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1976）。小說家，評論家，政治家。代表作《紙月亮》、1933年龔古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前文化部部長。
馬爾羅對尼克鬆說：你將會晤的毛澤東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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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 2010-12-19 來源:烏有之鄉
李克勤（jixuie）題記：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回憶錄裏關於他的首次訪華提到過一位法國哲學家馬爾羅。這個人提供給尼克鬆的關於中國，尤其是關於毛澤東的信息，尼克鬆十分重視。毛澤東會見馬爾羅是在1965年，這個時段也是頗有意味的，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毛澤東和馬爾羅的談話明確講了在國內的下個目標是反對修正主義。
訪華前，尼克鬆特意請教法國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長馬爾羅，希望獲得更多更準確的毛澤東的印象。馬爾羅坦誠地告訴尼克鬆，不要為政治信仰所迷惑，因為，中國人“首先信仰的是中國”，“中國人行動是它國內需要的反映”。在談到毛澤東時，馬爾羅說：“你將會晤的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幕。……總統，你去中國跑一趟是值得的。”
《尼克鬆回憶錄》這樣記述他啟程來中國的情形：“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麵時，我想到馬爾羅（法國哲學家）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麵一樣危險。”
1957 年5 月30 日，毛主席會見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和夫人，主席一貫重視法國文化，法國是最早和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
這個馬爾羅，何許人也？
安德烈·馬爾羅（AndrMalraux，1901~ 1976），4歲時父親離家出走，他和母親跟外祖母、姨媽住在邦迪的一家雜貨店。馬爾羅在《反回憶錄》中說：“我認識的作家幾乎都愛他們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他天性能說會道，口若懸河，卻從來不談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年生活，終其一生要人相信他生來就是個成年人。他知道人生要靠自己創造，可用大膽的行動，也可用動人的語言。
安德烈·馬爾羅，小說家，評論家。他年輕時候曾經有過一段不為世人所知的神秘生活。他中學畢業後，進過“巴黎東方語言學院”。
安德烈·馬爾羅窮其畢生精力，不懈地對人類、對藝術的變形、對感性、對思想的演變、對新的祟高的形式、對人類生活與沒落了的過去文明之間的永恒關係進行思考。該係列論文試圖發現並分析構建馬爾羅藝術形式理論的基石及其動態思考過程。本人從馬爾羅曲折、動蕩的人生經曆出發，順著馬爾羅對文學和藝術形式進行思考的邏輯線索分析並闡述他的藝術思考，挖掘出蘊含在其中的深邃而複雜的思想，探討他所關注的文學和藝術的生命問題。
安德烈·馬爾羅是社會活動家、介入政治的小說家和哲學家，也許更是個唯美主義者。從1926年起，他放棄了傳統的人道主義觀念，力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將人們引入到一個嶄新的世界中。他不懈地透過人文作品的藝術形式來探索信仰的實質和含義，或者至少力圖表現人類與命運進行抗爭的強烈願望。他以非常獨特的充滿文化哲學思辯並且有時還是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人性中蘊涵的藝術財富，頌揚了那些能夠戰勝死亡並嬗變成永恒的各種形式的藝術創造，因為對馬爾羅來說藝術即反命運。
1965 年8 月2 日，周恩來總理會見法國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同劉少奇一起會見了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毛澤東和馬爾羅交談時講了一番話，繼續折射了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後這段戰略思維的厚重痕跡。
馬爾羅是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戰士，也是一個中國通，早在中國大革命時期，他曾來中國進行過活動。他向毛澤東講到參觀延安後的一些感悟。
馬爾羅：我認為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麽勇敢的？
毛澤東：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到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係，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
馬爾羅：主席是否認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澤東：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還有一條，要打贏仗。如打不贏仗，誰聽你的話？打敗仗總是有的，但少打一點兒敗仗，多打一點兒勝仗。
毛澤東特別強調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長。在談到蘇聯的現狀時，毛澤東主動聯係到我們國家，談到走馬列主義道路和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兩重性。談到中國存在修正主義廣泛的社會基礎。
馬爾羅：我感到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過去所理想的蘇聯了。
毛澤東：他是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不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
馬爾羅：他們甚至改變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澤東：蘇聯想走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對這一點，美國是很歡迎的，歐洲也是歡迎的，我們是不歡迎的。
馬爾羅：難道主席真正認為他們想回到資本主義道路？
毛澤東：是的。
馬爾羅：我認為他們在想辦法遠離共產主義，但他們要往哪裏去？去找什麽？連他們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澤東：他們就是用這樣一種糊裏糊塗的方法迷惑群眾，他們也有自己的經驗。
……
毛澤東：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發生了變化。中國也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走什麽道路。
馬爾羅：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
毛澤東：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
馬爾羅：主席看，在反對修正主義方麵，下一步的目標是什麽？我指的在國內方麵。
毛澤東：那就是反對修正主義，沒有別的目標。我們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商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隻是黨外，黨內也有。
從毛澤東和馬爾羅的對話，可以看出兩人談得很投機，可以想象在馬爾羅來華前，毛澤東肯定研究過馬爾羅。目前還不知道老人家如何評價馬爾羅的思想。
不過，我們進一步了解馬爾羅的一些觀點，也許對我們理解戴高樂派這位哲學家兼藝術理論家來華的意圖，以及理解尼克鬆對這位法國人的重視的原因，進而對毛澤東、戴高樂、尼克鬆這三位20世紀中、法、美三國領導人的深入了解，進而理解當年的世界格局，都是不可或缺的。
