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這本項飆力薦的書，解釋了資本主義為什麽不是人類的終極命運
人類學家、牛津大學教授項飆的必讀書單中，有這樣一本書：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政治經濟學家、經濟人類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之一卡爾·波蘭尼的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項飆教授曾這樣評價《大轉型》：“波蘭尼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市場的無節製擴張是災難性的，但是其擴張是持續的、有普遍理論的；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是必需的，但在實踐中往往是被動的、缺乏係統理論和計劃，因此可能帶來危險的後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重提波蘭尼，意在批評新自由主義走得太遠。而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讀者可能要麵對本書提出的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即怎麽構造一個既包容又製約市場的社會，如何探索關於社會保護性的一般原則和理論。這會是對波拉尼思想的一個革命性的發展。 ”
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月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7-2009年的環球金融危機、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層出不窮的經濟危機為我們一再戳破自由市場神話。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製度的內在矛盾究竟如何？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在國際經濟政策上被奉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在冷戰結束後宣告“曆史終結”的“自由民主製”，為何沒有讓我們迎來“美麗新世界”而是加劇了貧富分化？
2020年伊始，由活字文化策劃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最新版本問世，而今重讀經典，我們會發現，波蘭尼的不朽預言，對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仍極具啟發與參考。
本文是斯蒂格利茨為《大轉型》2001年英文版所寫的前言。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2011)得主，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而著稱。
能夠為卡爾 · 波蘭尼這本經典著作撰寫前言，是一件榮幸的事。這本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型，以及伴隨這個過程而發生的觀念、意識形態、社會和經濟政策上的轉換。由於歐洲文明的這個轉型，可以類比於今日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麵臨的轉型，所以，波蘭尼常讓人們感覺到，他是在直接針對當下問題發言。
試圖用不多的幾行字來概括這樣一本複雜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很可能是錯誤的。盡管從語言和經濟學方麵看，一部半個世紀以前寫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會不大好理解，但波蘭尼所提出的問題和視野並沒有喪失其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題包括: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不僅僅是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的，也包括它們的後果(即對窮人造成的影響)—— 是如此重大，以至於政府幹預成為必需;以及，所產生的這些後果是否嚴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變遷的速度。
波蘭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廣泛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義——即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會從增長中受益——得不到曆史事實的支持。他還廓清了各種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之間的相互關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是如何成為新工業利益的婢女的，而這些利益又是如何對這種意識形態加以選擇利用的——當他們對利益有要求時，他們照樣會要求政府幹預。
不過，今天，爭論的焦點與波蘭尼寫作時的情況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時候所觀察到的，如今隻有頑固分子還肯——在一個極端——為自發調節的經濟辯護，或者——在另一個極端——為政府運轉的經濟說話。每個人都意識到了市場的力量，也遵從於它的局限。但在這之上，經濟學家們的觀點之間還是有重要的區別。
其中有些觀點差異是容易辨識和摒棄的，比如裝扮成經濟科學和良善政策的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最近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推進(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發動)就是這方麵的一個例子。再一次地，人們很少會不同意，在許多國家，規製既沒有加強它們的金融體係，也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很明顯這些規製應該被剝離掉。但“自由市場分子”走得更遠，並給遵從他們建議的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明的那樣。而且即使是在最近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已有充分證據表明， 這樣的自由化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巨大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將會不成比例地落在窮人身上，而支持這樣的自由化會促進增長的證據— 往好裏說——卻是明顯不足的。
沒有人可以宣稱，將工人從低生產率的工作中轉移出來進入到失業狀態會減少貧困或者增加國民收入。自發調節市場的信徒在內心信奉某種形式的薩伊定律，即勞動力的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對於一個由低工資而發家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甚至可能是一種有利條件，因為它會對工人的工資需求產生壓製力量。
但對經濟學家而言，失業工人體現的是一種運轉不良的經濟，我們已經在太多的國家看到了這種或那種運轉不良的壓倒性證據。自發調節經濟的某些鼓吹者把這些運轉不良歸罪於政府本身，但不管這種歸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在今天實際上已經壽終正寢了。
但波蘭尼強調了自發調節經濟的一種特殊缺陷，這種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為討論的對象。它涉及的是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經濟體係——或者經濟變革——是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
