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正文

美國需要的經濟

(2023-06-29 05:13:29) 下一個

我們需要的經濟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the-economy-we-need-by-joseph-e-stiglitz-2019-05

2019 年 5 月 3 日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1997-2000)、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聯席主席 碳價格高級別委員會的成員。 他是國際企業稅收改革獨立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也是 1995 年 IPCC 氣候評估的主要作者。

經過 40 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美國和誌同道合的歐洲國家辜負了絕大多數公民的期望。 在這一點上,隻有新的社會契約 — — 保證公民的醫療保健、教育、退休保障、經濟適用房和體麵的工作和體麵的報酬 — — 才能拯救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

紐約 — — 三年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證實了我們這些長期研究收入統計數據的人已經知道的事實: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市場經濟一直讓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人失望。

沒有哪個地方比美國更能體現這一點。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被視為自由市場個人主義承諾的典範,但如今,與大多數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不平等程度更高,向上的社會流動性也更低。 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上升之後,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現在正在下降。 對於收入分配最底層 90% 的人來說,實際(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工資停滯不前:今天典型男性工人的收入與 40 年前相當。

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試圖效仿美國,而那些成功的國家,尤其是英國,現在正在遭受類似的政治和社會後果。 美國可能是第一個創建中產階級社會的國家,但歐洲也緊隨其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為公民創造機會方麵,中國在很多方麵都優於美國。 通過各種政策,歐洲國家創建了現代福利國家,以提供社會保護,並在市場本身支出不足的領域進行重要投資。

幾十年來,人們所熟知的歐洲社會模式一直很好地服務於這些國家。 麵對全球化、技術變革和其他破壞性力量,歐洲各國政府能夠控製不平等並保持經濟穩定。 當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後的歐元危機爆發時,福利國家最強的歐洲國家,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表現最好。 與許多金融界人士的想法相反,問題不在於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過多,而在於幹預太少。 這兩場危機都是金融部門監管不足的直接結果。

秋季之後
現在,大西洋兩岸的中產階級正在被掏空。 扭轉這種困境需要我們找出問題所在,並通過擁抱進步資本主義來製定新的前進方向,在承認市場優點的同時,也認識到其局限性,並確保經濟為每個人的利益而運轉。

我們不能簡單地回到二戰後幾十年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當時大多數公民似乎都能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我們也不一定願意。 畢竟,這一時期的“美國夢”主要是為少數享有特權的人保留的:白人男性。

對於我們目前的狀況,我們要感謝美國前總統羅納德·裏根和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基於這樣的理念:不受約束的市場將通過神秘的涓滴過程帶來共同繁榮。 我們被告知,降低富人的稅率、金融化和全球化將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平。 相反,美國的增長率下降至戰後時期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這是一個金融監管嚴格、最高邊際稅率始終高於 70% 的時期——而且財富和收入的更大份額來自於戰後時期。 有限的增長被輸送到了最富有的1%。 我們沒有看到承諾的繁榮,而是去工業化、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萎縮。 除非我們改變劇本,否則這些模式將繼續存在——或者變得更糟。

幸運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還有另一種選擇。 通過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務實的權力再平衡,我們可以邁向更自由、更公平、更高效的體係。 進步資本主義意味著在選民和民選官員、工人和企業、富人和窮人之間建立新的社會契約。 為了使中產階級生活水平再次成為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現實目標,市場必須為社會服務,而不是相反。

財富掠奪者的入侵
與新自由主義不同,進步資本主義建立在對當今價值如何創造的正確理解的基礎上。 國家真正和可持續的財富不是來自對國家、自然資源和人民的剝削,而是來自人類的聰明才智和合作,而這往往是由政府和民間社會機構推動的。 自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提高生產力的創新一直是活力和更高生活水平的真正驅動力。

在幾個世紀的幾近停滯之後,工業革命開啟的經濟快速進步依賴於兩大支柱。 第一個是科學,通過科學我們可以理解周圍的世界。 第二個是社會組織,它使我們能夠比單獨工作更有效率地一起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法治、具有製衡製度的民主以及普遍標準和規範等製度加強了這兩個支柱。

