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https://www.amazon.com/Principles-Dealing-Changing-World-Order/dp/7521719492
By Ray Dalio Jan 1, 2022
自然界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而任何事物都按其固有的軌跡運行。人們能夠用一定的方法去認識它、體驗它、並按照客觀規律改造它。 從《原則》《債務危機》到《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瑞·達利歐的研究角度涉及個體、組織、社會和世界。他想揭示的是個體的生活和工作原則、組織機構的運轉原則、國家和社會的興衰原則、世界秩序的變化原則。
在這本書中,瑞·達利歐探究的是社會和世界的運行規律和原則,他考察了500年財富和權力的所有重大變化背後反複出現的模式和因果關係。他認為在這些變化背後存在著永恒普適的規律。通過考察許多相互關聯的曆史事件,可以看到這些變化的典型模式、規律、周期和因果關係,並以此為基礎推斷未來。
達利歐認為,曆史通常也是通過相對明確的生命周期、隨著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過渡而逐步演進的。所有帝國和王朝都是在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可以就此判斷自己所處的位置,以此判斷之後的走向。
目前相對財富、權力和世界秩序正在發生典型的巨變,這將對所有國家的每個人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本書的分析和探究建立在達利歐創造的債務大周期、曆史大周期的基礎之上,揭示的是變化背後的永恒和普遍的力量,以此展望未來,搞清世界的運行原理,總結出永恒普適的原則,從而妥善地應對當前形勢。 瑞·達利歐希望這本書能帶給讀者幫助,就像幫助他一樣。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MORE THAN ONE MILLION COPIES SOLD
“A provocative read...There are few tomes that coherently map such broad economic histories as well as Mr. Dalio’s. Perhaps more unusually, Mr. Dalio has managed to identify metrics from that histor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understand today.” —Andrew Ross Sorkin,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legendary investor Ray Dalio, author of the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Principles, who has spent half a century studying global economies and markets,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examines history’s most turbul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iods to reveal why the times ahead will likely be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we’ve experienced in our lifetimes—and to offer practical advice on how to navigate them well.
A few years ago, Ray Dalio noticed a co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he hadn’t encountered before. They included huge debts and zero or near-zero interest rates that led to massive printing of money in the world’s three major reserve currencies; bi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flicts withi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 due to the largest wealth, political, and values disparities in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the rising of a world power (China)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world power (US) and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The last time that this confluence occurred was between 1930 and 1945. This realization sent Dalio on a search for the repeating patterns and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underlying all major changes in wealth and power over the last 500 years.
