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中國36問——對一個崛起大國的洞察
《中國36問》：原文鏈接
今天無意翻到此文檔，都是大眾非常關心的政治議題，每個議題由不同作者完成。
目錄如下：
第一部分 政治
1.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
2. 反貪腐能否救黨？
3. 毛澤東依然重要嗎？
4. 中國民族關係緊張的根源是什麽？
5. 關於中國的輿論，我們應了解什麽？
6. 長壽對中國領導層意味著什麽？
7. 中國共產黨能吸取中國皇帝的教訓嗎？
第二部分 國際關係
8. 中國會領導亞洲嗎？
9. 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
10.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意味著什麽？
11. 中國例外論是否在損害中國外交政策的利益？
12. 台灣（何時）會與大陸統一？
13. 中國和日本能和睦相處嗎？
第三部分 經濟
14. 中國的高增長能夠持續嗎？
15. 中國經濟在走向硬著陸嗎？
16. 城市化將會挽救還是摧毀中國經濟？
17. 中國有沒有履行其貿易承諾？
18. 中國的新富階層如何回報社會？
19. 關於戰勝貧困，中國能給我們哪些啟示？
第四部分 環境
20. 中國能解決空氣汙染與氣候變化問題嗎？
21. 中國有環境保護的意識嗎？
第五部分 社會
22. 一孩政策的終結何以關係重大？
23. 中國及其中產階級如何應對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的問題？
24. 宗教在中國有多重要？
25. 還會有下一任達賴喇嘛嗎？
26. 法律在中國是否重要？
27. 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中國學生來到美國？
第六部分 曆史和文化
28. 誰是今天中國的孔子？
29. 絲綢之路從哪裏來？
30. 為什麽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很重要？
31. 中國古典小說為什麽重要？
32. 中國作家們如何想象中國的未來?
33. 中國的宣傳是否收服得到人心？
34. 為什麽談論“文革”仍如此困難？
35. 中國“過去”的未來在哪裏？
36. 中國研究在過去六十年間發生怎樣的變化？
謝謝您
我已經聽到了《中國民族關係緊張的根源是什麽？》
這個作者的確是沒去過新疆
值得看，來自2020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不論其結論的對錯，研究過程是嚴肅的
導 論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如果 你 拿起 這 本書，你應該已 經 認同中國很 重要這個前提，因此了解中國也很重要。從某種明顯的意義上說，中國一直很重要，而且也將一直如此。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會發生什麽情況，固然很重要。但是今天，中國不僅對中國人民自己來說很重要，而且在一些嶄新、出乎意料、有趣的方麵，對美國和全世界人民來說都很重要—這還不隻是因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現在全世界正麵臨著許多嚴峻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經濟增長、海事安全，甚至是反恐 —如果中國沒有參與其中，這些問題恐怕無法解決，甚至都未能有效地解決。
中美關係之所以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並不隻是在於兩國的貿易量，更是因為上述所說的現實情況。
另一個嶄新且出乎意料的方麵是，中國很重要是因為不管怎樣，中國 政 策 在中國境 外都 有愈 來愈 大 的 影 響。無 論 是其"一帶一路"計劃，還是其對全球漁業資源枯竭所作出的貢獻，中央政府和人民的行動都影響著我們。中國在全球思想市場上也發揮著新的作用。在處理經濟發展和緩減貧窮、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消除汙染問題和推廣可再生能源等諸多領域上，中國的一些建議和想法也說得很有道理，值得關注。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欣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處理手法。許多美國人都對中央政府和其政治的某些層麵持強烈的反對 意見（在 這點上，許多中國人也是如此）。盡管如此，我們最好還是要多了解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
