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民主的希望決不在“胡溫”

徐文立：中國民主的希望決不在“胡溫”

   [美]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所 

   （2003年7月17日） 

   徐文立 

   前一段時間，中外政界、輿論界不少良善的人們錯誤地把中國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胡溫”體製上，特別是在“胡溫”聯手治理SARS問題之後，這種希望和輿論甚至一度成為主流。 

   問題是這些良善的人們首先忘記了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社會政治製度的大問題。共產主義的所謂理想一旦像歐洲中世紀那樣成為了“政教合一”的政治製度之後，它就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政治製度問題。這種政治製度絕非是一、兩個所謂的“開明、務實”的政治人物所能改變的。 

   然而，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態勢正處在最混亂、同時又最為僵化的停滯期。 

   從1949年開始，在中國大陸一旦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之後，每當這個政權出現兩個政治中心的時候都是最混亂、最僵化的時期，“毛劉”、“毛林”時期如此，“鄧胡”、“鄧趙”時期也不例外，凡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執政當局都是毫無例外地對內加緊壓製異己力量，對外缺少靈活應對外交事物的能力。因為一個專製政權裏存在著兩個政治中心，這兩個政治中心進行明爭暗鬥奪取最高政治領導權的鬥爭就決不會停息。一個專製政權在這種二元體製之下不可能不呈現混亂和僵化的局麵；就是在民主製度的國家之中，在某一個政治中心，特別是在行政中心中出現了二元結構，那也必然導致決策和指揮的困難，更何況在一個高度專製集權的中國呢。 

   另外，“胡溫”二人完全是在共產專製體製下培養和熏陶而成長起來的政治人物。更何況，“胡溫”二人從他們以往的政績和現在的現實表現來看，都不是有大魄力、大決斷的政治家，充其量不過是某些以往的政治人物忠實的幕僚而已。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一直采取一個很特殊的培養幹部的辦法，那就是讓他們選中的可能成為接班人的青年人先放在政法第一線培養和鍛煉。所謂的政法第一線，就是鎮壓異己、迫害民眾的第一線，這不但是為了鍛煉和培養他們這些幹部的作為專製工具的能力，而且是有意地讓他們染上不光彩、不幹淨的劣跡，把他們牢牢地捆綁在共產專製的戰車上。 

   這半年來，“胡溫”不但參與了前期對SARS疫情的隱瞞，後期對敢於向世人公布真相的“道義楷模”蔣彥永醫生的壓抑；“胡溫”“執政”以來非但堅持不肯釋放被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強行綁架的王炳章博士、非法長期關押楊建利博士；更不肯釋放包括秦永敏、王有才、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人在內的中國民主黨人；且變本加厲地重判了工運人士姚福信、肖雲良等人和網絡精英徐偉、楊子立等人；並繼續迫害各界民族人士、宗教人士和法輪功信徒；最近，更是罔顧民意，一意孤行地在香港推進23條惡法的立法進程。在國際關係中也經常扮演“貌似公正”的不光彩的虛偽角色，在實際上袒護和暗中支持世界上極少數的專製政權和國際恐怖勢力。 

   “胡溫”“政權”在江澤民垂簾聽政的情況下，不要說進行政治改革，就是實行開明政治都是不可能的。 

   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希望決不在“胡溫”。 

   前蘇聯經過了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的18年停滯期之後，並沒有為前蘇聯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前蘇聯是在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失敗之後、從阿富汗全麵潰敗之後、在前一次海灣戰爭中表現出蘇式武器和軍事戰略全麵失敗之後、在“切爾諾貝利”核危機之後、在出現了戈爾巴喬夫之後、又出現了葉利欽之後、在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出現全麵崩潰之後，前蘇聯的政治形勢才出現了向民主製度轉變的可能和機遇。 

   中國清朝的末年，也曾出現過似乎的“光緒新政”，同樣的在一個朝廷兩個政治中心的較鬥中，不但光緒的“新政”流產了，光緒本人也囚死在瀛台之中。後來的中國政治形勢的迅猛的變化，也完全出乎了當年一些革命的政治家的預料。 

   那麽，當今中國大陸的民主的希望在哪裏呢？中國大陸民主的希望在於中國社會的內在要求之中；中國大陸民主的希望在於中國民眾的覺醒之中。目前發生在東方明珠——香港的反對23條立法的洶湧澎湃的民眾的大覺醒，再次為中國大陸共產專製政權的覆滅敲起了喪鍾。從1898年的戊戌變法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勝利，隻經曆了十幾個年頭，在曆史的長河之中不過是短短的一瞬。中國民主再次勝利的日子不會太遠，但願迎來的是真正的民主製度而不是內亂、內戰和新的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