安德烈·馬爾羅的文學理念和他對藝術世界的長期思考都是對藝術創造的重新詮釋，他給藝術形式賦予了新的含義。作為小說家和藝術批評家，安德烈·馬爾羅十分成功地把藝術家的敏感性、其天生的表達能力與造型藝術緊密地、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他在創作中非常重視使用那些表達色彩和形式的詞匯。安德烈·馬爾羅的小說充滿了浪漫的傳奇色彩，從他的作品中人們能夠讀出一個幻想的世界，一個用語言描繪出來的富有造型美的藝術世界，一個以異常沉重的目光關注人類狀況的人道主義的世界。然而，藝術形式始終是馬爾羅哲學文化視野中的主要內容。他對藝術的思考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藝術世界表達的是個人對人類命運的超越，藝術應該麵對惡魔般的虛無世界，自己創建一個價值世界，用以證明人更偉大，從這個意義上看，人能夠戰勝命運。藝術即反命運。
2、創造行為表現了人類對虛無和荒誕提出的質疑。正是人類創造的藝術作品延續了人類的聲音，藝術使人類不朽。
3、20世紀藝術的根本思想在於尋求純粹的形式，現代藝術是一種“詩意”的藝術，表達的是藝術家對世界獨特的看法。
4、否定虛無，拒絕死亡，藝術必然引導人類超越自我，超越時限，走向永恒，而形式創造正是通往“絕對”的一枚硬幣。
5、死亡使生命顯得如此荒誕，使生命顯得如此脆弱，沒有意義。但是，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高等動物，因此人必須通過自身的創造性勞動賦予生命一個意義。
在馬爾羅的作品中，無論是在小說還是在對藝術思考中，我們都能夠看到文學和藝術的主題並不局限於家庭和個人背景，它擴大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的思考。它向人類的命運發問，對以人類的存在為基礎的思維模式質疑。
毛澤東會見馬爾羅是在1965年，這個時段也是頗有意味的，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曆史就是這麽有趣！
原文地址：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1A0BAF7DAD.html
http://www.like-qin.com/showart.asp?id=946
參考：毛澤東的弱國強外交[2010-10-02 08:12]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F443597DA5.html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16186C7DAD.html
http://www.like-qin.com/shownews.asp?id=737
毛澤東魅力征服世界：基辛格要帶《毛選》回國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663D8C67DAD.html
http://www.like-qin.com/shownews.asp?id=724
中國大飛機運十的研製[2010-10-04 14:56]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F5B575FDA5.html
輕蔑：圖解毛澤東的目光5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8172597D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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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企業家的土氣與洋氣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F85A267D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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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鬆：我如何策劃了中國之行
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
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鍾，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裏向全國人民講話。我隻講了三分半鍾，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後，有著兩年多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采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曆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 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麵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麽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3月，國務院宣布放鬆對於去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製；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製。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麽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我在1969年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係。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羅馬尼亞渠道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事實上，後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麵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於討論台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後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鬆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於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遊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渠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博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10月會談以後，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信息不是新的。我們之間隻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於我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萊德，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並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3月15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對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製。4月6日，誰都沒有料到出現了一個突破：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報告說，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接到了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以便進行幾場表演賽的邀請。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以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邀請，中國方麵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速度開始顯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另一個口信。在照例堅持台灣是恢複任何關係之前必須解決的主要和先決問題以後，口信接著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在若幹重要的方麵，這個口信所引起的問題同要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台灣仍然作為中心問題被提出來。而且，中國人談到公開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覺得，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預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裏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最合適的人選——基辛格
