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圖，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世界近現代史，歐洲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和社會史，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副會長。出版《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權力”走向“權利”：西歐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研究》；《密爾<論自由>精讀》；《語境·概念·修辭——歐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與實踐》；《觀念的視界》；《 De la Liberté John Stuart Mill et la naissance du libéralisme 》（法文版）等；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主編“劍橋學派思想史譯叢”，“劍橋學派概念史譯叢”和“歐洲思想史譯叢”。曾在劍橋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埃克塞特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巴黎高師、裏昂高師、巴黎一大、萊比錫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等進行訪問研究和學術交流。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這一天，德國向俄國宣戰，8月3日又向法國宣戰。1914年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此後戰爭曆經4年零三個月，至1918年11月11日結束。一戰正式參戰國共有31個（協約27國，同盟4國）戰火遍及歐、亞、非三大洲。
在戰爭之初，參戰的各方都認為這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德皇威廉二世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對出征將士說：“你們在葉落之前就會凱旋回家。”在英國，士兵們最初都是作為誌願者而參加戰爭的。曆史學者這樣寫道，男人們蜂擁而至征兵所，唯恐戰爭在他們參軍前就結束了，歡樂的閱兵遊行把他們送到前線。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這場戰爭卻持續了長達4年之久，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戰爭在持續了四年之後，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協約國最終戰勝了德國，1918年11月11日，德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當天11時，西線的炮火停歇了，整個世界都聽到了這一靜默，持續了四年的大戰終於結束。英國代表團成員哈羅德·尼科爾森曾在回憶錄中這樣描寫道：“1918年11月11號的上午10點55分，在唐寧街10號的首相府，前門突然被打開，喬治·勞合走了出來，他的白發在風中飄逸，不斷地揮舞著手，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著，從今天上午的11點鍾開始，戰爭結束了。此刻，整個倫敦陷入瘋狂，就在此時，我也仿佛傾聽到了和平的降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
緣何突然爆發？
當1914年8月一戰剛剛爆發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望著窗外，情不自禁地說道，從此，歐洲的燈光已經熄滅，不再會重新點燃。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也認為是“世界末日”的到來。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戰爭爆發後評論道：因為我們的那幫領導人既不稱職，又瘋狂尚且邪惡，使得某一個特定曆史時期的某種特定文明行將結束。即使參加戰爭的一些將領也意識到了這是一場滅絕人類的戰爭和文明的湮滅。當代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此稱之為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的確，這場戰爭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本來參戰者預計在聖誕節前戰事即可結束，但卻整整打了4年。戰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一戰中，英國有近80萬人、法國160萬人、德國180萬人傷亡。法國每3名軍人中，恐怕隻有1人能夠毫發無損地打完這場大戰，回歸故鄉；英國整整失去了一代，50萬名30歲以下的男子在大戰中身亡。1914年從軍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的學生，25歲以下者半數不幸為國捐軀。戰後，麵對著如此慘重的損失，各個階層的人都不約而同地使用“崩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慘狀。曆史學家施本格勒不禁寫下了《西方的沒落》這本書，認為西方已經衰落。同樣，這次戰爭第一次被稱之為“世界性大戰”。正如詩人亨利·裏德所寫：“當人們談論戰爭時，我發現：這場戰爭被人們叫做大戰，它大得連人的思維也受到了侵犯。”
