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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戰史鑒：戰爭，海盜，黃金和美元霸權
金融戰史鑒（上）：戰爭，海盜，黃金和美元霸權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在殖民主義時代，列強明火執仗，金融是戰爭、海盜行為的支持者，也是掠奪利益的分享者；在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為追求貿易帶來的超額利潤，貨幣、金融是輸出商品的工具，列強之間的貨幣地位、金融地位爭奪，也是為了獲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追求貿易利益轉變為追求“超額鑄幣稅”利益，強權貨幣利用絕對優勢地位，不僅從占有他國資源、商品、勞動中獲利，同時還在左右全球金融價格的漲跌中獲利，更從動輒就擊垮一個國家經濟的過程中獲利。
叢林之蠻
2022年2月24日，一場“新型世紀戰爭”發生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表麵看，這隻是俄烏兩個國家間的軍事戰爭，但其背後，或許已經演變為整個西方勢力對俄展開的經濟大戰、金融大戰。
先講一個現實中的故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是俄羅斯最大的銀行之一，其規模占到整個俄羅斯國有銀行資產的25%，這家銀行在英國上市。
俄羅斯被實施金融製裁、經濟製裁之後，這家銀行的股價從2月16日的15美元附近跌到3月2日的不足1美元。正當無數股東熱切期待戰爭快點結束，股價能夠回升之際，英國金融監管當局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持有俄聯邦儲蓄銀行股份的投資者，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清空所持股票，否則，證券代理機構將代為強行清空。
股東們虧慘了，但這完事了嗎？沒有。有報道稱部分華爾街公司開始買入俄羅斯股票。
這是生意還是掠奪？其實沒什麽可大驚小怪，這就是戰爭的本質，無論是軍事戰、經濟戰、科技戰、貿易戰、外交戰、政治戰，還是文化戰，其背後往往都是西方資本寡頭對他國利益的掠奪，而這當中幾乎都少不了金融手段。
海盜的邏輯
說到財富劫掠，人們極易聯想起海盜，但您是否聽說過“皇家海盜”或“紳士海盜”這樣的概念？其實，從16世紀開始，歐洲人就把那些由某國家政府或皇家支持的海盜統稱為“皇家海盜”或“紳士海盜”。那時，基於新大陸(16.740, 0.28, 1.70%)的發現和殖民地的擴張，全世界的海洋上行駛著各種各樣滿載黃金和貨物的船隻，所以海上劫掠成為一種職業。這原本是一種民間強盜幫夥的犯罪行為，但老牌歐洲帝國為了強化航海技術，擴大殖民地，刻意豢養海盜，甚至使之合法化。
最為典型的案例是英國“皇家海盜”，而最為著名的人物，恐怕非英國大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莫屬。1577年和1580年，德雷克因兩次環行地球，在1581年4月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親自登船賜予皇家爵士頭銜。但是，英國人心中的這位英雄，及其統率的霍金斯船隊，其實就是英國皇家特許的海盜團夥，他讓英國皇家的每1英鎊投資，變成了47英鎊的利潤。
1540年，德雷克生在一個貧窮的新教傳教士家庭。5歲時，因父親躲避宗教迫害而舉家遷到肯特郡，迫於生計，德雷克13歲上船當學徒，隨船來往於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峽。26歲加入其表兄——英國著名航海家霍金斯的船隊，從此開始其全世界淘金的生涯。
在16世紀的歐洲，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大梁、世界霸主，而英國卻無足輕重。但是，這個時期宗教革命風起雲湧，逆轉著整個歐洲的政治格局。英國亨利八世創立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英國成為最早的新教國家之一。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上台後，對內鞏固新教地位，對外支持荷蘭等新教國家獨立，試圖將英國變成新教帝國，於是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