基辛格和我花了兩三天時間考慮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
我們一致認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戴維·布魯斯，但我們很快把他排除了，因為他是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中國人無疑會感到不滿，反對我們派出一個和越南問題這樣密切地聯係在一起的人。我們也考慮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與越南問題甚至比布魯斯牽涉得還要多。
“那麽，比爾怎麽樣 ?”我問道，“如果我們派國務卿去，他們肯定會相信我們是認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轉動了一陣。我知道他不管怎麽樣總是會從個人原因出發反對羅傑斯的，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倒有政策方麵的充足理由。對於初步會談來說，國務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
最後我說：“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對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我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
4月29日在我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又對正在進行的事情作了一個重要的暗示。但是，連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鬆講話的人也沒有聽出我要論證的是什麽問題。
由於沒有一個記者問到訪華這個具體的可能性，我就自己問了自己。我在回答一個關於我們對華政策的一般問題之後說：“最後我想說一下——我知道這個問題即使現在不回答，也會有人提出來——我希望，並且事實上我希望在某個時候以某種身份——我不知道是什麽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但是這隻表明我的一個長期的願望。我希望能幫助製定一項政策，使我們能同中國大陸發生新的關係。 ”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報攤上出現了載有12月埃德加·斯諾和毛澤東談話的《生活》雜誌。現在，毛歡迎我去北京這一點已經公開了。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曾通過葉海亞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小心謹慎地行事。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見希拉利大使，給了他一個通過葉海亞總統送致周恩來的口信。口信說，由於我重視兩國關係正常化，我準備接受周的邀請去訪問北京。我提議由基辛格在我訪問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並初步交換意見。
木已成舟。現在隻有等待周的答複，別無他事可做了。倘若我們行動得過早，倘若我們所建立的基礎還不夠牢固，或者倘若我們過高估計了毛和周對付他們內部反對這樣一次訪問的人的能力，那麽我們長期的謹慎努力就會前功盡棄。我可能甚至不得不準備陷入嚴重的國際窘境，如果中國人決定拒絕我的建議並加以公布的話。
二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信件
我們等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不知道在北京進行著怎樣的決策過程。
到5月31日，我們通過希拉利大使收到葉海亞·汗總統的口信，內容是：
1.對上次口信反應很積極，非常令人鼓舞。
2.請告基辛格先生，會晤將在中國境內舉行，行程由我們安排。
3.會談級別將如你們所建議的那樣。
4.口信全文將用安全方法傳遞。
兩天以後的晚上，我們舉行國宴歡迎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藍廳喝完咖啡以後，我到林肯起居室處理文件和閱讀材料。不到五分鍾後，基辛格進來了。他一定是跑著從西側樓過來的，因為他上氣不接下氣。
他交給我兩頁打了字的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郵袋帶來的。希拉利趕著送過來，他太激動了，交給我時手都在發抖。”我讀信時，基辛格站在一旁，滿臉堆笑。信裏說：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鬆總統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並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鬆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來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
我讀完時基辛格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Eureka
我們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飛往越南進行磋商，然後在回程時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裏將出現肚子痛的症狀，需要臥床休息，謝絕報界采訪。然後，在葉海亞總統的協助下，他將被送到一個機場，從那裏，一架巴基斯坦噴氣機將載他飛過高山進入中國。預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後基辛格將飛到聖克利門蒂向我匯報。
仿照另一個前往中國旅行而創造了曆史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的名字，給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叫“波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在伊斯蘭堡得病隻引起采訪他的記者們較小的注意。他們接受了這種說法，即他將至少臥床休息兩天，於是他們開始安排自己的娛樂活動了。
由於需要絕對保密，並且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設備，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國期間我們將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後，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發前，我們就商定采用一個電碼單詞 Eureka（我已經發現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總統的訪問，就用這個詞來表示。
雖然我相信中國人和我們一樣樂於看到我的訪問能夠實現，我並不低估台灣地區和越南給我們雙方可能提出的難題，我竭力告誡自己不要心存僥幸，產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們的電碼單詞的黑格打電話告訴我說，基辛格已經發來了電報。
我問：“電報說什麽 ?”
他回答說：“Eureka.”
