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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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刊得到了徐文立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路透社》駐北京記
者艾伯樂的談話，現發表如下。
艾伯樂：你是不是能跟我談談剛剛釋放的魏京生先生？
徐文立：魏京生先生是我一九七八年民主牆時期共同戰鬥的戰友，當前他需要冷靜地考慮一些問題和做他要作的事情，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再繼續談他，是不適當的。
今天，我主要想談談中國的民主運動問題，特別是大陸的民主運動問題。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對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包括各國的媒體，甚至包括駐京的各國記者，似乎都像蒙上了一層麵紗，有點搞不太清楚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們在做些什麽，他們想做些什麽。所以，你今天想跟我進行談話 ，我非常高興，我想借此機會比較全麵地、係統地談談我個人的看法，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我這些個人看法是在聽取了許多朋友、特別是許多老前輩的真知灼見後形成的。但這以下的意見、看法都是我個人的，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
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將會是漫長的，不可能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很快的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較理想的民主社會，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隻有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才不會急躁，急於求成，才可能有一個長遠的工作上 的打算和安排。
艾伯樂：是不是有個說法“進二步退一步”？
徐文立：（笑）是有一點這樣，而我認為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架構起來一個，如果借用計算機的語言，這是個“平台”，把它架構成功了，那麽誰是領導人，誰在這個平台上表演，並不重要。因為這個平台，是各種政治勢力相互製約的平台。這樣一個相互製約的平台上，就使得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者一種政治勢力，不可能在這個社會中再淩架於整個社會之上，不可能再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不可能再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在這種情況形成之後，誰再做領導人並不重要了。那個時候，就真正是“主權在民”了，主權在老百姓了，就真正是“選擇在民”了，由人民來選擇什麽樣的政黨可以執政，什麽樣的領導人可以作為國家的代表。要達到這一步，我覺得在中國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道路。
我們這一代人，是中國民主運動當中承前啟後的一代人，我們所承的前，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先生，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除台灣之外，大陸也時有一些民主上 的要求，但有的不是非常自覺的。後來經過一九五七年的進言上書，尤其是一九七八年的“四五運動”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民主牆時期，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階段。而我們這些成長於民主牆的這一代的民主戰士，有可能和各個階段的民主人士及全國人民一道，完成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這樣的一個過程，但是曆史給不給我們這個機會，是不是真正可能達到那一步，很難講。也許，我們隻是鋪路石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重要的是做踏踏實實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去推進。要推進，就要考慮中國的現實情況，民眾的一般訴求。今天的中國，已是進行了十幾年經濟改革的中國。領導它的中共不管是自覺還是被迫進行的，它都在“休養生息”方麵產生了有利於民眾的結果，除了老少邊窮地區之外。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當然兩級分化也日益明顯，有億萬富翁也有赤貧百姓，有下崗工人的不滿，也有農民對苛捐雜稅的抗議，更有中國不光彩的人權記錄為世人所知。由於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許多需要借助政治改革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卻長期地困擾著改革的進程。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由於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自由度的加寬，人們的訴求和視點正在分散，大多數人的安居樂業，使得民眾中“求穩怕亂”的思想成為主流。
