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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越來越荒誕，日本不再是最安全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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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 2023年06月26日 來自廣東省 3人參與2評論 作者 | 邢初
最近一段時間，日本槍擊案頻繁發生。5月底，日本長野一位議長的兒子，用刀刺傷了兩名從他家門前經過的女性，警察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凶手也回家取來了獵槍，將兩名警察殺害。
凶手行凶的原因，也相當出乎意料。他說，他覺得那兩個遇害的女性說了他的壞話，嘲笑他的孤獨。而他認為，警察來了會向他開槍，於是回家取出了獵槍。
犯罪嫌疑人青木政憲
日本犯罪心理學家出口保行指出：“他在襲擊陌生人的同時，卻讓作為人質的母親逃走了，這種類似於‘路人魔’的犯罪，對社會衝擊很大。”
就在長野槍擊案的第二天，東京都田町市再次響起了槍擊聲，造成一名黑社會相關人員死亡。
接二連三的案件，正在印證一種觀點：日本的治安神話，似乎正在走向終結。
作為地球上人口密度排在第24位的國家，日本的犯罪率卻奇異地常年墊底。一度被捧上神壇，成為全球治安神話的典型。
過去20年來，日本全國犯罪率持續下降，連續7年刷新二戰後最低記錄。
但在2020年，日本警方掌握的刑事案件數，從減少轉為增加。到了2023年，全年刑事案件數量忽然超出了60萬件，比2021年同比增長5.9%。
今年以來，日本惡性事件頻繁發生。據4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僅在今年1月到3月，日本全國發生的刑事犯罪案件數量就已比去年同期增加近3萬件，增幅為23.7%。
犯罪變得越來越囂張、猖狂，這不僅與大眾印象裏治安發達的日本社會迥異。近年來，被評價為“躺平一代”“低欲望社會”的日本，正在將那些發生在日漫、日劇裏的離奇情節，搬上現實的大舞台。
失控的“路飛”
在現代化進程中，隨著個人主義、城市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犯罪率上升，幾乎是一個普遍規律。
但長期以來，日本似乎總是遠居這一社會學規律之外。去日本旅遊或常居日本的朋友觀察到，日本設計的女性手提包大多沒拉鏈，“一戶建”的房子敞開院子似乎也沒關係。形形色色的離奇犯罪，更多是出現在日本小說、影視和漫畫中。
而就在近年，虛構與現實的次元壁，相繼打破。
日本東京銀座一家名表店，遭蒙麵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搶
2022年5月京都街頭發生了一起聽上去頗像整蠱節目的入室搶劫案。4名男子手持錘子，闖入一家奢侈品店，劫走了41塊手表，合計價值約7000萬日元。肇事者於兩個月後被逮捕，並自稱參與了社交網站上的“黑暗兼職”，受人指使犯下罪行，不論如何審問，隻堅稱幕後主使者名叫“路飛”（Luffy）。就是大名鼎鼎的《海賊王》路飛。
至今連載24年的《海賊王》，堪稱日本少年漫的祖師級代表。衝動、魯莽、熱愛自由與冒險的主角路飛，也承載著二次元文化裏一種最常見的主人公性格。且越是隨著現代化發展，越是與現實世界裏的規訓、禮束、標準化形成了鮮明對比。
《海賊王》路飛
冒險王“路飛”橫現街頭，那麽，問題來了，一個真正想犯罪的人，怎會如此高調，在網絡上建立一個社交組織？
但事實上，“高調”，恰恰就是2023年發生在日本公共場所的不少刑事案件的關鍵詞。
以“路飛”為節點，恰是從2022年中旬開始，日本出現了大量與“路飛”相關的“広域強盜事件”，即先以襲擊、搶奪居住在城市邊緣的獨居老人，逐漸向日本城市中心地帶蔓延，且變得愈發猖狂、肆無忌憚。今年以來，搶劫商店發展到闖入民居洗劫，甚至有多起案件被判定為“謀殺未遂”，還有不少受害者身亡。
今年5月，類似“路飛事件”的模仿藝術式犯罪再次上演。3名頭戴“V字仇殺隊”麵具的青年，闖入日本東京銀座八丁目的勞力士專賣店，進行了長達十分鍾的持刀搶劫，搶走價值3億856萬日元（約合1960萬元人民幣）的物品。
在完成犯罪行為後，3人登上門口還打著雙閃的豐田埃爾法，光天化日下逃之夭夭。
