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榮辱不驚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國羅德島州國際大赦分部的演講

 

徐文立：榮辱不驚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國羅德島州國際大赦分部的演講

榮辱不驚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國羅德島州國際大赦分部的演講

   剛才那位女士的歌聲非常非常優美，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場合比較嚴肅，大家沒有鼓掌，我相信大家都從內心裏鼓了掌。（此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來到美國，我已經多次點燃這個象征國際大赦組織的蠟燭，它的造型很特別，這個小小的蠟燭它是矗立在鐵絲網當中的。 

   我想，在鐵絲網當中的人非常需要這種光亮，這樣的光，看似微弱，實際上是一種希望。 

   我知道從事國際大赦工作的所有的人，特別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國際大赦的各個小的組織，人並不是很多，都經常會有一種想法：我們呼籲、救助一些人，會有用嗎？而且，你們關心的人和事有很多都是在美國之外，很遙遠的地方，比如我們中國和你們隔著一個非常大的海洋，所以難免就會有一些疑問，我們作了一些努力，隔得那麽遠，那邊的人知道不知道？我們的努力有沒有用？我也知道你們有一個經常性的工作，就是寫信、寫明信片，要求某些政府釋放一些反對派的政治人士，或者寫信去安慰在監獄當中的一些人，你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會經常寫這種信。但是，我應該告訴你們，中國政府會把你們的許多信放在麻袋裏，然後放在火爐裏頭燒掉了；但是，我也要告訴你們，確實有一些信寄到了像我、我的朋友們或者他們的親屬手裏頭。因為我知道國際大赦非常的厲害，羅德島有這樣的組織，全世界都有你們這樣的組織，中國政府對這樣的組織，可以說有點防不勝防，因為太多了，他們防不過來，太多了，所以會有一些信來到我們的親屬手裏。 

   對於你們可能寫的是一封信，可是對於那些政治犯的家屬，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如果打個比方：就像一個人迷了路，他在黑暗當中，突然發現遠處有一個亮光，有一個燈塔，他非常的興奮；也有一點像一個人掉到海裏頭，覺得沒有希望了，突然發現有一塊木頭、有一個救生圈，他能夠扶上，對他就那麽樣重要。 

   我自己的親屬，我的夫人就收到過國際大赦的許多的來信，每年聖誕節的前後，中國政府采取很多辦法不讓我夫人收到，但是還可以從其他途徑，還有些人親自送來像國際大赦、還有許多全世界的人們關心我和我的朋友們的一些來信讓我夫人收到，我夫人總是把這些信當作最重要的禮物，就像上帝送給她禮物一樣，放在自己家裏麵最醒目的地方，等我從監獄中回來以後，她也是先告訴我：“你看，國際大赦和全世界的許許多多的朋友都在關心著我們。” 

   所以每當我點燃這個蠟燭的時候，我都非常地感動。 

   你們的關心，你們的信，就像鐵絲網當中那支蠟燭一樣。 

   我今天能夠從中國來到美國，站到你們的麵前，這同樣是和你們大家的長期努力是分不開的。我被中國政府逮捕過兩次，一共判了我28年的徒刑。第一次，判了我15年，我坐了12年的牢；這一次判了我13年，我坐了4年多。遇到這樣的事情，你們常常會問：“一個人在自己年輕的時候，有十幾年時間在監獄裏度過，那是怎樣度過的？” 