那麽這場戰爭為什麽會突然爆發呢？對一戰的起源，曆史學家們投入了很多精力來進行研究，霍布斯鮑姆曾說，自1914年8月至今，大家從未停止討論過一戰的起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所用掉的墨水、所製造的紙張、所砍掉的樹木以及為此忙碌的打字機，比回答曆史上任何其他問題的耗費都要多。
曆史學家史蒂文森這樣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始於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發動的一場局部戰爭，這場局部戰爭幾乎瞬間就演化成一場包括歐洲六大國在內的兩大集團間的對抗。其實，就曆史事件而言，一戰起源的導火索常常被學界稱之為“薩拉熱窩事件”。1914年6月，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前往波斯尼亞檢閱軍事演習，並訪問其首府薩拉熱窩，企圖強化奧匈帝國對這塊新吞並地區的統治。這一舉動讓塞爾維亞人感到被奴役的威脅正在接近，6月28日塞爾維亞秘密組織“黑手黨”成員普林西普刺殺了皇儲夫婦。事件發生後，7月23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條件苛刻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首相赴奧匈使館以幾乎全部接受條件的方式麵交複照，以求和平解決。然而奧匈帝國拒絕了一切和解的外交調停，並於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在之後的一周時間內，俄、英、法與德、奧相互宣戰。巨大的戰爭車輪，沿著連鎖反應的斜坡，滾向浩劫的深淵，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就這樣打響了。從斐迪南大公遇刺到戰爭爆發，隻用了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而這一個月又注定是世界曆史上最漫長的一個月，因為它打破了1871年以來世界43年的和平。事實上，一直到臨終之際，普林西普都不敢相信他那顆子彈會引爆整個世界。然而，是否沒有薩拉熱窩的暗殺子彈，戰爭就不會發生呢？
對一戰的起源，學界有幾種不同的視角來進行解讀。第一種觀點認為，由工業革命引發的西方列強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殖民地的爭奪，以及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彼此之間形成聯盟體係是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源，薩拉熱窩事件正好成為這場戰爭的導火線。表麵上看戰爭由一個偶然事件引發，然而偶然中卻蘊含著必然的因子。這一觀點是從戰前國際關係和國際體係的視角進行解讀。
的確，從曆史上看，國家之間的博弈與結盟自然就隱含著競爭性關係，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危險。1879年10月，為了應對法國和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首先締結秘密軍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率先形成了“三國同盟”。麵對這一現狀，法國和俄國也在1894年簽訂條約，結成夥伴。而英國一直是和德國存在著競爭性關係，麵對德國的迅速崛起，深感受到挑戰的英國分別在1904和1907年與法國和俄國簽訂協約，由此形成了“三國協約”。從地緣政治上來看，在一戰前，歐洲形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
