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民主社會的第二塊基石——各省區的高度自治——兼談三月台灣大選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中國民主社會的第二塊基石——各省區的高度自治——兼談三月台灣大選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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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訊2008年04月29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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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主社會的第二塊基石——各省區的高度自治

   ——兼談三月台灣大選和西藏事件

   徐文立

   （2008年4月28日）

    當今中國，無論左、中、右，恐怕沒有幾個人敢公開地說，中國就是要專製獨裁的政治製度，而不要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就連“一黨專製”著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曾在八十年前就以反對國民黨專製統治而發家，近年中國共產黨也一再明確地表示“民主是個好東西”。盡管，或許他們隻是騙騙人而已，或許他們並不想實行，或許他們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去實行。 

   當然，也包括許多想在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化進程的朋友，也擔心“民主這個好東西”如果實行得太早，推進得太快，會不會讓中國大陸全體國民在這幾十年中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經濟財富和國力，因不當得的民主進程而毀於一旦、付之東流？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製的民主改革，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極度的貪汙腐敗、貧富差別、社會不公、道德滑坡就無法遏製；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廉政經驗，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整體行不通。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製的民主改革，已經擁有相當、或一定資產的人們，因前途的不確定性，擔心再次被共產充公，不得不把巨額資產存在了海外，或讓子女在西方購房置業，讓中國大陸的大量資金源源不斷地外流。

   可是，人們也都明白，中國目前倘若不實行政治體製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被世界的主流社會接納為可信賴的一員，盡管一些小國和窮國會在需要中國金錢的時候追捧中國，過後、甚至同時就依舊鄙視中國。

   於是，人們又回到，或者想回到“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個思路上來。

    一百多年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政治製度的仁人誌士，不惜獻出他們的生命和青春，而為此奮鬥。但是，曆史卻無情地讓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和中國大陸的國民三次、五次地失之交臂。

   個中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如同建設任何一座雄偉的大廈一樣，建設自由民主的大廈既需要高明的設計家，也需要高尚的政治家，更需要眾多的“能工巧匠”，但是獨獨不能缺少必要的條件和基礎。

   在任何國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都是需要必要的條件和基礎的。

   真理往往是簡單的；看似簡單的事情，又往往是難以做到的。

   中國大陸和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失之交臂，有過往的政治人物的個人因素，甚至有時候這種個人因素會帶有一定意義的決定性，但是全社會的基礎性因素卻有著根本的決定性，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曾經缺乏這些必要的條件和基礎。事至如今，恐怕各方人士也都不會否認在中國大陸要實行民主的政治製度是需要條件的，是需要奠定堅實的基礎的。 

   我個人認為，目前在中國建立民主的政治製度需要的條件有很多，但基礎性的條件主要就是兩個： 

   第一個基礎，是受到尊重和保護的合法的個人私有財產。這是在任何社會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的公民基礎和物質基礎。

   第二個基礎，是社會的高度自治。這自治，除了社區自治之外，區域性的、或是各省區的高度自治，更是在任何社會實現自由民主政治製度的極為必要的基礎條件。

   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獨裁者毛澤東不得不承認，斯大林的問題在美國就不會出現；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話，他也會承認，未來的歐盟成為了聯合體，那裏也不會再出現希特勒。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現代的民主政治製度的基本要件就是“分權和製衡”；“分權和製衡”的國家體製，就從根本上堵死了專製獨裁者出現的可能。

   然而在中國，因為兩千多年前，自秦始皇改“分封建製”為“郡縣製”，也就完成了權利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權專製的政治製度的確立。其間，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宗族社會內的“族紳自治”，卻無法製約強大的中央集權。其後，雖也有中央皇權專製的一興一衰，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政治製度還是有生命力的，你說它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中國以農耕為主的國情也罷，或說它在那個年代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國以宗法社會為基礎的民情也罷。但是，中國到了1840年，在洋槍洋炮麵前，中央皇權專製的製度就式微了。中國人也越來越明白了，這洋槍洋炮的後麵有一個新興的工業時代，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這個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的要義之一，就是“分權和製衡”。以至於中共的宣傳機構推出的《大國崛起》也讚不絕口英國1215年6月15日的《大憲章》，認為它為現代的自由民主製度奠了基。因為從此之後，英國任何一個農夫，都可以指著自己簡陋的農舍，驕傲地說：“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後來，美國1776年7月4日的《獨立宣言》、法國1789年8月26日的《人權宣言》更為現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奠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更加堅實的更加廣闊的基石。