In this remarkable and timely addition to his Principles series, Dalio brings readers along for his study of the major empires—including the Dutch,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the “Big Cycle” that has drive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all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throughout history. He reveals the timeless and universal forces behind these shifts and uses them to look into the future, offering practical principles for positioning oneself for what’s ahead.
瑞·達利歐：展望2024年及未來
https://www.bridgewater.cn/philosophy/20240116-ray-dalio-shares-his-thoughts-on-2024/
Ray Dalio 2024年3月7日 橋水觀察
如你所知，我認為，有五大相互關聯的因素驅動著變化中的世界秩序。它們往往在大周期中不斷演變。這些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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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貨幣/經濟體係的運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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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部秩序（體製）對國家內部公民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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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體製）對國家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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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力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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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明創造新的、更好的方法和技術的能力。
這五大因素的作用機製和相互影響將會決定未來的事態發展。接下來，我將考察這五個驅動因素的當前狀態及其對2024年和未來的影響。我已經對重要部分的文字進行加粗處理，方便讀者快速瀏覽。
2024年會是關鍵的一年
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我詳細解釋了大周期演變的因果關係。就像人類的生命周期一樣，我們可以通過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健康程度，其在生命周期中所處的位置，並且預測未來。
在下文中，我將探討相對於書中的模型，當前的實際情況是如何發展的，並且重點對2024年進行考察。如下所述，世界秩序的變化基本上按照書中的模型發展。
從以往大周期的演變過程來看，不同年份發生的事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大多數年份的影響都微乎其微，而一些年份（如1914年、1917年、1918年、1929年、1933年、1939年、1941年、1944年、1971年、1982年、1989年、1991年、2001年、2008年和2020年）的影響則較為顯著。2024年可能將會是具有重要影響的一年，因為上述五大驅動因素都接近或處於發生巨大轉變邊緣。需要明確的是，這並不意味著2024年必將發生巨變，從而導致美國民主的終結，或者使世界瀕臨戰爭（類似1914年、1929年、1939年、1941年等）。我認為，發生巨大轉變的幾率隻有20%。但這一數字仍過高，因此令人不安。幾乎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將會是關鍵的一年。例如，我們將看到美國的現行民主秩序是否繼續行之有效，國際衝突能否得到遏製等等情況。當然，像所有年份一樣，2024年及其事態發展隻是構成大周期曆史的漫長演變和事態發展的一小部分，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長期變化和整體格局。接下來，我將簡要概述上述五大因素的現狀，因為它們可能對2024年產生影響。
