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圖是《長城的故事：影響曆史的50件文物》中的第51件文物：
那麽，為什麽這本書裏有一個“加演劇目”？聽我慢慢道來：
好多年前，我就知道梵蒂岡博物館有一幅相當長的《波吉亞長城古卷》。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圖片，上麵標有 “羅馬拉特蘭博物館藏品 ” 的字樣。進一步研究之後，我僅找到一位名叫梅耶斯 (M.J. Meijers)的學者在 1956 年撰寫的一篇研究文章。據他介紹， 1952 年，這個地圖被意大利地圖期刊《世界形象》 ( Imago Mundi ) 的創始人利奧 ·巴格若 (Leo Bagrow)看到，並 “被帶到梵蒂岡拍攝，試圖留在此地，沒能成功 ”。 1970 年，拉特蘭博物館關閉，它的藏品都轉移到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東亞展廳。
我向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詢問，試圖目睹這幅地圖，但未能成功，於是我親自到羅馬去碰運氣。我覺得，隻有這樣才能解開這幅地圖的下落之謎。然而，我造訪的時機不佳，這幅長城圖被美國加利福尼亞一個博物館借去展覽了，那是梵蒂岡的文物第一次漂洋過海。為了不枉此行，我拜見了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館長瑪貝利 (意大利語 “Mapelli”，中文意為 “地圖 ”，這也許是個好兆頭 )神父。他告誡我 :“在梵蒂岡做事情非常困難，程序複雜，速度極慢。 ”
我回到北京之後，那幅地圖也回到了羅馬。但是，我給梵蒂岡博物館館長、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員寫的谘詢信函，全都石沉大海。最後跟我保持聯係的隻剩下梵蒂岡博物館的圖片管理員，她為我提供了 20 張該地圖各部位的低清圖片。這些圖片至少能讓我 “近距離 ”研究它。這幅圖豐富的色彩和少見的細節，激勵我重溫梅耶斯的那篇研究文章。
在放大鏡的幫助下，我理順了這些影印件，並做了索引。我逐漸搞清楚了哪些地方有重合可以剪掉，哪些地方可以粘接起來成為 “長卷 ”。我的工作頗有成效，根據原件，我製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縮印件。我把原來 7 米多長的地圖，重新製作成了一幅 1.62 米的地圖。就這樣，我把《波吉亞長城古卷》 “帶回 ”了北京的工作室。
2014 年 10 月，當我準備給企鵝出版社編輯交稿時，我不得不對這個造成不少麻煩，但非常重要的遺留物做出最後的裁決。我計劃冬季再去羅馬，最終結束這個 “項目 ”。我上網查找，確認這幅圖是否會在羅馬公開展出，然而，梵蒂岡博物館藝術品讚助商的網站傳來最新消息，該機構對梵蒂岡博物館文物修複將尋找資金資助推廣。他們所列出的 2015 年需要資金支持的文物中，就有這幅《波吉亞長城古卷》，它需要資金 25000 美元，用於對該地圖的清理、修複和拍攝。
這時，我看到了國際長城之友協會的參與機會。國際長城之友協會致力於組織和宣傳對長城的保護，而我正是協會的主席。協會率先並持續組織長城撿拾垃圾的活動，推動將長城 (北京段 )自然景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 (World Monuments Fund)的世界瀕危遺產名錄，並策劃組織了頗具影響力的長城保護的研究項目 “萬裏長城 百年回望 ”展，以圖片的形式向公眾展示長城的百年滄桑。我認為，資助修複這幅地圖，是一種全新的長城保護工作，也為中梵兩國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機會。於是，我向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提出了口頭申請。幾天之後，基金會負責人的回話非常令人振奮，他說他們願意促成這件事。
於是，我立即向梵蒂岡方麵告知這個好消息，沒過半天，就收到了他們的回複 :幾個小時之前，一個國際機構已經決定為此捐資。啊呀 !我們與讚助機會失之交臂，也失去了一個用長城聯係中梵兩國人民感情的機會 !