    中國人永遠不想示弱、落後，1911年就創立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可悲的是，1912年榮任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偏不學華盛頓，非要做皇帝夢。他的繼承者――北洋政府，也好不到哪裏去，誘發了1919年愛國的“五四”青年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卻不幸成為了中國沒有走向民主的現代社會，反而又再次回到專製社會的轉捩點。

   恐怕，1989年的學生愛國的民主運動又有可能再次成為中國未能走向民主的現代社會，反而又再次回到專製社會的轉捩點。

   最近，愛國憤青和愛國憤老們在中共指揮棒下帶領國人的紅海洋表演，這其中的暴戾、蠻橫、非禮，有人卻故意視而不見，自然又讓人看到了這種令人痛心的前景。

   所謂的愛國主義，可能再次成為中共黨權專製主義的庇護所。

   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的中國社會在它的精英們的引導之下，把它的學習方向從西方轉向了東方。也就是說，把向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製度的學習方向，轉變成為了向東方蘇俄共產專製的學習方向。孫中山接受蘇俄援助，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畢恭畢敬地把兒子蔣經國，送到蘇俄學習；毛澤東也不甘落後，把毛岸英也送去留蘇，都是明證。

   轉向的原因，依毛澤東的說法，是因為西方這個“老師”打痛了中國這個“學生”，學生不得已而為之。在這件事情上，老師顯然是有責任的，難道學生就沒有自己的責任嗎？對於聰明的學生，不是還有一句話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至此，中國的局勢就一亂而不可收。假民主、真專製滿天飛，軍閥混戰的禍民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欲通過政黨政治推動憲政民主的宋教仁被暗殺了；因反袁而各地興起的省區獨立，實質上的省區高度自治，又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一統”成了中央專製下的“郡縣”。

   人們忽略了這其中之所以逆轉的關鍵在於，自由民主的政治製度的基石——各省區高度自治這最重要的第二塊基石被抽掉了。 

   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幾乎都成了現代意義的秦始皇。1931年肇始的日本侵略幫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忙，使之實現了軍事割據，假抗日，真發展。蔣介石 “統六合”的大業未能實現。一報還一報。在內戰中慘敗的蔣介石蝸居台灣，痛定思痛，以和平土改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還田於民；逐步讓台灣從軍特專製向威權統治轉變，一舉成為亞洲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首，進而實現了台灣的和平民主轉型。台灣，不但成為了毛澤東的缺憾，更成為了他的心病，毛澤東“統六合”的夢也未能實現。 

   曆史似乎一再在提示我們中國人，中國要想實現沒有個人專製的政治製度，沒有家族世襲的皇權的政治製度，沒有黨權專製的政治製度，省區的高度自治就是我們的出路。

   現在曆史又給了我們中國人一次機會，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正走向式微，它已經從一個黨魁專製，禪讓為集體專製；又從集體專製禪讓為派係協商專製。

   3月22日台灣的民主大選，和平地實現了第二次執政黨輪替，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次台灣大選出奇地平靜，言外之意也承認了台灣大選的成功，表明了台灣的民主製度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在這裏，我們且不論台灣的民主大選對於大陸的示範作用，單單看台灣的民主製度是怎樣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就可以知道區域性的高度自治，對於一個自由民主政治製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和關鍵。台灣的民主的理性和成熟，正是從各地區的高度自治開始起步的，現在的台灣的各個市、縣的地方政權是靠選舉產生的，是“三權分立”的。孫中山非要獨創的“五權分立”，民國的曆史一再說明，它在實踐上是沒有意義的，隻是徒增了兩個沒有實際意義、無所作為的官僚機構。同時，也告訴我們一個真理，自尊自強的中國人，不必事事獨創；別人創造的，實踐證明是好的東西，拿來用，就是了。盡管人世間，可能永遠也創造不出來十全十美、永恒的好東西。然而當今社會，恐怕沒有幾個聰明人，會拒絕使用西人發明的計算機和利用西人創造的英特網，特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明白，在信息時代，專製者和專製政權一定會敗在英特網的麵前。“金盾工程”也罷，數萬網警也罷，對於英特網，中共專製政權一定是打不贏這場網絡戰爭的失敗者。可喜的是，這次大陸的國人用各種方式突破了封鎖，通過英特網，觀看了台灣的大選。台灣的民主大選，誠如吳伯雄所說，在台灣，人民最大。換言之，在台灣非但不可能一人獨裁，也不可能“一黨專製”，連“一黨獨大”都不可能了，那就是因為台灣的市、縣已經高度自治了，使整個社會失去了產生的專製獨裁的土壤和條件。這正是一個民主政治製度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如同美國，在英國的憲政精神的影響之下，早期已經形成了各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權。自然在獨立戰爭之後，當然也特別因為華盛頓、傑弗遜和那些開國元勳們的高風亮節和遠見卓識，使得美利堅和眾國至今是一個以高度區域自治來確保民主製度的共和國的聯邦。即便是在戰爭條件下，人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美國不可能形成個人的專製獨裁、中央政府的專製獨裁和一個黨的專製獨裁。民主和自由在美國永遠隻會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決不會是有沒有的問題。 