簡單思考一下,很明顯這些都是物質繁榮的源泉。 然而,財富創造常常與財富獲取相混淆。 個人和公司可以依靠市場力量、價格歧視和其他形式的剝削致富。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社會財富做出了任何貢獻。 相反,這種行為往往會讓其他人的整體處境變得更糟。 經濟學家將這些尋求獲取比自己創造的經濟蛋糕更大份額的財富掠奪者稱為尋租者。 這個術語起源於土地租金:那些獲得土地租金的人並不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而僅僅是所有權的結果,通常是繼承的。

這種有害行為在美國經濟中尤其普遍,越來越多的行業已被少數公司所主導。 這些大型企業利用其市場力量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充實自己。 通過收取更高的價格,他們實際上降低了消費者的生活水平。 在新技術的幫助下,他們可以而且確實進行大規模歧視,這樣價格就不再由市場決定(找到使需求和供給相等的單一價格),而是通過算法確定客戶願意的最高價格 支付。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利用離岸外包的威脅來壓低國內工資。 當這還不夠時,他們遊說順從的政客進一步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 這些努力被證明是有效的: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中,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已經下降,尤其是在美國,工人的收入份額也急劇下降。

沒有理由
雖然技術進步和新興市場增長無疑在中產階級的衰落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它們對於經濟政策來說卻是次要的。 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相同的因素在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和技術變革隨處可見,但與挪威等許多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不平等程度明顯更高,社會流動性更低。

同樣,在金融放鬆管製最嚴重的地方,市場操縱、掠奪性貸款和信用卡收費過高等金融部門的濫用行為也同樣嚴重。

或者想想特朗普對貿易協定的癡迷。 就美國工人受到政策製定者的惡劣服務而言,這並不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談判代表比美國談判代表更聰明。 事實上,美國通常會得到幾乎它所要求的一切。 問題在於,它的要求反映的是美國企業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公民的利益。

盡管現在的情況很糟糕,但情況還會變得更糟。 考慮一下美國的收入不平等。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化已經被譽為未來增長的引擎。 但在現行的政策和監管框架下,許多人將失去工作,而政府幾乎無法幫助他們找到新的工作。 僅自動駕駛汽車就會剝奪數百萬人的生計。 與此同時,我們的科技巨頭正在竭盡全力剝奪政府的應對能力,而不僅僅是通過開展減稅運動:他們在避稅和剝削消費者方麵表現出了與之前在製定減稅政策時所表現出的同樣的天才。 - 邊緣創新。 此外,他們很少(如果有的話)尊重人們的隱私。 他們的商業模式和行為實際上不受監管。

盡管如此,我們的經濟失調是我們自己的政策造成的,這一事實還是有希望的。 一些麵臨這些全球力量的國家已經采取了一些政策,這些政策帶來了充滿活力的經濟,普通公民也獲得了繁榮。 通過進步資本主義改革,我們可以開始恢複經濟活力並確保所有人的平等和機會。 當務之急應該是遏製剝削並鼓勵創造財富,而這最好(或隻能)通過人們共同努力來完成,特別是通過政府。

不可或缺的狀態
無論財富掠奪采取何種形式——從濫用市場力量和信息不對稱到從環境退化中獲利——都有特定的政策和法規可以防止最壞的結果,並產生深遠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減少因空氣汙染、吸毒過量和“絕望而死”的人數,意味著有更多的人為社會做出富有成效的貢獻。

自從裏根和撒切爾將監管定為“繁文縟節”的代名詞以來,監管就名聲不好。 但監管往往會提高效率。 生活在城市中的任何人都知道,如果沒有紅綠燈——管理十字路口車流的簡單“規則”——我們將生活在永久的交通堵塞中。 如果沒有空氣質量標準,洛杉磯和倫敦的霧霾將比北京和德裏的空氣更糟糕。 私營部門永遠不會自行承擔遏製汙染的責任。 問問大眾汽車就知道了。

