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國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的演講

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國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的演講

   我首先要感謝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二十二年來一直追懷猶太人被法西斯大屠殺的紀念活動的組織者們，感謝國際大赦，感謝普渡大學，感謝在座的所有的朋友們。

   正是由於你們的長期的努力，我們這個家庭才得以團聚，我本人才得以非常榮幸地來到這裏發表演講，對此，我再次表示感謝。

   在我來到這裏之前，看到了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先講了一群牛，這群牛常在一棵樹底下吃青草，它們經常在那裏吃青草， 有一天，它們當中有一頭牛因為比較老了，就在這塊它們經常吃草的地方被人給宰殺了，後來這群牛再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它們再也不肯吃這裏的草，它們甚至掉下了眼淚……。這個故事的另一部分講的是雞，這群雞，經常有被人宰殺的，可是沒有被宰殺的雞卻依然在這裏嬉戲，甚至當被宰殺的雞的腸子被拋在了地上時候，雞的同類們竟然還會去啄食……。

   我想我們作為人類，應該是學牛的樣子呢，還是應該學那群雞呢？我想我們應該學牛，而不要學那群雞。

   我要在這裏講的，也就是，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也要和猶太人一樣，像猶太人一樣特別不能忘記他們那段被法西斯大屠殺的悲慘曆史。

   中國自從1949年被共產黨統治之後，世界各國對於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很多情況是不甚了解的，外界並不知道在1949年之後的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開始進行了“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這種發生在鐵幕或者是竹幕後麵的事情，外國人是看不清楚的，當時被鎮壓、被屠殺的有幾十萬人之多，毛澤東不是曾經說，秦始皇算什麽？秦始皇哪有他毛澤東殺的人多呢。毛澤東自己曾經承認，“鎮反”的第一年就殺了70萬人，之後又殺了8萬，總共殺了78萬（不包括“土改”），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數字從來是有水分的……。這裏我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曾經有一個黨的領導人叫趙紫陽，趙紫陽的父親隻是農村中比較富裕的一個人，在1949年以前在中國農村比較富裕的一些人，他們大多是很勤勞的人，很智慧的人；僅僅因為他們有錢，卻被屠殺了，趙紫陽的父親就是那個時候被屠殺的。當趙紫陽不當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時候，他下台了，他反思這段曆史的時候，他說：我的父親為什麽應該被殺掉呢？中國共產黨堅持的那個階級鬥爭的理論，把人異化了，把人變得不是人了，甚至當年趙紫陽自己也同意殺掉自己的父親，認為應該這樣作，不光是趙紫陽，那個時候比如我們這樣的一些年輕人受階級鬥爭理論的教育，覺得階級鬥爭就應該這樣做。到了1957年，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人數很少，然而卻有55萬之多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55萬人是什麽概念呢？據我知道，印地安納州有500——600萬人口，也就是說，有印地安納全州的10%的人被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是什麽意思？如果在座的你是教授，就不能繼續當教授了，作文字工作的也不能再做原來的工作了，而要去做最苦的體力勞動，而且從1957年以後的二十年裏，他們再也不能做他們原來的工作，由於中國有這麽多知識分子被當成右派被打下去，中國社會的精英就這樣被打下去了；中國到了六十年代，就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基本上是人為造成的，是毛澤東的專製獨裁造成的，現在有統計資料表明，當時至少有三千萬人被餓死了，也就是說，有印地安納州的六倍的人被餓死了；到了1966年之後，毛澤東又發動了，大家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完全不用法律的審判，一些年輕人就可以把一些老人、一些教師推到地上踩，用皮鞭抽打他們，個別嚴重的，還有的人把痰吐在地上讓老師去舔……，現在有統計表明，當時至少有300萬死於非命，也就是將近印地安納人口的一半；大家還知道，1989年中國又發生“六四”的屠殺，年輕的一代人希望在中國實行民主，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的坦克和衝鋒槍卻對準著他們……。

   我想我們中國人，應該學習猶太人，不要忘記這些曆史，一旦沒有了民主，沒有了自由，人民就會這樣子的被屠殺，但是很可惜，國際上很多朋友並不知道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年輕的剛剛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這樣的一些曆史也並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善於作欺騙宣傳的一個黨，總是把最好的一麵給大家看，而不給大家看另外的那一麵，當然我不是說中國，特別是這二十年來沒有一點變化，但是一些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下卻自認為我們的國家已經是天下第一了；去過中國的人都知道，天安門廣場是不小，但是它決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場，然而中國共產黨卻依然這樣說，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中國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現在是比較繁華，但是它決不是世界上最繁華的街道，然而中國共產黨卻要組織人去那裏參觀那最繁華的街道。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自己的國家有非常壯麗美好的河山而驕傲，我也為現在的經濟有一定的發展而高興，但是我來到了美國，我看到了你們美國，我感到如果我們的國家能民主、自由了，我們也可以像你們美國一樣富強。我感覺到我身上的責任，我雖然兩次坐牢，但是我認為,我不應該放棄我的理想，因為人隻有自由了，才能發揮出最大的能量貢獻給社會。 