而在現場的視頻新聞裏，一位40歲的酒吧老板試圖遏製歹徒的行為，接受采訪時，她回憶：“一開始我以為是拍電影，直到看見他們砸爛櫃台，我才意識到這是犯罪，選擇了報警……最後我試圖給他們關在裏麵，直到其中一個歹徒衝我大喊：‘我要殺了你！’我才下意識後退了。”
今年1月，逮捕的 30多名嫌疑人，其中包括念初二的中學生，通通供述了同一個幕後黑手，依然指向那個叫“路飛”的家夥。
涉案人員均自稱在網絡上參與“暗黑兼職”，負責打騷擾電話、探取隱私，但指使者卻不滿足於此，要挾他們去做更過分的事，陷入犯罪的深淵。
後來，據日本 NHK電視台報道，“路飛”團隊大致鎖定在了菲律賓的非法移民拘留所裏的一群日本人，成員裏甚至還包括一位公眾人物，搞笑團體 EXIT的成員兼近大樹。事發後，粉絲甚至為兼近大樹辯稱其已改過自新。
次元壁以一種詭譎而後現代的方式被打破，但並未以娛樂化形式結束或平息。比犯罪更可怕的，是犯罪的常態化，是社會對犯罪的定位、認知的變格與失衡。
那個傳說中溫吞內斂，精於偽裝的日本，正在變得陌生嗎？
進擊的恥感
從社會學角度，要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犯罪率高低，除了驅動（trigger）因素之外，防範與扼製的因素同樣值得考究，即是什麽阻止了人們犯罪的衝動，又是哪些因素提高了公民犯罪的成本。
彈丸之地的島國日本，城市規劃裏幾乎每一寸都被竭盡所能地利用，高度科技化與自動化的城市設施，幾乎遍布每個角落的高清攝像頭，都在代價層麵提高了犯罪成本。而日本法律對犯罪是出了名的嚴苛。
也有人認為，日本黑幫的合法化，一定程度抑製了犯罪率的失控。1992年，日本黑社會獲得法律承認，成為合法組織。但經過多年的法治演進，日本的黑幫已成為紀律嚴明，甚至偶爾輔助政府平衡社會秩序的存在。
網上曾流傳段子：如果有人在日本街頭尋釁滋事，最先趕到的不是警察，而是雅庫紮（Yakuza）成員，他們會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鬧事者，以維持自己地盤上的秩序。
在一篇發表於2014年的學術研究裏，築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土井龍義以過去十年內日本犯罪率的下降為事實基礎，指出：在以多神教為核心的日本社會，沒有絕對的價值標準，更重要的是輿論，“當一個人被周圍的人拋棄和孤立時，他想通過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通過說‘看著我！’來證明自己。”
彼時的日本，經曆了一段經濟高速增長期後，進入停滯期和穩定期，少子老齡化率已居世界前列，在土井教授看來，“人們感受到一種時代停滯感，同時又對自己的生活多少有些滿足”，表演型激情犯罪的概率，隨之下降。
但是，躺平和低欲望的日本，真的就走向了平和嗎？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整個國度的民族與文化心理，多年來都一直是學界興致不減的研究對象。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那本剖解日本民族社會特性的著作《菊與刀》裏說：“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絕不會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裏，矛盾已深深紮根在他們的人生觀之中……他們所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的。這並不是說日本人不承認有壞的行為，而是他們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惡力量進行爭鬥的舞台。”
所謂善與惡，正與邪，在日本民族的文化詞典裏，似乎可以在不同階段、不同立場的平麵進行切換。而不像中國的四書五經、三綱五常那樣，有著確切、牢固的傳統思想土壤。
本尼迪克用象征皇室的“菊”與象征武士道文化的“刀”來分別代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同時也映合著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愛好和平又黷武，尚禮又好鬥，拘謹而高傲，服從而不訓”。
兩種截然相反的秉性和價值觀，可能在日本人身上凝聚成不透明、不可控的危險氣息。