   我先講一下我在監獄當中最困難的兩個時期。我在監獄當中最困難的第一個時期，是我剛剛被抓進去的那一年多時間，大家知道一個人處在相對自由的狀態，因為中國的那個環境不可能讓你非常自由，但是畢竟跟監獄不一樣，所以一個人在相對來說有點自由的情況下突然來到監獄，應該說那個轉變是非常巨大的。我第一次被抓之前，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我知道我可能被抓，1981年4月9日那一天深夜是差5分12點被捕，被送到看守所去，在這個地方，我居然還睡著了。我臨離開家的時候，我拿了一雙可以跑步的鞋穿上了，可以說我思想上已經有些準備，或者說是準備的還是比較充分。但是我沒有想到，我第一次被審判的過程經曆了一年半之久，而且200多次地被他們提審，按中國的規定，他們應該在三個月內對我起訴，但是他們拖了一年半之久，200多次審訊，每一次都要進行2-3、3-4個小時，可以計算出他們用了多少小時來審問我，而且那麽長時間地審訊我，那個情況用句中國話來說，把你磨得死的心都有，雖然我絕對不會去死。所以，整個過程很氣憤、很煩人。而且，我後來才知道，我夫人比我經曆的還要困難。按照當時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24個小時之內就應該通知我的夫人，告訴她我被關押在什麽地方，但是中國政府竟然有一年半的時間不告訴我的親屬，我的家人，我被關押在什麽地方，而且我夫人和孩子不知道我是死還是活。我夫人為了搞清楚我被關在什麽地方，人是死還是活，帶著我的女兒到中國那些公安部門到處去問：我的丈夫現在關在什麽地方，他是死還是活，我需要知道。你們知道嘛，當時中國的警察局，他們的對外的窗戶非常低，你要躬著腰才能問他話，就像向他鞠躬一樣，當時的警察還不如現在的中國警察外表的作風有一點點改善，那時候他把兩隻腳就放在窗口上，靠在椅子上跟你說話。當時我的女兒才九歲，她的眼睛正好看見窗戶裏麵的這樣子的一個警察的兩個腳，那個情景她看得很清楚，她自己就悄悄地離開了自己的母親，坐到外麵去了，我夫人為了問我的情況還要和警察講話，所以顧不了我的女兒，她又怕女兒出事，利用他們讓等待的時間，又趕快到他們辦公樓的外麵去找女兒，就看見我那九歲的女兒就坐在馬路的邊上，她自己抱著自己的雙膝……，從背影上看，我的夫人說，看到她非常的無助、非常的淒涼……，她說她怕。 

   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 

   再一段比較困難的時間是在80年代的那五年，我利用在監獄單獨關押的條件，我秘密地寫了一本書，寫的是我自己的人生的經曆，因為每個在監獄當中的人，難免會有這樣的想法：我能不能活著出來？所以，我很希望把我人生的心路曆程寫出來。這本書十分幸運地被秘密地帶到了美國，由當時我的一些朋友，在美國辦的《中國之春》上發表了。因為這件事，我被放到一個三平方米的小小的禁閉室裏，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也不給我放風。而且，我被關的地方一共有十幾個這樣的三平方米禁閉室，他們在我到來之前，把筒道裏所有的人都搬走了，隻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地方。一開始的時候，連書也不讓我看，但是有一張報紙，外麵隻有一個人坐在外麵監視我，是個犯人，監獄方麵信任的犯人。那個時候（1985年）已經開始安裝一個監視器；但是第二次進監獄的時候，監視器就多了，關我地方一共有八個監視器。 

   這個時期也是我人生最困難的一個時期。這段時間，他們不讓我和親屬見麵。因為在正常的時候，在監獄裏頭是可以和親人見麵的，一個月一次；82-85年規定我是兩個月一次，但是從這以後就不讓我們見麵了，有三年半，不讓我見家裏人。 

   說到這樣兩段我比較困難的時期，大家可能就有一個問題：那麽，你這十六年是怎麽樣度過來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麵容，臉色還很紅潤，也還很健康，知道我年齡的人，知道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而且我可以經常從早上7、8點鍾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甚至淩晨2、3點鍾，一天非常的繁忙，好像還不覺得非常疲勞。有一點，我想告訴大家，那就是，我們作的事情如果是好事情，是對的，我們的內心應該是平靜的，如水那樣平靜。被關在監獄的時候，怎麽樣才能平靜、心靜如水呢？就要像在家裏過日子那樣地去過每一天，隻要你心靜如水了，在你的內心裏頭那鐵絲網好像不存在了，那個監獄的鐵欄杆好像也不存在了，那些警察好像也不存在了，隻要那些警察他的人品還比較好，我甚至可以和他交朋友，他們也會讓一些犯人來監視我，來看著我，這些人我也不把他看成是敵人，我也把他看成是朋友，所以隻要跟我有一些接觸的朋友會有一種感覺，說你徐文立被中國共產黨迫害了這麽多年，關了十六年，好像你並沒有什麽仇恨，而且不管是監獄當中的那些警察，還是後來我出來以後跟蹤我的那些警察，人家感覺到好像他們有的時候跟你很客氣，好像也是朋友一樣，他們是在監視你啊，怎麽會是這樣？而且我現在在布朗大學教書，他們也感覺到我的學生跟我，他們好象不是學生，我也不是他們的老師，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樣。在我工作的地方，我過去也有過很多助手，現在也有許多助手，你們會發現，我會經常給大家整理整理東西，沏茶倒水，我不覺得我是一個領導，或是他們的長輩，我自己始終沒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的家人有的時候會說，好像我是欠了全世界的。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經驗，也是我坐牢的經驗，就是說，人自己的內心要平靜，我覺得我就是應該為大家做事情的。我坐了這麽多年的牢，被人家迫害，受了些罪，因為我覺得我就是要為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服務，為所有人服務，所以作了些事情受了懲罰，或者受到別人的誤解，不覺得心裏有什麽很難受的地方。所以，我為人家作了什麽事，人家並不感謝我，我並不覺得心裏委屈，我覺得我就應該這樣作，包括我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我覺得我就應該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服務。服務了，人家不理解，被人家壓製，甚至被人家迫害，我不覺得心裏頭有什麽不平衡。反之，我被授予很高的榮譽或者得到讚揚，我也不覺得特別值得驕傲，別人羞辱我或者象中國共產黨那樣迫害我，我也不感覺到自己簡直要死一樣，中國的話就叫作：榮辱不驚。 