   前兩天，我去過你們的先民在1620年踏上這塊土地的普利茅茨，他們剛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住的是茅草房，現在不到400年，人們走遍美國，看到的到處都是漂亮的House , 絕大多數人能夠享受很好的生活 ，是那樣的富足，我不是說美國沒有任何問題，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社會，因為我們人本身，就不是完美無缺的，人類社會可能永遠也創造不出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我們隻可能創造出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

   下麵我願意回答大家的提問。

   1．答：中國即將進入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就是1963年，我高中即將畢業，我當時是班主席，我學習成績很好，可是我不喜歡進那個有“圍牆”的大學，所以我就自學，1964年就去當兵了，我沒有直接參加到文化大革命當中去，但是應該坦白地承認，我當時並不認為文化大革命不對，隻是沒有做剛才說的學生那樣的一些事，到了以後，事情的發展，讓我意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現出的一係列問題是錯誤的。而我也不是天生對民主就像現在這樣的奮不顧身的去追求，我的思想也有一個逐步的變化過程，所以到了美國還要繼續學習怎麽樣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製度。美國並不象中國共產黨所宣傳的，是一個想做什麽就可以為所欲為地做什麽的國家，你們的國家為了保障自由的原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每個個人的自由不能妨礙別人，比如說想進來的聽的人，就可以進來聽，但是出去的時候不會大聲喧嘩，說：“你們都跟著我走”，不會影響其它人繼續聽下去。這樣子，民主自由才能夠真正建立。

   2．答：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自由不是其它的國家能代理的，有些影響，你比如你的鄰居的房子蓋得比你的好，花種的比你好，你可以向他學。但是人們大都不喜歡別人說，你一定要像我這樣蓋房子，一定要像我這樣種花，這事情一定還是由中國人民按自己喜歡的樣子來做比較好。中國人自己不選擇這樣的一種製度那麽任何一個國家也勉強不得，中國人民也非常喜歡民主，民主和自由在中國建立起來是需要基礎的，要討論這個基礎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要專業的討論，那不是我們今天的任務，我今天隻說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對誠實勞動合法取得的合法財產的保護。自己吃自己這碗飯，他不是伸手向皇帝要，也不是伸手向共產黨要，那麽，共產黨說“你們要聽我的”，皇帝說“你必須要聽我的”，就作不到。但是，中國共產黨過去把一切權力和社會財富全都控製在自己手裏，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得不聽它的。我相信，有一天總會改變這種局麵的。

   3．答：因為現在大多沒有正式的官方數字。隻有二個數字可能算是官方數字吧，一是胡耀邦作總書記時宣布的關於“右派”的數字，是55萬；另一個是葉劍英曾說，文化大革命中被觸及到的人將近一億人，當時中國才6、7億人口，就是六、七個人中間就有一個被牽連。比如說“土改”、“鎮壓反革命”，還有57年“反右”、“文化大革命”、還有三年所謂的“自然災害”期間，以及“六四”期間死亡人數都沒有正式官方的數字。

   （問：我是剛剛來美國一年的中國人，我也是安徽人，我很敬佩你的精神，我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事情我是記得很清楚的，-----我來美國快一年了，我感覺美國人都很友好，現在我們中國流傳著一種叫做“精神危機”的說法，我想請教一下，你在這方麵探討的比較多了，中國什麽時候能解決專製這個危機？這個危機解決不了，中國沒有希望，什麽時候能解決？我能看到嗎？）

   4．答：謝謝這位中國的老鄉，我們中國又分大老鄉小老鄉，要從中國人這個角度我們是大老鄉，要從安徽來說我們是小老鄉，中國有句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特別我們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了，所以難免心急，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一個理想的社會在中國誕生，但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不應該是自私的，我不因為自己今年六十歲，兩次、16年坐牢而自私，所以就想不顧條件地快速地去推進這個進程，所以我可以告訴這位先生，也許在我和你的有生之年，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都是很困難的，我計算了一下，從當年被英國政府和教會迫害的人踏上美國這塊土地的1620年，到獨立經過了160年。如果中國從想像西方一樣建立一個民主製度的努力的康有為、梁啟超先生開始算起才是105年。

   但是，有一點，中國已經處於民主潮流成為主流的這樣一個世界當中，所以這個進程有可能加快。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了江澤民甚至比鄧小平還退了一步，他不喜歡離開中央軍委這樣的一個位置，這件事情可能激化中國社會的矛盾。

   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從秦始皇開始，建立的這樣一個專製製度已經2000多年了，中國共產黨又把它強化了，以至江澤民敢這樣的為所欲為，所以中國要結束這樣的專製製度，最重要的是要結束這種一黨專製，因為一黨專製的結果肯定是一人專製，肯定也就是一個現代皇帝。這也是1998年我和其它的一些朋友組建中國民主黨的原因，很可惜，現在中國民主黨的主要成員，有38人之多，還在監獄當中，還有許多黨員也都在監獄當中，將近有100人在監獄裏。我希望在座的像關心我一樣關心他們的命運。隻有打破了報禁，就是輿論上的控製，有了言論自由，再打破黨禁，中國才有可能像這位先生所希望的那樣，打破專製製度。我們不要被中國表麵上的所謂經濟上的進步所迷惑，我們一定要爭取在中國建立民主製度，為結束這種專製製度而奮鬥。

謝謝大家！

(徐文立：2003年3月29日在美國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學的演講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