不僅大國之間彼此結盟、形成對立，而且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大，彼此利益的不同訴求不可避免會帶來衝突較量。例如在1905和1911年，德國和法國就發生了“兩次摩洛哥危機”。事情的起因是德國和法國對非洲摩洛哥展開殖民地爭奪。後來德國承認法國是摩洛哥的保護國，同時法國也讓出一部分法屬剛果給德國，使德屬喀麥隆擁有了出海口，才使得危機暫時平息。但很快，又發生了兩次巴爾幹戰爭。巴爾幹地區長期是奧地利帝國（1867年後為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勢力交匯之處，加之民族眾多，一直被認為是“歐洲的火藥桶”。20世紀初，巴爾幹地區民族主義高漲，塞爾維亞人提出“大塞爾維亞主義”，希望將塞爾維亞民族統一在一起。俄國在“泛斯拉夫主義”的支持下也向這一地區滲透，而奧斯曼帝國也試圖重返歐洲。麵對這一狀況，奧匈帝國極為擔憂和恐懼，1908年，單方麵宣布正式吞並波斯尼亞，挑起這一地區的危機。1912年，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和門的內哥羅結成既反對奧斯曼帝國又針對奧匈帝國的“巴爾幹同盟”，10月相繼向奧斯曼帝國宣戰，引發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其結果是奧斯曼帝國戰敗。1913年6月，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這次是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和門的內哥羅為另一方，而保加利亞為一方。奧斯曼帝國支持塞爾維亞等一方，奧匈帝國則持保加利亞這一方。最後保加利亞被戰敗，被迫割地求和。
後來的曆史證明，大國間的衝突較量不可避免地導致地區局勢的緊張與失控，正是“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地區成為一戰的引爆點。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是德國蓄意發動了戰爭。這個觀點在二戰後非常流行。從前麵德國挑戰現有的國際體係，爭奪殖民地就可知曉。在一戰結束後，英法領導人在討論到底應該在哪裏審判和絞死威廉二世。由此可見，他們都認為德國應為戰爭負責。而威廉二世在一戰前卻對主戰的軍官們說，我給了你們想要的，你們可不要後悔啊。這表明威廉二世也非一心想要發動戰爭。一戰後，威廉二世流亡荷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是猶太人和共濟會陰謀發動了一戰。
但無論通過什麽視角來解讀，德國都是繞不過去的要素。至於是否認為德國要為一戰的起源負責，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這裏還是需要首先對1871年俾斯麥統一之後的德國做些介紹。
1870年，德意誌在俾斯麥的領導下打敗了法國，實現了統一。統一的帝國建立後，俾斯麥首先麵對著德國自身的定位問題。俾斯麥清醒地認識到：新統一的帝國雖然強大並顯示出蓬勃朝氣，但它畢竟還很年輕，正處於成長的時期，還不具備一個“世界性”大國的能力。因此，在“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藝術”，和“人不能夠橫拿著竹竿穿過樹林”這樣現實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俾斯麥在任期間一直奉行著名為“大陸政策”的外交路線。其核心內容是，德國外交的重點仍然是歐洲大陸，而不是世界。這樣做就是為剛剛統一的年輕的德意誌爭取和平的時間和空間，避免過早和過多地卷入世界性紛爭，集中全力先發展自己，鞏固和確定德國在歐洲的強國地位。
為了貫徹他的“大陸政策”，俾斯麥製定了這樣的外交路線：聯合奧地利，拉攏俄國，疏遠英國，孤立法國。為此，在外交實踐上，他協調俄奧關係，挑起英俄交惡，加深英法對立，離間俄法關係。由此，俾斯麥利用每一起國際爭端，精心編織著他的外交網絡。
在俾斯麥確定“大陸政策”的外交方針過程中，一些容克和資產階級曾強烈地反對，他們堅決主張“為了德國的威望”，考慮到德國的經濟實力和大國地位，應該走出歐洲、走向世界、進行殖民擴張，為德意誌帝國爭得更大的利益。麵對這些言論，俾斯麥頂住壓力，不為狂熱的“民族情緒”所動，堅持要從德意誌的現實出發，要從德意誌的國家利益考慮。“我們不要為‘威望’所愚弄”，“應該有勇氣放棄迄今為止所流行的‘感情政策’，而奉行一種‘現實政策’”。俾斯麥明確表示，他是受“現實的委托”來為德國創建一個國家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德意誌絕對不能夠超越歐洲大國的定位，而成為世界性大國。
平心而論，俾斯麥對德意誌的定位是建立在對德國、對歐洲以及對世界局勢的準確判斷的基礎上。這是因為，此時國內和國際各方麵的狀況都不允許德意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這些現實狀況為：首先，以普魯士為中心統一起來的德國，內部的分離主義傾向十分嚴重，因而初生的德意誌帝國不該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外部，理應是重心向內，把這個鬆散的、不穩定的聯邦逐漸改造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
其次，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必然會與“統治著波浪”的大英帝國為敵。為此首先得有強大的海軍，而在這方麵德國的力量是很微不足道的。俾斯麥在1873年6月2日給德皇的報告中寫道：堅持不謀取歐洲以外地區的政策，因為一旦德國要擴張空間勢力範圍，勢必就要有強大的海軍。而目前德國的海軍在戰爭情況下，僅能完成其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的一半。因此，如果想盲目地擴展海軍，占領海外殖民地，反而隻能削弱德國。他警告說：如果這時的德國讓殖民地問題縛住了自己，那“就會陷入波蘭小貴族的境地，他們雖有黑貂皮大衣，但是沒有襯衣”。