在經濟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大發殖民橫財，也讓英國妒火中燒。但早在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也曾雇傭威尼斯航海家卡波特去尋找新大陸，足跡遍及北美的紐芬蘭、哈得遜灣和弗吉尼亞，以及南美洲的圭亞那等地，但並未找到金銀財寶，一次次血本無歸。
怎麽辦？殺人越貨，海上打劫。1585年到1604年，英國建立武裝商船，每年近200次出海，專門在大西洋(3.390, 0.04, 1.19%)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運輸船隊，平均每年擄獲財務約20萬英鎊。這在當時是筆相當大的收入，而為擴大戰果，伊麗莎白一世打起了海盜的主意，向仇視西班牙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率領的船隊頒發“私掠許可證”（Privateering Commission），授權該船隊合法打劫他國商船。
由於得到英國皇家的資助，1572年開始，德雷克駕著武裝商船，在加勒比海成為了當時讓西班牙人聞風喪膽的“猛龍”，同時也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為英國劫掠財富無數。最著名的一次當數劫掠西班牙寶船“卡卡弗戈號”。1577年，德雷克得到一個情報，西班牙一艘滿載金銀財寶的運輸船“卡卡弗戈號”正從秘魯駛向巴拿馬城。於是，德雷克在巴拿馬外海設伏，於1579年3月3日將遠道而來的“卡卡弗戈號”擒獲，一次性打劫黃金80磅、白銀20噸、銀幣13箱以及眾多珍珠寶石。
此外，德雷克利用打劫“卡卡弗戈號”獲得的海圖，穿過太平洋(2.620, -0.02, -0.76%)和印度洋一路西行，一年多以後才回到英國，成為環繞地球航行的第一個英國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隊滿載財寶駛進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歡迎。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登上霍金斯船隊的旗艦“金鹿號”為德雷克授勳，並任命他為普利茅斯市長。
說金融戰幹嗎要說海盜？第一，無論是當年的遠洋貿易行為，還是依托武裝商船的海盜行徑，其背後都必須擁有強大的資本支撐，包括早期的“股份製融資”行為的背後，都能看到所謂“皇家特許”的身影，而當時所謂的遠洋貿易，其實質不過是販奴、海盜、殖民等“叢林生意”罷了；第二，不創造財富，也不以土地占領為目標，而是依仗資本實力建立各色武裝實力去偷獵、圍獵他國財富，其實都屬廣義金融戰範疇，與當今更加隱秘、更加高超的金融戰異曲同工，不過是時代不同、表象不同而已。
從海洋到陸地
如果說，海盜在海上劫掠還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較量，那在殖民地內部，帝國主義又是如何去劫掠駐在國財富的呢？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以鴉片戰爭為例，這場讓中國人深感恥辱的戰爭，當然與清政府各級官員腐敗、清政府幣製不適於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同時也與各大帝國主義殖民者窮凶極惡緊密相連，而在所有掠奪手段背後，一場“金融戰”早已在當時的中華大地打響。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商品市場流通有兩種貨幣：大宗交易、官方交易使用以兩為單位的紋銀（銀錠），而老百姓(37.430, -0.11, -0.29%)和小商家的一般生活交易則使用銅錢結算。同時，銀兩與銅錢之間存在一個所謂的固定比率。但是，由於各種經濟和貨幣原因，更因為各級官員借重“銅錢兌紋銀貶值”漁利，導致國內金融矛盾非常突出，“銀貴錢賤”問題長期存在。
一方麵，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很難有財力兌換白銀，無法倚重白銀為財富保值；另一方麵，中國早年是個“貧銀”國家，白銀生產依賴雲南、緬甸和安南的銀礦，但這些地方無法提供穩定的白銀來源，這使得官銀來源嚴重依賴市場，必須依靠官方所製銅錢去市場兌換。在這樣的情況下，銅錢的市場信用大打折扣，這就為境外商業和金融勢力留下了可乘之機。