另外，由於經濟改革所產生的新的機製帶來了經濟問題有可能在經濟層麵內解決。有許多經濟層麵的問題，和政治層麵的問題是不完全一樣的，有些問題是需要用經濟層麵的經濟手段去解決，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民主社會，他們依然也存在著經濟層麵的問題，並非不存在失業呀，這樣一些問題，比如說著名的“可口可樂”公司最近就要大量的裁員。但是經濟層麵的問題和政治層麵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們相互是有影響的，比如說象下崗的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包含著政治問題，它是過去計劃經濟那各非常臃腫的機構，那種社會主義“大鍋飯”造成的結果，今天僅僅用經濟手段去解決，是不完全能解決的，還要人在政治層麵在上去解決，所以必須要有政治上的改革。另外下崗的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它也會轉化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問題。所以，我說經濟層麵上的問題主要應該在經濟層麵去解決問題。政治層麵的問題主要應從政治層麵去解決問題，但是不意味著把它們看成是孤立的、相互不聯係的部分，經濟問題很多是由於政治問題帶來的，所以那些問題必須從政治層麵去解決，將來要找到出路，也要從政治層麵去找到 突破口。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非常清醒。應該分清楚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但是因為我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都可以說不是非常精通，並沒有什麽高深的理論和研究。對這兩方麵問題，我都需要去加以學習，才有可能深入地去了解它們。經濟問題對我來說更是如此。由於我畢竟從事了十幾年將近二十年的政治活動，所以對政治方麵的問題我可能考慮得稍微多一點，但是也不見得考慮得多正確 。
明年就是西單民主牆的二十周年的紀念年了，所以我在這紀念年到來之前發表這樣一個看法，也是對西單民主牆的一份紀念。
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我想中共也不能否認，隻不過是他們所想進行的改革，或者每次進行了一些改革以後又止步不前的這種情況，我們是要批評的，我們會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中國曆史上經曆過無數次大的動蕩。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我們暫不講，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在政治上不斷采用搞階級鬥爭、搞運動這樣一個方式製造動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災難性的動蕩，使得中國人民對政治有些冷漠，他們特別希望：凡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你們可千萬注意，不要因為你是執政者方麵，還是持不同政見者方麵，說老實話，老百姓都不願意。應該指出的是，當今中國是但凡產生動蕩，其主要原因和主要責任者是執政黨，是中共，不是其他的人，因為它獨攬著大權。但是，不管怎樣的動蕩，中國老百姓都不會歡迎，他們不是不希望改變，但是希望這個改變是比較平衡的，是漸進的。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或者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來說，都應該順應民眾的要求，不應該違背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從事民主事業的人你既然有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著把人民的意願看 得高於一切，那麽就要遵從人民的意誌來從事你的活動，所以在當今中國經濟上有所複蘇、有所發展的情況下，民眾恐怕動蕩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順應民眾的這種希 望穩定，希望在穩定的同時求發展的要求，所以用漸進的改革方法來推進，才可能順應民眾的基本願望。那麽，我們想進到什麽樣子，我們就覺得比較理想呢？我個人的看法，可以用二十四個字、四個短句來表示，我認為，中國民主運動應該追求的目標是：
結束一黨專製
建立第三共和
保障人權自由
重塑憲政民主
這四個方麵，在我一九九五年就一些問題發表個人看法當中已經包含了一些 內容，現在我把它給精練了一下，就是這二十四個字。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我所說的這四點的大概含義。第一點，結束一黨專製，鮮明地不同意由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黨來專製中國，希望出現一個多元的、多黨的政治局麵，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就是我前麵說的我們要架構的那個多元的社會結構的含義。這一點是非常鮮明的。但是它又不意味著有任何要打倒、推翻。如果是倒了，那應該從他們自身去找原因，不要去怪別人。所以，我說的結束一黨專製，是用的“結束”這兩個字，不管誰來結束，有可能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在某種壓力下自己提出來結束，或者是各種政治力量強大到共產黨不得不結束，不管是什麽形式去結束，它是結束，不是打倒，也不是推翻。如果共產黨作得好，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和選擇，那麽它依然可以在未來的社會成為執政黨，或者成為第一反對黨，這種可能性都是完全存在的。前蘇聯的變化也是這樣，比如久加諾夫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在俄國當今的政治派別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關鍵是看你中國共產黨作得怎樣，這是我一貫的想法，我沒有任何想推翻和打倒中國共產黨的意思。對於中國共產黨近十幾年來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我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當然其中有很多帶有深層次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好，我也希望他們解決好。