   就像在座的朋友們一樣，你們寫了許多的信、作了很多的努力，你們不見得一定要求得到一個什麽樣的結果，有這個結果和沒有這個結果，你們覺得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就足夠了。 

   我想，我這個心情和你們這個心情是一樣的。 

   我的夫人正在學英語，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位就是我夫人的同學，我也應該向我的夫人一樣地學英語，將來我用英語跟你們談話，不然的話，總是讓我的翻譯這麽累。 

   下麵我願意回答你們的問題。 

   1．我夫人她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她原本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環境，經過她自己的努力，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她是一個胸懷很寬廣的女人，她覺得她的丈夫應該為這個國家和民族作一點事。也許每個丈夫在自己妻子的心裏都是很能幹的，所以她覺得一個好男人應該為社會作一點事情，她為他付出，她覺得也值得。但是，談何容易啊，那是整整的十六年啊，十六年的等待，一年有365天啊，要等16個365天啊。我的夫人既是心胸寬廣的，願意自己的丈夫為國家為民族做點事情，同時又是非常非常有忍耐力的女士。她總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包括我們自己的女兒都會作得很好，所以我女兒作教員，教藝術，她也希望她是最好的。所以，一個女人如果有了那樣的胸懷和那樣的要求，遇到我這樣的事情，她也隻好接受了。另外，我在這個地方，我也要告訴所有的男人一個小的竅門，我想你們也都會作得很好，也就是說，你有錢的時候多為自己的夫人買點衣服；家裏沒有洗碗機的時候，你就去做那個洗碗機；也就是除了你的事業，你的工作，到了家裏時候，要作一個好男人，要作一個小男人，不要作一個大男人。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夫人，為我守了16年，回到家我就沒有道理什麽事情都不作，應該什麽事情都作。不過，我也隻是說得好，實際上我是作的不大好的。我的工作很多，要講課，中國國內有許多事情要考慮，要作。家裏炒菜做飯都是我夫人作，我有時會很懶。而且大家知道，我那個家會經常來人，所以經常靠我夫人去給很多很多人做飯，1978年我在中國北京的時候，我們辦了個民辦雜誌叫《四五論壇》，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二三十個人，幾乎天天要在我們家裏頭，有很多麻煩的事情要作。比如今天到這裏來，我有許多助手，他們不能不吃飯，所以我夫人要做許多事情，而且我的鄰居今天在一起要開一個paty，我們要做準備，所以她經常會腰疼。

 總歸來說，在人的一生，男人要找一個好女人，女人也要找一個好男人，這樣就好了。 

   2．我知道美國自從發生了911以後，美國有了很大的變化，美國政府的權力好像有些在加大，有一些法案，在你們美國人來看它們侵犯了你們個人的權利。但是要比起中國這樣的國家被侵犯的權利，可以說則少得很多很多啊。但是，不等於說政府可以侵犯個人的權利。我想美國人民從來有一個非常好的辦法，什麽辦法呢，我知道你們美國有許多許多組織，包括象國際大赦這樣的組織，我知道你們組織內部的事情，包括社區內部的事情政府是不可以幹涉的，對付政府的辦法就是使每一個社區、一個組織更強大。我知道美國人民的權利，很早以前也不像現在這樣多，過去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美國人民也是不斷地用自己團結的力量來爭取到了自己的權利的，我知道美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牧師叫馬丁•路德金，當年就是不斷地用增加民眾自己的權利的辦法來對抗政府。所以，每個自己的權利範圍內的，要自己來處理，這是對付政府的最有效的辦法。我想在中國也是這個問題，其實中國的民主事業也有很多年了，有100多年的曆史了。但是呢，互相之間、黨派之間爭奪權力，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說你不好，我來替代你，黨派之間互相爭奪權力，而民眾當中的權利沒有保障，這就是和美國不同的地方。現在美國政府有一個法案侵犯了你的權利，你就表示不滿意，就要反抗。如果中國民眾當中的組織力量比較強，如果有侵犯人權的事情也像你們這樣的反對，那麽中國社會就逐漸地走向民主社會了。確實，在一個社會當中，政府的權力不能太大。我知道美國政府因為911的事情，因為反恐的事情，不斷地加強自己的權力，好在你們有國會、有民眾、有輿論監督，另外四年要更替一次，用這樣子的方法，能夠使得政府在產生侵犯人權的嚴重的問題的時候即時得到克服。當然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我也知道，一旦成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時候，他遇到的情況與不是領導人的時候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總統和一個公民，所遇到的問題是不可能一樣的。所以布什先生他也會有他的苦惱，他有他的問題。我相信美國人民是可以有力量讓美國政府知道哪些東西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的，把侵犯人民權利的事情克服掉。 

