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民主製度建立的希望在於漸進—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講話

 

徐文立：中國民主製度建立的希望在於漸進—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講話

   按照誰主持會，誰就是主席的原則。那麽，今天這位先生，就是主席。首先，我感謝這位主席，還有“費正清中心”邀請我來哈佛大學演講。

      來到這裏吃晚餐的時候，我發現中國朋友以外的女士和先生們，都能熟練地用筷子，依中國人的標準，那就是“中國通”了。麵對中國問題的學者、特別又有這麽多資深的“中國通”，應該說這次演講，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通常一個人演講，聽者如果因為語言的緣故，並不能直接聽懂，反而好講；能直接聽懂，就不好講了；因為能直接聽懂，就錯不得，一錯就聽出來了。（引起哄堂大笑） 

    今天，我講的主要內容是“費正清中心”希望我講的，有關中國的民主進程的問題。

    我個人強烈地認為：中國民主的希望在於漸進。所以，就選了這個題目。然而，這個題目不好講，不討好。一般來說，誰都希望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好事情，越快實現越好。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人經商，當然錢掙得越多越快越好，日進鬥金。想掙錢的商人，不想漸進。 

     我們中國經曆了很長時間的專製社會，清朝末年國勢日衰，就開始有知識精英在追求改變政治製度來求強求富，這種追求和願望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曆史，在這樣長的曆史時期，人們都在企盼這件事，很自然希望它早日實現。

    能不能早實現？是快一點好，還是隻有漸進？這裏有一個製約的因素，就是條件。 

     在物理、化學領域，你想做成一個試驗，得具備很多條件。比如，原子彈要爆炸，要有工程技術人員，要蓋廠房等等，要提取鈾，可能還有更複雜的準備和實驗，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有可能做成這件事情。

     但是，政治製度的選擇和一個物理、化學試驗是不完全一樣的。

     它不是化學試驗，也不是物理試驗，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中國走什麽樣的道路，選擇什麽樣的政治製度，不是由少數的政治人物決定的，既不是由我們這些反對派人士決定的，也不是由中國共產黨他們的領導人決定的。民心民意，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才有決定的意義。所以，在這一係列的前提條件當中，有很多很多，我今天不可能全部都談到，一定談不全。我隻想通過我踏上美國國土之後的一些感受，來具體地談談中國實現民主製度所需要的，我個人認為的兩個必須的基礎性條件。

      第一個條件，我從人的一般禮儀方麵的要求講起，可能有些女士先生就覺得奇怪了，禮儀方麵的要求和民主社會有什麽關係呢？

      那我們看，在美國，不論在研究機構、還是在大學，甚或在街上、在小區，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就是人和人見麵都彼此問候，這種禮儀在中國的近六十年，應該說是卻比較罕見。為什麽罕見呢？原因很多，今天我隻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我親友中有很多共產黨員，因此我知道他們年輕的時候想要入黨，要做一個共產黨員，他們都要寫非常厚的思想匯報，還要向組織上揭發或者檢舉別的人的一些行為和思想。他要入黨，他寫；另外的人要入黨，也這樣寫。他們認為這樣做，別人不知道。這種做法，中國有一個通俗的說法，叫做“打小報告”。你也“打小報告”，他也“打小報告”，怎麽能夠做到見了麵彼此問候呢？幾乎人人都心懷鬼胎，彼此的問候自然也就沒有了。奇怪的是，現在有些中國人厭惡當今中國，經濟大潮中人與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卻懷戀毛澤東那個幾乎人人都心懷鬼胎、幾乎人人都落井下石，幾乎人人都謹小慎微的時代，還竟然說那是中國人際關係最好的時期，不是荒謬，就是健忘！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人人為敵，又人人自危，互相爭鬥的事情，是中國共產黨特意造成的一種惡習，以便於它對整個社會的控製和統治；“打小報告”的風氣，把整個社會關係搞得一團糟。這種惡劣影響還帶到了國外，我注意到，在海外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中國人見到中國人，反而像是沒見到一樣；中國人反而更不理睬中國人，更別提彼此問候了。 