特朗普和他任命的解散美國政府的遊說者正在竭盡全力廢除保護環境、公共衛生甚至經濟的法規。 大蕭條後的四十多年裏,強有力的監管框架阻止了金融危機,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它被視為“扼殺”創新。 第一波放鬆管製帶來了儲蓄和貸款危機,隨後是 20 世紀 90 年代更多的放鬆管製和互聯網泡沫,然後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時,世界各國試圖重寫規則,以 防止複發。 但現在特朗普政府正在盡其所能扭轉這一進展。

因此,為確保市場按照應有的方式運行(競爭性)而實施的反壟斷法規也被取消。 通過遏製尋租、反競爭行為和其他濫用行為,我們將提高效率、增加產量並刺激更多投資。 更好的是,我們將騰出資源用於真正改善福祉的活動。 如果我們最優秀的學生中進入銀行業的人數減少,也許會有更多的學生進入研究領域。

兩者都麵臨著巨大的挑戰,但一個是專注於利用他人的優勢,另一個是增加我們所知道的和我們能做的。 而且,由於剝削的負擔往往最重地落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人身上,我們將減少不平等並加強美國社會的結構。

顧名思義,進步資本主義承認市場的力量和局限性。 事實很簡單,如果放任私營部門自行其是,某些東西(如汙染)總是會生產過多,而另一些東西(如基礎研究)生產太少,而基礎研究是創新和經濟活力的根源。 政府不僅可以發揮核心作用,限製私營部門做不該做的事,還可以鼓勵私營部門做應該做的事。 通過集體行動——通過政府——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單獨無法做到、市場本身也無法做到的事情。 國防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大規模的創新——例如互聯網和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創建——是改變我們生活的公共支出的例子。

私營部門也永遠不會提供作為任何體麵社會基礎的許多普遍服務。 美國政 現有條件)。 事實證明,在其中許多領域,政府比私營部門更有效率。 社會保障的管理成本隻是私人退休計劃的一小部分,而且社會保障涵蓋更廣泛的風險,例如與通貨膨脹相關的風險。

我們唯一的選擇
我所描述的這種常識性法規和改革對於恢複增長並使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重新過上中產階級生活是必要的。 但它們還不夠。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契約,以確保所有公民都能獲得醫療保健、教育、退休保障、經濟適用房以及體麵的工作和報酬。

許多國家已經表明,這種社會契約的各個要素是可以實現的。 畢竟,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不承認醫療保健是一項基本人權的國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美國在醫療保健上的支出(無論是人均支出還是占 GDP 的比重)都高於任何其他發達國家,但其以私營為主的醫療體係卻帶來了更糟糕的結果。 美國的預期壽命僅比哥斯達黎加高一點點,哥斯達黎加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

美國為這些失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成本很可能會繼續增加。 壯年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處於曆史低位,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也開始下降。 許多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都患有慢性健康問題,並正在服用處方止痛藥,這加劇了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 21%的美國兒童在貧困中長大,公共教育持續投資不足無疑將影響未來的生產力。

從進步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實現新社會契約的關鍵是通過公共選擇對福祉至關重要的服務。 公共選擇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並刺激了競爭。 反過來,競爭將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創新。 許多人希望 2010 年《平價醫療法案》(奧巴馬醫改法案)能夠納入公共健康保險選擇。 但最終,行業遊說者成功地將其從最終法案中刪除。 那是個錯誤。

除了醫療保健之外,美國還需要退休賬戶、抵押貸款和學生貸款的公共選擇。 就退休而言,這可能意味著那些希望在退休期間獲得更多收入的個人可以選擇在勞動力隊伍中為社會保障繳款更多,同時退休福利也會相應增加。 這不僅比支付私人補充計劃更有效率,而且更有效。 它還將保護公民免受財富管理公司的剝削。 事實上,許多這樣的公司已經遊說反對必須遵守任何信托義務,有效地辯稱,如果他們不能欺騙客戶,那麽他們就無法賺到足夠的錢來證明他們的存在是合理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利益衝突隻是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混亂的一部分:為什麽還要強迫公司披露它們呢?

