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食客
同城食客與所有朋友同享
（2004年9月1日）
編纂《公民常識》或《公民課本》是為未來民主中國奠基的一項偉大工程。
人類現代史告訴我們，民主不僅僅是一個進步的製度選擇，它更是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
唯有人們像渴望空氣、水和食物一樣地渴望民主製度的時候，民主才有可能真正在那個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有人說，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麽樣的製度；又有人說，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會有什麽樣的人民。
這樣一來，讓這個討論，又回到了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古老的哲學旋渦當中去了。
其實，人民和製度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既不是先有誰，也不是誰決定誰。
憲政民主的共和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憲政民主的共和國，自然首要的是做好一個製度安排，重點是限製政府的權力、限製執政黨的權力、特別是限製執政者的權力；同時也限製在野黨的權力、限製在野黨領導人的權力；同時也限製一切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的權力。
人類曆史向我們表明，每一個人都是自以為是的。
有政治抱負和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更是一批自以為是的人。
但是，每個人會因為他作為人，而必然固有種種缺陷。
有政治抱負和試圖謀取公共權力的人，也必然會因這些缺陷，而危及公共權益。
現代社會，在經濟領域裏，幾乎仍然在沿襲著古老而有效的組織結構和管理結構，盡管也有了一些諸如董事會、股東大會等製約機構，但是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長期以來所固有的管理模式。
這，正是讓一些自認為是共產專製的異議者，然而實質上是無政府主義者、民粹主義者迷惑的地方。
因為現代經濟是市場經濟，它是靠市場的優勝劣汰這樣的自然的淘汰機製在運行著，它不懼怕任何可能危及全社會公共權益的劣勢公司對社會的危害；因為現代社會同時又是一個法治社會，它的反壟斷、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等等法案，有可能把這種有效率的機製的危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在政治領域，現代社會是采用權力分割、權力限製、權力有限和相應的權力責任製，來保證公共權力的使用者隻有更多的造福於社會，更少的危害公共權益。
但是，每個公民也不是一個天然的聖徒。
每個公民有必要在知道自己天然擁有的權利、並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這種權利的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權利的“邊界”在什麽地方。
這就是：“規則”的認同意識；“邊界” 的認同意識。
每個公民有了這樣的一些意識，才會防止“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才有可能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今天發布《公民常識》（討論稿），讓我想起了美國潘恩的《常識》，整整影響了美國整整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後世。所以，這個討論稿的發布有著它的特殊的意義。
《公民常識》是國內朋友寄發來的，由國內朋友精心撰寫的討論稿。我們歡迎朋友們對這個討論稿發表意見，以供修改。同時，也歡迎朋友們提出自己的《公民常識》和《公民課本》的討論稿，以供大家討論參考。（請見：www.cdp1998.org 請發：ccc3@hotmail.com）
在有條件的時候，可以在海內外由一些專家學者和更廣泛的人參與的情況下，形成幾個定本，供全社會現在或將來選用。
我個人，就目前的能力和條件而言，來做這件事情已經是勉為其難的了，更惶論去對國內的民主事業起什麽領導的作用。在這一點上，隻有辜負一些國內朋友們的期待了；明著辜負，總比暗著損害國內朋友們的期待要好得多。
我和一切政治流亡者一樣，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首先，一切政治流亡者都會遇到一個巨大的生存壓力。說白了，就是永恒的哈姆雷特的那句話：“是活下去，還是死亡。”
問題就是這樣嚴峻。
我和一些幸運的少數朋友一樣，是在全體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事業共同付出努力的朋友們所產生的共有的結果下，而擁有了一點榮耀的人。然而嚴酷地是，美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不會一輩子認可這些“虛名”，這些“虛名”僅僅作為推薦某個人來美國、並任某工作的資格都完全不夠，更不要說能夠靠這些“虛名”得到什麽政治上和物質上的實質性的幫助了。
全要靠我們自身努力，自己救自己。
美國社會和西方是個很現實的社會，它首先要看你對於它能帶來些什麽，它才會付出什麽。
的確，在海外流亡者中有那麽一、二個機構是有錢的，但是他們和政治幾乎是不搭界、或者故意不搭界、或者是離得比較遠的；他們反而是和美國社會和西方的現實利益靠得很近的機構。
中國現代的二十多年的民運史也表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和政治流亡組織不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起到領導的作用。
不要說生發在海外的這樣的個人和團體，就是從國內被迫流亡到海外的這樣的個人和團體，盡管都作了種種的努力和嚐試也都做不到這一點。
這是為什麽呢？
政治，雖然需要理論的指導，否則它沒有遠見。但是，政治首先不是一門理論。
政治，主要是把某種理想和政治抱負變為現實的藝術。
政治，更多的是實際操作。
政治，是眾人之事。
政治，是絕對不能缺少對眾人的感同身受；是絕對不能缺少對社情民意的深入細致的體察；是絕對需要對瞬息萬變的情況的把握；是絕對需要對眼前問題機動靈活的應對。
政治，“法無定法”。
政治，在現代是對人權的尊重、對法治的敬畏。
但是，它首先麵對的是現實。
隔洋觀火，隔靴搔癢，是定然不可能作好一個領導者的。
何況，海外的政治和物質資源，其實是極其有限的。
更何況，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個個都誌向高遠，幾乎人人自我為中心。
所以，要真正在海外形成一個對於國內有實質性幫助的政治團隊是難之又難。
所以，我隻有選擇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這樣一條比較現實的路徑。
但是，我會盡心。
但是，我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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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今年夏天如去年一樣，我忙得沒有星期六、也沒有星期天，所以上帝不高興，因為這違背了他的約。
但是，我終於把你寄來的《公民常識》這大作做完了整理和粗讀，為了聽取更多人的意見，於明日公布於世，我僅僅作了整理。尚有第13、14、23、59、89頁有多處亂碼，請盡快幫助解決。
從此大作看得出，編纂者的學養、文筆、見識皆屬大家。固然，他引證了多位前衛的自由主義學者的成果，但他個人的見地和水平是顯而易見的。
他和所有有誌於此的朋友所作的工作，對於中華民族是千秋偉業。
隻是關於中國社會自秦之後，算不算“封建社會”，我有一些看法，我將把我在別處所論引述在下，僅供參考。
“這兩千多年來的中國社會，一直實行的是秦始皇開創的‘一杆子插到底’的‘郡縣製’，也就是古代‘皇權至上’、當代‘黨權至上’的專製製度，而決不是什麽封建製度。這期間，有封同姓王、異姓王事，皆無實在的領地和權力，這不算‘封封建製’的封建製。說這兩千多年來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是極大的理論誤解。”
從《公民常識》和它引證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已經成長起來了一批獨立的、思想深邃的理論巨子，他們是中國社會未來的希望，他們完全擺脫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係的束縛，他們完成了和中國社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對接和傳承，使得中國社會有可能從“左傾”占上風的淵藪當中擺脫出來。這是在發布這個《公民常識》大作中，最值得慶賀的一點。
讓我再次感謝你和編纂者，讓我們等待批評的意見吧。
徐文立
2004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