第二點，“第三共和”的提法久已有之。中國經過了長時期的民主運動，在當今，不隻我一個人，還有其他許多朋友都提出這樣的主張和想法。那為什麽叫“第三共和”呢？許多人恐怕不完全清楚，我要作一些解釋。因為它區別於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那“第一共和”。很可惜“第一共和”葬送在各路軍閥和蔣介石手裏了。
那麽，人們要問，我國是否出現過“第二共和”呢？應該說，有過一個暫短的第二共和時期，這個時期的標誌是毛澤東的那一篇《論聯合政府》。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可以看出，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是提出了建立一個不同於“第一共和”的“第二共和”這樣一個綱領性的東西。這是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之後發生的。很可惜，它被毛澤東自己破壞和違背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存有帝王思想的毛澤東不可能不違背和破壞這第二次共和，盡管是他本人提出來的。所以，在某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有過一些民主主張的人，未必不會走到到自己的反麵。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內心深處追求的是什麽。從一九五四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政協第一次會議這段時間，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還基本上是按照《論聯合政府》這個綱領做的，但是很快他們就放棄了。所以說，中國曾經出現過暫短的第二共和時期，後來又葬送在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些依然要堅持
搞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的手裏了。所以，我們想再追求一次“民主共和”的話，這次共和就可以把它叫做第三次共和了。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很重要，否則一般人不明白為什麽叫“第三共和”。它是有連續性的，第一次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第二是在抗日戰爭後特定的曆史條件之下，以《論聯合政府》那個綱領性的東西為契機的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後的第一次政協會議為止的那段時間，雖然他們並沒有把這稱為第二共和。今後建立的第三共和，從總的方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是連續的。
但是，這中間的間斷非常長，在這三次共和中間有兩次是專製的。出現過國民黨的專製，也出現過共產黨的專製。
艾伯樂：第三次共和的特色是民主憲政的？
徐文立：“第三共和”特別強調保障人權自由。這次共和倡揚的民主甚至有些不同於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來的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義是民族主義。當今應該說在中國的整個版圖之內，不是說不存在著民族問題，但基本上已不是最主要的矛盾衝突。孫中山先生當時他麵對的是一個滿清政權，所以當時他提出民族主義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今天，依然沒有變化、沒有發展地看這個問題是不夠。現在的民主共和應該特別注重保障人權自由，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民主可以叫作“人權民主”。不知道我這樣一個概念準確不準確。這個社會特別注重保障人的基本權力。這個權力指的是各個方麵，而不僅僅象中共所說的現在主要是要保障生存權，這個權力是廣泛的。這個權力是與生俱來的，是天賦人權，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無權剝奪的。當然了，任何一個社會是要有管理的，需要法治。民主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法治，隻要是法律規定不允許從事的事情。那麽民眾要加以遵守，特別是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它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不是無序、放縱的。