此外,由於美國銀行現在聲稱它們無法承擔承銷抵押貸款的風險,因此大約 90% 的住房貸款都是由聯邦政府支持的。 但如果納稅人已經承擔了幾乎所有的風險,而私營部門繼續獲得所有利潤,那麽就沒有理由不選擇公共部門。 政府可以開始向任何納稅五年的人提供傳統的 20% 30 年期抵押貸款,利率略高於借款利率。 而且,與私人抵押貸款不同的是,私人抵押貸款實際上是為了確保數百萬人在金融危機中失去住房而設計的,而公共選擇可以設計出來,使工人在麵臨暫時困難時能夠留在家中。

回到道德
這些建議中的大多數都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由於既得利益的影響,我們需要的經濟改革將麵臨嚴峻的政治挑戰。 這就是嚴重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並加劇政治和社會不平等。

當最初的進步運動在美國十九世紀末的鍍金時代出現時,其主要目標是從大壟斷資本家及其政治親信手中奪取民主治理。 今天的進步資本主義也是如此。 它要求我們扭轉共和黨通過壓製選民、不公正選區和其他反民主手段來剝奪大部分選民選舉權的係統性努力。 它還要求我們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恢複適當的製衡。 特朗普總統任期提醒我們,這種檢查對於民主的正常運作是不可或缺的。 但它也暴露了現有機構的局限性(例如選舉團,總統是通過選舉團選出的,而參議院,像懷俄明州這樣人口不足 60 萬的小州,擁有與加利福尼亞州相同的選票,幾乎有 4000萬),強調了結構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對美國和歐洲來說,我們的共同繁榮和代議製民主的未來都處於危險之中。 近年來,西方公眾不滿情緒的爆發反映出公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無力感,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機會在眼前消失。 進步資本主義尋求遏製集中貨幣在我們經濟和政治中的過度權力。

但還有更多的問題:我們的公民社會和我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身份感。 我們的經濟塑造了我們的身份,在過去 40 年裏,圍繞不道德(如果不是不道德)的唯物主義和逐利的核心建立的經濟創造了擁抱這些價值觀的一代人。

事情不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擁有一個更加富有同情心和關愛的經濟,圍繞合作社和其他營利性企業的替代方案建立。 我們可以設計更好的公司治理體係,其中不僅僅考慮短期利潤。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期待利潤最大化的公司有更好的行為——而適當的監管將消除一些不當行為的誘惑。

我們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40年的實驗。 證據已經存在,但無論如何衡量,它都失敗了。 從最重要的衡量標準——普通公民的福祉——來看,它慘敗了。 我們需要拯救資本主義。 漸進的資本主義改革議程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The Economy We Need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the-economy-we-need-by-joseph-e-stiglitz-2019-05

 

Joseph E. Stiglitz Joseph E. Stiglitz,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s 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1997-2000), chair of the US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nd co-chair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He is Co-Chai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 and was lead author of the 1995 IPCC Climate Assessment.

After 40 years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America and like-minded European countries are fail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citizens. At this point, only a new social contract – guaranteeing citizens health care, education, retirement security, affordable housing, and decent work for decent pay – can save capita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 Three years ag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elec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Brexit referendum confirmed what those of us who have long studied income statistics already knew: in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the market economy has been failing large swaths of society.

Nowhere is this truer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g regarded as a poster child for the promise of free-market individualism, America today has higher inequality and less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han most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fter rising for a century,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is now declining. And for those in the bottom 90%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real (inflation-adjusted) wages have stagnated: the income of a typical male worker today is around where it was 40 years ago.

