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近藤大介。如果你想節省時間，我們將濃縮的內容整理成文。如果想要更加飽滿的原文，請自行購買圖書。
這本書，你可以當文化類書籍，你也可以將其當做一種未來機遇。在前幾日，有人和我普及說，商業的本質，就是順應環境需求，填補空缺。我也引申到這部書的內容，如果知道中國有哪些不足，你就可以順著這些不足去尋找機遇。當然讀者要關注的是，本書出自2013年，如果一些現象已經得到改善，那麽我們也應該善意的接受。畢竟，過去五年了。下麵進入正文部分：
中國人缺什麽——優質的服務
作者作為一個日本人，從首都機場下飛機開始觀察。於是，如下細節體現：
1、過關工作人員動作緩慢，從而造成了長長的排隊。而在日本，每一個工作人員應對一個旅客的時間一般在10秒以內，所以不會造成積壓。
2、安檢時候表現出對旅客不信任的表情，上下打量旅客，表情嚴肅。而在日本，他們會需要有“陽光表情”，日本人認為，微笑是理所當然的。作者認為，中國禮儀小姐含著筷子學習禮儀，在日本會當做奇聞，因為在日本微笑是理所當然的。
3、中國有個特殊的服務評價按鈕。寫著“很滿意”“滿意”“時間太長”“態度不好”。而且會要求客人對此作出評價。日本人會認為這不太有禮貌，而讓他們驚訝的是，如果你不按，工作人員會自己在“很滿意”上麵嗯一下。
4、北京出租車拒載，挑客。日本的出租車司機會非常禮貌的問好，並仔細詢問顧客目的地。而且車輛一塵不染。（作者寫了很多關於北京出租車，確認為上海的出租車表現和日本差不多，我不知道北京出租車態度如何，也許現在改善了，但我知道上海出租車一直是不錯的，司機很講禮儀規範。）
5，若以上還是公共部門，中國的服務不佳還體現在零售部門。比如日本書店買書，店員會仔細的包好，雙手奉上，而中國書店，則簡單一捆就丟在顧客麵前（塑料袋另加5毛的經典畫麵）。比如在中國的餐館上錯了麵條，結果和服務員說了，半個鍾頭也沒有人回應。比如在商場開票之後，卻要自己去收銀台結賬，日本商場結賬店員會跑去處理。
服務真的無關緊要嗎？作者認為，日本的經驗看，服務是可以盈利的。
案例一、7-11便利店。當年7-11剛開的時候，很多日本人是抵觸的，認為那麽晚的店會導致不良少年在附近聚集。而且認為賣便當會讓主婦變懶（日本腦回路略有不同）。於是天天有人去店前抗議。但是日本的小學生卻很喜歡便利店。便利店有免費的漫畫雜誌，在開業之初免費贈送可樂雪碧。店主會主動問小學生們還需要些什麽（此處忽略一些冗長的服務細節）。於是7-11從76年的100家，到93年的5000家，03年突破1萬家。04年進入中國，到12年中國已經有超過1800家。作者認為7-11便利店，是典型日本服務的代表。
案例二、黑貓宅急便。這是首創快遞業的一家企業。當時快遞業的運輸被日本國有單位郵政省壟斷，而郵政省效率低下，用戶遲遲收不到快遞。於是黑貓宅急便就加入競爭，以服務質量取得了日本國民信任（實際上中國少數幾家物流公司服務也在改善，也許這就是日本人的自負）
案例三、是不是中國人不在意服務呢？作者說不是，作者舉例了海底撈。作為日本人視角，他去海底撈感受到的服務其實在日本餐飲業稀鬆平常。所以作者認為，中國人本身對於服務是有要求的，利用服務提升，未來中國企業是可以獲得額外利潤的。
作者認為在日本，他們要求產品好的同時必須服務好，如果服務不好，再好的產品也是不會有人光顧的。而中國人對於服務要求還沒那麽高，隻是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服務這種需求。（個人認為，這就是一種商機。比如物流配送當中，我國快遞公司也逐漸在進行服務的競爭，而餐飲業如今的規範也在逐步增加。消費還要受氣的情況在減少，但是我國人口密度的確太高，有些地方處置難度較大，但是，在一些競爭瓶頸行業，提升服務來作為賣點一定是可行的）
日本人缺什麽——責任感
日本是個逃避責任的民族。作者做了如下舉例：
1、逃避責任日本有悠久的曆史。在古代，日本的幕府和天皇雙頭領導，本質上是因為，他們想把責任模糊化。而近代，真正能夠一人擔責的是明治維新的明治天皇，而天皇一死，日本就開始倒退。到了裕仁天皇（就是那個侵略中國，打二戰的天皇），又開始了這種逃避責任的體係。軍部和天皇同時存在。至今，二戰的責任依然在模糊扯皮當中。
2、日本大企業，包括夏普、鬆下和索尼業績舉步維艱。原因是他們企業中的中層幹部都為自己晉升考慮籌劃，從來不從公司利益考慮。對於新的決策，他們會互相推諉扯皮。如果在中國有個項目，當中國分公司上報到日本總公司，他們能夠為此扯皮好幾個月。所以作者認為富士康郭台銘最終拋棄了夏普，就是因為日本企業內那種逃避責任的態度。