然而，這次失敗也意味著我的旅程沒有結束，它提醒我，最好的旅程從來不會到達一個明確的終點，我將豎起耳朵，睜大眼睛，繼續尋找萬裏長城故事的精髓。
作為《長城的故事 :影響曆史的 50 件文物》的 “加演劇目 ”，我十分高興地與讀者分享我從這幅《波吉亞長城古卷》中學到的東西。我的研究就像是一次情報搜集 ——居家製作一幅縮印圖，它的母本罕見地展示了長城的大部分景致，行蹤是如此神出鬼沒，藏身之處又是如此出人意料和觸不可及。
下麵我們共同來欣賞這個“加演劇目”——教廷之旅——《波吉亞長城古卷》
說明：《波吉亞長城古卷》（內文簡稱《古卷》），絹本設色， 775X38厘米，繪
出了西從甘肅嘉峪關東到山西大同的長城。
意義：唯一知曉的卷軸式長城地圖
來源：清康熙年間（約 1695年）繪製， 1700年前後由耶穌會傳教士獲得並帶到羅
馬，最終卡迪諾 .斯蒂凡 .波吉亞（ Cardinal Stefano Borgia）收藏在意大
利 Villetri自己的家庭博物館裏
當前狀況：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東亞展廳
作為一幅長卷軸式地圖，最方便的欣賞方法是從一頭開始，一邊往前展開卷軸，一邊卷起已經看過的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就難免來回翻看。但是要想欣賞到這幅絹本設色長城全景地圖的卓犖之處，最好還是把它從頭到尾全部展開，細細觀察。於是我拚接了這幅長 1.62米的縮印版地圖。
雖說《古卷》上沒有標題、印章、日期、圖說或繪畫者的真名實姓，但這幅地圖的身份和價值是顯而易見的：這個連續不斷的線性軍事防禦工事，位於全圖的中心部位，周圍是山川與河流等鮮明的地標。地圖中的各種元素似曾相識，但正方向十分詭異。一個很小的漢字 “北 ”，標注在圖的下方邊緣，說明該圖的方位不是通常地圖上的標注法：上北下南，而是相反 ——上南下北。河西走廊位於地圖的右邊（西邊），黃河大拐彎位於中間區域，山西位於地圖的左邊（東邊）。很明顯，地圖的 “脊柱 ”是明長城，但僅表現了整個長城的四分之三：從甘肅嘉峪關到山西大同。
這幅《古卷》以全景、長卷式的展示方式和繪畫細節，讓人身臨其境。它窄長的尺寸更突出地強調了它所關注的焦點。和大多數地圖一樣，這幅《古卷》的繪製者也采用了俯瞰視角，令觀眾麵對這幅地圖，會有一種沿著長城飛躍華北幹旱的黃土地的體驗。無論何時俯視，你都能看到長城。
這是一幅獨特的條狀長城地圖。它是一個雜糅了科學和藝術的具有示意性質的特殊地理產品。為了展示的需要，繪製者打破了一些繪製地圖的老規矩，簡化了 “飛行線路 ”。長城被壓縮、抻長、拽直。地圖的比例，特別是黃河以東一帶，非常不準確。
與以往傳統的地圖一樣，這幅圖留出了足夠的空間，用以標記和說明製圖者所要表達的一切。在長城的內側，你能看到一長串的矩形城堡和敵樓等軍事設施；在長城的外側，遊牧民的生活狀態，如營地中的帳篷、放牧中的馬匹和駱駝等牲畜、正在風幹的牛羊肉、水井的 “黑窟窿 ”；在一個地方，你會看到男人們坐在地毯上，而在另一個地方，則看到女人舞蹈的場景，這一切都用鮮亮的色彩和精細的筆觸表現出來。這些場景與我們原先所見的邊疆作品中以中原為中心， “貴中華、賤夷狄 ”的刻板印象相去甚遠。《古卷》還使用了雙麵透視的手法，展現了長城兩側的人們的和諧相處、相互尊重，而非文化衝突的景象。這似乎傳達了一個信息：局勢發生了變化。
在早期的長城地圖，給人以遊牧民族遭受歧視的印象。比如宋代的《華夷圖》（參見文物十三），遊牧民族被冠以 “ 夷 ”（野蠻人）的標簽；再比如明代的《九邊圖》（參見文物三十七），將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描繪為住在 “巢穴 ”裏的野獸。而這幅地圖的語言和圖像就客觀得多，其所描述北方民族的信息也更多，定格了一時的和平。長城內的城堡裏，仍然駐紮一定數量的守備部隊，由各級官員統領，這無疑是為了行動的需要，已經做好了立即出兵的準備。