再次，巴黎公社失敗後，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一度沉寂，但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成為國際工人運動的重心。這使俾斯麥敏感地認識到，德國在這時介入殖民爭奪，會由此引起大國間的戰爭。而“這場戰爭，不管其成敗與否，都將在許多國家導致革命。”為此，推行保守的外交路線也正是要集中精力發展好國內的事務，實現社會的穩定。
最後，德意誌帝國立足和控製歐洲大陸尚未得手。戰敗的法國舉國上下臥薪嚐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複興；俄國始終不願明確表態支持德對法的新戰爭；英奧也都不肯坐視一個過於強大的德國的崛起。因此，德意誌帝國要在歐洲大陸站穩腳跟並非易事，它的孤立狀態和招來東西兩麵夾擊的危機並未徹底解除。
的確，俾斯麥正是從以上德國的“現實”出發製定了帝國政府的大陸政策，在19世紀晚期複雜而又微妙的國際局勢下,加上俾斯麥豐富的外交實踐使德國成為並維持著歐洲的大國地位。通過實施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德國謀取到的好處顯而易見。在經濟上，德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從1870年到 1913年，德國工業生產增長 4.6倍，而英國僅為1.3倍，法國為1.6倍。德國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的對比產生了顯著的變化。1871~1913年，各國工業生產占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比重，英國從30%下降到14%，法國從10%下降到6%，而德國則從13％上升到16%，躍居歐洲之首，世界第二。可以說，正是在俾斯麥的正確外交路線下，德意誌爭取到了10年的和平，利用這麽一段寶貴的時間和空間，德意誌實現了自身的“和平崛起”。
在這樣新的背景下，1888年，30歲的威廉二世繼位。他一繼位就對俾斯麥“大陸政策”僅僅把德國定位為歐洲的大國深為不滿，年輕氣盛的威廉二世就像新興的德國一樣，不再滿足於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而是要躍躍欲試、急欲成為世界性的大國。威廉二世認為憑借德意誌現有的經濟實力，應該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所作為。由於兩人在德國國家定位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於是1890年3月俾斯麥被迫辭職。這場首相和皇帝的矛盾與衝突標誌著原先實行多年的“大陸政策”的結束，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正式登場亮相。
在俾斯麥當政時，就有一批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錯誤地估計德意誌的地位，但都被俾斯麥打壓了下去。而在威廉二世執政後，這種改變德意誌國家定位的言論甚囂塵上。1900年2月11日泛德意誌報一篇“20世紀的德國”的文章吐露了德意誌帝國的哀怨：“德國因本身殖民地擁有得不充分而不得不依賴於從南美和亞洲土耳其取得補充，從而處於一種非常被動的地位。”帝國軍事將領弗·馮·伯恩哈迪在一本《我們的未來》小冊子中也悲痛地承認：“我們在各方麵仍顯示不出世界大國的威望，德國隻能在地球上的少數幾個地區，即以前經英國認可的、目前還占據著的少數幾塊殖民地上自由行事。??這種殖民地的占有狀況，無論如何既不符合我們作為有文化的民族而具有的價值，也不能滿足我們的經濟需要。”他大聲疾呼：“如果我們來觀察一下英國、法國，甚至小小的比利時所擁有的殖民地麵積，我們會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們早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吃了大虧。”泛德意誌聯盟主席海因裏希·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書中則直言不諱地寫道：“如果說某一個國家有理由關心如何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這個國家就是德意誌帝國??我們需要工業品的銷售地區和工業原料產地。”很顯然，德帝國主義已急切從大陸政策向世界政策根本轉變了。標洛在 1897年12月6日帝國國會論證德國在東亞的殖民政策時指出，“各民族在爭奪統治大有發展前途的地區的競爭中，從一開始就不應當把德國排斥在外。德國過去曾有那樣的時期，把土地讓給鄰國，而自己隻剩下純粹在理論上主宰著的天空，可是這種時期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盤。”於是此後，爭奪“陽光下的地盤”、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就成為威廉二世的指導思想，並且轉化成為實際的外交政策。
