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故居' 落成北京：中美關係呼籲實用主義回歸？

"布什故居" 落成北京：中美關係呼籲實用主義回歸？

2023年10月27日 

2023年10月23日，北京安家樓路55號美國駐華大使館官邸被命名為“布什故居”（BushHouse）——在國際衝突頻發，國內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滿天飛舞的當下，這件小事鮮為人知。這場命名儀式由現任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Burns）主持，並由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見證。

用美國著名人物的名字為美國駐外使館官邸命名是美國外交界的傳統。例如，美國駐希臘大使館官邸——“傑斐遜屋”（JeffersonHouse），美國駐北約使團駐地——“杜魯門邸”（Truman Hall），美國駐英大使館——“溫菲爾德舍”（WinfieldHouse）。而伯恩斯，這位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的駐華大使，從180年來所有駐華全權使者的名單中選中了喬治·H·W·布什，以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布什的名字為官邸命名。

▲ 10月23日，北京安家樓路55號，美國駐華大使館官邸被命名為“布什故居”。

喬治·H·W·布什，也被稱為“老布什”（BushSenior），是美國第41任總統，曾擔任過中央情報局局長、美國副總統等職務。他在尼克鬆訪華後的1974-1975年任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工作於中美外交僵局的破冰前線。2018年，老布什去世之際，中國國家領導人向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致悼信時稱其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美關係做出了重要貢獻”。而老布什在擔任駐京聯絡辦主任之時，由於時常騎自行車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被稱為“自行車上的大使”。

正如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史蒂芬·諾特（StephenKnott）在米勒公共事務中心撰文所指出的，老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呈現出“保守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在老布什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對華采取了“接觸”（engagement）戰略，而老布什總統本人也成為在就任後最快訪問中國的總統。

▲ 老布什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期間經常騎自行車穿行於北京街頭。

1989年1月27日，老布什在訪華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了美中兩國間“牢固而重要的戰略、商業和文化關係”，並提及了其和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間的友誼。訪華期間，其在答複新華社采訪時提到，美國應尋求擴大與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和文教等領域的合作；同時提出，雖然中美關係中的分歧“不可避免”，但雙方應該以“建設性”的精神對待分歧，使兩國人民獲益。在會見時任中國副總理萬裏時，老布什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表示，“天空才是極限”（thesky’s thelimit）——這一美國成語的意思是“無限的可能性”。而更有意思的是，2023年6月，該成語也被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Sullivan）用以描述美印關係。

▲ 老布什訪華期間，曾在天安門廣場向民眾揮手致意。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美關係的低穀中，老布什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這不是做出感性回應的時候；當下應采取理性而謹慎的行動，既要考慮到美國的長期利益，又要考慮到對中國複雜內部局勢的認識”。在後來中美外交關係幾近冷凍的時期，即便被國內輿論界批為“軟弱”，老布什也堅持了其“不想看到這段關係完全破裂，也不會鼓勵這段關係完全破裂”的說法，並派出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Scowcroft）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伯格（Lawrence S.Eagleburger）秘密訪問中國，以防止中美關係徹底破裂。這使得老布什與美國國會關係變得緊張。老布什給國會的解釋展示出了強烈的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邏輯——他認為，中國是世界的“關鍵角色”，並在地緣政治中處於重要地位。這也是為什麽他希望美國與中國改善和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回應質疑時，老布什指出，斯考克羅夫特訪華取得了“實際的成效”。

然而，正如《南華早報》的一篇評論所述，雖然在老布什領導時期，美國的積極參與為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營造了有利環境，但這好像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領導人幾乎“顛覆”了上一時代的中美關係。該文章寫於2018年中美兩國國家領導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麵前夕，作者還對中美關係的回暖有所期待。然而遺憾的是，傳統實用主義策略在此後的中美關係中麵臨著極大挑戰，雙邊關係也持續動蕩。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將中國視為其“生存威脅”，中美關係呈“螺旋式下降”。2019年7月，90餘位美國學界與政策界人士聯名致信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國會，認為“許多中國官員明白，與西方采取溫和而務實的合作方式符合中國利益，然而白宮的強烈敵對態度削弱了這些官員的影響力”。該信件還提出，美國政策的成功必須基於對中國的“現實評估”而非誇大。而拜登政府雖然在對華態度方麵與特朗普有言辭上的區別，但仍延續了多項特朗普時期的“遏製”策略，並在較大程度上采取了以價值為導向的行動和強調意識形態對立的政策。同時，拜登政府也積極加強與盟國間的製度化關聯，將中國重新定義為所謂“戰略競爭對手”，使得中美關係被納入到新一輪體係化競爭中去。

當然，所有人都明白，世殊事異、情隨事遷，中美關係也不可能回到曾經。然而，麵對當前戰爭風險、生存發展危機、性別平等、氣候變化、全球健康、數字治理等與30年前相同或不同的全球性問題時，今天的國際社會卻再次陷入了全球領導力的匱乏當中——當前的世界史無前例地聯係在一起，而分裂世界中的各國恐難獨自承擔起領導全球發展、應對全球問題和風險的責任。這一背景下，中美關係乃至於全球局勢也正呼籲實用主義在全球合作中的回歸。

正如10月中方在會見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時所說的，“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全球治理要求作為世界主要大國的中美雙方，在承認差異的同時，共同采取更加務實合作的措施——美國將駐華使館官邸命名為“布什故居”似乎蘊含著對那個中美關係務實發展時代的追念；然而，如果中美想要重新以務實合作的精神在全球治理的緊迫問題上發揮領導力，還仍需雙方的共同努力。

美國人自己也對這個不再務實合作的美國感到困惑。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國際商務研究首席研究員威廉·萊茵施（WilliamAlanReinsch）在10月10日發布的文章中表露出了這樣的困惑。作為一個經曆過裏根、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時代，而又及至今天的前國會山和白宮官員，他寫道：“偏執狂的來臨源於恐懼…過去，美國人不害怕任何人；現在，我們似乎恐懼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