其實，中國開放很早。康熙年間，中國在茶葉、絲綢、瓷器方麵，已經成為英國、荷蘭、丹麥等歐洲國家的主要供貨基地，英屬東印度公司等外國企業在華大量采購商品。問題是，歐洲、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量巨大，但中國人對境外輸入的洋棉布、毛紡品、金屬製品以及香料、胡椒、檀香等需求很少。比如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年）的13年間，英國輸華商品總貨值不過1687.15餘萬兩，隻相當於中國出口英國茶葉貨值的1/6。
如何逆轉貿易格局？英國人的方法是：第一，對茶葉進口征收高額關稅，緩解貿易逆差；第二，鑒於吸食鴉片的成癮性，再加之其中利潤巨大，於是英國商人開始不斷擴大鴉片對中國市場的走私規模。
此舉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逆轉了中英貿易格局。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寺卿、黃爵滋對鴉片進口造成的白銀外流情況進行了統計：從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白銀外流1700萬至1800萬兩；到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白銀外流升至2000多萬兩；道光十四年以後，更達3000萬兩之多。史料記載，1825年，中國貿易發生從盈到虧的逆轉。
鴉片貿易導致白銀大量外流，而這時候，美洲獨立運動導致國際市場對茶葉和生絲的需求疲軟，中國白銀供應鏈近乎中斷，銀更貴、錢更賤。這時候，一個特有的貨幣現象出現了。1833年到1838年的5年間，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跟蹤調查發現，洋錢已充斥廣東、福建和浙江等許多沿海地區。在江浙，專司“外銀套購國銀”的商人比比皆是，而且洋人刻意打壓“國銀與外銀匯率”，按當時江浙的計算，浙江每百萬兩的外貿交易額，因匯率問題就需中方多支付10萬兩“國銀”，而全國外貿因匯率問題流失白銀上百萬兩。據《林則徐全集》記載：洋人“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致內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
洋人不受清政府控製地大量鑄造銀圓，並以此大量套取“國銀”匯差。
在當時的中國，嚴重的財富外流已經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也是道光皇帝必須痛下決心派遣林則徐禁止鴉片的重要經濟背景。
熱戰的伴隨者
軍事戰爭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著金融戰爭。戰前和戰中，金融為戰爭籌措資金，戰後則收獲暴利。
更為殘酷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財富掠奪，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先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帝國之間爭奪領地、爭奪資源、爭奪財富。但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場戰爭成就了一個帝國新貴——美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遭到攻擊後的法國貝裏昂街。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天，美國總統威爾遜立即聲明美國保持“中立”立場，8月19日，他更號召美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同樣做到不偏不倚”。但美國真能嚴守“中立”？正如美國史學家W·米利斯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美國1915年年中已經卷入戰爭。本質上，美國是複雜戰爭機器上的一部分，整個經濟力量一直都在支持著其中一方，而且思想感情和政策都不可能使我們保持中立。”事實是，一戰開打第一天，美國就成了英國的大後方。
史料記載，1915年1月，為避免與美國的“中立”立場相衝突，英國政府委派了一位重量級商人來到紐約，並任命其為英國駐美的商務代表。這個人就是與英、美政府高層都有著密切關係，當時在國際上已極負盛名的大金融家、摩根財團的當家人J·P·摩根。