一個融合儒家、佛教、神道教、基督教文化的國家，強烈的保守思想與發達的色情行業同在；日本影視裏，超越道德人性的血腥與暴力、倫常混亂的情感刻畫，往往又與創造了“純愛”文化的青春少年敘事互為鏡像。
而在本尼迪克特看來，種種道德價值上的二難困境，在日本人體內催生出了一種自我內化、消解的修養方法，即後來老生常談的“恥感”。
與罪感文化不同，“恥感文化”更多是一種啟自於外部的強製力，“在以恥為主要強製力的地方，有錯誤的人會感到，隻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喪。”
當然，隨著社會動態變遷，所謂的“恥感”，可能在各自不同的環境因素下，演化成其他變形體。這種矛盾的文化性格，本身意味著一種不可控和無法預料。
流動的棱鏡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被視為日本治安飛速惡化的一大標誌性事件。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街邊演講時，遭到山上徹用自製霰彈槍襲擊身亡
雖然“刺殺首相”這種事對日本而言並不算新鮮。比如1921年11月在東京車站被刺殺的第19任首相原敬，1930年被右翼分子槍擊的第27任首相濱口雄幸，1932年在家遇刺身亡的犬養毅。
但2022年的這一次，發生在安保森嚴、人流密集的都市中心，又因信息網絡已足夠成熟和發達，日本各地觀眾都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現場感，身臨其境的恐慌和不安也隨之加劇。
凶手山上徹也毋需偵查，當場落網。據這名原自衛隊員、現無業遊民自述，刺殺安倍晉三的動機，隻因安倍與某宗教團體存在關聯，並一直替該團體宣傳。
《文藝春秋》引述情報稱，山上的母親自丈夫去世後就參與教會活動，並對該宗教團體不停捐獻金錢導致個人破產。家庭經濟條件越來越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山上徹也產生了報複和自殺的念頭。
山上徹的母親自丈夫去世後，平均每月一次參與教會活動
這一刺殺首相事件，迥異於過往與他國案例：不存在政黨、派別等政治性動機，而是最常見的因為經濟與階級困境產生的犯罪衝動，把人們印象中訴求明確的政治謀殺解構成了個人的、世俗的情緒性犯罪。
山上徹也，代表了一個龐大的沉默群體。早稻田大學橋本健二教授認為，日本金融危機後出現了大量非正式雇員，也產生了日本“就業冰河一代”。
非正式雇員和失業群體，很容易誤入歧途。經濟的波動和不景氣，必然造成一種失範，疫情加劇了這一切，將日本社會矛盾的另一麵，直接暴露了出來。
日本《外交學者》雜誌分析近年日本的無差別惡性傷人事件指出，作案者普遍是20歲至40歲之間的男性，失業或對前途感到迷茫，在現實社會無牽無掛，對社會充滿怨恨。這種無組織的個人犯罪者，在日本被稱為無敵之人。
最為典型的，便是2019年京都動畫縱火殺人案的作案者青葉真司，高中畢業後，他在便利店打工，沒有正經工作。父親、妹妹和哥哥，對生活失去希望，紛紛自殺，留其一人，隨後走上了犯罪之路。
2019年京都動畫縱火殺人案 / 來源：NHK官網
安倍刺殺案不到一年，刺殺首相的模仿犯罪事件再度上演。
2023年4月15日，24歲的無職人員木村隆二，向岸田文雄首相投擲了爆炸物。被抓獲後，木村並未交代任何確切動機，日本專家亦分析認為，看不出此事件有任何政治動機，因而構不成政治謀殺，隻能歸入刑事案之列。
沒人知道，這位鄰居口中溫柔善良的年輕人，何以做出如此出格的舉動？有人說他是模仿犯，有人說他對政府不滿，但他被捕後，始終保持著沉默。
2023年4月15日，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被刺客木村隆二用土製炸彈襲擊
這種對嚴肅犯罪心理的消解，同樣如小說、漫畫一樣，用一種後現代的荒誕主義，對現實進行了一次恐怖襲擊。
日本作家伊阪幸太郎於2007年懸疑小說《金色夢鄉》裏，就以“首相遇刺”為線索，但鋪陳的卻是普通人青柳的無助與絕望、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信任危機，還有強權的壓迫。
貧窮與困頓，不是暴力的借口，但如今文藝作品預演的社會圖景，照亮了現實，也不得不迫使日本人不得不警惕，他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安全的生活，正在走向崩潰。
編輯 | 阿樹
排版 | 澤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