Meanwhil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sought to emulate America, and those that succeeded, particularly the UK, are now suffering simila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US may have been the first country to create a middle-class society, but Europe was never far behind. After World War II, in many ways it outperformed the US i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ts citizens. Through a variety of policies, European countries created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to provide social protection and pursue important investments in areas where the market on its own would underspend.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as it came to be known, served these countries well for decades. European governments were able to keep inequality in check and maintain economic stability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ther disruptive forces. When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subsequent euro crisis erupte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the strongest welfare states, particularly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fared the best. Contrary to what man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ould like to think, the problem was not too much state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but too little. Both crises were the direct result of an under-regulated financial sector.

After the Fall

Now, the middle class is being hollowed out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Reversing this malaise requires that we figure out what went wrong and chart a new course forward, by embracing progressive capitalism, which,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virtues of the market, also recognizes its limitations and ensures that the economy works for the benefit of everyone.

We cannot simply return to the golden age of Western capitalism in the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a middle-class lifestyle seemed within reach of a majority of citizens. Nor would we necessarily want to. After all, the “American dream” during this period was mostly reserved for a privileged minority: white males.

We can thank former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for our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The neoliberal reforms of the 1980s were based on the idea that unfettered markets would bring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a mystical trickle-down process. We were told that lowering tax rates on the rich, financ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would result in higher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everybody. Instead, the US growth rate fell to around two-thirds of its level in the post-war era – a period of tight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a top marginal tax rate consistently above 70% – and a greater share of the wealth and income from this limited growth was funneled to the top 1%. Instead of the promised prosperity, we got deindustrial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a shrinking middle class. Unless we change the script, these patterns will continue – or worsen.

Fortunately,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to market fundamentalism. Through a pragmatic rebalancing of power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we can move toward a freer, fairer, and more productive system. Progressive capitalism means forging a new social contract between voters and elected officials, workers and corporations, rich and poor. To make a middle-class standard of living a realistic goal once again for most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markets must serve society, rather than vice versa.

Invasion of the Wealth Snatchers

Unlike neoliberalism, progressive capitalism is based on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value is created today. The true and sustainable wealth of nations comes not from exploiting countri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people, but from human ingenuity and cooperation, often facilitated by governments and civil-society institution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oductivity-enhancing innovation has been the real driver of dynamism and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The rapid economic progress inaugurat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llowing centuries of near stagnation, rests on two pillars. The first is science, through which we can apprehend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second is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allows us to be more productive working together than we ever could be on our own. Over tim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ies with systems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universal standards and norms have strengthened both pillars.

On brief reflection, it should be obvious that these are the sources of material prosperity. And yet wealth creation is often confused with wealth extraction.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can become rich by relying on market power,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exploitation.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ey have made any contribution to the wealth of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such behavior often leaves everyone else worse off overall. Economists refer to these wealth snatchers, who seek to grab a larger share of the economic pie than they create, as rent-seekers. The term originated from land rents: those who received them did so not as a result of their own efforts, but simply as a consequence of ownership, often inherited.

Such harmful behavior is especially prevalent in the US economy, where more and more sectors have come to be dominated by just a few firms. These mega-corporations have used their market power to enrich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By charging higher prices, they have effectively lowered consumers’ living standards.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ologies, they can – and do – engage in mass discrimination, such that prices are set not by the market (finding the single price that equates demand and supply), but by algorithmic determinations of the maximum a customer is willing to pay.

At the same time, US corporations have used the threat of offshoring to drive down domestic wages. And when that hasn’t sufficed, they have lobbied pliant politicians to weaken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further. These efforts have proved effective: the share of workers who belong to unions has fallen across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but especially in the US, and the share of income going to workers has declined precipitously.

No Excuses

Whil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emerging-market growth have certainly played some role in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they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to economic policy. We know this because the same factors have had different effects across countrie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ave been felt everywhere, but the US h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equality and less social mobility than many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Norway.

Likewise, where financial deregulation has gone the furthest, so have financial-sector abuses such as market manipulation, predatory lending, and excessive credit-card fees.