正因為中國很 重要，故了解中國也很 重要。從某種明顯的意義上來說，現在了解中國變得較為容易。美國人能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量，幾乎和中國經濟一樣暴增。到訪中國的美國遊客數量創下新高，甚至有愈來愈多美國人學習中文（盡管人數還遠低於學習英文的中國人數）。全球所有主要媒體都在中國現身，意味著當中國登上頭條新聞時—就像幾乎每天都發生一樣—報道這些消息的往往是世界級的記者們。但即使是最優秀、中立的主流新聞媒體，大多亦應當會受製於每日主要新聞的報道。它們往往關注的是最引人注目的東西；記者根本不可能對自己所報道的每一件事都有深入的了解。社會上，有愈來愈多關於中國的資訊都是由中國人撰寫的，而他們用英語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數量和次數都在增長。但是，他們是中國本地人的身份，並不代表他們更充分了解自己國家的情況，因為美國人現在也能通過多年前中國官方媒體的全球性擴張，看到有關中國的報道。意料之中的是，官方媒體對中國的描述有著自己的規程，對中國多是正麵報道，就像一些美國媒體多是負麵報道一樣。因此，盡管關於中國的信息量在增多，但要了解中國仍然是很困難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正如美國對中國存在貿易逆差一樣，兩國之間也存在理解逆差。
這就是我們編寫本書的原因。我們邀請了36位學者，各自選擇一條美國人應該會問，有關中國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的重大問題，並讓他們逐一解答這些問題。每位作者都是專家；數十年來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探索和分析有助他們解答這些問題。他們深入思考了各自的問題，在總結概述這些迫切問題的同時仍能窺透其複雜性。
本書每章都道出幾個有關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信息。有關 過去的關 鍵 信息是，曆史很 重要；有關 現 在 的關 鍵 信息是，複雜性很重要；有關未來的關鍵信息是，中國的挑戰很重要。
導論
過去究竟今天的中國是全新的，還是曆史仍在發揮引領作用？人們很容易會提出這一論點，就是認為曆史在現今中國並不重要，過去四十年的巨變意味著未來對中國尤為重要，或者中國共產黨從擺脫過往的意識形態承諾，意味著中國著重未來，而不是過去。下這樣的結論還為時過早。
首先，就在不久之前，中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其他群眾運動中，就曾試圖抹殺其曆史，但卻以失敗告終。田曉菲在本書中寫道："（文革的）悖 論就在於，這場運動誓要摧毀過去，創造一個新社會，縱使其本身仍深陷在過去中。"本書的許多章都以此為根據，或者以其他理由，來論證曆史的重要性。如果不了解曆史背景，我們就很難明白為什麽中國人民會對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對"台獨"運動的反應如此強烈。
曆史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曆經數個世紀的劇變卻依然 存在的耐人尋味的傳承上。包弼德（Peter Bol）認為，知識分子和政客之間的緊張關係是中國社
會的一個長期特征，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辯論。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盡管存在種種差異，但習近平在某些方麵確實借鑒毛澤東的著作。王裕華則強調中國領導人在麵對強大精英階層的挑戰，試圖維持權力時，所遇到—並且還將繼續遇到—的種種問題。
曆史在當今中國之所以如此重要，也許最引人注目和意想不到的原因在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曆史的重視。關於曆史的說法，對於中國共產黨如何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尤關重要，以至於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發布了一份文件，禁止公開討論"曆史虛無主義"。這份文件所謂的曆史虛無主義，實際上是指對執政黨曆史的任何批評。中國共產黨不再隻是聲稱自己繼承一位19世紀德國哲學家的思想，而且還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是建立在繼承、傳播和促進中國五千年曆史的基礎上的。
本書中，談及曆史的作者都會同意，要了解中國的過去，關鍵就是要具備批判性思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所 說的曆史虛無主義），而不是一個灌輸式的官方版本。例如，盡管中國政府和媒體經常暗示，日本 在整個2 0 世紀都對中國懷有頑固的敵意，但傅高義（Ezra Vogel）指出這實際上並不準確。同樣，關於中華文明的單一起源或者曆史上的絲綢之路的主張，都不是建立在客觀考古學基礎上的中立主張—而是由特殊利益激發的。能夠 批判性地理解曆史，對於明智地判斷這些主張，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並不想說，由其曆史塑造的中國是獨一無二的，甚至是與眾不同的。若我們不了解其曆史和文化，就無法充分理解任何一個國家、政權或社會。但是，曆史在當代政治話語中—更不用說在許多普通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中—的重要作用，意味著曆史在中國或許尤其重要。