例如，我們現在談論社會資本。我們認識到，在拉美許多地方，過長的失業期、持續的嚴重不平等以及無處不在的貧困和汙穢，已經對那裏的社會整合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並成為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暴力現象的助推劑。我們認識到，俄羅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蝕了社會關係，破壞了社會資本，導致了俄羅斯黑手黨(the Russian Mafia)的出現乃至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我們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食品補貼的取消，正如工資的直線下降和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一樣，導致了可預見(並且確實已被預見到)的政治和社會動亂。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曆史，出現這種局麵的可能性本該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不僅經濟政策(盡管有些比較脆弱)造成了曆史悠久的社會關係的崩潰，社會關係的崩潰本身也會產生非常不利的經濟影響。投資者不情願把他們的錢投入社會高度緊張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內的很多人也把他們的錢抽離出來，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絕大多數社會都演化出照顧窮人和弱勢者(the 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業時代的來臨使得個人越來越難於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確實，一個農民可能會失去他的收成 ，並且一個以生存為目的的農民可能會因為要為一個陰雨天氣(或者更準確地說要為一個幹旱季節)儲備錢財而倍受艱辛。但他從來不會缺乏有報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
而在現代工業社會裏，個體會遭到他們控製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擊。如果失業率很高——像大蕭條中所發生的那樣，或者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今天的情況一樣——那麽個人所能做的就極其有限。他們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場分子關於讓工資保持彈性很重要(也就是說，接受在毫無補償的情況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應降低工資)的說教，但他們自己對推進這樣的改革無能為力，即使這些改革確實具有促進充分就業的良好效果。
這些社會應對機製的失敗反過來已經導致了早先被稱為社會資本的那種東西的侵蝕。最近 25 年，發生了兩起這方麵的重大事件。一件是前麵我已提到的作為東亞危機一部分的印尼災難。在這場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新自由主義教義的其他鼓吹者抵製本該成為解決方案重要組成部分的措施:不償付債務。這些債務中的絕大多數是私人部門向私人借貸者提供的貸款，當借貸者無法償還借款時，本來處理這一情況的標準辦法是破產—— 破產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說不，因為這將造成對契約神聖性的侵犯。然而這種對更為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的侵犯，他們卻全然沒有一丁點兒顧慮。他們更喜歡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國債權人得以解套，盡管這些人在出借時並未曾持守應有的審慎態度。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政策讓那些局外人付出了沉重代價，他們是工人和小企業，對危機的發生並沒有起任何作用。
然而繁盛並沒有發生。經濟大約萎縮了一半，貧困率(以每日4美元為標準)從 2% 上升到接近 50%。在私有化使少數寡頭變成億萬富翁的同時，政府甚至沒有錢給窮人支付養老金——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被認為是在向世界表明這裏是一個吸引人投資的場所， 但它實際上是一個隻能進不能出的無底洞。所以，資本成群結隊出逃也不足為奇。由於私有化進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財產權的背後並沒有社會共識的支撐。把錢留在俄羅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一旦一個新政府上台，他們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
即使撇開政治上的問題不談，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麽一個理性投資者會將他的錢放在繁榮的美國股票市場，而不是投在一個處在真正蕭條中的國家。如今，盡管有點太晚，但這些錯誤政策的後果正在被意識到，但想要把逃逸了的資本重新吸引回來，幾乎已經不再可能了，除非能夠保證，無論財富是如何獲得的，都能夠保有下去。可這就意味著——實際上必然導致——寡頭結構本身的繼續維持。
經濟科學與經濟曆史已經開始認識到波蘭尼論點的有效性。但經濟政策——尤其是華盛頓共識的信條所反映出來的經濟政策，正教導發展中國家和那些轉軌經濟體應該如何完成它們的大轉型——看起來還沒意識到這一點。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性: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的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係。
在它們當初的轉型中，今天已經工業化了的那些國家的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不僅通過關稅保護了它們的工業，而且也努力促進新技術。在美國，第一條電報線於 1842 年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農業生產力的突破性提高——這為工業化提供了基礎——有賴於政府的研究、傳授和擴展服務。在西歐，關於投資的規製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護主義和政府幹預都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比如美國政府威脅對歐洲實行貿易製裁，除非後者向美國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擁有的香蕉開放市場。
盡管有時這些幹預可以得到正當化，因為它能被當作針對其他政府所進行的幹預的應對措施， 但確實存在無數不知羞恥的幹預和補貼的例子，比如在農業方麵的那些。在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見到了一個又一個例子，從墨西哥土豆和鱷梨，日本電影，到烏克蘭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國的鈾。香港長期被作為自由市 場的堡壘而宣揚，但當香港發現來自紐約的投機者正試圖通過同時對股票和貨幣市場進行投機來毀壞它的經濟時，它就對兩者都展開了強有力的幹預。美國政府大聲抗議，說這是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廢棄。不過，香港的幹預勝利了——它成功地穩定了這兩個市場，消除了對它的通貨的未來威脅，而且從交易中大賺一筆。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們強調，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的幹預，轉型的關鍵在於，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價格就位”，並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在這種觀點看來，發展不外乎就是資本的積累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些技術性的東西。這種意識形態誤解了轉型本身的性質——它是社會的轉型，而不僅僅是經濟的轉型，而且即使這種轉型的經濟方麵，也比他們開出的簡單藥方意味的要深刻得多。他們的觀點代表了一種對曆史的誤讀，正如波蘭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樣。