基辛格關於他在中國期間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勝的。中國人同意了我們為我的訪問作出安排和預定日程的幾乎每一項建議。初步會談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的全部爭論焦點的問題。他發現中國人是堅韌的、理想主義的、狂熱的、專心致誌的、卓越的，他們並非輕鬆愉快地意識到安排頭號資本主義敵人來訪所牽涉到的理論上的矛盾。基辛格說：“這些人有一些苦惱。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相處了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曆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對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談話中周問到我在堪薩斯城的演說，基辛格隻得承認他隻看過新聞報道。第二天進早餐時，基辛格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份我的演說，上麵有周畫的橫道和中國字的旁注，還有一張便條，請他閱後退還，因為這是周唯一的一份。
7月15日，我在電視上宣布我將去北京。最初的反應絕大多數是非常積極的。馬克斯·勒納寫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動通過驚異之門直達希望的王國。 ”
有些評論家附和黨派色彩較濃的民主黨人，在讚揚聲中夾進猜測，說我是出於黨派鬥爭的動機。然而，大部分嚴肅的批評，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來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施米茨指責我接受邀請是“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喬治·華萊士沒有真正譴責我的訪問，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討、哀求和卑躬屈節”。他對記者們說，他疑心這次訪問實際是一種牽製性的策略，目的在於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想“通貨膨脹和豬排漲價”。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這次他為時六天的旅行是公開宣布了的，目的是為我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議程作準備，並起草在我訪問結束時將發表的公報的基本文字。
對這些長時間的、有時是困難的會談，基辛格總結說，中國人願意指望曆史潮流的推動而不是一份公報的具體措辭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寫道：“他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基本上接受了我們的論點，即認為我們往往是做的比說的多，並認為進程必須是逐步的，有些問題必須留待逐漸產生的壓力去解決。由於他們過去公開提出過要求，並且在他們自己的營壘裏有過持不同意見的人，這種做法使他們在國內和國外要冒很大風險。 ”
基辛格報告說，在會談快結束時，周特別指出，如果我這屆政府不再執政，他們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煩。
“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
在動身去中國的幾天以前，我邀請法國大作家和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到白宮來做客。
馬爾羅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中國認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從那時以來斷斷續續地和他們保持著聯係。他在《反回憶錄》中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描寫，是我在為訪華進行準備時所讀的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讀物之一。
馬爾羅那時已70歲。歲月並沒有減弱他思想的光輝或他言詞的敏捷。他講的優美法語即使經過國務院譯員的過濾，也是精辟而獨特的。
我請馬爾羅講講他對毛的印象。他說：“五年前，毛擔心一件事：美國人或者蘇聯人用十顆原子彈就可以破壞中國的工業中心，使中國倒退50年，而在此期間他自己會死去。他對我說：‘當我有六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我的城市了。’”馬爾羅說他不懂毛說這番話的意思。“毛接著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對我們扔原子彈。’這話我也不懂，不過我給你複述一下，因為一個人不懂的話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話。我沒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麽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不向毛提很多問題的。”
馬爾羅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時，馬爾羅對我說：“你即將嚐試本世紀最重大的事業之一。我想到 16世紀的那些探險家，他們出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但往往發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總統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
那天夜晚會見結束時，我送馬爾羅上車。當我們站在北廊台階上時，他轉過身來對我說：“我不是戴高樂，但我知道要是戴高樂在這裏他會說些什麽。他會說：‘所有理解你正在著手進行的事業的人都向你致敬 !’”