我使用極其概念化的宏觀模型，解釋世界運行的基本原理。讀者也許有所了解，但我再次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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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的提高來自於人類的自我改進和發明創造，特別是技術創新，從而逐步推動收入增長（如實際GDP上升），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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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短期（大約7年，誤差約為3年）和長期（大約75年，誤差約為50年）債務-貨幣-經濟周期拉動市場和經濟發生相應變化，長期累積並產生貧富差距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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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出現短期（大約7年，誤差約為3年）和長期的國內和平-衝突政治周期，政治周期也會影響經濟周期。國內政治周期持續時間與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大致相同，分為國內政治有序和政治無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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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出現短期和長期國際和平-衝突周期，原因是各國在應對上述影響過程中的相對表現不同，導致各國相對實力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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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然災害，最重要的是幹旱、洪水和大流行病。這既是上述驅動因素的結果，也是起因。以下概念圖展示了大周期的演變過程：
當然，這個模型極其概念化，也很宏觀，並不精確，但在我的係統化決策程序中，使用的模型更為詳盡和精確。
下文詳細闡釋了這五大驅動因素及其在大周期中所處的位置。
當然，許多國家的各種事態發展共同構成了整個世界格局。我無法在本文中分析所有國家。我將重點考察美國的事態發展和我們在這些周期中所處的位置，因為這些趨勢最為重要。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局勢（例如，新冠疫情導致經濟疲弱，中央政府和央行推出刺激政策以應對負麵影響，通脹率不斷上升，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等等）。
1. 債務-貨幣-市場-經濟因素
根據我的估算數據，單獨來看（即不考慮其他四個驅動因素的影響），債務-貨幣-市場-經濟因素的近期（未來一年）風險較低，但考慮到其他四個驅動因素的影響，該因素的風險較高。具體而言，（a）當前市場定價基本上符合目前的基本麵（美股和美債定價可能略微偏高），（b）我認為，近期不太可能像2008年那樣，出現無法妥善處理的重大債務/貨幣/經濟問題。然而，與2024年的美國大選相關的內部衝突、決定國際局勢發展的外部衝突，以及代價高昂的氣候因素（但具體代價就像天氣一樣難以預測），將給2024年的市場和經濟帶來風險。同時，2024年，技術也會取得突飛猛進的進展，必將為生產率增長提供有力提振，也對未來經濟構成風險，會給投資帶來良機和風險。
過去五年，我們經曆了一個重大的短期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市場、經濟和價格大幅下跌，政府和央行推出大規模刺激政策（即貨幣和信貸擴張政策）。之後，市場、經濟和價格大幅上揚，導致央行采取激進的緊縮政策。目前，隨著市場定價、通脹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回到接近均衡的水平，緊縮政策接近尾聲。
更具體地說，本輪周期的演變過程如下：新冠疫情（自然災害）導致市場、經濟和價格大幅下跌，促使央行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政府發放大量救助資金，導致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債券發行。同時，央行通過大舉印鈔和購債，人為地將利率保持在低位。巨額政府開支（遠遠超過彌補經濟活力下降所需的規模）既有經濟原因（抵消防疫封控措施導致的經濟急劇下滑），也有政治原因（拜登總統和民主黨更傾向於政府增加資金發放和支出等政策）。政府通過大規模的貨幣化財政刺激政策，將大量財富從政府部門轉移到私人部門。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極端困難時期，這種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做法（我稱之為“第三貨幣政策”）曾被多次采用，目的是讓私人部門獲得資金。在這一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雙雙上升。此外，國際衝突造成地緣政治影響，以及各國優先考慮國家安全而非成本效率等因素，進一步推高了通脹。高通脹導致貨幣政策快速收緊，實際利率從極度負值升至小幅正值，信貸隨之收緊。出人意料的是，緊縮政策造成的經濟影響不像預期的那麽顯著。市場基於以往緊縮周期作出了預期，但本輪緊縮周期卻不同於以往周期，因為私人部門的收入和資產負債表處於健康狀況良好。
結果是，2023年的實際經濟形勢好於市場預期（實際上經濟保持強勁，通脹下降的速度快於市場預期）。因此，美股回報超過預期（尤其是人工智能相關公司，比如，美股“七巨頭”科技公司），現金回報具有吸引力，債券回報為零，大宗商品表現不一。在經濟增長方麵，失業率相對較低，工資通脹相對較高，個人收入處於良好態勢。這些因素有助於經濟應對緊縮政策的影響。同時，加息對房地產、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等利率敏感行業的影響相對可控，例如一些債務泡沫的破裂帶來的影響並沒有蔓延開來。