        另外，在海外的一些流亡者當中也一樣，有些人彼此是更加仇視。

         我曾經和美國的一些官員講過：請你們站在同情的角度去看待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來到海外流亡，不像你們有體麵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有車子，有穩定的收入，他們的資源非常有限，可能在爭奪資源上就會發生一些問題。這是我希望外國朋友從諒解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自己就不能輕易地原諒自己；不可原諒的是什麽呢，是我們也從中國共產黨那裏學到了喜歡爭鬥，你死我活，非白即黑，不講禮儀的壞習慣和有害的思維方式。這種不講禮儀的壞習慣和有害的思維方式，延伸開來，會產生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呢，那就是中國人曾經講究的那種君子之風沒有了，英國人講的那種紳士風度也不會去學。英國的紳士風度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我可能反對你的觀點，但是我堅決地維護你堅持自己觀點的權利。” 

        禮儀是文明的基礎；現代禮儀是現代文明的基礎。 

        這種君子之風、紳士風度對於民主製度是什麽呢？是基石。因為多元社會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別人的權利。然而，中國近六十年來，由於文化上的斷層，中國傳統的破壞，當代中國大陸和現代文明之間有了一個巨大的鴻溝，要填滿這樣的鴻溝，回歸到一個講究禮儀的社會非常非常之困難，比物質上的積累更困難。

        講禮儀，當然也不能過分，繁文縟節也就成了虛偽和浪費。

        禮儀文明沒有國界，也沒有時空，也沒有社會之別。

        我很奇怪，在中國，為什麽總是要分什麽叫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什麽叫資本主義製度的國家，不知道各位學者怎麽看這個問題。依我看，要說社會製度，當今世界，恐怕就隻有民主的政治製度和非民主的政治製度、乃至專製的政治製度，或中間狀況的區別。我個人認為，人類社會至今從來沒有存在過什麽資本主義製度的國家，也從來沒有存在過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這兩者僅僅是沒有可比性的意識形態，一個是講的經濟和生產領域裏資本是很重要的主義，另一個是強調的社會分配要公平的主義，這兩者之間沒有可比性；我們長期以來總是把這兩個不可比的東西非要比，比來比去就造就了一個近一個世紀的假問題。還有，中國大陸的各類學校的教科書至今還是說，中國自秦朝之後的兩千多年是封建社會。我個人認為，中國自秦朝以來是皇帝一統天下的郡縣製，即皇權專製社會而不是分封建製的封建社會，演變至今是一個“一黨專製”的社會。雖然，漢朝皇帝也封過王，有異姓王，也有同姓王；之後各個朝代也封過王，但是這種封的王和歐洲分封建製的王是不一樣的，中國這些王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權力，沒有屬民、沒有軍隊、沒有稅收、甚至有的連土地也沒有，僅僅是被禁錮在一個大院裏圈養著的“貴族囚徒”。 

        在中國大陸，這類假問題、錯誤的理論有很多，誤導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深入到中國人的血液和靈魂，成了人們的口頭語言和思維方式，要想改變過來是非常非常難的。

         中國1949年至九十年代，中國人的生活窘迫加劇了問題的嚴重程度。 

         為什麽？我還是喜歡從小處說起。中國當時的那種經濟狀況，一個汽車本來隻可以承載50人，卻非要擠上150人，隻有這種情況下人們才能趕得上去上班，哪裏談得上什麽禮儀。

         雖然，現在中國的經濟生活有了很大的好轉，在北京一些大城市應該很文明，但是人與人之間還是很容易吵架，比如碰了一下，就是不肯說“對不起”。

         當然，一些大城市的銀行，也已經開始實行保護取款人隱私權的一米線製度、在一些重要的場所也都劃了一米線，這一米線就是對個人權利的一種尊重。中國有句老話，這叫作“倉檁足，禮儀生”。

         因為我在監獄當中待得太久了，第一次待了12年，第二次待了4年，可能我非常孤陋寡聞，我也不知道國外的專家是怎樣評價和觀察的。但，我注意到，這二十多年，中國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中國的個人財產正處在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這種積累在農村發生的較早，比如說，早就劃了房基地，今年三月一號土地法令實行之後，承包的土地有繼承權，有轉包權，但沒有私有權，當然也就沒有私人買賣土地的權利了。現在，還規定了自己承包的那塊土地如何使用，政府和官員不能幹預；在共產黨的專製下，這個政府和官員不能幹預的規定是大打折扣的。