第四點，為什麽提“重塑憲政民主”呢？其實民主的本身就是講究法治，這是民主的應有之義。但是在這個地方，為什麽要突出一下憲政呢？因為一個民主社會很重要的特征和內容是憲政，它由一係列的母法、子法和法規來保障任何人、任何政黨都必須按照人民和議會製訂的憲法和法律來進行它的活動。為什麽提重塑呢 ？那就是因為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並非沒有憲法，它們曾經製訂過好幾部憲法，憲法當中也規定了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示威、出版等自由，有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隻不過沒有兌現罷了。目前不謀求改變現有的憲法。隻要求他們兌現言論、選舉、出版站社等等自由，現在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是對於未來社會這個憲法就顯得非常的陳舊的。因為它當中還有什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這樣的內容。所以未來的那個憲政和現在已經有的憲法是兩回事，那是民主社會的憲政，那是新的憲法指導下的一個法律體係，所以我用了一個“重塑”。但是目前階段，我們可以首先提出要求中共兌現他們所製訂的那個憲法當中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選舉和被選舉等等自由。
艾伯樂：現在至少要執行憲法當中的那些關於自由的規定？
徐文立：對。我現在所講的是未來社會的問題，還沒有談到現在的問題，是順便談一談。以上就是我認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主要目標。那麽，我們的行動原則是什麽呢？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應有一些行為規範，我個人認為，這也是許多朋友的共識，那就是：“公開、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第一是公開的，即要實現這個目標，是采取一種公開的方式去進行，而不是秘密的。第二是理性的，這個理性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含義就是說，我們要從街頭政治轉移到目前憲法允許的合法的領域當中來。當然，不排除有的時候所出現的必要的街頭政治。但，不是以街頭政治為主要的活動手段。
艾伯樂：那麽天安門運動錯了嗎？
徐文立：沒有錯！天安門“六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運動，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它完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錯誤。但是民主社會的逐步形成，將不會以廣場式的街頭政治為主，要逐步地轉移到議會政治。在現在就要轉移到選舉人民代表的活動當中去，去爭取選舉中有民主人士入選。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在某種條件下，不見得就不會出現街頭政治的情況 ，這種情況不要說在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家，西方的民主社會也會出現街頭的遊行、示威，甚至法國的卡車司機還在高速公路上設路障，進行罷工示威。這二者之間不是衝突的，那要看當時的情形，當時的需要。
我們為什麽特別強調非暴力，因為從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幾次大暴力產生的政權，完全是一種舊的專製的重複。鑒於這樣的曆史，我們認為暴力，依然不可能給中國帶來一個安定的、繁榮的、均富的民主社會。鑒於這樣的曆史，我們主張和平與非暴力。不希望又是過去的惡性重複。比如蔣介石把所有的軍閥打敗了，然後上了台，他本來也是跟著孫中山搞民主革命的，但是他卻成了一個獨裁者。這種軍事的、高度集中的領袖人物，上台以後，不可能不搞獨裁，不可能不搞專製。毛澤東也一樣，這種打江山的人總覺得自己有理由去獨坐江山。去當皇帝，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包括他們的功臣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就應該去享受，去享受不應有的特權。所以，這種思想是要不得的。我們這些人並非沒有看到現在的這個政權有武裝力量，非常強大，我們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們還主張用和平的非暴力的，就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再重複我前輩的許多人所犯過的錯誤，不希望再出現一個專製黑暗的社會，如果建立起了一個民主的機製，那麽誰想獨裁也作不到，誰想專製也作不到 。所以，這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們才追求和平的、非暴力的。並非我們那麽傻，我們不懂得那槍杆子是很有力量的，我們也懂得槍杆子也很重要，也知道毛澤東曾經說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我們懂得的，但是我絕對不采用這種手段。這是因為我們不想重複蔣介石、毛澤東的錯誤，不想用犧牲又換來一個獨裁黑暗的社會。希望中國將來是民主的、和平的、光明的社會。
我第三個方麵要談的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目前側重要作、也可能作的三件事情。
一、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關於人權。因為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大陸有很不光彩的人權記錄，侵犯人權的問題相當嚴重。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來解決。現在在國際社會的幫助和壓力之下，中共也開始意識到，確實這個問題很嚴重，有的時候很丟麵子，很影響他的國際形象，但是他們還是基本上采取一種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能掩蓋就掩蓋的方法來麵對這個
問題。我覺得中共這種態度該改變，是到改變的時候了。