回顧2023年，從自下而上的微觀角度來看，相對於受到挑戰的傳統公司，規模大、資金雄厚、擁有顛覆性技術的公司（尤其是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公司）表現尤其優異。對這些公司的盈利預期大幅改善，反映在其經利率調整後的市盈率飆升。在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第三貨幣政策下，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持有量均見改善。此外，2023年通脹的情況並沒有那麽糟糕，顯示出企業對供應鏈擾動，以及更多在岸外包、民族主義而非全球化的政策的應對能力超過預期；同時由於生產率提高，商品生產部門的通脹較低。此外，大宗商品價格在飆升後向下修正，導致大宗商品通縮，因而有助於降低整體通脹率。消費品通脹也相對較低，利率上升導致利率敏感型商品的價格疲弱。因此，盡管有緊縮政策，實際收入仍然有所增長。
到目前為止，本輪短期債務周期已經持續了近5年，這是自1945年新世界秩序大周期開啟以來的第13個短期債務周期。本輪周期不同尋常，因為其起因獨特（一場大流行病所致），同時政府和央行協調配合，采取強有力的的第三貨幣政策（其力度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本輪周期也遵循了典型的周期性步驟，即經濟疲弱促使決策者采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和通脹回升，進而導致貨幣政策收緊。緊縮政策削弱了通脹和經濟增長。
同時，長期債務周期繼續向更高的債務水平邁進（政府債務尤其如此）。如果不加以糾正，這一走勢是不可持續的，最終可能引發危機。政府財務狀況的惡化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這主要有幾個原因：政府和央行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更沉重的償債負擔，人們對政府的財務狀況仍有信心，以及財政部可以妥善管理債券發行（例如，縮短所發行債券的期限）以滿足需求。我預計，如果繼續像市場預期的那樣，按照以往發生的方式實行相關政策（即在央行政策的支撐下，通過過度的政府支出和債券發行，將實際利率保持在低位，提供充足的貨幣和信貸），那麽從長遠來看，就會引發重大的金融問題，但這是另一個話題，我將不在這裏贅述。
市場的運作機製是，市場定價反映了不斷變化的未來形勢，因此未來形勢的變化會導致市場定價變化。例如，通過比較通脹掛鉤債券與名義債券，我們可以計算預期通脹率。也就是說，通過投資這些債券，我們可以押注於通脹率是會上升還是會下降。因為隻要作出比別人更好的推斷，我們就會獲取收益。當前市場預期，通脹率將會降至央行的目標水平，實際經濟增速將保持適度，央行將以較快的速度降息。也就是說，當前市場預期，經濟將會出現“金發姑娘”這種理想態勢。
展望2024年的經濟，通脹似乎不會大幅下降，經濟不會那麽好，利率也不會像市場預期的那樣大幅下降。更具體地說，經濟增長將會放緩。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規模刺激政策時期積累下來的現金/儲蓄正在減少，二是隨著債務的到期，現有債務的利息成本將會上升，因為債務人需要以更高的利率為債務再融資。至於通脹率，我預計，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衝擊，通脹率可能會比預期水平高出一個百分點左右。考慮到相對於實際情況，我的估算數據可能並不精準，我不會依此進行大舉押注。
同時，（1）國內政治衝突因素，（2）外部地緣政治衝突因素，及（3）自然災害因素都對市場和經濟構成額外的下行風險。而（4）技術創新提供極為重要的、具有顛覆性的機遇。這四個因素將會影響貿易和監管政策、經濟和軍事聯盟、經濟和軍事戰爭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成本和造成的破壞，進而影響市場和經濟的許多其他方麵。
我認為，2024年的最大風險來自於內部和/或外部重大衝突的風險。與往常一樣，這些衝突將圍繞著資金和權力展開。誰能夠獲勝將取決於競爭雙方付出多少資金、使用多少權力和智慧以對抗這些衝突。首先，我們來看內部衝突因素。
2. 內部衝突因素
我認為，這是2024年麵臨的最大單一風險。
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都麵臨著典型的重大內部衝突。這些衝突圍繞著財富、價值觀和權力展開。當前衝突發生的方式表明，這些國家處於大周期的第五個階段，即內戰爆發前的階段（有關更多案例分析，可以查閱我的書籍《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這個階段的典型特征是，人們要麽選擇支持一方，並為此激烈爭鬥，要麽有意采取回避態度。很少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慎重思考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在這些存在不可調和分歧的時期，很少人尊重現行的規則和製度秩序。因此，一個人有罪與否是由極度固執的個人來判定和判決，而不是基於證據的司法係統。在這種時期，民主秩序有可能遭到破壞，因為在民主製度下，人們需要尊重與自己不同的觀點，依據規則和製度來解決分歧。
我們不斷觀察到第五階段的典型動態，以下是一些相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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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校園反猶太主義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中，幾位美國高校校長的證詞沒有倒向任何一方，也沒有對任何事件表示大力支持。因為他們擔心受到攻擊（而他們最終還是受到了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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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些州試圖禁止特朗普參加該州初選。這將需要最高法院作出裁決，而無論是哪一方敗訴，都可能會認為最高法院存在政治腐敗，從而進一步削弱民眾對最高法院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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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是，巴以衝突帶來的影響引發了人們的強烈反應。人們為自己支持的一方激烈抗議，攻擊對另一方表示同情的其他人。雖然我們應該同意，巴以雙方遭遇的損失都是慘烈的，但大多數人要麽選擇支持一方，參與抗議活動，要麽有意采取回避態度。很少人為了共同的利益慎重思考與自己不同的觀點。