1972年2月 17日 10點 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麵時，我想到馬爾羅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麵一樣危險。
我們在上海作短暫停留，讓中國外交部官員和一位中國領航員登上飛機。一個半小時以後，我們準備在北京降落。我從舷窗向外眺望。時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黃。小村鎮就像我看過的圖畫裏中世紀的村鎮一樣。
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鍾後停在候機樓前。門開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一邊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儀仗隊是我看到過的最出色的一個。他們個子高大、健壯，穿得筆挺。當我沿著長長的列隊走去時，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尼克鬆回憶訪華（一）：到中國去，是我長期的願望
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鍾，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裏向全國人民講話。我隻講了三分半鍾，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後，有著兩年多複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采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曆史事件之一。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麵公開到報刊上去。 ”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麽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 3月，國務院宣布放鬆對於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製； 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製。
把華沙會談搬往北京的建議在 5月遭到了挫折，那時中國人為抗議我們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取消了一次原定舉行的會談。有幾個星期，看來同中國的對話倡議似乎告吹了。但倡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對雙方互相有利這一明確的估計為基礎的，因此，在幾個月後中國人表示願意重新開始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我並不感到奇怪。 7月，他們釋放了美國天主教主教詹姆士·愛德華·華理柱，這位主教是在 1958年被捕的，已經被關了12年。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麽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我在1969年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 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係。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一個月後，在 11月 22日，我口授了一個給基辛格的備忘錄：
我想請你在很機密的基礎上，讓你的助理人員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議我們在聯合國接納赤色中國的問題上將采取什麽方針——不要告訴任何可能會泄密的人。我認為，在我們沒有足夠的票數阻擋他們入場的情況下，接納的時刻比我們預料的要來得快。
我們確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逐步確定一個立場，使我們能夠保持對台灣的義務，而又不致遭到讚成接納赤色中國的人的抨擊。
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必匆忙著手，不過兩三個月後我要看看你們能拿出什麽辦法。
事實上，後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台灣問題。周恩來最後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麵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於討論台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後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鬆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於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遊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渠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博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10月會談以後，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信息不是新的。我們之間隻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 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願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
周恩來還說，鑒於我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 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萊德，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並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我盡力使 1971年年初的藍山軍事行動不致掐掉這個關係的萌芽，像前一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大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那樣。我在 2月 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指出，我們在老撾的幹預不應被解釋為威脅中國。在北京，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激烈地駁斥我的說法：“美帝國主義把侵略的戰火擴大到中國的大門之外，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尼克鬆凶相畢露，氣焰真是囂張到了極點。 ”
在這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發表後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國會提出了我的第二個外交政策報告。這次報告有一節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發展關係的可能性，並且反映了聯合國最終會接納北京的前景。這一節最後說：
在今後這一年裏，我要仔細研究我們能采取什麽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中美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並且怎樣消除妨害這些機會實現的不必要的障礙。我們希望對方也這樣做，但如果對方不這樣做，我們也不懼怕。
然而，我們對前景應采取完全現實主義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決心繼續把我們說成魔鬼。我們為證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沒有減弱北京對我們的敵視態度……隻要北京繼續堅持敵視態度，我們單方麵就沒有什麽辦法來改善關係。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對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製。 4月6日，誰都沒有料到出現了一個突破：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報告說，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接到了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以便進行幾場表演賽的邀請。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以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邀請，中國方麵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 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幾天以後，當我在華盛頓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年會演說時，有人問到最近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事件意義何在。我答道，我們正在看到一個預定的政策進程開始產生效果。我說，如果編輯們尋求最新的頭條新聞，我勢必要使他們失望，而新關係的性質本身也使這種新聞不可能出現。最後我講了一番話，我相信當時的許多聽眾都以為這不過是個人的題外之言，實際上則是直接的暗示。