現在如果要用一個 最能描述當代中國的詞語，那恐怕就是"複雜性"了。年長的讀者可能還記得1980年代初中國城市的照片，當時蘇聯風格的混凝土建築占主導地位，幾乎每個人的衣服都是統一的顏色和樣式，到處都是自行車。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這樣—其大城市是創新型建築、時尚和豪華汽車的中心，但意味深長的複雜性遠遠超出表像。中國的政治是複雜的；中國的社會是複雜的；中國的人民也是複雜的。即使像"中國擁有威權政治製度"這樣看似直白的說法，也變得不再簡單直白。中國的黨國體製在很多方麵都不再經常幹預普通民眾的生活。但即使在一孩政策結束後，它仍然繼續限製普通人的生育選擇。黨國體製也繼續保持著一個龐大的宣傳機器，盡管如李潔（Li Jie）所指，現在對這種宣傳的反應通常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長期以來，西方思維都存在一種天真的觀念，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製度將變得更像西方國家。現在，我們很清楚中
導論
國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政治製度。
中國的社會是複雜的。城市和農村、青年和老人、富人和窮人之間，出現尖銳的新分歧。經濟增長造就一個新的中產階層—現在已有數以億計的人，並仍在不斷增長—他們有著新的期望和需求。政府和社會都擁護經濟改革，創造了一種馬克思和毛澤東都不會認出的新社會契約。在這種新的社會契約中，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對於民眾支持當前秩序尤關重要。更廣泛地說，改革時代釋放了廣大而豐富的新社會力量。中國共產黨很難適應，也不易控製這些新的社會力量。
這種複雜性不僅清楚體現在社會層麵上，也延伸到個人層麵。改革大大改變了在當代中國作為一個人的意味。正如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說，一種新的"中國人的自我"正在形成—更加個性化和全球化。中國人正在以新的方式回答熟悉的問題—擁有良好的生活意味著什麽？他們也在問新的問題，其中一些是他們的父母從未想過的。什麽是環境可持續的生活？
國家權力的界限應該在哪裏？最 近富裕起 來的慈善家在思考該如何積極回饋社會。在這個宗教信仰時常轉變、家庭規範不斷改變、醫療體係迅速發展的時代，許多人都在問：怎樣才是好的死亡？
同樣，我們 並不是 要說中國比其他 社會更 複 雜或 更 不複雜。所有的社會都是複雜的。相反，關鍵是要意識到這種複雜性對我們更理解當今中國尤關重要。
未來
幾位作者探討了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在未來麵臨的巨大挑戰。中國共產黨能成功徹底消除貪腐問題嗎？當革命的起源變得愈來愈不重要時，中國執政黨還能保持其合法性嗎？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還能持續增長嗎？與某些隻挑好話或壞話說的分析師不同，我們的所有撰稿人都試圖對這些潛在的分歧問題提出不偏不倚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探究中國有哪些資源可以應對這些挑戰，以及這些挑戰將會以有序還是混亂的方式得以解決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將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未來。我們的撰稿人向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甚至在一些文章中向全世界人民，提供許多建議。無論中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無論她是否聽取我們的撰稿人的建議，無論它能否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並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我們都可以從中國的經驗中裨益不少。這並不是說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國模式"，而隻是說中國的經驗，無論是其不可否認的成功還是有所裨益的失敗經驗，都為其他社會提供了一種對策，包括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減少貧困、老年和精神健康護理，以及在重組教育或
生產能源方麵。
過去、現在和未來當然是相互聯係的。過去作出的政策選擇會 影響現在的形勢，將來也將繼續如此— 毛澤東時代製定有關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的政策，決定了今天可供中國領導人作出的選擇。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追溯，問一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時期關於政治組織的思想，或者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是如何持續影響中國官員對現在和未來的看法。如馬若德所指，某些毛主義政策的重現，有時讓人覺得中國正在回到未來。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則指出，一個世紀前中國知識分子對未來的幻像與今天的中國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共鳴，使這種想象中的"未來"似乎變成了現實。
各 個 方 麵 的 專 家 都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理 解 曆 史、其 複 雜 性和 挑 戰。我們 之所以 邀請 這 些中國專家，而 不是其他專家來撰 稿，並不是 什麽秘 密。他們都是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 研究中心（Fai rban k Center for Ch i nese St ud ies at Har vard