圍繞這樣的國家定位和外交路線，威廉二世開始對過去俾斯麥執政時未能采取措施加快海軍建設的“愚蠢政策”深為不滿，在他看來，“海洋對德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在海洋問題上，在它的任何一個遙遠的地方，如果沒有德國，沒有德國的皇帝，決不允許作出任何重大的決定”，“定叫海神手上的三叉戟掌握在我們手中。”標洛在1899年12月11日的帝國國會上公開宣稱：“對我們來說，沒有巨大威力的海軍，而要獲得幸福，那是萬萬辦不到的；隻有在我們懂得這一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站到高峰而不墜。”為此，威廉二世采取了一係列的舉措。在軍事上，開始擴軍，特別是加強具有擴張世界性空間的海軍建設；在組織體係上，任用那些讚同他的“世界政策”的人員。1897年，海軍少將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1849-1930）出任海軍大臣，狂熱鼓吹對外擴張的伯恩哈德·馮·標洛（1849-1929）為外交國務秘書。此外，參謀總長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1832-1904）和外交部官員霍爾斯坦因等都是這一小圈子的人物。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們開始搶占“陽光下的地盤”。1897~1898年，德國占領了中國的膠州灣；因為發展海軍而與英國交惡；後來又發生了兩次摩洛哥危機，巴爾幹危機，直到最後出現了薩拉熱窩事件，直接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就是威廉二世時的德國，在“世界政策”的指導思想下，在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的實際行動中，在急欲要成為世界性大國的衝動中將德國拖進了戰爭的深淵，給德意誌民族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因此，如果要揭示一戰以及一戰後諸多國家如何進行選擇，就需要回到一戰前的歐洲，考察什麽導致了一戰的爆發，以及戰後又有何種巨大的曆史慣性在製約著人們的決策與選擇。進而可以思考在一戰之後，麵對著這一曆史時刻，為什麽這些國家會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是曆史的慣性使然，還是曆史的偶然，甚至還是基於某種宿命式的必然？
1936年，小說家瑞貝卡·韋斯特站在引發一戰的薩拉熱窩市政廳的陽台上對其丈夫說，“我永遠都不可能搞明白這一切究竟是怎麽發生的。”的確，當一戰剛剛爆發時，這如同“烏雲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響的驚雷”。由此，曆史學家展開了對一戰起源的研究，努力探究一戰究竟為何而爆發。在戰爭結束後，占據主導地位的觀點就是德國應當對戰爭的爆發負責，因為德國主動選擇了戰爭，或者說，德國人事先就策劃了此次戰爭，以圖借助戰爭的爆發打破歐洲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孤立，並躋身於世界大國之列。對這一觀點，當然有著曆史的依據，一是德國統一後從俾斯麥的“歐洲大陸政策”轉變為威廉二世皇帝的“世界政策”，著力發展海軍，要和英國與法國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確立自己成為世界的霸權的地位。二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全力進行軍事武裝，並和英國進行軍備競賽，全力準備進行一場新的戰爭。按照現在流行的術語，即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學術界開始修正了德國應當承擔責任的這一觀點。1951年，由法國和德國曆史學家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一致認為，“檔案顯示，在1914年沒有哪個政府和哪個國家的人民預謀發動一場歐洲大戰”。目前學術界接受了這一觀點。從國際體係的視角來看，麵對著變動的世界，如德國的崛起、奧匈帝國內部民族國家獨立的訴求這一帝國解體潛在的危機，歐洲諸國都在進行合縱連橫，確保自身的利益。一戰前歐洲確立起了以英國、法國、俄國簽約的協約國，另外一方則是以德國、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結為同盟的同盟國這一國際體係。正是從國家間多重關係這一維度出發，2014年在一戰爆發100周年之際，劍橋大學教授克裏斯多弗·克拉克出版了分量厚重的新作《夢遊者》，該書改變了過去將一戰的爆發視為曆史的不可避免和一種必然，以及德國挑戰英國霸權地位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比附之說，指出一戰前的一些因果關係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適的時機匯聚在一起並且引發了戰爭。這樣就需要聚焦於導致戰爭的各種人物的決策。