   3．在中國大陸，了解因政治原因被關押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我來到國外，這個困難應該說是增加了。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我所講的話應該是非常認真負責任的。我不喜歡用一些我想可能是很多很多人，或者是我估計有很多很多人，我不希望用這樣的話來講話。據我自己知道，作為中國民主黨被關在監獄當中的有三十五人，但是不是中國民主黨的很多異議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關在監獄我具體知道的有五十幾個，這是我自己比較準確知道的，當然你們可能還知道像中國西藏關了許多因為民族問題被關押的人，包括班禪的接班人，是達賴承認的，現在被關押，起碼被監控起來了；像新疆，包括中國的內蒙等等因為民族問題被關押的人不少。現在最大量的是法輪功在中國的學員，在中國大陸隻要你相信法輪功或者練習法輪功的人，中國政府會用種種的辦法把你關在裏麵，不一定關在監獄，會給你辦學習班，不讓你回家的種種辦法把人隔離起來。剛才說到的這幾種人，一種是民族的問題，一種是宗教方麵的問題，在中國被關押的，我沒有準確的數字；當然還有政治上的異議人士，我也沒有準確的統計，不敢說到底有多少。但是我知道，在1989年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這個事情已經過了15年了，中國政府對於一些學生他們不太敢關押，大都釋放了，但是有一些市民，直到現在還有一些沒有被釋放。我大概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樣。 

   4．我想，如果說有一個人在鼓勵我這樣作，我想說兩個人，我的父親和我的外祖母。我父親他曾經是一個醫學院的老師，在中國曾經有過被日本人侵略的曆史，最嚴重的時候發生在1937年，我父親那個時候帶著他的學生向中國的西南方向撤退，我父親當時看到在戰場上很多的將士的腿、胳膊被打壞了，這時候我父親就不忍再離開這個地方，而逃到西南去，就帶著自己的學生留了下來，救助這些傷員。如果我有機會寫一本書，你們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樣子，我父親那時候也和你們美國人一樣的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在30年代，我們的家庭生活在中國可以說相當好，可是帶了這樣的一家人在前線和日本人打仗，救護那些傷員，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那種正常的生活就沒有了，而且當時的那場戰爭打了八年，那個時候國民黨是中國的領導，他們的官員有很多是很腐敗的，現在共產黨的官員很多比他們更腐敗，所以隻要一個社會一個黨統治就一定會腐敗，但是不是一個黨統治，官員也會有腐敗，但是不像中國，比較容易被揭露，人們的監督會比較嚴格。可那時候，我的父親整整八年沒有一天到後方去過，一直都在前線，我的母親一共有八個孩子，但是在那個期間，我有三個兄姐有病的時候，因為我父親忙於前線的工作不能及時回來搶救他們而去世了。我父親這種為國家為民族做事情的精神，始終對我是一種教育，所以如果說，有誰對我的人生教育最大，我認為是我的父親。另外，我剛剛說到我母親的母親，確實對我的人生教育也是非常大的，她覺得作為一個人做一點好的事情，那都是很應該的，這一點對我的教育影響是很大的。如果說到，哪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可以說，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不是書，而是報紙。當然有許多書對我的教育也很大。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父親會在吃飯的時候，給我們念報紙，讓我對報紙有了興趣。現在除了有紙的報，還有電子報，當然現在報紙中有不少是垃圾，但是，應該說辦得好的報紙是個“百科全書”。如果說書，就是法國的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裏斯朵夫》，另外美國作家寫的一本書叫《老人與海》，海明威寫的，對我的影響都不小。 

   謝謝大家！ 

   (賀興彤根據錄音整理) 

(徐文立：榮辱不驚度人生——2004年5月16日在美國羅德島州國際大赦分部的演講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