3、特魯西埃給日本足球隊製定了一個逃避責任的美好戰術。命令他們幾秒鍾必須傳球，然後30度角向前奔跑，誰做不到就是誰的責任。這種逃避責任的戰術反而讓日本足球得到一定的優勢。不過在一場和土耳其的比賽中，由於下雨路滑，所有人動作變形，結果輸的很慘。
4、翻譯的中日董事長談話，有如下對話：
日本董事長：向你通報一下，項目已經通過董事會審批。
中國董事長：也就是說，董事長你同意了是吧？
日本董事長：項目是由董事會審批通過的。
中方董事長：你是最高責任人，不應該是你批準嗎？
日本董事長：應該是董事會批準。
中方董事長：難道你反對？
日本董事長：我隻能說，董事會批準。
日本人對於忠實翻譯內容要求很高，而在這些文化差異上，作者屢次遭遇麻煩。
5、有人告訴作者一個方法，直接去找總部經理，並且告訴他，即使項目失敗了，你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這個時候在日本，成功率大大提升。
作者認為，日本這種逃避責任的做法，誤國誤民。
中國人缺什麽——團隊精神
作者認為日本人會議更講禮儀，而中國的會議大家都將功勞歸於自己，而將責任推給別人，並且經常陷入爭吵的境地。
而在錄取員工方麵。
日本人必須統一著裝，必須在麵試的時候守時，連照片大小都有要求，麵試者要盡力表現出立誌融入團隊。作者講了個故事，麵試官問他妹妹有什麽優點，他妹妹說他從小到大從來沒遲到過。於是被直接錄取。而日本人在就餐的時候，如果一個團隊的首腦選擇了A套餐，那麽所有員工都會選擇A套餐。
而中國員工麵試的時候會表現出個性。有人會說前任工作公司領導的壞話，有人會談夢想。甚至於在麵試的時候，還遇到過奇葩。一個人拿了張照片，告訴作者照片上那個胖子就是自己，然而一個能減掉一百斤的胖子還有什麽不能夠的。作者當時很感動，但是一回頭另一個同事提醒他：“想想，他是怎麽變成這麽胖的”。
甚至於，還有官二代，告訴隻要錄取他，就能得到項目支持。
這種文化差異導致了不同的路徑。
在中國，員工經常跳槽，在一次會議上，作者問馬雲是如何管理幾萬人的大公司，馬雲的回答是：“同意的留下，不同意的辭職”。而中國的老板更加獨斷。
在日本，員工是終身雇傭，你不會因為表現良好一次性的賺很多，你需要一步步的爬升。到什麽年齡，才到什麽位置。而人員相對來說比較穩定
這也導致了中國在奧運會集體項目上表現不佳，但是個人項目上表現優秀。而中國的公司大多數采用分成激勵的方式來提高銷量。作者認為這本質上是不妥的，因為一次性因為提成獲得巨款，有人會放棄努力。而頻繁的跳槽則是更大的消耗（後麵的缺點中，沒有團隊精神也將產生新的副作用）
日本人缺什麽——年輕的力量
日本老齡化，這是個不用爭論的話題，可問題在於，作者發現，活躍在室外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很多年輕人最終蜷縮到了城市的某個角落（宅）。尋找原因，作者認為是日本的中老年人過於活躍，占著資源和領導崗位不肯放手。相對於“失落二十年”成長的年輕人，日本的中老年人才是活躍的社會主力。作者在中國，公共交通還會被讓座，而到了日本，人家就當他年輕人看。
在日本，年輕人看不到希望。作者描繪場景，那些停滯的年代，年輕人若是每天吃一根油條，每一天都看到油條的分量在逐漸減少，你是個什麽心情？
那麽，日本的年輕人在熱衷什麽？男孩子在追美少女團體，女孩子在追韓國帥哥（看來，我們也有這個趨勢）。問女孩子為什麽不喜歡日本男孩子：“日本男人不想男人，他們是食草動物。”
日本年輕人逐漸轉化為“食草係”，而對應的日本中年人和老年人，特別是當年泡沫年代的那一批競爭出來的人，他們被稱作“食肉係”。小白兔遇到了大灰狼，你說怎麽辦？
在食草係的日本年輕人當中，沒有喬布斯，沒有夢想，沒有希望。
中國人缺什麽——細膩的技術
作者問一個日本科技業的人士，中國在這方麵的技術水平到什麽程度？那個人說，如果日本100分，那麽中國90分。作者又問，那什麽時候日本被中國超越呢？那個人說，那還是很久遠的是。技術越尖端，難度越大。（同樣的，在光刻機上麵，日本99分就是追不上ASML的100分）
中國缺乏諾貝爾科技獎。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的技術很發達，他發現幾乎大多數古代的科技都來自中國。而近代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則太少（2013年還沒有屠呦呦，但是即使算上屠呦呦，日本諾貝爾獎已經有26名，甚至前段時間很多人在討論日本19年19個諾貝爾獎）。