我們還看到第五階段的許多其他典型行為。比如，政治家利用自己的權力削弱對手，甚至威脅將對手關進監獄；即使所在政黨希望采取極端行動，也堅定不移地按照黨派分野投票；媒體普遍說謊、歪曲事實、偏袒政治黨派；人們搬到其他地方，避免受到持不同政見者的威脅和傷害等等。這種高度兩極化的敵對心態將延續到2024年的美國大選季。因此，很難想象任何一方會接受敗選結果，屈從另一方的政策和價值觀。對立方對這些政策和價值觀充滿厭惡，雙方對規則的尊重程度都過低。我並不是說，我們完全不可能在遵守規則、並且不破壞國內秩序的情況下度過難關，隻是很難想象這種情況會怎樣發生。
不幸的是，這些內部衝突的演變幾乎完全符合我在書中所解釋的模式。2020年，我在網上發表了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包括美國可能以某種形式爆發內亂。當時，人們認為這一前景不切實際。之後，就發生了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騷亂事件。
在寫這本書時，基於從曆史中學習的經驗和相關指標，我估計美國爆發某種形式內戰的幾率大約為30%。當時，人們認為這一估值過高，不切實際。目前則並非如此。事實上，40%接受YouGov調查的美國人認為，未來10年，美國至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爆發內戰。我目前估計，未來10年發生某種形式內戰的風險約為50%，其中2024年將是高風險的一年。
無論美國的大選結果如何，其結果都將對市場、經濟、國內秩序、世界秩序、地緣政治和經濟問題、氣候應對措施，以及技術問題產生重大影響，因為各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迥然不同。經濟監管、稅收、移民、貿易協定、關稅，以及社會問題的處理方式將會存在顯著差異，取決於誰能夠最終當選總統。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他很可能會退出北約，對所有進口品征收10%的關稅，降低所得稅和公司稅，大大減少監管，削減綠色轉型措施，實行更大力度的右翼政策，采取更傾向於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策略。如果拜登總統連任（或出於健康和年齡的考慮，由其他民主黨人接替他），他很有可能將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意識形態的差別愈發趨於極端。照此下去，選民們可能會麵臨這樣一個問題：“在不得不作出選擇的情況下，你是選擇法西斯主義者還是選擇共產主義者？”毫無疑問，無論在何種情況下，2024年都是決定美國國內秩序及其影響的未來走向的關鍵一年。
3. 外部衝突因素
盡管中美關係有所改善，但我認為，隨著大周期繼續按照上述模式演進，2024年的外部衝突風險處於中等偏高水平。
出於我在書中解釋的原因，從一次世界大戰到另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存在一個大周期。在這個周期中，世界秩序如何運作基於相對實力和相對權威，它們不斷發展。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國在決定世界秩序方麵更有發言權。直到兩個主要大國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且開始展開爭鬥，這一格局才會改變。一般來說，通常通過戰爭才能確定哪個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製定何種世界秩序。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他的傑作《注定一戰》中，詳細闡述了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等問題。我們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中美之間的大國衝突正在繼續。目前尚不確定這會導致激烈競爭還是全麵戰爭。我一直在密切關注相關事態發展。我必須承認，可能性一直在變化，因為中美關係極其接近邊緣。
中美爆發重大經濟或軍事戰爭的風險在2023年3月達到頂峰，但是在之後10個月大幅下降。2023年3月，我兩次訪問中國，當時中美雙方關係不佳、高層對話中斷。離開中國時，我認為，由於許多紅線即將被跨越，中美發生極具有破壞性的經濟戰爭（甚至軍事戰爭）的風險處於極端高位。2024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和美國大選可能會加劇中美衝突。然而，越過紅線的可怕後果促使雙方都退後一大步。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進行了良好的會晤。兩國領導人在後續會議上繼續溝通，並在一些方麵展開富有成效的合作。