在他看來，一戰是歐洲各國合力上演的一場悲劇，戰爭的所有參與者，無論是領導人，還是外交官、將軍，在一戰一觸即發之際，都莽撞自負，且懦弱多變。他們不是狂徒，也不是謀殺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來走向的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1914年的這些主角們就是一群夢遊者，他們懸著一顆心，但又視而不見；他們被自己的夢困擾，卻沒有一個人睜開眼去看看，他們將帶給世界的是一場怎樣的災難。因此，引發一戰的那場危機是各國政治文化交織在一起所導致的。這是一場多極化的事件，是一種大範圍內的相互影響。實際上，這一新的學術見解後麵隱含著的是一種曆史觀的轉變，它改變了以往那種兩個強國必然衝突與對抗的曆史決定論。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民族主義
存在何種淵源？
盡管學界認為，一戰並非直接是兩個國家爭霸的結果，而是參戰的各方短視甚至是沒有主動進行行動所導致的後果，同樣也是沒有能夠建立起一種機製進行有效幹預的失控的結果。但也應該看到，在這一各方誤解甚至漫不經心的後麵，似乎又有著一種強大的力量在引領著人們的行動，在推動著各方走向衝突、走向戰爭。這股力量即是強大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這一思潮與一戰的關聯在以前被忽略，而如今在一戰爆發100周年的學術研究中又被重新挖掘，並成為學界對一戰起源研究的共識。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一戰又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在支配戰爭行動背後的思想觀念上可謂積蓄已久。而隨著一戰的結束，新興民族國家也相繼形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奇特的悖論，民族主義充當著帝國解體和形成民族國家的功能，但與此同時卻又導致了一場世界級的戰爭。
民族主義最早在歐洲誕生，18世紀法國思想家主要從政治的維度，將民族國家的形成視為一種政治共同體，而不是民族含義的國家。這意味著民族國家中的民族含義尚未能從國家這一政治含義中解放出來。例如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中還沒有“民族的”（national）這個形容詞。而這一缺陷則在德意誌浪漫主義者那裏得到了重視和強調。麵對法國文化的入侵，以赫爾德和莫澤爾為首的德國學者，響亮地提出了民族有機體和民族精神等概念，強調發展德意誌自身的文化。從此，以法國啟蒙思想家為代表的政治型民族主義和以德意誌浪漫主義為代表的文化型民族主義成為近代民族主義的兩種潮流1。伴隨著文化民族主義興起，德意誌打敗了法國獲得了統一，法德也就陷入民族主義的複仇之中，各自要為國家而戰、為國家利益而戰。例如在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上下彌漫著對德國的民族複仇，要將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收複回來。作家戴魯萊德不停在疾呼，“應將阿爾薩斯與洛林還給法蘭西，即必須收複失地”，“我們應將法蘭西還給阿爾薩斯—洛林，我們應將阿爾薩斯—洛林還給法蘭西”，“向國旗致敬！這是法蘭西的呼聲！普魯士人慶祝節日時，他們為將來的征服而歡呼。我們這些昔日的戰敗者，應為希望而歡呼。戰爭奪走的一切將由戰爭奪回”。法國曆史學家厄內斯特·拉維斯在其主持的《法國史》中，也把曆史研究的實證性和對祖國的崇敬與熱愛結合在了一起。正是在民族主義的高漲之中，民族利益至上的觀念占據著主導。當一戰爆發時，各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也隨即由國際主義者轉變為民族主義者，而法國的反戰領袖以及社會主義者饒勒斯也被刺殺。由此可見，當時民族主義的觀念是多麽強烈。
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在奧匈帝國治下的巴爾幹地區民族主義也愈發高漲。塞爾維亞人提出“大塞爾維亞主義”，希望將塞爾維亞民族統一在一起，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的刺客普林西普就是一個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青年人。普林西普就讀於塞爾維亞東正教學校，刺殺斐迪南大公事件之後，在他的哥哥住處搜出“整整一個圖書館那麽多的貝爾格萊德出版的關於種族主義的書籍”。同時，奧匈帝國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指出：我們還不敢指責貝爾格萊德政府應對謀殺行為負責，但他們肯定有間接責任；在他們的領導下，民眾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爾維亞外交部當中的宣傳部，他們多年來一直安排一些教授和寫手煽動輿論引發種族仇恨。政府也一直鼓勵人民進行這種教育，並將謀殺看作種族文化高尚行為。在整個戰前，在整個中東歐地區，泛日耳曼主義、泛匈牙利主義、泛突厥主義等廣泛流行。在意大利，很多政治家甚至也聲稱，要把意大利文明傳播到全世界。