J·P·摩根在美國，一隻手通過大規模舉債，幫英國政府募集戰爭經費；另一隻手則用募集的錢代表協約國在美大量采購軍物。這樣的生意模式，讓美國金融家、實業家賺得盆盈缽滿。
1915年8月12日，美國財政部長麥卡杜在寫給威爾遜總統的一封信中指出：向協約國出售工業品讓美國迎來了一個大繁榮時代，但要使繁榮持久下去，美國必須公開向協約國提供貸款。12月8日，威爾遜正式批準了政府貸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向國會發表講話，向德國宣戰。
1917年1月，德國潛艇再次大規模封鎖了美英之間的海上運輸線，並聲稱6個月內取得戰爭的勝利。如果這條戰爭生命線被切斷，德國贏得戰爭，那美國對協約國數以百億計的債務勢必灰飛煙滅。情急之下，1917年4月6日，美國正式對德宣戰。神奇的是，摩根財團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其對英國政府的商業性貸款，轉換成了英國政府對美國政府債務。用什麽方法實現的轉化？迄今為止，這是國際金融史上一個著名的迷局。但客觀地看，此舉為一戰後的國際經濟格局演變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一戰的結果是什麽？戰後統計數據顯示，5年之間，美國工業總產值從不足250億美元，增長到了640億美元，增幅156.7%；美國百萬富翁的人數增加17000人。時任美國財長梅隆承認，戰爭交易美國所獲利潤率高達80%。而英國財務大臣斯諾認為，美國政府從戰時的本國企業手中獲得了30億美元的“超額所得稅”。
另外，在歐洲無力顧及拉美和遠東市場之時，美國對拉美貿易從不到8000萬美元擴張到34億美元；美國已基本控製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膠，玻利維亞的錫礦、智利的硝石與巴西的咖啡；美國私人資本對中國和遠東市場的輸出從35億美元增長到了70億美元。
1919年，法國巴黎，一戰結束後，在法國巴黎凡爾賽舉行的和平會議。
更重要的是，黃金從歐洲流向美國。1919年，美國黃金儲備相當於世界各國黃金儲備總量的40%，並借戰爭所得，從境外投資者手中贖回20多億美元的美國債務，一舉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英國統計表明，美國借給協約國的全部戰爭債務總值高達125億美元。
正如美國駐英大使佩奇在1914年10月11日寫給美國總統顧問豪斯的信中所預言的那樣：“戰後，差不多所有歐洲國家都快破產了。海上將不再有德國。10年以後……整個世界的前途都將會落在我們手中，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豪斯則在回信中說：在同一個時期裏，美國越來越強，交戰國越來越弱，正負反差之和，就等於美國力量在成倍增長。
1919年，法國巴黎凡爾賽宮，條約簽訂後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和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
那戰敗國會是什麽情況？1919年6月28日，27個國家的代表在凡爾賽宮鏡殿見證了德國外長赫爾曼·穆勒簽下賠償條款，440項賠償讓德國喪失了全部的殖民地、租借地和10%的國土、12.5%的國民；喪失了75%的鐵礦石資源、68%的鋅礦石資源和26%的煤炭資源；喪失了20%的遠洋與內河的航運能力，25%的捕魚船隊和大部分的海外投資；喪失了對軍隊規模的自主控製權，以及飛機、坦克和重炮等軍事裝備的擁有權。此外，德國還必須在未來的30年間，向戰勝國交付1320億金馬克，約合33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330億美元當年是什麽概念？資料顯示，1919年過去4年之後的1923年，世界各國的黃金儲備加在一起的總價值不過200億美元而已。
一戰之後的金融故事
作為一戰的失敗者，德國簽署了城下之盟，但在賠款問題上，德國也抗爭過。實際上，330億美元賠款最終是在1921年5月才確定的，而在《凡爾賽協議》的最初文本上，德國需要支付的賠款數額則是330億美元的兩倍。
作為德國的老冤家，法國是一戰中受損最為嚴重的國家，法國在戰後最大的願望是：通過戰爭賠款壯大自己，徹底搞垮德國，成為在歐洲大陸唯一的霸主。
英國並不希望德國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希望德國盡快恢複經濟。一來，德國經濟的恢複可以避免法國獨領歐洲大陸，威脅英國的地位；二來，德國經濟的恢複可以使英國及時且足額獲得戰爭賠款，並以此償還對美債務，更可壓製美國不時地叫板。