Or consider Trump’s obsession with trade agreements. Insofar as US workers have been ill-served by policymakers, it is not because trade negotiator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utsmarted US negotiators. In fact, the US usually gets almost everything it asks for. The problem is that what it asks for reflects the interests of US corporations, not of ordinary citizens.

And as bad as things are now, they are about to get worse. Consider America’s income inequality. Alrea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zation are being hailed as the engines of future growth. But under the prevailing policy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many people will lose their jobs, with little help from government to find new ones. Autonomous vehicles alone will deprive millions of their livelihood. At the same time, our tech giants a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deprive government of the ability to respond, and not just by campaigning for lowering taxes: They are demonstrating the same genius in avoiding taxes and exploiting consumers that they previously showed in developing cutting-edge innovations. Moreover, they have shown little, if any, regard for people’s privacy. Their business models and behavior are effectively exempt from oversight.

Still, there is hope in the fact that our economic dysfunction is the result of our own policies. Some countries facing these same global forces have adopted policies that have led to dynamic economies in which ordinary citizens have prospered. Through progressive-capitalist reforms, we can start to restore economic dynamism and ensure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or all. The top priority should be to curb exploitation and encourage wealth creation, and this can best – or only – be done by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especially through government.

The Indispensable State

Whatever form wealth-snatching takes – from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to profiting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 there are specific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at could both prevent the worst outcomes and yield far-reaching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Having fewer people die from air pollution, drug overdoses, and “deaths of despair,” will mean having more people who contribute productively to society.

Regulation has had a bad name since Reagan and Thatcher made it synonymous with “red tape.” But regulation often improves efficiency. Anyone living in a city knows that without stoplights – a simple “regulation” governing the flow of cars through an intersection – we would live in perpetual gridlock. Without air quality standards, the smog in Los Angeles and London would be worse than the air in Beijing and Delhi.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never take it upon itself to curb pollution. Just ask Volkswagen.

Trump and the lobbyists he has appointed to dismantle the US government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trip away regulation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even the economy.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a strong regulatory framework prevented financial crises, until it came to be seen, in the 1980s, as “stifling” innovation. With the first wave of deregulation came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 followed by more deregulation and the dot-com bubble in the 1990s, and th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t that poi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ried to rewrite the rules to prevent a recurrence. But 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what it can to reverse that progress.

So, too,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s implemented to ensure that markets work like they are supposed to – competitively – have been stripped back. By curbing rent-seeking,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nd other abuses, we would improve efficiency,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spur more investment. Better still, we would free up resources for activities that actually improve wellbeing. If fewer of our best students went into banking, perhaps more would go into research. The challenges in both are great, but one is focused on taking advantage of others, the other on adding to what we know and to what we can do. And, because the burden of exploitation tends to weigh most heavily on those at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pyramid, we would reduce inequality and strengthen the fabric of American society.

As the term implie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recognizes both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of markets. It is simply a fact that, left to its own devices, the private sector will always produce too much of some things, like pollution, and too little of others, like basic research, which is the taproot of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ynamism. Government has a central role to play not just in restraining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doing what it shouldn’t, but in encouraging it to do what it should. And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 through government – we can do things that we couldn’t do alone and which the market on its own won’t. Defense is the obvious example, but the large-scale innovations –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 are example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that have transformed our lives.

Nor will the private sector ever provide many of the universal services that are the basis of any decent society. The reason the US government created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Medicaid, and un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is that entrepreneurs and corporations would not provide these essential services, or did so with unacceptable costs and restraints (such as denial of health insurance to thos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in many of these areas,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d to be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private sector. Social Security’s administrative costs are a fraction of those for private retirement plans, and Social Security covers a broader array of risks,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inflation.

Our Only Option

The kind of commonsense regulations and reforms I have described are necessary to restore growth and to bring a middle-class life back into reach for most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Bu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What we need is a new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 contract to ensure that all citizens are guaranteed access to health care, education, security in retirement, affordable housing, and a decent job with decent pay.