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的起源》一書，他認為：在自然界，“物種”或“生命體”存在著“進化”過程，由於各物種之間存在著殘酷的“生存競爭”，因此通過“自然選擇”而使“適者生存”。而這一自然界的現象卻被一些思想家用於解釋人類社會的演進，由此發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以法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拉普熱為典型代表。他相繼寫出了《閃米特人，他的社會角色》《雅利安人，他的社會角色》和《種族與社會環境》等著作，認為，“正是物競天擇的機製永無休止地調節著民族構成，並在普羅大眾中孕育著新的階層，決定著民族的生死存亡和興衰榮辱。物競天擇的命題是達爾文主義社會學的基礎、物競天擇學派的信條”，“各民族的誕生、存在、死亡與動物或者植物無異。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如同一個有機體，不斷經曆著生命的輪回”。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三個最重要的要素，即決定論、不平等和選擇，而選擇則意味著猶如自然進化一樣的優勝劣汰，甚至可以用屠殺、種族滅絕和戰爭的方式來進行。正如伯恩哈德所宣揚的那樣，戰爭“不僅是生物學法則，而且是一種道德義務，同時也是文明中一種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締造生命的原則”，缺少了戰爭，人類將陷於“墮落”和“倒退”。施萊弗也說，“戰爭”是“一種提升和激發人向上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895年，施密特在《社會秩序及其自然基礎》中稱，戰爭之所以能成為“最高、最權威的生存鬥爭形式”，成為“人類的福祉”，就在於它能測度每個民族的相對力量，隻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強健、最有效能的民族才能在戰爭中取勝。另一方麵，他們認為戰爭可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索姆納稱“戰爭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不僅思想家們這樣認為，政治家們也是持如此觀點。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宣稱，“我對這個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統治民族—信心十足。這個民族自豪、堅韌、自信、果決，任何時候都不會因環境或變化而退化，必將成為未來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皮爾遜也說道：“曆史證明，有一種方式，也隻有一種方式，能夠產生更高級的文明，那就是種族競爭，身心兩方麵的強者生存。若想知道人類劣等種族是否能進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辦法就是聽任他們互相廝殺，一決雌雄。即便如此，個人與個人、部落與部落之間為生存展開的爭鬥可能也得不到天則相助，因為他們缺少一種特殊環境，而雅利安人屢戰屢勝極有可能得益於這一特殊環境。”一戰前，德國陸軍元帥毛奇曾說：“人類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過戰爭而揭示和顯露出來的。沒有戰爭，世界將陷入自私自利之中。”伯恩哈迪將軍在戰前廣泛流傳的一本書中也寫道：不用劍去衝擊，我們的政治任務是不可能完成和無法解決的。
由此可見，一旦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國家的訴求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在一起，將會是多麽可怕。戰爭與屠殺隻不過是民族成長和民族國家建立的一種自然進程而已。因此，曆史就是如此的詭異和充滿悖論。但在當時，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負麵作用，仍然還沉浸在民族主義對於民族利益的捍衛和對民族國家建構所起到的作用，奧匈帝國的解體以及一係列中東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即是明證。但一戰血腥的曆史告訴世人，過度高揚民族主義是多麽的危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直到二戰結束之後，歐洲的政治家們才痛定思痛，決心走上一條抑製民族主義、超越民族國家的道路，這即是歐洲共同體，最終促成為歐盟的誕生。由此也才可以理解，為什麽當今的歐洲會對宣揚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極右翼分子保持著十分的警覺。
三、反思戰爭與民族主義