那麽是不是中國沒有細膩的技術？
作者否定了這個觀點，因為作者說很多日本產品其實都是中國生產。而很多中國人從日本買回自己國家的產品。這明顯的說明中國有這個進行細膩技術的能力，但是為什麽沒有進步到那個階段呢？
作者解讀原因：
是因為中國人在技術崗位上人員不夠穩定（結合之前中國人不夠團結的缺點）。由於日本是遞進的晉升，終身雇傭製，技術人員可能一輩子就在搞一個技術，而不是今天搞這個，明天搞那個。團隊的目標也比較單一。而中國最大的人才培養難題，在於人才的穩定性。
作者也開出藥方：他希望中國收購日本的小型技術企業。因為這些企業一個是缺錢，一個是找不到年輕人，那些老的技術人員已經十分衰老，怕技術失傳。所以收購他們是非常簡單的，要麽收購企業，要麽直接聘請那些技術人員。日本那些中老年技術人員正是“食肉係”，他們正是在日本最活躍的年紀。當然，這要付出一定的金錢成本。
日本人缺什麽——廣闊的世界視野
作者認為日本人是最封閉的國家，達沃斯會議，各國都在關注全球問題，平時講素質的日本人竟然在手機上關注日本國內選舉，還因為選舉結果而反常的表現出一定的騷動，而對國際事務漠不關心。在國際會議上麵自顧自的這種行為，的確是非常少有。日本人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封閉的（其實也包括他們的技術，在鋰電池行業，鬆下就是因為技術過於封閉，如今隻能在全球供應特斯拉，而失去了其他客戶）。
日本NHK經常拿中國新華社的新聞照抄，在中國，你天天看到敘利亞如何如何，而到了日本，似乎全世界就隻有日本人，似乎日本人所關心的僅僅到日本國境線以內。
作者認為日本的這種封閉，是源自於日本當年閉關鎖國年份太久，太平日久。日本總共被打三次，一次元朝，一次韓國抗倭，一次美國。日本也侵略過別人，在二戰之前的半個世紀，再往前就是侵略韓國。除了這些和外界的交集。其實日本一直沒有接觸過世界。所以天皇才有這麽多代。閉關鎖國久了，就天然形成了日本人的這種個性。很自我。
作者認為相對來說中國更加具備國際視野，是因為中國一直曆史上強敵環伺。必須處理各種鄰國矛盾，隨時準備抵禦外敵。所以中國人在國際視野上要遠比日本人開闊。所以日本人很喜歡中國的《三國誌》，是因為他們感覺這麽複雜的國家情況他們都見所未見。
尤其是用餐上麵，作者問愛國者集團的“馮軍”，你們中國人都是一起吃飯的（日本人是各吃各的，家人也在一起吃，不過公共場合餐食更加獨立），如果56個民族在一起吃，有回族不吃豬肉怎麽辦？馮軍說：“那就不點豬肉”（會說話）。所以作者很感慨於中國社會整體的包容性，因為在日本，單一民族的日本人從來沒有考慮過這種複雜的問題。
作者認為，中國這樣的國家更加男性化，而日本這樣的國家如今更加女性化。
最後的話。
作者也談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是作者也談到了那二十年其實日本沒有真正的失去，日本有很多地方都進步了。所以他希望中日能夠更加互補的發展經濟。當然，這是他的希望，我忠實的替他轉述。
近日，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的放射性廢液濺射事件再次表明，東京電力公司長期存在的內部管理混亂無序、對公眾隱瞞欺騙等痼疾積重難返。
事實上，福島核事故發生12年來，東電善後處理漏洞百出，遲報、瞞報事件頻繁發生。對於因核事故而罹患癌症等嚴重疾病的日本民眾，東電也始終是在推卸責任。從核汙染水排海到所謂計劃中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拆除，按照日本政府和東電的說法，將持續數十年的時間。而一直以來，福島核事故善後工作的混亂和無序讓不少日本民眾對福島核事故今後的處理充滿擔憂。
一名核事故後曾在福島第一核電站進行施工工作的工人日前接受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的采訪。這位不願透露姓名和身份的受訪者當年因長時間暴露在輻射環境下而罹患白血病。