University，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的學者。費正清中心在其六十多年的曆史中，一直致力於成為世界領先的中國研究機構。盡管該中心的主要焦點仍然是學術研究，但它也
一直擔當著公共角色。研究中心的創始人費正清（ John K ingFairbank）不僅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傑出的中國曆史學家，還培養了像白修德（Theodore “Teddy” White）、哈裏森•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和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等著名記者。近年來，費正清中心不僅是學者的，還是政策製定者、持不同政見者，甚至企業高管的基地。費正清中心的一些成員一直覺得自己有責任走出象牙塔，協助民眾訴說公眾輿論和製
定公共政策。隨著中美關係踏入陌生的領域，我們認為這種教育和告知政策製定者和公眾的公共角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1 .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一 個政 權能否維 持穩定和生存，最根 本的問題莫 過於它是 否具 有廣泛的合法 性。對 大眾而言，執 政黨是 否具 有 "統治權"？即使市民可能不喜歡 執政黨特定的政策或人員，他們是否仍然認為在道德觀念上有義務默 認其 權威？這些問題與政權持久性顯然是有關聯的。隻有采取高壓手段的國家，才能在普遍沒有民眾接受其政權合法性的情況下長期生存。
曆史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一個多世紀前的著作中，指出了政權合法性的三個基本來源：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在傳統型合法性中，市民服從國家的命令，隻是因為這是一種習慣。韋伯指出，帝製時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新的共和製度取代了中國長達二千年的帝製，打破了其傳統合法性。在魅力型的政權合法性中，市民的服從是源於對最高領袖的忠誠。許多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魅力型統治的典型例子。身為共產黨革命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恢複了中國主權，使其個人光環比任 何同齡人或繼任人都更為耀眼奪目。毛澤東於1976年逝世，為魅力型合法性畫上終結。在支撐現代民主製度的法理型合法性中，市民服從政府是以客觀的法律製度和官僚製的行政模式為基礎。然而，很少政治觀察家會認為，法理型合法性曾經在中國漫長的威權主義曆史上流行一時。現在的中國，跟過去一樣，人治始終淩駕於法治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在後毛澤東時代，有些人曾通 過各種製度改革，致力創造法理型合法性，如定期召開黨和政府的代表大會、闡明政黨和政府各自的責任、建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落實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規定黨和政府官員的法定退休年齡和任職期限等。但近年來，中國製度化的趨勢似乎發生了逆轉。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權力重新集中在最高領導人的手中，共產黨淩駕於政 府之 上的絕 對 權威亦重 新被確立，圍繞退休年齡和任職期限的規範也備受質疑，為即將舉行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好準備。
如果韋伯提出的三種典型政權合法性都不適用於當代中國，那麽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悖論：在毛澤東去世四十多年後、中歐各國的共產黨倒台近三十年後，為什麽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依然如此穩固？該政權能夠穩固生存有部分原因確實是因為其高壓政治，但並非全是如此。相較以往各國共產黨掌管的機構（例如東德的"史塔西"［Stasi］），中國國內安全機構的運作沒有那麽具侵略性和冷酷無情。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不同機構進行的大量民意調查均指出，市民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度仍然十分強烈。政治學家唐文方在其《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Authoritarianism）一書中，提出"當民調機構以不同指標，包
括對核心政治機構的信心、民族認同、對政府績效的滿意度、對國家政製的支持度，或對現任領導人的支持度，來量度政權的支持度時，中國的受訪者在所有國家和地區的調查數據中，各項指標的水平一直是最高之一……中國的整體政權支持度明顯遠高於許多民主國家"（第159頁）。