   西藏的問題也是這樣，倘若中國共產黨信守當年的和平協議，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尊重西藏人的聰明才智，確保西藏地區的高度自治，西藏地區就不會釀成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其實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可是，中共卻不斷用他們錯誤的民族和地區政策在推動藏獨、疆獨和台獨，讓地區性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他們現在又不斷地把達賴喇嘛和藏族的年輕人逼向死路，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中共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水準非但不如唐朝的和親，更不如清朝的尊佛。“大西藏問題”不應該成為中共政府不能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借口，因為這個問題並非不是不可以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的。用西藏現疆域內的高度自治和現各省區內的藏人居住區的區域高度自治相結合的辦法，是可能解決“大西藏問題”的。中共政府以“大西藏問題”進一步煽動漢藏人民之間的仇恨，隻能說明他們近日被迫宣布的與達賴喇嘛的談判沒有誠意，隻是一次國際公關和作秀。

   所以我個人認為，此次中共政府與達賴喇嘛談判成敗的關鍵，在於中共政府有沒有可能一反幾十年政治談判全部黑箱操作的慣例，而使得這次談判是公開的、透明的和可監督的，然而至今非但看不到這種讓人樂觀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宣傳機器還在不斷地汙蔑和攻擊達賴喇嘛。 

   更令人擔憂還有，隨著俄羅斯國力的恢複，美俄冷戰的陰影又可能再次籠罩人類。這種重大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再次把中國人引到了十字路口。俄羅斯的普金何去何從我們還很難料定，雖然一個政治人物的何去何從常常就在一念之差。可是在一些狂熱的追隨者的簇擁之下，普金成為俄羅斯的新沙皇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令我們擔心的是，中國領導人似乎是在用羨慕的眼光看著普金，中國有可能再次發生90年前、“五四運動”之後的那場悲劇性的轉捩點。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的眼光是完全有可能再次投向新沙俄的俄羅斯，或者投向虛幻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共的“一黨專製”。

   很可惜，我們有些中國人是健忘的。以往的社會主義不美妙，現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好不了那兒去；所謂的北歐“社會主義”，連北歐人也知道難以為繼。另外，如果硬要說中國有多麽大的固有領土和疆域，那些被占去的中國的固有領土和疆域幾乎100％是俄羅斯。可是現在一些中國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卻把屢次援助過中國，並未占領中國一寸土地的美國恨得咬牙切齒，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中國和俄羅斯再次結為準軍事同盟，以抗衡美國的“霸權”，那就是再順理成章不過得了。非但如此，世界邪惡中心之一的伊朗也要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俄、中、伊結成一個世界性的邪惡宗教和邪惡民族主義同盟的可能性未必沒有。到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千萬不要抱怨曆史老人，怎麽又讓一個先進的民主的政治製度和中國失之交臂。何去何從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也就是一念之差啊。因為要走向一個民主的政治製度並不難，那就是有步驟地、穩健地從各省區的民主自治開始，為未來的民主中國奠定下第二塊堅實的基石。

   我相信各省區的才俊決不會比台灣少，也不會比香港少，各地的才俊高度地動員起來，一個和平的分而不散、統而不獨、民富國強的中國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上蒼未必眷顧我們，因為就怕我們自己不爭氣！

   草擬於2008年3月24日

   定稿於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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