         有一個普通的警察跟我講過，他說，為什麽共產黨建立政權以後，把本來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回來了呢？他說，這個道理非常簡單，要想作皇帝的人，要延續幾千年專製社會的人，他不喜歡向人家伸手，他希望人家向他伸手。土地如果都在農民手裏，由他們自己決定種什麽，然後讓他去繳稅，毛澤東這個紅色皇帝要向農民伸手：給我稅、給我錢，等於要毛澤東向他們伸手，去求這些農民，他如何能夠高高在上呢？他要中國的所有的階層、所有的老百姓都向他伸手，都去求他，然後呢，他給人們一點工資，或者給了一點好處，然後人們就一致地感謝毛澤東、感謝共產黨、感謝社會主義。

         這是一個誰向誰伸手的問題。這個普通的警察很有智慧。

         專製者不喜歡向民眾伸手，專製者希望民眾向他伸手，這是專製社會和民主社會在財產製度上為什麽會根本不同的一個奧秘。

         專製社會就在於所有的財產是皇帝或專製者所專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專製社會，都得是我專製者來指揮，我專製者給你一點好處，你們大家對我感恩戴德；這樣，他才能指揮所有的軍隊、所有的官員，而民主社會做不到，布什總統就一定指揮不了在座的女士們、先生們，據我知道，你們很多女士、先生就反對他對伊動武。這就是民主製度和專製製度最重要的區別。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不能做到獨立，在形式上他吃的是共產黨的飯。有的人對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罵得太狠了，我覺得應該體諒他們，因為他們吃的是共產黨所謂給的飯。當然，事實是反過來的，當然是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創造的財富被共產黨剝奪了，由共產黨統一分配，它用這樣的方法把財產高度集中在皇權、黨權之下，它才可能實現這種專製，相反的話做不到。 

        所以，中國社會現在進行的個人財產的積累，就有了特別的意義。但是，這個積累的量還遠遠不夠；因為這個量不夠，又特別的不公平，就決定了中國大陸政治製度的轉變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剛才講到的是農村的情況，中國一些大城市的情況在個人財產的積累上，這二十多年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比如說，很多人不管用什麽樣的方式，由於搬遷，還是貸款等等的方式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私房，對於一個城市的人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有沒有自己的房子。美國朋友也是一樣，可能是工作一輩子才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非常好的房子，美國朋友的房子都很好，特別是冬天家裏都很暖和。個人財產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保護。當然，有些美國朋友的保護方式很厲害，比如有人侵入了自己的私人領域，不聽從警告，是可以開槍的。當然，開槍的事情是很少的；這隻是說這種私人領域被保護的權利，強烈到可能開槍的程度。多元的思想，人的自由度恰恰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所以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正是民主社會的兩大基石之一。另一塊基石就是社會的高度自治和公民社會的建設，時間的緣故，今天講不了了。這二塊基石在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能夠作為民主社會這樣一個大廈的基石所需要那樣堅固的程度。

         民主的政治製度幾度與我們中國社會失之交臂，必定是有原因的。

         我們知道如果紐約地下的岩石不是那麽堅硬，紐約就不敢既挖很深的地鐵，又蓋那麽高的摩天大廈了。所以，中國的民主社會的建立，要相當的一個過程，才可能比較穩定。

         當然有另外一種可能，社會的進程往往不是哪個政治人物能夠設計出來的，一些突發事件都可能加速或者改變這個進程。

         我個人的總的思路，是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還是漸進，會更好。我很尊敬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先生們，我有一本書的名字，就叫作《我以我血薦軒轅》，就是康、梁同時代的譚嗣同精神的體現。但是，他們領導的“百日維新”，顯然操之過急。