當然，支持與合法性不是同一回事。一個人認可其政治領袖及計劃，並不代表這個政權在道德上賦有統治權。不少學者，包括趙鼎新和朱毓朝，一直努力為當代中國政權可持續性的悖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
第一部分政治
論尋找解釋。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延續所依靠的是一種工具性的"績效合法性"，而這是源自後毛澤東時代驚人的經濟增長，以及中國隨之上升的國際 影響力。然而，隻是靠政
府良好的管治成果所帶來的市民支持，並不符合韋伯所說的"
合法性"。韋伯著名的類型學，就是被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所激
發，即為什麽一些政權，即使在政績不佳的情況下，仍然能得到
市民的認可。這個問題 顯然 與當代中國有關。因為中國經濟放
緩和持續惡化的國際環境，皆有可能侵蝕其近幾十年來取得的
驚人政績。在逆境之下不斷減弱的政治支持，會否如"績效合法
性"解說的支持者所預測般，導致中國政權倒台？抑或中國共產
黨政權擁有一定水平的民意合法性，令其能夠抵擋即將浮現的
重大國內和全球挑戰？
由於言論自由受到限製，我們不可能確實知道一個威權政
權在市民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毋庸置疑，中國政權合法性的
問題不僅受到研究中國的學者關注，也同樣關係到那些統治中
國的人。作為設計和執行習近平主席的反腐運動的官員，王岐
山在2 015年秋會見外國政要時，便親口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為
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辯護時，既沒有提到傳統型、魅力型
或法理型的權威，也沒有談及政權的政績，反而說到曆史。他
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曆史 ，是人心向背決定的，
是人民的選擇”。
以“曆史合法性”這個強大且普及的說法來解釋中國共產黨
的權威，是既有趣又含糊的。在一個擁有大約五千年曆史的國
家，僅有95歲的中國共產黨隻能宣稱自己占中國曆史的極小一
部分。無論是好 是壞，中國在 上個 世 紀都發 生了重大變化，而
這大部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倡導的運動。共產黨革命（1921–
1949）本身就是一項非凡的壯舉，因為中國靠一支衣衫襤褸的
農民軍隊，在多次交戰後，戰勝了日本人和國民黨強大的軍隊。
在革命成功後掌權的短短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便成功地驅逐了
“外國帝國主義”（讓我們暫時用“蘇聯修正主義”取代它），實行
了大規模（盡管很血腥）的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和工業的國
中國36問
16
有化，並為市民提供基本的醫療保健和教育。這些曆史性的成
就確實為中國共產黨及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取得了市民廣泛的
認可。然而，在毛澤東統治下其他時期的記載，肯定不會喚起人
們多少正麵的回憶。1957年的“反右運動”打擊了中國許多富有
才華的知識分子。1958–1961年的“大躍進”造成人類曆史上最
嚴重的饑荒，導致數以千萬人餓死。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
命”則引致激烈的派係鬥爭、收入停滯，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經濟
創新方麵“失去了十年”時間的發展。實際上，現任領導人的“維
穩”的政策—要求國家在監督和安全方麵投放大量資源—被合
理化為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演以前混亂局麵的必要措施。
因此，中國共產黨試圖為自己營造的曆史合法性形象便引
發了一些棘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被賦予不容置疑的“統治權”，
究竟應歸功於中國複雜曆史上的哪些事件？這樣的合法性到底
能維持多久？尤其是當客觀調查可能與官方對事件的敘述相矛
盾，而政權合法性據稱是以官方敘述為基礎之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通過黨嚴格控製中國曆史和政治以解
決這些問題。據多家新聞媒體報道，2016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呼籲發展具有“中
國特色”、適合中國“ 社會主義實踐”的新分析方法。習近平 強
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個緊迫的理論建設運動中擔當重要
的角色。他要求官員要致力“關心、培養和充分利用”眾多在哲
學社會科學領域工作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成為“先進思想的倡
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氣的引領者，以及執政黨管治
的堅定支持者”。
習近平相信，培養忠誠的知識分子為共產黨繼續執政提供