作為一戰中最大的債權國，除決不允許“協約國”逃債外，美國還在盤算如何才能通過債務控製歐洲，為自己贏得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政治地位。
列強各懷心思，但拋開政治僅從經濟考量，法國要恢複家園、重振經濟，必須指望德國賠款；英國要清償對美國的債務，也得指望德國賠款；美國要維係戰時擴張的產能繼續增長，更要指望英法等國持續購買美國商品，這勢必要指望德國能夠如約支付戰爭賠款。但德國真有能力償付賠款？
實際上，戰敗後的德國同樣滿目瘡痍，工農業生產基本癱瘓，而經濟恢複不僅需要時間，而且更需金錢。但是，刻不容緩的戰爭賠款，使德國根本無力恢複經濟。1921年6月，經濟死循環之下的德國，已經耗光了全部黃金儲備。無奈之下，德國開動了印鈔機，不過半年後的1922年1月，德國貨幣幣值已從1美元兌493金馬克，貶值到1美元兌18000金馬克。
更要命的是，法國以德國沒有充分履行賠款義務為名，派軍隊占領了德國魯爾工業區，400名德國工人被殺，2000人受傷，15萬人背井離鄉。在魯爾被占後不到一年的1922年11月15日，德國貨幣貶值到1美元兌42000億金馬克。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由於那時德國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所以經濟史上將此次大通脹稱之為“魏瑪通脹”。這不僅讓德國人在銀行的存款變成廢紙，而且德國所有債券、貸款等信用商品也變得一文不值。德國一貧如洗。
客觀地觀察曆史，民不聊生、一貧如洗的德國經濟，實際給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做了重要的鋪墊。
越還越多的戰爭債務
德國經濟狀況讓美國擔心。如果英、法、德爭鬥不止，美國對歐洲的巨額債權恐將懸空，而且如果德國無力支付戰爭賠款，更會把美國經濟拖入深淵。實際上，歐洲停戰已經讓美國經濟痛苦不堪——歐洲對美國的商品需求驟減，美國商品出口嚴重萎縮，經濟麵臨生產過剩的危機。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汽車拆毀計劃”就發生在1919年，其目的就是避免美國汽車製造業破產。
與此同時，歐洲結束了戰時不計成本地購買，這也導致美國食品價格一落千丈。當時，美國食品管理局局長赫伯特·胡佛緊急致信威爾遜總統：我們的製造商有大量存貨亟待出售，大量肉類產品也即將腐爛，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馬上出口，美國市場將崩潰，銀行的數百億貸款將損失，我們的財政和農民將陷入危機。
威爾遜見信後急召幕僚商議。結果是什麽？美國的法律規定，判斷戰爭什麽時候應當結束是總統的權力。所以威爾遜據此決定，拒絕在1919年宣布戰爭結束，從而使戰爭期間的一項政策得以繼續——向歐洲提供“勝利自由貸款”，並要求歐洲繼續“用美國的貸款購買美國的商品”。“勝利自由貸款”延續了3年，直至1921年7月，美國參議院才同意結束與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戰爭狀態；8月，美德簽署《柏林條約》，恢複兩國和平；11月，接替威爾遜的美國新任總統哈丁正式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美國利用“勝利自由貸款”為本國經濟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但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卻深陷全麵經濟蕭條。戰爭中英國物價上漲300%，國家債務增長了9倍有餘。正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法德死掐、英國重債的特殊時局，賦予美國一個重大機遇，美國以維護債權安全與完整為由，強勢介入歐洲事務，逐漸開始在列強間占據核心位置，讓英法兩國退居到了從屬地位。
1923年10月，一份精心炮製的計劃問世了。這是一份由美國時任國務卿查爾斯·休斯主導，摩根家族的親密盟友、銀行家查爾斯·道威斯起草，專門針對德國戰爭賠款的新計劃，史稱“道威斯計劃”。幾經努力，這份計劃在1924年9月1日獲得了英法德一致同意，並開始實施。
所謂“道威斯計劃”簡單說就是，由美英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向德國提供貸款，幫助德國恢複經濟，並使之獲得償付戰爭賠款能力；德國則分5年支付戰爭賠款，最終截止日為1929年9月1日。