         來到哈佛大學，我聽了哈佛的很多故事，但是故事一多，就可能有真故事有假故事。這些故事當中，有一個故事令我最感動，就是乘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這塊土地的那些人，一百多人中，有一位牧師，他說，我們現在度過了難關，上帝賜給了我們豐厚的土地和食物，但是如果我們隻會埋頭耕作、整日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話，我們的後代就隻會是文盲，我們就不可能建成一個偉大的國家，教育對於我們來說，是除了土地和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據說哈佛大學，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建立的。美國現在這樣富強，也因為如此，所以這個牧師的故事非常領我感動，他認為教育非常重要。中國在這個方麵的欠缺，應該說是很大的，這一切都造成了中國的民主化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艱苦的努力。當然，我作為一個做過牢的人，年齡可能和在座的比還是小字輩，可和我的同仁們比年齡就偏大了，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製度在中國建立，應該說是很遺憾的事情。但是，政治人物不應該是一個自私的人，怎樣對這個民族和國家好，才是重要的，在推動中國民主過程的過程當中，要充分的考慮到一些必要的條件，如果不想到這一點，隻想到我個人能怎麽樣，不能怎麽樣，那麽我覺得是一個短視的政治人物。 

        今天先講到這裏，下麵我願意回答你們的問題，謝謝大家！

        回答問題1：

        我當時是年輕人，為什麽能在七十年代，就知道一些有關人權、多黨製，還有民主的政治製度的一些思想。中國的近現代史告訴我們，中國在二三十年代，有些翻譯工作就做得很好了，一些早期的留學生就來到過哈佛，來到過歐洲，他們把他們在那些國家所接受的思想，逐步地寫成著作或翻譯成中文，比如嚴複先生從英國留學回來，他就把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翻譯成了中文，但是他覺得自由這個概念，在中國的詞語當中有恣意妄為，想做甚麽就做什麽的意思，是不好的，所以他把它翻譯成了“群己權界論”，他說，隻有在法治下才有自由，成了經典之語。也就是說，中國的留學生，在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把西方的許多先進的思想帶回了中國，所以，我們這些年輕人隻要愛讀書，是可以看到這樣的書的，可以知道這樣的思想。可能有些朋友還知道，現在華盛頓D.C的華盛頓紀念塔上，有一個中國的石碑，是1853年的當時的華僑贈送的，引用的是1844年一個中國清朝巡撫大臣在《瀛寰誌略》中的話，作者叫徐繼佘（佘此處讀YU），他和林則徐幾乎是同時代的，但是他比林則徐更有遠見，看問題看得更尖銳，林則徐認為清朝落後，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船不夠堅、炮不夠利，要向洋人學習造槍炮和戰艦。然而，徐繼佘卻讚揚華盛頓，認為華盛頓是有非凡智慧的奇人，讚揚華盛頓先生在軍權、政權一人在握的情況下不稱王稱帝，認定國家是公器，不應該為自己所私有；華盛頓說，我隻能按憲法規定作總統，而不能永久地做下去；我知道後來他在許多人推崇之下又連任了一屆，最後他還是卸任了，回到自己的莊園當了平民。所以，徐繼佘非常稱讚華盛頓，稱讚這樣的政治製度一定會出奇跡。1844年，中國的一個封疆大吏，就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可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國外事務的了解，對於進步的民主的政治理念的了解，是很早的，我們這些年輕人如果願意讀書，在那個年代也能讀到這些書，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是可以偷偷地看到一些書的。所以，中國對於國外的一些先進文化的傳播和介紹，應該說，並不陌生。

         回答問題2：

         現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後，特別是在城市，這種私有財產的積累，我個人感覺，在理論上應該怎樣稱呼更準確，並沒有一個定論。我認為，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自由經濟的製度，僅僅隻是對私有財產有了某種程度的保護和尊重，這樣的說法我個人感覺更加準確。現在由於經濟發展，國內的貧富差距在擴大，甚至有些擴大的程度比西方國家還要嚴重，這確實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問題，這種擴大的結果肯定是不好的。因為那些更加貧困的工人、農民，可能更容易懷念毛澤東，對中國來說如果回到毛澤東道路上是危險的。毛澤東在中國二十年代開始，雖然成功地領導了一次革命，我認為它隻是現代意義的農民起義而已，他隻是一個成功的農民領袖而已。 

        當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如果貧富差別繼續擴大，下崗的工人和再次貧困的農民，是容易懷念毛澤東的，容易追求毛澤東那一套。這，對於中國社會不是一個福音。但是怎麽樣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共產黨在目前階段還沒有什麽好的手段，隻要進行經濟製度的改革，必定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隻是貧富差別不應該繼續擴大。現在，就是海外的這些流亡者回去了，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也不是那麽容易。這個過程，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正是西方國家曾經經曆過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造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的誕生，而且發展，並付諸了實踐。所以，中國社會如果要進行經濟改革，又不注意這個問題，或不解決這個問題，是會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