為了說明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嚴重程度，我舉幾個最重要的人權個案來談一談。第一，如果說中國有最大的人權個案的話，那就是趙紫陽先生這個個案。很可惜，這個首案為各國政府、各國輿論界、甚至包括大陸、海外的民運人士所忽略。
這可能是因為趙紫陽先生曾經是中共黨員、又是中共的領導人，所以他的人權被侵犯就覺得不那麽值得同情，我想這一點是不應該的。現在我們知道，趙紫陽先生、特別在他最近發表了致中共十五大的一封信之後，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製 ，最新消息傳他又將受到專案審查和進一步的迫害。應該看到趙紫陽在“六四”問題上，是站在人民這方麵的。至今堅持這個正確立場。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為一個中共的領袖人物，能夠作到這一點，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有了這一點，不管他過去犯過什麽樣的錯誤，或者有什麽樣的缺點，都顯現了他值得我們欽佩的品格和勇氣。他這樣一個人，能夠獲得言論行動上的自由，對於中共進一步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將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鑒於這樣兩點，我個人認為，趙紫陽先生的人權個案，是中國的最大的侵犯人權的個案，今後應加強對他的關注。希望西方願意在人權方麵和中國政府對話的國家能夠關注這個問題。
第二，還有象王丹、孫維邦、劉曉波、胡石根、周國強、劉念春、陳濤等等一切包括西藏、新疆地區在內的因政治、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監禁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孫維邦是民主牆的老戰士，兩次入獄，“六四”後被無理判刑十二年，目前仍係獄中。
宗教界的良心犯，常為人所不注意，其實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僅僅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正常的宗教活動，就被視為反革命罪行，現在反革命罪被取消了，那麽，那些人被判的反革命罪是不是應該取消啊？另外，給那些正常從事宗教活動的人安上了其他許多罪名，都是錯誤的。總之，一切因政治、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監禁的政治犯、良心犯都應該得到釋放。
艾伯樂：馬上得到釋放嗎？
徐文立：至於怎麽樣去操作這件事，這是中共的責任。當然，能一起釋放，最好。如果他們覺得有困難，逐步地釋放這些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應該有承諾。而且再也不要製造這種政治犯了，否則，就會在世界麵前更丟臉，讓侵犯人權的這個噩夢纏繞著中共。
第二，進一步地敦促中共盡早地簽署，批準《公民權力和政治權力公約》，並不附帶任何條件。
簽署、批準之後就應該用這個公約，來規範自己的人權行為，我不希望中共簽這個約的時候還有附加條件，強調中國的所謂特殊國情，在人權這個意義上，是沒有什麽特殊的，你能講中國人和外國人不一樣嗎？對呀，都是人類，是人類就應該在人權問題上遵守同樣的標準。這不是具體的經濟問題和一些隻跟中國自己有關的政治問題需要考慮自己的國情。隻要你承認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一樣是人，那麽國際社會製定的這個人權國際公約就應該無條件去遵守它。如果能夠作到這一點，中國的人權記錄將會有很大的改善。我希望中共如果真的簽署了、批準了這個條約，會逐步地去遵守它。不遵守的時候，國際社會就會拿這個條約去批評你。包括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用這個條約去審查政府的行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二、關於重新評價“六四”的問題。請注意，我的提法是重新評價“六四” ，而不是平反“六四”。過去常用“平反”這兩個字，那是共產黨的一個發明，這個平反是居高臨下的，是從上麵恩賜給下麵的。不對，“六四”的重新評價不需要任何的人恩賜，隻要求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改變自己過去的錯誤結論和評價，是他們改正錯誤的問題，是一個重新評價的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至少要向“六四”的死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們謝罪！當然，僅僅謝罪是不夠的，還要賠償死難者家屬的一切損失，特別是其中老者的贍養問題，讓他們老有所養，另外關於遺孤的問題，確保死難者留下的那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三、關於中國大陸將要麵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的換屆選舉問題。這是我們在大陸的民主運動人士應該高度關注的問題，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這種換屆選舉，（包括下屆政府的人選）。基本上就是一次“黑箱” 作業。代表是從省或者是直轄市直接被推舉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的。這個推舉的過程，被推舉的人是個什麽樣的人？他有沒有資格作為人民代表？他有些什麽業績 ？他有什麽政治主張？他將代表人民在這個代表大會裏起什麽作用？作些什麽事情 ？對於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來說，一概都不知道。而且這個推選的過程，中國大陸的廣大人民群眾沒有任何參與，所以根據以往的經驗，這個換屆的過程，基本上是 剝奪了人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這種作法違背它現有憲法的。所以我們應當關注這場換屆，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了。