為了“道威斯計劃”的順利實施，英美銀行在柏林設立了辦事處，委派了摩根財團的合夥人帕克·吉爾伯特作為賠款總代理，全權打理與賠款相關的金融業務。於是，英美銀行把錢借給德國，而吉爾伯特會立即把錢變成戰爭賠款交還給英法政府；英法政府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於向美國政府償債，另一部分則用於進口美國商品。同時，為維護“道威斯計劃”的順利實施，美聯儲把美國市場利率壓得非常低，這使高息的德國債務吸引力大增，從而確保了美國私人貸款源源不斷地流向德國。
毫無疑問，“道威斯計劃”讓美國國際地位大大提升，但德國得到了什麽？兩個結果：第一，把政府間的戰爭賠款轉化成了德國政府對英美私人銀行欠債；第二，德國政府向私人銀行舉債，其利率遠遠高過《凡爾賽協議》規定的5%水平，再加上名目繁多的傭金、手續費，德國債務成本大幅提高，以至通過借債支付戰爭賠款的德國，債務（或戰爭賠款）越賠越多。統計顯示：1924年到1931年期間，德國一共支付了105億帝國馬克的戰爭賠款，但從海外借的債務卻增加了186億帝國馬克。德國經濟會因此得以恢複？不可能。
1929年股災背後的金融較量
表麵看，“道威斯計劃”使英法經濟得到了恢複，也使美國的製造業獲得了歐洲的訂單，同時又造就了金融的繁榮。但是，這都源自德國負債規模的不斷增加。這勢必為日後的危機埋下了種子。很明顯，如果德國經濟不能因此而走向興盛，德國債務增加依然屬於簡單盤剝，這件事可持續嗎？
不過，這段曆史中最為醒目的事件，還是美英之間的金融鬥法。
1925年，本該全力恢複經濟的英國，卻十分著急拯救日漸衰落的英鎊地位。其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四處奔走，試圖重建戰前強勢的金本位英鎊地位，以及1英鎊兌4.86美元的固定匯率。在他的極力說服下，英美貨幣匯率被固定在1∶4.86。但是，把戰前1∶4.86的匯率放到戰後，按照當時美英兩國的經濟實力對比，是否意味著英鎊幣值嚴重高估？當然。所以，英國出口變得十分困難，而英國人更傾向於持有美元，以致歐洲黃金大量流向美國。
如此態勢讓英國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無法忍受，但他根本無力說服丘吉爾允許英鎊貶值，放棄金本位。怎麽辦？1927年春，諾曼偕同法國、德國的央行行長一起來到美國，試圖說服美聯儲降低利率，阻止黃金進一步流向美國。美聯儲屈服了，力排眾議把聯邦基準利率從4%降到3.5%。這次降息行動，後來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美聯儲曆史上最愚蠢的行動之一”，而一年後當選第31任美國總統的赫伯特·胡佛，更把這次降息定義為“叛國行動”。
在低利率刺激下，美國經濟一片繁榮。1928年12月4日，美國第30屆總統柯立芝發表了其任上最後一份國情谘文。他對國會議員說：美國正經曆一個前所未有的、令人鼓舞的繁榮時代。
盡管柯立芝的樂觀受到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的批評，但客觀地說，1924年到1929年的5年，美國經濟確實在突飛猛進。1924年，美國人擁有一台收音機還是一件新鮮的事兒，但到了1929年，美國已有1000多萬個家庭至少擁有一台收音機。這期間，美國發明了消費信貸，隨之汽車年產量從1924年的290萬輛，增長到1929年的530多萬輛；這期間，美國鋼鐵產量年均增長8%，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也從608億美元增加到了680億美元，而人均GNP增長了25%。當然，同時可以看到華爾街股價指數（《紐約時報》25種工業股票價格指數）從1924年5月底的106點，上漲到了1929年10月21日（崩盤前）的378點。
美國經濟是否過熱了？1928年下半年，美國政府已經注意到股票市場與信貸市場相互推動的瘋狂投機，但因為對英、法、德的承諾，美聯儲不敢輕易放棄低利率政策。如果美國加息，歐洲黃金會否更加瘋狂地湧向美國？會否加劇美、英、法等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其實，這個問題放在今天很好理解：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原理，在實施固定匯率製度的條件下，市場充分開放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隻能二選一。依此可見，當時美國和英國實施固定匯率，而且市場充分開放的前提下，美國要想獨立加息或減息，幾乎不可能，必須要看英國貨幣政策的臉色。