可信的理由，是執政黨能維持生存的重要之道，而這無疑是正
確的見解。正如包弼德（Peter Bol）在本書文章中所闡釋，許
多世紀以來，中國統治者就一直依賴知識分子協助構建政治合
法性，而這往往會牽涉到改寫曆史。但現在，這絕非一件易事。
如果中國曆史是政 權合法 性的最 終 仲裁者，我們該 如何理 解
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
第一部分政治
17
這個令人尷尬的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
幾乎全部都是從蘇聯引進的，與革命前中國的體製幾乎沒有相
似之處？對於一個努力將政權形象塑造成中國五千年“輝煌”曆
史的政權來說，這的確是個問題。即使共產黨主張的合法性完
全歸功於其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恢複”中國的
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一事上，但這種說法仍然存在問題。中國
在大部分曆史時間裏，實際上是分裂的，而它想象中的凝聚力
主要是文化而非政治方麵的統一。正如曆史學家濮德培（Peter
Perdue）所指，諷刺的是，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稱自古不可
分割的地理版圖，全部都是在18世紀滿清王朝統治時期通過征
服取得的。
中國共產黨或許仍享有在革命期間和掌權之後累積如水
庫般深不見底的合法性，但即使是最深的水庫，若沒有定期補
充，亦終究會蒸發殆盡。共產黨革命所未完成的承諾還有待充
分研究，更不用說付諸實行。中國共產黨已宣布暫停審查自己
的曆史錯誤，並譴責這種討論，將其列為“七不講”之一，一旦被
公開提及，就會招致當局迅速的報複。
長遠而言，通 過歪曲曆史來鞏固的政 權合法 性，是不 可能
經得起嚴峻挑戰的。努力嚐試實現最初曾激發共產黨革命的社
會正義理想，才有可能築起更堅實的框架，為共產黨的統治構
建道德基礎。中國需要的不僅是一場針對官員瀆職的反貪腐運
動，還要采取重大措施，大幅度縮窄因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
而帶來的巨大貧富差距。習近平下令在貧困的農村實行“精準
脫貧 ”，無疑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了一 步，但 這隻是第一 步。中
國需要的是一個更雄心勃勃的方法。那就是據中國古代的“天
命”理論所說，統治者的民意合法性是建基於他對社會福利的
關注。
如果中國共產黨政權繼續掌控殘存的曆史合法性，那麽它
就會麵臨被當前的管治手法耗盡的危險。然而，尚沒有確切的
信號表明威 權政權即將喪 失 合法性；唯一確鑿的證據就是政
權倒台。然而，由於當今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均處於混亂無序
的狀態，中國在短期內做出這樣的選擇，可能性微乎其微。
2 .
反貪腐能否救黨？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貪腐問題在中國並非新事物。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
學生，就在譴責“官倒”。三年後，隨著鄧小平1992 年訪問緊鄰
香港的深圳經濟 特區，天安門事 件後實施的意識形 態限製被
打破，一場大規模的貪腐高潮也隨之而來。據很有威望的經濟
學家胡鞍鋼推算，至20 01年，貪腐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占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16%。這個數字看似很高，但也反
映出中國貪腐問題日益嚴重。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
後，中央政府提供了五萬億元人民幣（約7,50 0億美元）刺激經
濟，引致一場新的貪腐浪潮席卷中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每
年都會發布嚴厲聲明，強調必須打擊貪腐，但被抓和被起訴的
幾率仍然偏低。然而，習近平在2012年11月上任中共總書記後，
隨即展開的反貪腐運 動正如火如荼地 進行，致力遏 止貪腐 行
為。
為什麽是現在？中國貪腐的問題曆史悠久，究竟是什麽原因
促使當局要開始打擊貪腐？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猜測，僅僅是
因為貪腐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威脅到中共以後繼續執政？又或
者是密切相關的原因，那就是貪腐程度，加上社會不穩、法治
要求、全球化力量等其他因素，已經威脅到執政黨的合法性？
抑或是因為派係鬥爭？以上所說都是原因之一，但習近平反貪
腐運動的具體原因，無疑在於已被解除職務的中共官員薄熙來
曾試圖推翻2007年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這次會議指
中國36問
20
定習近平為下一任領導人），為自己謀取領導職位。
薄熙來努力的故事確實令人驚歎，而關於這件事的一些細
節無疑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永遠，都無人知曉。然而，
有一點是明確的，執政黨— 也就是中央委員會，尤其是以即將
離任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為首的領導層—已經決定由習近平於