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目前，在關於一戰起源的研究中，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在歐洲近代曆史進程中，民族主義本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理論基礎，但在一戰前卻成為助推戰爭的思想動力。這不能不引發人們的反思。在此，關於民族主義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民族主義不再是一種書麵上的理論表達和歐洲國家的重要意識形態，而是成了強調要為國家而戰、為國家利益而戰的一種心態甚至情感。
在法國，普法戰爭結束後，法國一直處於對德國的民族複仇之中。就連著名的法國曆史學家厄內斯特·拉維斯也將阿爾薩斯的回歸作為其教育的使命。他說過，自那糟糕了的年份（1870-1871）起，他從未放棄過希望並不知疲倦地向無數的孩子宣揚這一希望和自信，並且時常重複對那些失去的省份負有永久的責任。他感歎，斯特拉斯堡的塔尖從未在他的視線中消失。
在民族主義的煽動下，法國彌漫著為祖國和民族而戰、對德國複仇的心態和情緒。在精英階層也是如此。1912年一次調查顯示，在大學生中，文科學生說要在戰爭中找到一種有關能量與力量的美學典範，在他們看來，戰爭提供了完善人類德行、提升能量統治、犧牲自己超越個體價值的契機。50%的巴黎高師的學生（1905-1918屆）死於戰爭。
第二，從社會的維度來看，民族主義超過了原先階級之間的衝突，超越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與鬥爭。
本來在工業革命之中，社會的階級衝突日趨嚴重，同時這一階級鬥爭也不限於一個國家之內，而是開始成為國際性現象，“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就是最為生動的寫照。可是，當戰爭爆發後，原先還在高唱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各國工人階級領袖此時也將口號改成“為保衛國家而戰鬥”。可見，民族主義與社會階層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三，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
在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中, 民族主義要將國家民族化（nationalising），成為民族國家。早在一戰之前，近代民族主義就已經蓬勃成長，原先久已存在的帝國如奧匈帝國已經岌岌可危，這一區域內的很多民族紛紛要求建立民族國家。而戰爭之後，奧匈帝國解體，諸如波蘭等民族國家形成。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民族國家的紛紛建立也是這次戰爭帶給人類的最大成果。
有位曆史學家曾經這樣說過：民族主義是歐洲現代的最為偉大的發明，但也是帶來災難性的發明。說它偉大，是因為正是建基於這一觀念，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形成；說它帶來災難，是因為其導致了很多衝突與戰爭。因此，二戰後，歐洲為了防止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確保和平而建立了歐洲共同體，後來發展成為歐盟，希冀用這一超越民族共同體即主權性的民族國家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的。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政治設計，毫無疑問，據此歐洲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當狹隘的民族主義又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時刻，我們需要切記民族主義的危害，嚴防其走入歧途。
霍布斯鮑姆這樣說過：隻有冷戰結束之時，我們才能最終把“一戰”的結果拋到身後。然而，當如今世界已經身處冷戰之後時，人們對待“一戰”的興趣卻絲毫沒有減少，“一戰”究竟因何而起，這個謎團仍然縈繞在我們心頭。的確，人們沒有忘記這場災難，也在進行反思。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而2018年是一戰結束100周年，在這兩個曆史的關鍵時間點，歐洲以及西方世界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特別是在2018年這一特定的曆史時刻，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一戰的紀念活動中公開表達，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人們需要警惕民族主義的再度抬頭。
今天，站在21世紀的當下來回望這段曆史，如何防止戰爭、實現和平仍是我們這個時代亟須思考和麵對的重大課題。
本文原刊於《思想理論戰線》（原《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22年第4期，注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