下麵我將談談我們大陸的民主運動的這些人采用一種什麽方式進行活動。據我知道，我們這些人基本上是采取一種“廣交友、不結社”的方式進行活動。在目前中國大陸的這種情況下，大家基本上都不追求建立什麽組織。就是所謂的不結社 、在交友的過程中互相交流切磋。這可能也會成為今後民主社會中的一種行為方式 。那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這些獨立的思考者根據自己的思考來提出問題，並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盡可能發揮各自特長。當然，不排除吸收一些朋友的意見和智慧。我自己就常常這樣做。各自提出問題、各自發表意見，以這種方式對中國民主事業作出各自的貢獻。
談了以上這些，可以說，就基本上把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麵紗揭開了。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怎樣進行自己的工作，這樣也避免產生一些誤解和誤會。當然，我所說的這種方式，決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表示隻允許這種方式。方式是可以多種多樣的。我所說的，是我觀察到的基本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艾伯樂先生，有關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情況我就談到這裏，我可以回答你所想問的問題。
艾伯樂：徐先生，假如你是江澤民主席的顧問，你將建議他作什麽？
徐文立：謝謝你提出問題。但是我絕對不可能成為江澤民先生的顧問，我曾經是中共的階下囚，而且我現在是立足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在這樣一個地位上從事著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就是請我，我也不會去給他當顧問，何況他也不會請我。我倒是可以借此機會以一個民主運動的老戰士的身份，向他和中共中央提出五點建議：
現在中共和江澤民正麵臨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盡管在經濟改革上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改革後的中國經濟正在複蘇、發展。國內的政治局麵相對也是穩定的。國際社會除了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共批評比較嚴厲之外，出現了較為寬鬆的環境，周邊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大的衝突，雖然與日本有釣魚島問題，與東南亞一些國家有南沙群島問題，與有些國家的邊境線還沒有劃定，過去朝鮮戰爭有遺留問題，那比過去的問題要小得多。總之，國內外較為寬鬆的環境為中共提供了一個可以較為徹底地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絕好時機。其實，抓得住抓不住也就是一念之間的事 。
首先我要建議他們，還給趙紫陽先生——你們黨內的一個老共產黨員、曾是你黨的領袖，還給他人身和言論自由。如果，你們還更寬宏大量一點的話，倒是可以聘他為最高顧問，比如象新加坡請李光耀作資政一樣，充分發揮他的餘熱和智慧 ，繼續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作出他的貢獻。這樣作，非但不會動搖江澤民現有的地位，隻會提高他的社會形象，讓人們覺得你們很大度。
第二點，繼續釋放政治犯、良心犯。
第三點，重新評價“六四”的問題。現在國際國內的形勢相對經較穩定，中共若能審時度勢，主動地重新評價“六四”，肯定“六四”的偉大意義，向“六四 ”死難者家屬謝罪，賠償一切損失。由此而引起的社會震蕩，將會是最小的。
當年“六四”時，北京市的市民和學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對中國的民主事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他們的表現，完全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第四點：在經濟領域方麵，中共經過十五大，已決心走向市場經濟，並進一步走改革的這條路。這一點是對的，當然我們也知道，不是市場經濟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這種和世界經濟接軌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希望他們在這個時候絕對不要用敷衍的辦法，用對付的辦法解決政治改革的問題，要誠心誠意，比較徹底地進行，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那真是中國人民之大幸，也是我們這些為民主運動而奮 鬥的人的大幸。當然，應該按照民主社會的方式進行，而不是走一步停兩步，應該是逐步地漸進地實行。
第五點，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改革中非常容易作到的，那就是放寬言論自由，而且確保不因發表了不同意見而受到迫害。
如果他們能采納這些意見，我相信，他們就能作出彪炳千古的功業。我覺得，他們應該作出這樣的功業。□
《北京之春》98年1月號(總第56期)
(徐文立：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的談話提出“結束一黨專製，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1997年11月29日）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