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食客
同城食客與所有朋友同享
尊敬的會長: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們：
我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講者，原因有兩點，第一點有這麽多說英語的朋友在聽我演講，但是我不能用英語說話，所以就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再者我這個人講話的時候不喜歡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歡告訴翻譯我會說些什麽，所以給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他雖然在幕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講得快了他翻譯起來會有困難，所以我講話的語速盡可能慢些。
這一次我是從美國的東部飛到西部，從羅德島州飛過來，那天是下午，我們坐的飛機是追著太陽飛過來，而且一直是追著太陽飛，我就想，這有什麽象征的意義？我想是有象征意義的——民主就是太陽，我是追著民主這個太陽飛的！
太陽的旁邊有一個民主基金會，你們是做著太陽一樣的工作，你們把民主的陽光照耀著大陸的那些受難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們的陽光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大地上宣傳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你們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我本人在獄中或者是獄外的期間，都收到過你們發動許許多多的人寫的那些賀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動。我為什麽那麽清楚有一個張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過他寫給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這樣個機會向張昭富們，我需要加一個“們”字，還有張昭富夫人這些女士們，對中國民主事業的關注、幫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人們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作出自己的犧牲的時候，多多少少也會有一點“私心”，那就是，我犧牲可以，但是總該有人惦記我，關心我，我想這點“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於你們把這種陽光、這種關心送到了中國大陸，就使得這片陽光照到他們心中了，我覺得對於他們是有特殊意義的。所以在似乎沒有什麽希望，似乎他們收不到信的情況下，你們也不斷地作下去，這樣的民主事業不僅是對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對於我們中國的廣大民眾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我對於中國民主事業在目前情況下應該怎樣作的看法，中國的民主事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她畢竟是個大國，人口眾多，如果她是一個專製的國家，那麽她不僅威脅著中國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脅著世界人民的安全，當然威脅美國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製度，這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事情就是美國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來到了美國之後，我有一個深切的感受，一個民主製度要真正在一個國家確立起來，是需要民眾的巨大支持的，這個裏頭有兩點，一個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另外對於誠實勞動、合法取得的財產的尊重，這樣的兩點成為了堅實的基礎，民主大廈才可能確立起來，我感到美國社會幾乎是處在法治條件下的“無為而治”，我們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陸最常見到的無處不在的“大簷帽”，但是這個社會既自由又非常有序，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這種法治社會的條件下就可以實現“無為而治”，對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歲，六十歲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甲子一輪回”啊，我覺得我很年輕，一切要從零開始。
所以我個人有一個想法，在2005年去實現這個想法，因為200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我在美國國會民主黨午餐會演講時說，我祝美國民主黨好運，同時我說，我毫不隱瞞地說，我見美國共和黨朋友的時候我也會祝共和黨好運，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是中國民主事業的朋友。
我決心在2005年的時候，我要用我自己的雙足，走遍美國，為了中國的民主，因為我深深地認識到美國的民主是建立在堅實的民眾對民主的關心和支持上的，隻有深入到社區，深入到民眾中去，讓他們關心中國的事物，讓他們關心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的事業，才可能形成強大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巨大壓力，所以我希望到了2005年的時候大家能夠支持我。但是我也實事求是的說，我畢竟是六十歲的人了，我不可能一天走100裏地，我可能走10裏的時候不勉強走11裏，在實在不行的時候我有可能以車代步,但是我一定要走遍美國,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
另外一點設想，就是世界人權公約和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法案，它決定了在華的所有的美國、西方民主國家的企業公司在取得合法的收益同時，它必須維護世界人權公約的共同標準。然而有一些公司企業卻僅僅看到了那些經濟上的利益，放棄了世界人權公約和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法律對他們的要求，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將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驟，迫使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一些公司和企業，維護世界人權的普遍原則。在華企業，他們必須鼓勵、支持成立獨立工會，並根據世界人權公約的一些條款，責無旁貸地支持中國民主人權事業，我們隻有采取種種的步驟才有可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製”在世界的人權民主自由事業的強大的壓力下低頭。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