2012年接替胡錦濤擔任總書記。薄熙來甚至都不能進入政治局
常務委員會，這個 集中國家權力核心的細小 機構。令人驚訝的
是，出身於共產黨官員家庭的薄熙來，父親是在1989年6月天安
門事件最緊張關頭為中共做決斷的“八元老”之一，會決心反對
中共的決定。如果說中共有什麽核心規矩的話，那就是必須遵
守黨的決定。就連後來被指控為分裂黨的時任總書記趙紫陽，
都不敢公開反對鄧小平的斷定，指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人士是一
群參與了“有計劃的陰謀”的“極少數人”，目的為顛覆社會主義
製度和執政黨。然而，薄熙來在重慶實行政策毫不費。身為中
共重慶市委書記，他在主政這個位處西南部的重鎮期間，基本
上把自己打扮得比北京的當權者更像是社會主義者。
不僅如此，薄熙來顯然還會與他人密謀，以獲取其已被否
定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資格。如果還有比嚴禁違抗中共的決定
更嚴厲的黨內規則，那就是嚴禁拉幫結派，密謀對抗中共的領
導。我們並不了解這場政治陰謀的細節，但正是習近平親口證
實了這件事。習近平指：
“在所有黨的紀律 和規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紀律 和政治
規矩。從近年來查處的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周
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案件看，破壞黨的政治
紀律和政治規矩問題非常嚴重，務必引起重視。這些人權力越
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回事兒，
甚至到了肆無忌憚、膽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脹，為了
一己私利或者小團體的利益，背著黨組織搞政治陰謀活動，搞
破壞分裂黨的政治勾當！”
這些話在黨內已經算是極其嚴厲的措詞。指控前政治局常
反貪腐能否救黨？
21第一部分政治
委周永康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才厚搞“分裂黨”的“政
治陰謀”，是自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人們再沒聽過的重
話。在2 012年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它們道出了黨內分歧的
嚴重程度。
薄熙來在習近平成為總書記之前，就因為多項罪名被拘捕，
所以他並非反貪腐運動迄今打擊的184名“老虎”（高級幹部）之
一。但周永康、令計劃和徐才厚等人的親信顯然都是反貪運動
的目標。習近平的當務之急明顯就是要清除政敵。
不過，反貪腐運動並不局限於政治鬥爭。事實上，正如打擊
薄熙來等人的鬥爭所表明的，更嚴重的問題是，黨的紀律已經
瓦解到會威脅其存亡的地步。無疑，在習近平和他的盟友眼中，
中國共產黨正麵臨著有可能使其滅亡的嚴峻挑戰，程度絲毫不
亞於當年擊垮蘇聯共產黨的那場挑戰。正如習近平在晉升為黨
魁之後簡而言之的：“為什麽蘇聯會解體？蘇聯共產黨為什麽會
倒台？其一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動搖了……最終，
戈爾巴喬夫（Gorbachev）用輕輕的一句話宣布解散蘇聯共產
黨，這樣一個強大的黨就此消失了”。習近平總結道：“（蘇聯共
產黨最後）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自此以後，他
和身邊的人就不斷喚起 對蘇聯解體的恐 懼。一篇後來刊登在
官方《人民日報》的重要評論中寫道：“到今天，有著七十四年
曆史的蘇聯，已經 解 體二十二年。二十多年來，對於蘇共亡黨
亡國的反思，在社會主義中國從未停止。”
究竟是 什麽讓中國陷入 這 場 合法 性 危機？正如習近平所
指，就是失去了“理想和信念”。或者，假如習近平是一名學者，
他可能會說，另一種強調“法治”和“製度化”的論述已經出現，
意味著有利於政府製度化的共產黨革命性使命將會結束。這個
替代性議題是源自中共自己的言論。隨著一場引發災難性內亂
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自1982年頒布新憲法以來，中共一直強
調“法治”。實際上，習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
大會上的講話中，曾宣稱：“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
政，關鍵是依憲執政。……黨領導人民製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
中國36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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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對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不幸的是他們以為這篇演
講意味 著習近平將 推動中國的自由開放，支持法治，而總的來
說就是支持公民社會的出現。2 013年1月，自由主義報紙南方