我說：“那天複活節星期天，我的兩個女兒特裏西婭和朱莉都在——特裏西婭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據我了解他們倆今年 6月就要結婚——還有朱莉和戴維·艾森豪威爾。
“談話講到旅行的事，當然還談到蜜月旅行等。他們問我，你想到哪裏去 ?你認為我們應該到哪裏去旅行 ?
“於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會，然後說：‘應該去的地方是亞洲。我希望你們在一生中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夠到中國去，去看看那裏的大城市、那裏的人民、那裏的一切。 ’
“我希望他們能去。其實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去。我在職的時候能否做到，我沒有把握。我不想預測外交上的這兩個問題。談承認問題，時機還沒有成熟。談改變我們對聯合國的政策，時機也還沒有成熟。 ”
這時候，突然有人出來就對華外交工作信口開河，大放厥詞，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紐。他到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去參加共和黨州長會議，半夜以後他在旅館房間裏和一批記者進行了長談，談話之間他對記者說，新聞界對乒乓球隊訪問北京作了讚許的報道，這是幫助中共政府獲得一次宣傳上的勝利。他指出，有些記者對於北京居民的滿足而豐富的生活發回了幾乎是歌頌的描寫。
阿格紐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關於我們在貿易和簽證問題上對中共作出的姿態表示保留意見。但是我從沒有料到他會同記者討論他的懷疑。我叫霍爾德曼傳話給阿格紐，叫他不要再談這個題目。
速度開始顯著加快了。 4月 27日，希拉利大使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另一個口信。在照例堅持台灣是恢複任何關係之前必須解決的主要和先決問題以後，口信接著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在若幹重要的方麵，這個口信所引起的問題同要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台灣仍然作為中心問題被提出來。而且，中國人談到公開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覺得，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預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裏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兩三天時間考慮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
我們一致認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戴維·布魯斯，但我們很快把他排除了，因為他是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中國人無疑會感到不滿，反對我們派出一個和越南問題這樣密切地聯係在一起的人。我們也考慮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與越南問題甚至比布魯斯牽涉得還要多。
“那麽，比爾怎麽樣 ?”我問道，“如果我們派國務卿去，他們肯定會相信我們是認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轉動了一陣。我知道他不管怎麽樣總是會從個人原因出發反對羅傑斯的，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倒有政策方麵的充足理由。對於初步會談來說，國務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
最後我說：“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對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我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
4月29日在我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又對正在進行的事情作了一個重要的暗示。但是，連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鬆講話的人也沒有聽出我要論證的是什麽問題。
由於沒有一個記者問到訪華這個具體的可能性，我就自己問了自己。我在回答一個關於我們對華政策的一般問題之後說：“最後我想說一下——我知道這個問題即使現在不回答，也會有人提出來——我希望，並且事實上我希望在某個時候以某種身份——我不知道是什麽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但是這隻表明我的一個長期的願望。我希望能幫助製定一項政策，使我們能同中國大陸發生新的關係。 ”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報攤上出現了載有 12月埃德加·斯諾和毛澤東談話的《生活》雜誌。現在，毛歡迎我去北京這一點已經公開了。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曾通過葉海亞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小心謹慎地行事。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因此， 5月10日，基辛格召見希拉利大使，給了他一個通過葉海亞總統送致周恩來的口信。口信說，由於我重視兩國關係正常化，我準備接受周的邀請去訪問北京。我提議由基辛格在我訪問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並初步交換意見。
木已成舟。現在隻有等待周的答複，別無他事可做了。倘若我們行動得過早，倘若我們所建立的基礎還不夠牢固，或者倘若我們過高估計了毛和周對付他們內部反對這樣一次訪問的人的能力，那麽我們長期的謹慎努力就會前功盡棄。我可能甚至不得不準備陷入嚴重的國際窘境，如果中國人決定拒絕我的建議並加以公布的話。
我們等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不知道在北京進行著怎樣的決策過程。
到5月31日，我們通過希拉利大使收到葉海亞·汗總統的口信，內容是：
1.對上次口信反應很積極，非常令人鼓舞。
2.請告基辛格先生，會晤將在中國境內舉行，行程由我們安排。
3.會談級別將如你們所建議的那樣。
4.口信全文將用安全方法傳遞。
兩天以後的晚上，我們舉行國宴歡迎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藍廳喝完咖啡以後，我到林肯起居室處理文件和閱讀材料。不到五分鍾後，基辛格進來了。他一定是跑著從西側樓過來的，因為他上氣不接下氣。
他交給我兩頁打了字的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郵袋帶來的。希拉利趕著送過來，他太激動了，交給我時手都在發抖。 ”我讀信時，基辛格站在一旁，滿臉堆笑。信裏說：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鬆總統 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 5月22日的口信，並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鬆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來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
我讀完時基辛格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
將近一個小時，我們談了對華主動行動——它對美國可能意味著什麽，以及我們必須如何靈活處理，以免失去主動。快到半夜我們才注意到時間，基辛格起身告辭。
我說：“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樣，晚飯後從不喝酒，並且時間很晚了。但是我認為這次我們應該破一下例。請你在這裏等一會兒。 ”
我起身沿著走廊走到二樓另一頭的家庭小廚房。我在一個頂櫥裏找到一瓶沒有開過的陳年庫瓦西埃白蘭地，那是什麽人在聖誕節送給我們的。我把它夾在腋下，又從玻璃櫥裏拿了兩隻大的矮腳杯。在我們舉杯時我說：“亨利，我們喝這杯酒不是為了祝賀我們個人或者我們的成功，也不是為了祝賀使我們能夠收到這封信和享受今晚難忘時刻的我們這屆政府的政策。讓我們為今後的世世代代幹杯，他們可能會由於我們所采取的行動而有過和平生活的更好機會。 ”現在寫下的這些話，聽起來似乎很有條理，但當時確實不僅是個人異常興奮的時刻，而且有一種深刻的共同認識，感到這真正是一個頗有曆史意義的時刻。
7月6日，我飛往堪薩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聞機構負責人講話。那是我們在全國不同地區定期召開的介紹政府政策的一個吹風會。基辛格已去遠東作 10天的訪問，距離他秘密前往北京隻有幾天了。我要在他到達北京之前簡短地說明我們接近中國的理由，將它記錄在案。
