。
“江”（大）“胡”（二）的“水”真的很浩“淼”嗎？
“江”（大）“胡”（二）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水”真的很浩“淼”嗎？
我看不見得。
如果，“江”（大）“胡”（二）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水”真的很浩“淼”，他們不必這樣把中國民主黨人置於死地。
他們怕。
他們怕人們說他們的“依法治國”不是“法治”。
他們怕全體中國民主黨人和全體中國人。
可笑的是：
這位“江胡水淼”者連“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而非“聯合總部”）正式成立於1998年11月9日（而非什麽“98年10月”），他都不知道或沒搞清楚；
他連“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是查建國、高洪明、何德普、劉世遵等同誌在全國民主黨人的支持下，在海外王希哲等先生鼎立幫助下，成立於（我1998年11月30日入獄之後的）1999年2月6日，真正使中國民主黨成為了初具全國規模、有一定國際影響的政治反對黨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他都不知道或沒搞清楚；
那麽，這位“江胡水淼”者怎麽會知道，我和我夫人在某一夜會商量什麽呢？如果我和我夫人夜裏都說了些什麽，他卻能知道，那麽他的身份豈不讓人很懷疑嗎？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誰”會有這樣的本事。
但是，我不大相信這位“江胡水淼”者有這個本事。
他，不過是牽強附會而已。
成立中國民主黨，是在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製”、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偉大的政治事件；這是中國民主黨全黨同誌付出巨大犧牲，共同努力推動中國社會進步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事件如果被人說成是，我和我夫人“一夜談”所造成的後果，豈不是對為這偉大的艱苦卓絕的事業付出了青春和生命代價的全體中國民主黨人的極大侮辱嗎？
最令我不解的是，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勢力，既然已經把我徐文立“揭露”得那樣“透徹”，那樣“不堪”，那樣“利欲熏心”，那我徐文立還有什麽可能“以史為鑒，權當作鏡子”？ 還有什麽可能“有點自知什之明”？還能做到讓“徐文立心中還有‘中國民主黨’的大旗”，並“營救獄中中國民主黨和資助民主黨難屬”，並“義不共容辭、責無得旁貸！共謀中國民主黨大業”嗎？
那麽，這位“江胡水淼”者這番所謂的“義正言辭”，這番所謂的“鞭策”是真的嗎？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懂，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勢力之意在哪裏。
我偏不會，隨了他們的意。
這一點，我很頑強。
我耐得住。
更令我不解的是，事到如今，還要用這位“江胡水淼”者的“小文”筆下的徐文立扛中國民主黨大旗。
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勢力是真為中國民主黨著想，還是想害中國民主黨呢？
不解。也解。
還是那句話：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懂，這位“江胡水淼”者及他的那班勢力之意在哪裏。
我偏不會，隨了他們的意。
這一點，我很頑強。
我耐得住。
一般的，我對於對我個人的攻擊不作任何公開回應。
但是，任何人不要以為可以攻擊和侮辱我的親屬。
這次，我依然不會公開回應這位“江胡水淼”者和他所代表的某種勢力，隻是請朋友們轉告他們先學會把基本事實澄清了，再來“沉清”。
此信暫不供公開發表，可轉閱。
徐文立2004年8月15日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59周年紀念日於美國
附件一
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黨部成立公告(第1號)
1998．11．9
鑒於中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公約賦予中國公民的政治權利，鑒於中國大陸現行法律並無禁止公民組黨的條款，鑒於中國大陸尚沒有《政黨法》可遵循，所以“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黨部”今日以公告形式宣布成立。
１、本黨部遵照中國民主黨臨時黨章的原則建立。
２、本黨部經北京天津全體黨員簽名通過，產生了北京天津地區黨部領導機構及領導成員。
３、本黨部所遵照的中國民主黨臨時黨章係嚴家其先生起草，經徐文立先生修訂。本臨時黨章擬提交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審議並經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
４、本黨部暫按臨時黨章所規定的組織原則進行活動，並吸收黨員。
５、本黨部暫定入黨誓詞為：
中國民主黨誓詞(臨時)
我誌願加入中國民主黨，擁護黨的章程，忠實於黨，公心至上，服務大眾，不畏犧牲，為實現黨的綱領而努力奮鬥。
５、經北京天津地區黨員簽名通過，產生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天津地區主要領導人：
主席：徐文立
副主席：查建國、高洪明
秘書長：劉世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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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成立公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
（聯總文1號）
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湖北黨部、遼寧黨部、天津黨部、陝西黨部、河北黨部、河南黨部、北美黨部即日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
聯合總部領導機構為總部委員會。由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希哲、陳忠和、張漢江、蕭詩昌、呂新華、魏林文、鍾積林、劉飛躍、吳樹江、王誌強、王澤臣、王文江、付升、劉世遵、查建國、高洪明、何德普、王誌新、王平淵、冬錢、林伊緬、魏曉冰、王強、施軍、王根田、王林海、陳曉昶、丁貴雄，三十一名委員組成。
總部委員會四常任主席：徐文立、王希哲、秦永敏、王有才。
總部委員會下設兩個常設機構：執行委員會（簡稱執委會）和監察委員會（簡稱監委會）。
執委會委員：查建國、陳忠和、王澤臣、付升、高洪明、劉世遵、冬錢、張漢江、王強、吳樹江、施軍。執委會國內委員按排名順序輪流每人主持執委會工作三個月。主持工作期間為總部委員會執行主席。
監委會委員：蕭詩昌、何德普、林伊緬、王文江、呂新華、王誌新、王誌強。監委會委員按排名順序輪流每人主持工作三個月，主持工作期間為監委會主任。
聯合總部懇盼中國民主黨各省市籌委會，根據各地情況完成建黨程序，在正式組建黨部後加入聯合總部工作。
聯合總部願和中國民主黨各省市籌委會、各地民運人士共同為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努力。
聯合總部的首要目標是：在中國開放報禁、開放黨禁、建立分權製衡的民主憲政。當前三大任務是：加強自身建設、維護公民權利、推動政治改革。
聯合總部堅持“公心至上、為大眾服務”的宗旨；堅持公開、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政治原則。遵守中國現行法律，與中國共產黨等其它九個黨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為中國民主自由的事業而奮鬥！
注：接山東籌委會負責人謝萬軍電話通知：山東黨部成立，參加聯合總部工
作。此事待後正式下文。
執行主席查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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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我們怎麽辦（2）（2004年8月15－19日）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