周末》以習近平的“中國夢”和法治言論為藍本，發表了一篇題為
〈中國夢，憲政夢〉的社論。“憲政”理念是源自過去十年發展起
來的維權運動。其基本目標不單單是要運用法律來維護市民的
權利，而且還要鞏固法治，逐步迫使執政黨完全在合法範圍內
執政，從而達到它所宣稱的目的。盡管這一願景為中國走上“和
平演變”的道 路帶來希望，但同時也損害了執政黨的合法性。
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均察覺到這個危機，認為受到全國關注的
《南方周末》社論是在推動中國走前蘇聯的道 路。2013年4月
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九號文件，列出了七個不可公開討論
的領域，首先是“憲政”，但也包括“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
聞自由”和“曆史虛無主義”。
根據檔案研究，“曆史虛無主義”實際上就是指撰寫優質、
可靠 和真實的曆史，而這必然會與 執 政黨 認可的編史 互 相抵
觸。2013年12月，即大約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後，有關
“兩個三十年”曆史時期的討論開始出現，可見中共對“曆史虛無
主義”的關注。習近平和其他人已經清楚意識到，過分強調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也就是嚴酷的毛澤東時代—將損害
後來的改革，就像過分強調改革可能會否定毛主席，從而否定
革命本身的正當性一樣。近年來，許多人都在問，近七十年前
的一場革命，無論當時人們認為其有多麽合理，怎麽能夠證明
當下共產黨繼續掌權依然正當呢？作為回應，中共中央黨史研
究室發表了一篇權威文章，稱“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政
治哲學）將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這篇文章再次喚起中國對
蘇 聯 解 體的恐 懼，稱 “ 蘇 聯 解 體 和蘇 聯共產 黨倒台的主要原
因，就是全麵否定了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曆史，否定了列寧和
其他領袖人物，實行曆史虛無主義，擾亂了人們的思想”。
反貪腐能否救黨？
第一部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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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章中所述，要
致力支持習近平的領導一樣，反貪腐運動與對中共曆史的解讀
和合法性問題直接相關，因為貪腐問題的出現直接反映出共產
黨黨員喪失了“理想和信念”。如果共產黨黨員失去了堅守的思
想，他們的確需要受到公民社會和法治的約束。但是，如果能
夠通過打擊貪腐來恢複執政黨的紀律和理想主義，我們就可以
繼續相信隻有執政黨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理想。
但真的是這樣嗎？貪腐問題在中共黨內廣泛出現，反映出
中國社會更廣泛的變化，正如維權運動和其他民眾運動反映出
一個更多元、教育程度更高、更開放和參與性更強的社會的出
現一樣。這一個可以承認革命的曆史價值的社會，但同時認為
未來會更“民主”，卻沒有明確定義“民主”所代表的意思。然而，
這必定代表著某種更廣泛、更具有監督作用的社會。這樣的話，
社會存在的貪腐問題就不會侵蝕政治體係和社會習俗。
反貪腐運 動至今已進行四年，打下了18 4隻“老虎 ”（定義
為副部長級以上的官員）和數以萬計的“蒼蠅”（較低級別的官
員）。然而，奇怪的是，並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努力解釋為什麽中
國會出現這種貪腐風氣。官方言論指責犯錯的官員自私自利，
以權謀 私。但是，官 方一直很 少 討 論 究竟中共內部的結 構 如
何帶動官員貪腐。而且，如果不坦率承認這些根本性的結構問
題，似乎就很難進行必要的變革以減少未來的貪腐情況。迄今
唯一的結構性變化就是黨內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監督執法，
但中共似乎不太希望繼續依靠這支“禁衛軍”作監督。紀律檢查
委員會和其前身在執政黨的曆史上從來沒有發揮過持久的作
用，而在過去每當他們的作用被暫時提高時，就往往會因為各
種過激的行為而備受指責，然後遭到削弱。因此，目前我們很
難看到究竟什麽樣的結構性改革能夠控製貪腐問題、恢複合法
性，並消除人民對法治和社會監督的需求。
雖然反貪腐運動最初的目標是消除習近平的政敵，但我們
不應隻是將這場 運動視為派係鬥爭。盡管這也是鬥爭的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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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這場運動更應被視作一次廣泛努力遏製正在侵蝕中共合
法性的社會變化浪潮的一部分。諷刺的是，習近平在短期內愈
成功，長遠而言政治和社會穩定所麵臨的風險就愈大。習近平
和執政黨需要以某種方式考慮整合中國正在出現的社會力量。
單單隻是壓製它們是不足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