如果他是在今天寫作，就會有額外的證據支持他的結論。例如，在東亞——整個世界中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個真正的中心角色，並且或明或暗地承認保持社會團結的價值，以及不僅致力於保持而且還努力提高社會和人力資本。在這個地區的各個地方，不僅有迅速的經濟增長，而且貧困也大量減少。東亞的成功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躍角色的經濟對自發調節的市場的優越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明。
恰恰是出於這個原因，市場意識形態的持有者才在東亞危機期間幾乎表現出某種愉悅的心情，因為他們覺得這場危機暴露出積極政府模式的致命弱點。盡管他們的說教一方麵確實包括了對加強金融監管的承認，但更主要的目的在於抓住這個機會促成更大的市場流動性——這種流動性是消除那些社會契約的代名詞，而正是這些契約提供了保障社會和政治穩定這兩大塑造東亞奇跡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經濟安全。
當然，事實上東亞危機正是自發調節市場的失敗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資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蕩、想尋找最高回報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它們隻受情緒的理性和不理性變化的支配——成為這場危機的根源。
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冷戰期間，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不過是無法承擔采取這些政策的風險，即如此傷害窮人的風險。這些國家有一個選擇的餘地，它們同時被西方和東方所追求，西方處方的失敗可能會使它們站到另一個陣營中去。隨著柏林牆的倒塌，這些國家則別無選擇，具有巨大風險的信條於是毫無顧忌地強加在它們身上。但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不僅不謹慎，同時也是無知的，因為對於一個不能給多數人——或者數量可觀的少數人——帶來好處的市場經濟，人們可以用一萬種暗地裏的方式來拒絕它。一個所謂的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可能會演化為黑手黨資本主義——以及一個黑手黨政治體係——很不幸，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地方，這種擔心是真實而迫切的。
我們告訴發展中國家民主的重要性，但當涉及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那些影響他們生計的問題——經濟時，他們卻被告知，經濟學的鐵律讓你無從選擇，並且由於你(通過你的民主政治進程)傾向於把事情搞糟，你必須放棄做那些關鍵性經濟決策——比如宏觀經濟政策——的權力，把它交給一個獨立的、幾乎總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銀行;為了保證你的行為與這個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現通貨膨脹——至於就業和經濟增長，不必去管它;為了保證你確實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銀行的措施，諸如以固定比率擴大貨幣供給;當一種措施未能奏效時，就搬出另一種，比如通脹目標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我們左手看起來在通過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個體賦權的同時，右手又把它拿走了。
波蘭尼非常允當地以對複雜社會中的自由的討論來結束他的這本著作。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說，在大蕭條中，“我們沒有什麽可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僅談論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 及信仰自由)，也討論了免於恐懼和免於饑餓的自由。規製可能會剝奪某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能促進另一個人的自由。將資本任意在一國移進移出是某些人所實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實踐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巨大的外部性)。
不幸的是，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不管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偽裝下，還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新偽裝下，並不代表著對這些自由的平衡，因為窮人麵臨著比其他人更大意義上的不安全，並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羅斯，處在貧困境地的人的數量急劇上升，生活標準已然下降。對這些人而言，自由越來越少了，免於饑餓、免於恐懼的自由越來越少了。如果波蘭尼在今天進行寫作，我相信他會認為，全球社會在今天所麵臨的挑戰在於，它能不能救濟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遲之前。
END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英]卡爾·波蘭尼 著；馮鋼，劉陽 譯
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月
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曾說：“人類在曆史發展中常常要麵臨來自人或自然的一係列重大挑戰，在這些重大挑戰交匯的關節點上，人類社會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眾多思想家的思考，他們試圖探尋這場全人類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並努力尋找逃離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爾·波蘭尼就是這眾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見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於1944年在美國首次出版，隨即被譽為20世紀該領域最重要、最具創造性的作品，並經受時間考驗，成為“20世紀的經典之作”，啟發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曆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術議程。
《大轉型》一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型，揭示了伴隨這個過程所發生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大轉變。波蘭尼不僅精當指出了自我調適的自由市場的內在缺陷，還準確預言了這種“市場經濟”對人、自然、生產組織的嚴重破壞及其悲劇性的社會後果和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對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仍極具啟發與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