采訪當天，他正在茨城縣水戶市的一場活動中，向當地民眾介紹自己當時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時的危險環境。他告訴記者，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他在媒體上看到了福島當地的受災情況，決定前往福島進行支援。2011年10月，他和其他幾名工人先是前往了福島第二核電站進行施工作業。一年後，他又前往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的1年半左右時間裏，他逐漸發現，現場輻射防護工作存在很多令人疑惑的地方。
除防護服不足外，他還告訴記者，當時在施工現場佩戴的個人輻射測量儀質量也是參差不齊。因為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的人數眾多，原本準備的輻射測量儀數量不足，東電當時從其他核電站調配了一些測量儀，但因為設備老舊，一些測量儀的功能出現缺失。他說：“當時我和別人一起工作，我的輻射測量儀顯示是0.3毫西弗，但我旁邊的人工作完卻發現他的輻射是0.00毫西弗，很明顯，他的輻射測量儀是壞了的。”
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現場工作給該受訪者的身體健康帶來了嚴重影響。2013年年底，他的身體狀況突然急劇惡化，經常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2014年1月，他被確診為白血病。隨後的治療過程也是飽受艱辛，因治療導致毛發和指甲脫落、每天高燒嘔吐，每周還要接受骨髓穿刺治療。
令他想不通的是，早在2015年他就已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工傷認定，但時至今日卻仍未得到東電的相關賠償。他說：“在日本的核能相關賠償法律中，有日本政府和相關電力公司應當進行相應賠償的製度，但是東電卻說，你雖然得了白血病，就算是得到了工傷認定，但這個病也是因為你自身的原因，不進行賠償。”
2016年，該受訪者一紙訴狀將東電告上法庭，要求東電承認相關責任，改善核電站工作環境。然而多年已過去，他仍在等待審判結果。
該受訪者還提到，可能還存在像他一樣因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而罹患白血病或其他病患的施工人員，他希望日本政府和東電能夠負起福島核事故的責任，妥善解決福島核事故的各種遺留問題。
事實上，許多日本民眾都希望日本政府和東電等方麵能夠牢記福島核事故的慘痛教訓，以負責的態度妥善進行善後處理。然而，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政府和東電一再出現問題。不久前發生的放射性廢液濺射事件，讓東電的管理能力以及其一直強調的核汙染水所謂“安全性”又一次受到日本民眾質疑。
有網友評論，“日本根本不具備安全管理核電站風險的管理能力。在日本這個災害頻發的國家，‘下一次核電站事故’肯定會發生”。“東電缺乏危機管理能力，導致自己陷入困境”。
日本茨城大學名譽教授 曾我日出夫：我認為核汙染水除了排海，還有其他方式來處理。即便花費更高，曆時更長，也應該采取其他方式來處理。此外 ，地下水等仍在滲入核電站，導致核汙染水繼續增加。現在應該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水的滲入。
茨城當地民眾：所謂“處理水”，說白了就是核汙染水，這是毫無疑問的。“處理水”的說法隻是想從技術和科學角度欺騙人們罷了。
茨城當地民眾：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廠區外增設儲水罐，把核汙染水保存起來，隨著時間流逝，氚的總量會減少。既然如此，為何要選擇將核汙染水排海？而且核汙染水裏並不是沒有其他放射性物質。
（總台記者 何欣蕾 報道員 林博翰）
在東亞奇跡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後，人們開始重新反思所謂“東亞模式”，激烈批評者稱此模式不過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複製品，熱烈鼓吹者則堅持“東亞奇跡既非虛構，亦未終結”。在亞洲仍為自身的成就和挫敗頗感茫茫然之際，美國“新經濟”已經締造了驚人景氣，歐盟11國也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發行區域貨幣的嚐試，所謂 “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這樣的論斷再度顯得遙不可及。