盡管如此，在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麵，世界大國之間仍然存在激烈競爭。隨著中國競爭力的增強（包括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電動汽車、電池、高附加值製造業等領域），這場爭奪市場份額和自然資源的競爭不斷加劇。由於世界經濟秩序隨之變化，許多傳統生產國和市場（如歐洲）的地位下降，而新興生產國和市場（如印度、東盟國家和海合會國家）的地位上升。雖然以下概述較為簡化，但整體來說：中國和美國是令人興奮的新興尖端行業的領導者，而其他經濟體則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幾類：礦產等原料的供應商（如非洲和南美），中國和美國生產的產品的市場（如歐洲是中國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和電動汽車的市場），新興市場和生產商（如東盟國家），以及實力增長緩慢甚至衰退的經濟大國。
從全球出口可以看出，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全球範圍內有力的競爭對手。下表顯示自2019年以來，美國、歐洲和中國按產品類別劃分的全球出口份額。可以看出，在許多主要產品領域，中國已經成為有力的競爭者（在許多領域，中國是全球的領導者）。最明顯的是汽車、工業機械和船舶等行業。目前，隻有在少數幾個行業（飛機、製藥和服務業），中國還不是美國和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
由於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這些激烈的競爭並不局限於經濟領域。雖然中國目前不想成為公開的地緣政治和軍事競爭對手，但肯定將會成為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例如，中國積極參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在新興經濟體中起到主導作用。出於這些原因，2024年，中美在全球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等方麵的競爭可能加劇，但不太會發展到通過武力手段的地步。我認為，中美之間將會出現衝突，但兩國領導人會通過交流，設法化解分歧。這些分歧看似嚴重，但不太會引發重大衝突。對於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和2024年11月的美國大選，美國和中國有所反應，這也是中美關係所麵臨的挑戰。然而，我認為，這些挑戰將會得到妥善應對，不會引發具有破壞性的重大戰爭，但可能導致兩國公開展示各自的實力。
當然，中美衝突並不是當前世界上唯一的衝突。世界上發生的衝突之間相互關聯，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和危險。我不會在此贅述，但承認對此並不完全理解。我們明白，俄烏衝突和/或哈以衝突有會蔓延到其他地區的可能性，但我認為，不會蔓延的可能性約為70%。因為美國和中國等大國，以及包括以色列、伊朗和海合會國家在內的中等強國，都不想跨越紅線，卷入一場兩敗俱傷的毀滅性戰爭。
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我認為，2024年的外部衝突風險處於中等偏上水平。
4. 自然災害，尤其是氣候變化
雖然我不是氣候變化專家，但作為全球宏觀投資者，我需要充分了解氣候變化，才能了解氣候變化的影響，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因此，我研究了氣候變化，並總結出了一些想法，簡言之就是：能夠用於將全球升溫限製在1.5攝氏度的資金將遠遠不夠，因為對於那些擁有資金的人來說，由於氣候投資不能帶來經濟效益，他們不會提供融資或進行投資以設法避免全球變暖。這將造成巨大影響，並帶來顯著的調整。簡單來說，氣候變化既會導致負麵影響（例如，幹旱和洪水，無法忍受的溫度將導致大量人口遷移，海洋溫度變暖和海平麵上升將會造成巨大損害，等等），也會帶來積極影響（例如，加拿大等北部地區天氣和收成的改善，北海航道的開辟，等等）。不過，代價高昂的負麵影響遠遠超過積極影響。在上述變化的作用下，追求經濟效益的投資和支出將會增加，這是因為那些擁有資金的人們會將更多資金用於必要的氣候適應，而且/或者他們將會投資，利用更多的機會為適應氣候變化提供融資，從而獲取收益。因此我預期，用於適應氣候變化的資金將會大大超過用於阻止氣候變化的資金。例如，我預計，氣候變化相關投資基金將大幅增長。這些基金正在追逐為了適應氣候變化而帶來的投資機遇。至於氣候變化本身對2024年的影響，我能分享的也僅僅是根據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趨勢而推斷，2024年仍有厄爾尼諾現象，因此應被視為有較高風險的一年。
5. 人類的創造力，特別是發明新技術的能力
人類的創造力是生產率增長背後的驅動因素，生產率增長拉動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反映在實際GDP和預期壽命等指標上。
生產率增長=具有創造力的人才攜手合作+財務資源+額外技術支持（亦稱“企業家精神”）。
創造力是人類最偉大的能力，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下因素將會促進創造力：（1）良好的教育，（2）資本市場，包括風險投資、私募市場和公開市場，（3）人工智能等思維輔助工具不斷補充和增強人類智能。人類智能的增強會對各個方麵都產生重大影響。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的影響已經反映在市場定價上，提供人工智能服務公司的盈利預期出現改善。2024年無疑將是人工智能關鍵的一年，因為人工智能的認知和發展將會取得顯著進展。這會在未來多年對生產率構成大幅提振。當然，像所有強大的新技術一樣，人工智能也可能帶來危害，比如，在戰爭中，人們可能使用更加先進的武器互相傷害，以及技術會取代一些人的工作，而使另一些人的財富增加。
歸根結底，2024年的結果將取決於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曆史表明，隻要黨派之間有效合作，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使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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