       解決之道，必定是通過社會的財富的更大的積累，自由度更大，人們的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更充分地調動起來，而不是壓抑能人，在這個過程當中用社會調節的方式。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有些人，特別我認為朱鎔基先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特別強調三條線的問題，就是三條社會保障線，這也就是兜底的問題。當然，隨著經濟發展的程度的提高，會出現水漲船高，要兜的底越來越高的問題。

       當然，隨著經濟政策的調整，一些失業的人有可能再就業，社會的分配可能趨向於公平，因為任何一個執政黨要想求得穩定，不解決這個問題是不行的，不管誰在台上，不論流亡人士上台，還是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都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解決並不在於你號稱是什麽人，隻要你坐到了這個位置，都會要麵對這個問題。隻是解決得好壞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要徹底地解決問題還是要發展經濟，不能走回毛澤東那條路，那條路是危險的，沒有前途的。雖然，走回毛澤東那條路的這種可能性在當今中國幾乎等於零。

       可是，中共有一點，它一定解決不了、也一定不想解決，就是“一黨專製”政治體製的問題；然而，不解決 “一黨專製”政治體製的問題，那就永遠解決不了權錢交易、貪汙腐敗的問題，那就永遠解決不了權貴集團和廣大民眾根本對立的問題。

        回答問題3：

        借著回答問題，我強調一點，我剛才講到中國民主製度的建立需要許多條件，我側重講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保護，並沒有講到經濟發展也可能對個人財產不加保護的問題，這是兩個問題。我認為，現在中國社會的進步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已經出現了對個人權利一定程度上的尊重和保護，後麵順帶講了一些教育的問題。所以，我並不認為經濟的發展就會自然而然地造成對個人財產的保護，現在中國大陸的種種不穩定，主要就是官府侵犯公民權利造成的。我認為，你剛才說的這種經濟發展的趨勢，或者剛才夏教授所講的是一般的規律，不會永遠是高潮，事物發展總是這樣，歐美這幾百年發展也是起起伏伏，比如現在美國的經濟就處在比較困難的時期，也就是說在掉下來。美國出現過大蕭條，但是卻沒有出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的革命，革命也沒有在全世界總爆發。後來，到了列寧手裏，他作了一個更改，他說在一國雖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卻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恩格斯到了晚年他也承認他的預見失敗了。也就是說歐美經濟發展的高潮和低潮，那個低潮也是與發展的高潮而比較的低潮，但並沒有因為低潮而改變了對個人權利和個人財產的保護。英國有一句名言：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名言說明了什麽呢？不管我這個房舍多麽破舊，在憲政製度下，任何人不得侵犯公民的私有財產。在一黨專製的中國，經濟發展了，並不見得對個人權利或財產一定以予保護。但，如果經濟發展了，又向保護個人權利和財產的方向去發展。那麽，這個社會才算走上了一個比較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相對自由度比較大的社會，人的智慧才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所以，即便在經濟發展的低潮期，也比計劃經濟，那種勒緊褲腰帶的日子好過得多得多。當然，中國的問題並不那麽簡單，經濟危機的到來，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說，政治人物不可能準確地設計出未來會怎麽樣，我認為應該漸進，但是突發事件一來，就有可能出現大亂，特別中共拒絕政治製度的改革，社會沒有減壓閥，沒有減壓閥的機製，非常脆弱。現在在中國，一個交通事故就可以搞得幾萬人上街，所以經濟發展之後，僅僅對個人權利和個人財產有了一點點保護，是不夠的。

        回答問題4：

        胡錦濤，他是在中國共產黨傳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而且曾經是清華大學的政治輔導員，他很難接受多黨製、接受憲政民主的政治製度。他是安徽績溪人，我是安徽安慶人，在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恐怕很難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但是外界保持一定的壓力，如果得當，促進的得當，政治改變的可能性也不是說一點沒有，但希望卻不在胡溫。

 （賀信彤根據錄音整理）

(徐文立：中國民主製度建立的希望在於漸進—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講話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