一種稱之為“日本病”的東西正使得亞洲經濟黯淡起來。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重視後發優勢(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歐產生現代工業文明以來的幾個世紀中，亞洲一直處於世界體係的邊緣、半邊緣狀態，因此亞洲國家和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有一種緊迫感，即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試圖通過植入西方市場經濟的架構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現代化。這種思使得亞洲國家不必要象歐美先行者那樣，經過無數次市場的起落和崩潰、無數爾虞我詐的案例及其處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運作框架，通過“後發優勢”亞洲國家可以迅速追趕上先行者，歐美國家花費了數個世紀才使得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美元，而很多亞洲國家用了不足50年時間就達到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種思路也有致命缺陷：
1、“拿來”會產生排異反應，西方市場架構中的契約、信用和個人負責精神碰到“亞洲價值觀”就變形，從而導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業銀行製蛻變為日本銀企勾結的主銀行製；西方股份製蛻變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製等等，這些變形都被掩蓋在“具有本國特色”的借口之下。
2“拿來”會使亞洲缺乏創意，模仿和學習西方較之獨立摸索當然省事，但習慣於此則可能產生製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等方麵的貧乏，換言之，因為你有了遊泳教練並學會了遊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沒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
3、趕超到接近先行者時，作為後來者突然會陷入到“無航標”的茫然之中。這在80年代的日本尤為突出，當年美、歐、日幾成三足鼎立之勢時，日本迅速地迷失在無榜樣的困惑中。亞洲國家在看到所謂“後發優勢”的同時，是否可以時刻提醒自己這其實就隱含著“後發劣勢”(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產業政策。歐美市場經濟的製度架構有宏觀層麵和微觀層麵兩方麵，宏觀層麵大致是政府對有關競爭、行業準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適當的公共產品以彌補市場失靈(Market Externality)；微觀層麵則是私人部門進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兩者間插入了一個中觀的東西：產業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導資源注入特定的產業部門，迅速造就所謂的“支柱產業”。盡管產業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經被視為經濟學誤區，但日本等亞洲國家至今仍對此津津樂道。產業政策在亞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場機製始終在亞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那麽也就是說政府有預見未來新興產業的方向，此時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嚴格優於市場機製，市場經濟就是多餘的，如果產業政策是失敗的，那麽政府就沒有任何必要搞產業政策。