我對那個集會說，由於中國與外界隔絕，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看不清中國的潛在力量，但是中國的潛力極大，任何靈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對其加以忽視或拒絕考慮。我說：“因此我覺得本屆政府必須采取最初的步驟以結束中國大陸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的情況。”雖然有最近這些匆匆的活動，我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的關係有迅速發展的很大希望。我說：“我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開了門——為旅行開了門，為貿易開了門。現在的問題是，他們那方麵會不會另外開一些門……中國大陸置身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獨處，其領導人和世界領導人不大溝通，這樣對全世界將是一種危險，而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現在必須采取這個步驟。在對方作出響應的情況下，還必須很明確地、很審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驟。”
我的講話在堪薩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們後來知道，它在北京卻受到極大的注意。
我們安排基辛格在 7月初飛往越南進行磋商，然後在回程時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裏將出現肚子痛的症狀，需要臥床休息，謝絕報界采訪。然後，在葉海亞總統的協助下，他將被送到一個機場，從那裏，一架巴基斯坦噴氣機將載他飛過高山進入中國。預定肚子痛的日期是 7月9日到11日。事後基辛格將飛到聖克利門蒂向我匯報。
仿照另一個前往中國旅行而創造了曆史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的名字，給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叫“波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在伊斯蘭堡得病隻引起采訪他的記者們較小的注意。他們接受了這種說法，即他將至少臥床休息兩天，於是他們開始安排自己的娛樂活動了。
由於需要絕對保密，並且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設備，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國期間我們將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後，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發前，我們就商定采用一個電碼單詞 Eureka（我已經發現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總統的訪問，就用這個詞來表示。
雖然我相信中國人和我們一樣樂於看到我的訪問能夠實現，我並不低估台灣地區和越南給我們雙方可能提出的難題，我竭力告誡自己不要心存僥幸，產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們的電碼單詞的黑格打電話告訴我說，基辛格已經發來了電報。
我問：“電報說什麽 ?”
他回答說： “Eureka.”
基辛格關於他在中國期間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勝的。中國人同意了我們為我的訪問作出安排和預定日程的幾乎每一項建議。初步會談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的全部爭論焦點的問題。他發現中國人是堅韌的、理想主義的、狂熱的、專心致誌的、卓越的，他們並非輕鬆愉快地意識到安排頭號資本主義敵人來訪所牽涉到的理論上的矛盾。基辛格說：“這些人有一些苦惱。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相處了 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曆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對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談話中周問到我在堪薩斯城的演說，基辛格隻得承認他隻看過新聞報道。第二天進早餐時，基辛格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份我的演說，上麵有周畫的橫道和中國字的旁注，還有一張便條，請他閱後退還，因為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訪問回來後所寫的長篇報告裏有一段精彩的總結：
我們已經為你和毛翻過曆史的一頁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們對將來不應抱有幻想。我們和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絕。在最高級會談以前和會談期間，他們在台灣地區和其他重大問題上將堅持自己的立場。如果我們的關係變壞，他們將成為不可調和的敵人。據我看來，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他們有強烈的信仰，近乎狂熱。同時他們表現出一種內向的安全感，這使他們在自己的原則範圍內能夠細致地、萬無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們無論同中國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確切性和策略。如果我們能夠掌握這一套處理問題的方法，我們將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電視上宣布我將去北京。最初的反應絕大多數是非常積極的。馬克斯·勒納寫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動通過驚異之門直達希望的王國。 ”
有些評論家附和黨派色彩較濃的民主黨人，在讚揚聲中夾進猜測，說我是出於黨派鬥爭的動機。然而，大部分嚴肅的批評，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來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施米茨指責我接受邀請是“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喬治·華萊士沒有真正譴責我的訪問，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討、哀求和卑躬屈節”。他對記者們說，他疑心這次訪問實際是一種牽製性的策略，目的在於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想“通貨膨脹和豬排漲價”。
總的說來，國外比較讚成我們對華采取主動，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們在台灣地區的朋友們十分苦惱。然而，他們感到寬慰的是，我們並不撤銷對他們的承認，也沒有放棄我們所承擔的共同防禦義務。日本人提出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他們對於事先沒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氣，但是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不能隻通知他們而不通知別人，而如果統統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機，使整個主動行動歸於失敗。
我從聖克利門蒂剛回到華盛頓，就在內閣會議室舉行了一次短會，向兩黨領導人介紹情況。我強調了保密的重要性，因為解釋的話說得越多，我們同中國人打交道的機動餘地就越小。我知道這對兩黨的許多領導人來說是多麽別扭，但是我隻好要求他們信賴我。結果他們都積極地支持我的意見。約翰·斯坦尼斯說：“總統下了一著很好的棋；現在應該由他把這盤棋下完，我準備支持他。 ”
邁克·曼斯菲爾德說，對華主動行動像曼哈頓計劃一樣：兩者都需要絕對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這次他為時六天的旅行是公開宣布了的，目的是為我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議程作準備，並起草在我訪問結束時將發表的公報的基本文字。
經我同意準備向中國人提出的公報草案，采用了標準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語言來暫時掩蓋爭論最激烈和最難解決的問題。
當周表示無法接受我們關於公報的做法時，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說，措辭如果不反映我們的根本分歧，就會產生一種“假象”。他認為我們提出的草案是蘇聯人願意簽字的那種不說真話，也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的文件，這是不可取的。
接著中國人交給基辛格一份對應草案，這使他大吃一驚。我方草案掩飾了分歧，而他們的草案卻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極大的克製看了這個草案，然後平靜地說：“我們不能讓美國總統簽一份文件，上麵說革命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正義的’ !”