在《古卷》的牧區一側，可以看到幾種新式的營地，有並排而立的氈帳，還有的在帳篷外築圍牆。這些牧民不僅在邊境貿易中獲得生活必需品，他們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變成了半遊牧、半定居的形態。這使我想起了近來前往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時見到的情景：遊牧民聚集在高樓林立的城市周邊，建起數以萬計的白色蒙古包，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帳篷營地。這種現象是好是壞，我們先不去論斷。再回到長城地圖的話題，遊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變化，為長城這本曆史大書續寫了新的篇章，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 “雙邊關係 ”，翻開了新的一頁。
《古卷》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這幅絹質地圖上布滿了 “標簽 ”。這些由地圖使用者貼上的紙片不是固定的說明，而更像是 “便簽 ”，上麵的信息是可以隨時更改的，比如駐軍數量的變化，或者最新的遊牧宿營地變化情況等等。其上的一張標簽告訴我們，在肅州（今甘肅酒泉）駐軍 3000人，由一名總鎮、幾個遊擊將軍、備守使和其他各級軍官統轄，根據河西走廊地區的標簽統計，這裏是整幅地圖中軍事力量最強的地區，駐兵加在一起高達 25000人。
但在遊牧民一側的一個 “標簽 ”上寫著這樣的內容：在哱囉口外駐紮有添巴各部落由噶爾丹汗控製。噶爾丹名字的出現讓我們確定了《古卷》的年代。他出生於 1644年，在 1670年成為準格爾（西蒙古）的大汗。他控製著包括今新疆一帶在內的廣大西部地區，直至 1697年。
這大概是一張繪製於 17世紀晚期噶爾丹汗在位時期的軍用地圖。它展示了長城與其內側各城堡的關係。它似乎是在噶爾丹汗統治時期繪製的，那是在 17世紀末，即明朝滅亡半個世紀之後。康熙皇帝在這個時期已經放棄了維護明朝遺留下來的長城。這幅地圖繪製的大致時間是 1670-1697年間，繪製該圖的用意何在？誰在使用這幅地圖？
1691年，有一份給清朝工部申請資金修繕古北口長城的奏折，康熙皇帝未予批準，他認為這座建築沒有什麽用處。康熙曾經在經過古北口前往承德避暑山莊的路上，闡述了他 “以蒙古為藩屏 ”的邊境政策： “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
地圖上多處提及噶爾丹大汗。我們得承認，這幅地圖並不是為了表現長城本身而繪製的，它的主要用途在於監視噶爾丹汗及其各部落的活動。長城隻是準格爾部活動範圍內的一個地標而已。長城敵台早已人去樓空，曾經堅固一時的壁壘不斷崩解，盡管還能見到實體，但已經變成了 “鬼牆 ”。但它至少還可以當作西行的 “高速公路 ”使用。
至於為什麽這幅地圖上隻顯示明長城的四分之三的問題，我是這樣認為的：中國的新統治者對遼東一帶的森林、高山、深穀和平原了如指掌，但山西以西的黃土高原是他們的陌生之地。這幅圖越往西越準確，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清朝滿人所不熟悉的地域，用於指導西部的軍事防禦計劃與後勤補給工作。
令人驚訝的是，全圖沒有出現清朝的官方文字 ——滿文。一種解釋是，於 1673-1681年間，清朝當時正在集中精力平定南方的 “三藩之亂 ”，而西北邊防的重任仍然主要落在當地的綠營漢軍身上。我們猜測，這張地圖的使用者主要還是兵部和綠營的漢族官員。
噶爾丹治下，跨越內亞草原、高山和大漠，占據長城以西到今天哈薩克斯坦之間的廣大地區的所謂 “準格爾汗國 ”，是草原帝國的絕唱。噶爾丹野心勃勃，妄圖向東擴展，將整個蒙古大草原變成他的附庸，這對歸附清廷的蒙古各部造成了威脅。 1696年，康熙皇帝禦駕親征噶爾丹，並在烏蘭巴托以東的宗莫德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成為康熙皇帝最重要的武功。次年，噶爾丹兵敗自殺。這次勝利終結了準格爾部的擴張，並將包括今天蒙古國和哈密以東的準格爾舊地納入清朝的版圖。