2、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本身就表明，市場機製是“看不見的手”。我們似乎始終不能理解風險的本質乃是事先的不確定性。曾有這樣的笑話，說既然股票等證券資產的總體收益率比銀行貸款還高3個百分點，那麽隻要從銀行貸款炒股票不就可以進行套利了嗎？這種說法顯然忽視了這3個點的利差是高風險下集體理性的事後結果，作為個體投資者的投資既可能獲利頗豐也可能傾家蕩產。產業政策的荒謬性也恰恰在於政府忽視了新興產業的湧現，是私人部門在所有可能的方向進行各種形式創新後，在市場機製的大潮撇去失敗者足跡的“事後”結果。凡患此病症的亞洲國家，在有跡可循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時往往是比較成功的，但再邁向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產業時便手足無措。當一個故事尚未開始時，誰知道其結局？當一種產業政策被執行時，卻誰都不為其失敗負責，至今沒有誰為日本80年代中後期大力扶持模擬技術、忽視即將到來的數字時代的失敗負責，更沒有誰為締造了當年韓國經濟奇跡的、而今資不抵債的超級財閥的崩潰負責。
“日本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政府對“看不見的手”和對個人創新的懷疑，是借用傳統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場機製可能帶來的深層次微觀基礎的演化。換言之，我們希望免費享用市場機製優化資源配置的好處，但不想付出交織的繁榮(投資加速或曰重複投資)和衰退(企業的兼並和重組)的代價。我們希望亞洲經濟可以和歐美媲美，但卻生怕淹沒在金錢的汪洋之中，這一切如日本金融學家竹內宏所聲稱的那樣：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體至上和拋棄個人私利造就了戰後的新日本，而現在的精英們卻深信新古典經濟學，毫無羞恥感，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個國家。不幸的是亞洲的竹內宏們沒有看到：純柏拉圖式的集體模仿、集體創新製在造就日本奇跡的同時也將“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劇性的現象並不是新精英們的個人主義，而是沒有政府官員、銀行或企業，必須為10年之久的泡沫經濟負責，似乎也沒有亞洲各國政府官員為本國遭受的危機負責；而是裙帶風盛行、貪汙腐化驚人幕布後的精神荒蕪。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這樣一句話：如果你讓它負起各種各樣的全部責任，那麽結果恰恰是完全不負責任。
在亞洲得“日本病”的並不僅僅是日本，也涵蓋了很多其它經濟體。令人不安的是，中國經濟成長所帶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塗抹開來，連“創新”這樣千差萬別、箐蕪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門進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跡象之一是政府動用私人部門資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部門的趨勢有所強化，但舊企業的虧損乃至破產和新企業的崛起和壯大正是市場機製這枚硬幣的兩麵；跡象之二是化解銀行不良貸款和建立社會保障機製進程緩慢的同時，以口號帶項目，以項目耗資金、以資金出速度、以速度回避漸進改革中沉澱問題的苗頭有所抬頭；跡象之三是仍然對經濟成長速度主要取決於市場機製缺乏信任，對政府決定增長卻寄托不切合實際的厚望；跡象之四是金融信用和國企集團的信用正被隱含的國家信用所取代。在重新審視日本病時，我們更深切地感受到，對待市場經濟隻可能有實事求是一種態度，而不能虛與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場衝刷後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氈布密密裹來生怕市場衝擊的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