中國人似乎感到為難，但基辛格繼續說下去：我們不能允許提到種族歧視；我們像中國人一樣強烈地反對種族歧視，但是這個公報提到種族歧視，將被解釋為批評美國的國內問題。與此相類似，他們還打算提到中國是北越的“可靠後方”，中國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為實現他們的目標而鬥爭到底”，當美國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戰和有人被俘的時候，這種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這第一次會談以後，基辛格發現中國人願意搞一個折中的公報，它既闡明最高級會談的基本目的，同時以冷靜的語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場。
對這些長時間的、有時是困難的會談，基辛格總結說，中國人願意指望曆史潮流的推動而不是一份公報的具體措辭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寫道：“他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基本上接受了我們的論點，即認為我們往往是做的比說的多，並認為進程必須是逐步的，有些問題必須留待逐漸產生的壓力去解決。由於他們過去公開提出過要求，並且在他們自己的營壘裏有過持不同意見的人，這種做法使他們在國內和國外要冒很大風險。 ”
基辛格報告說，在會談快結束時，周特別指出，如果我這屆政府不再執政，他們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煩。“他表示也抱有他認為你抱有的願望，即你還能主持美國建國200周年的慶祝大典。 ”
當基辛格在中國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時，聯合國大會正就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成員國的問題進行表決。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麵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趕在表決這一有爭論的問題時回到國內。
早在8月，我們就已公開撤回我們對審議這個問題的反對態度，並且表示我們支持“兩個中國”的想法，台灣蔣介石的政權和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具有聯合國的會員國資格。
采取一種使我們的老朋友和忠實盟友蔣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場，在我來說是不容易的事。不過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對接納北京的傳統投票集團已經無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們的幾個國家已經決定在下次表決時轉而支持北京。按我的個性，我從來不願意僅僅因為事情已經不可避免而向它低頭。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感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牽涉到美國國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論在聯合國裏發生什麽情況，我都決心遵守條約義務，繼續對台灣地區提供軍事和經濟支援。
10月25日，聯合國以76票讚成、 35票反對、 17票棄權，通過開除台灣、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政府。這比我們原來預料的要走得遠得多；我們原來以為最大的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後，勸說台灣地區仍舊待在聯合國裏。
在動身去中國的幾天以前，我邀請法國大作家和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到白宮來做客。
馬爾羅在20世紀 30年代就在中國認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從那時以來斷斷續續地和他們保持著聯係。他在《反回憶錄》中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描寫，是我在為訪華進行準備時所讀的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讀物之一。
馬爾羅那時已70歲。歲月並沒有減弱他思想的光輝或他言詞的敏捷。他講的優美法語即使經過國務院譯員的過濾，也是精辟而獨特的。
我請馬爾羅講講他對毛的印象。他說：“五年前，毛擔心一件事：美國人或者蘇聯人用十顆原子彈就可以破壞中國的工業中心，使中國倒退 50年，而在此期間他自己會死去。他對我說：‘當我有六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我的城市了。 ’”馬爾羅說他不懂毛說這番話的意思。“毛接著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對我們扔原子彈。’這話我也不懂，不過我給你複述一下，因為一個人不懂的話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話。我沒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麽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不向毛提很多問題的。 ”
馬爾羅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時，馬爾羅對我說：“你即將嚐試本世紀最重大的事業之一。我想到 16世紀的那些探險家，他們出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但往往發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總統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
那天夜晚會見結束時，我送馬爾羅上車。當我們站在北廊台階上時，他轉過身來對我說：“我不是戴高樂，但我知道要是戴高樂在這裏他會說些什麽。他會說：‘所有理解你正在著手進行的事業的人都向你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