Many countries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discrete elements of this social contract are achievable. The US, after all, stands alone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in not recognizing health care as a basic human right. Ironically, while the US spends more on health care – both per capita and as a share of GDP – than any other developed country, its predominantly private system delivers worse outcomes. US life expectancy is bare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sta Rica, a middle-income country with one-fifth the per capita GDP of America.

The US pays a high price for these failures, the costs of which will most likely continue to grow over time. Th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or prime-age men is at historic lows, and the rate for women has begun to decline, too. Many of those who have left the labor market ar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health problems and are taking prescription pain medic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opioid crisis that has come to define Trump’s America. With 21% of American children growing up in poverty, persistent underinvestment in public education will undoubtedly weigh on future productivity.

From a progressive-capitalist perspective, the key to delivering a new social contract is through a public option for services that are essential to wellbeing. Public options expand consumer choice and spur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in turn, will lead to lower prices and more innovation. Many hoped that the 2010 Affordable Care Act (Obamacare) would include a public option for health insurance. But, in the event, industry lobbyists succeeded in getting it dropped it from the final bill. That was a mistake.

Beyond health care, the US also needs a public option for retirement accounts, mortgages, and student loans. In the case of retirement, this could mean that individuals who want more income during retirement would have the option to contribute more to Social Security during their years in the labor force, with commensurate increases in retirement benefits. This would not only be more efficient than paying into a private supplemental plan; it would also protect citizens from exploitative wealth-management firms. In fact, many of these firms have lobbied against having to abide by any fiduciary obligations at all, effectively arguing that if they can’t fleece their clients, then they can’t make enough money to justify their existen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from this perspective, are just part of the rough-and-tumble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why even force firms to disclose them?

Moreover, because US banks now claim that they can’t take on the risk of underwriting mortgages, roughly 90% of all home loans are back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if taxpayers have already assumed nearly all of the risk while the private sector continues to reap all of the profits,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have a public option. The government could start offering a conventional 20% 30-year mortgage to anyone who has paid taxes for five years, at a rate just a little above the rate at which it borrows money. And, unlike private mortgages, which were virtually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millions would lose their homes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a public option could be devised to enable workers to stay in their homes when they faced a temporary hardship.

Back to Morality

Most of these proposals are no-brainers; yet the economic reforms we need will face serious political challenge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vested interests. That’s the problem with severe economic inequality: it inevitably gives rise to and reinforces political and social inequality.

When the original Progressive movement emerged during America’s late-nineteenth-century Gilded Age, its main objective was to wrest democratic governance from the great monopoly capitalists and their political cronies. The same goes for progressive capitalism today. It requires that we reverse the Republican Party’s systematic effort to disenfranchise large segments of the electorate through voter suppression, gerrymandering, and other anti-democratic techniques. It also requires that we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 restore proper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Trump presidency has reminded us that such check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democracy. But it has also exposed the limits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Electoral College, through which the president is chosen, and the Senate, where a small state like Wyoming, with fewer than 600,000 people, has the same vote as California, with nearly 40 million), underscoring the need for structural political reform.

At stake in both America and Europe is our shared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 explosion of public discontent across the West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a growing sens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on the part of citizens, who are seeing their chances of having a middle-class life evaporate before their eye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seeks to curb the excessive power of concentrated money in our economy and our politics.

But there is even more at stake: our civil society and our sense of identity, both as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ly. Our economy shapes who we are, an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 economy built around a core of amoral (if not immoral) materialism and profit-seeking has created a generation that embraces those values.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We can have a more compassionate and caring economy, built around cooperatives and other alternatives to for-profit enterprise. We can design better syste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here more than just short-run profit matters. We can and should expect better behavior from our profit-maximizing firms – and proper regulation will take away some of the temptations to misbehave.

We have conducted a 40-year experiment with neoliberalism. The evidence is in, and by any measure, it has failed. And by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 the wellbeing of ordinary citizens – it has failed miserably. We need to save capitalism from itself. A progressive capitalist reform agenda is our best chance.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