曾經作為邊疆防線的明長城（如今矗立在疆域更為廣大的清王朝的內陸）變得多餘。與此同時，這幅無名的《古卷》也無法展現清朝通過文化融合的手段所進行的嫻熟的政治博弈。機緣巧合之下，《古卷》擁有了一個洋名 ——《波吉亞長城古卷》。
從視覺效果上看，這幅地圖是我的文物地圖係列裏最有魅力的一幅。不論尺寸還是信息量都屬於上品。然而，這幅具有很大誤導性，並且極為罕見的地圖，研究它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我找到的隻有荷蘭地圖學家梅耶斯在 1956年撰寫的唯一一篇研究文章。
《波吉亞長城古卷》的名稱來源很簡單，隻是因為它由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獲得並帶回羅馬，之後被卡迪諾 ·斯蒂凡諾 ·波吉亞（ Cardinal Stefano Borgia 1731-1804）收藏。卡迪諾收藏古董的興趣，來自對羅馬皇帝屋大維（ Octavian，公元前 63—公園 14）的敬仰。這位皇帝 “用最珍貴的東西裝飾他的貢獻，因為它們既古老又珍貴 ”；卡迪諾的收藏熱情，讓他把老家山區小城維萊特裏的祖宅 “波吉亞宮 ”變成了 “歐洲珍寶館 ”。據說他的收藏言簡意賅地見證了一種普世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並且熱情地敞開大門，歡迎全世界不同信仰和國籍的學者前來研究。 “波吉亞宮 ”的收藏，在當時的歐洲無人能比。德國詩人歌德就是波吉亞收藏館的常客，在他的日記匯編《意大利遊記》中就曾經提到過這批藏品。
《古卷》也展開了著名的意大利之旅。 1804年卡迪諾 ·斯蒂凡 ·波吉亞去世之後，他的大部分波吉亞藏品作為遺贈，由梵蒂岡接收。波吉亞是一位有名望的收藏家，同時他還是聖宣會（西班牙語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教廷的一個辦公室，負責收集傳教士帶回羅馬的文物和藝術品）的秘書。這幅地圖可能在 1697年噶爾丹去世之後被解密，最終落入了與清朝皇室關係密切的耶穌會士手中。隨著大清國西部威脅的消除，這幅地圖的使命也就終結了。 1708年，康熙皇帝就開始指派一些傳教士測繪長城和整個清版圖的地圖（參見文物四十二）。這應該是在他們獲得《古卷》之後的事。綜上所述，《古卷》最有可能進入意大利的年代是它誕生 10年之後的 1705年前後。
1962年，《古卷》最終在地球另一邊的梵蒂岡落戶，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和雷奧納多 ·達 ·芬奇等名聲享譽世界的藝術巨匠的作品在同一屋簷下展出。大師和他們的作品與這幅《古卷》及其作者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所表現的是，一座由無數無名藝術家創作的全世界規模最大的 “建築藝術作品 ”。
2019年5月28日，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梵蒂岡博物館合作舉辦的 “傳心之美：梵蒂岡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展”在故宮神武門展廳開幕。本次展覽首次將梵蒂岡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帶回中國展出，策展團隊從梵蒂岡博物館的藏品中精選出78件展品，這幅地圖就包括在其中。在闊別家鄉三百年後，《古卷》 回到了故土。展櫃中長卷的右端懸掛著樸素的展覽說明：“《長城圖》，清康熙（1662-1722），絹本設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