1929年2月7日，正當美國還在考慮是否通過加息抑製市場投機之際，英國先動手了。這日，在美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英國央行單方麵將銀行貼現利率從4.5%提高到了5.5%。此舉驟然改變了資本流向，大量投資人開始用美元兌換黃金，然後匯往倫敦。此舉瞬間導致市場美元流動性收縮，於是，華爾街股市受不了了。1929年2月14日，美聯儲召開緊急會議，商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是否該把再貼現利率從5%提高到6%，借以阻止黃金儲備急劇下降，但會議無果而終。原因是與會者認為，加息會打壓股市，打壓國內製造業。
1929年3月26日下午，當華爾街短期拆借利率攀升到空前的20%、美國金融市場發生嚴重資金短缺之時，英國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再次出現在美國，不過，這次他是來要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立即加息的。8月9日，當紐約聯儲把再貼現利率從5%提高到6%之時，華爾街股市開始走向崩盤。1929年10月24日，華爾街股市崩盤，而英國財長丘吉爾正巧站在紐交所的看台上，他目睹了當天發生的一切，並歎息道：“上帝啊，這是多麽可怕的一天啊！”
兩年之間，英國迫使美國減息，吹脹美國經濟泡沫，然後再迫使美國加息刺破美國經濟泡沫，這是英國人為維係自身地位而刻意打壓美國的手段嗎？確有學者認為，釀成1929年華爾街股災和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真正禍首，就是英國的財政大臣丘吉爾和央行行長蒙塔古·諾曼。
玩火自焚的金融攻擊
按照“道威斯計劃”，德國的戰爭賠款變成了185億帝國馬克的短期外債，而美國發生“1929大危機”，也導致英美銀行大力度從德國撤回資金，迫使德國再次走上了“破產的鋼絲繩”。德國會摔落下來嗎？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說到奧地利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破產倒閉。
一戰後，《凡爾賽協議》以極其苛刻的條件“肢解”了奧匈帝國，切斷了奧地利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之間最有價值的經濟循環鏈——資源供給，以致奧地利工業從此廢墟一片，再也沒能恢複起來。但是，償還戰爭賠款卻是少不了的義務，此時維也納信貸銀行在摩根財團、英格蘭銀行等巨頭的支持下，變成了奧地利最具實力的金融機構。但麵對一片廢墟的奧地利，維也納信貸銀行又能做些什麽呢？
為什麽摩根財團、英格蘭銀行等巨頭要支持維也納信貸銀行？因為要讓它扮演一個特殊角色——收購奧地利的中小銀行、收購奧地利政府為償債而不得不變賣的優質資產。維也納信貸銀行靠什麽贏利？沒有，隻是依靠國內儲蓄和短期外債所提供的現金流動性維係運轉，而收購資產所需資金，全部來自境外金融機構提供的短期融資。
本就虛弱的維也納信貸銀行遇到1929年華爾街寒流，美英巨頭紛紛撤回資金，收縮戰線，維也納信貸銀行的流動性立即中斷，但還能慘淡維係。1931年初春，奧地利與德國趁著美英自顧不暇，重新結成貿易和海關聯盟。此舉嚴重刺激了法國的神經。法國認為，德奧商業聯盟勢必導致重新開始政治與軍事聯盟，從而對歐洲大陸的安全構成威脅。怎麽辦？為製止這一聯盟，1931年3月，法國政府責令大幅削減對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短期融資。
原本為了擊垮德奧聯盟，法國報刊釋放一則虛假新聞，說“維也納信貸銀行正在遭到擠兌”，但沒想到，法國不僅因此而引火燒身，而且引發了一場震撼整個歐美金融市場的信用危機。
隨著維也納信貸銀行的率先倒閉，德國銀行業開始遭受全麵擠兌。1931年7月13日，德國第二大私人銀行——達姆施塔特國民銀行宣布破產。很快，人們開始懷疑德國已經無法繼續支付戰爭賠款，從而使擠兌風潮衝向法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信用危機發生。
美國如何？1929年危機發生之後，胡佛總統實際已經采取了許多措施以穩定美國經濟，他甚至要求工業巨頭們不許解雇工人、不許減薪，維護市場活力。1930年年底，美國經濟出現了轉機，股市也於1931年3月收複了1929年的失地。但就在這時，歐洲信用危機突然爆發，信息靈通的華爾街大佬再次瘋狂拋售股票。1929年以後，為強化投資者信心，摩根財團率華爾街金融機構出資構建的“救市基金”，居然也全部清倉。
歐洲和美國之間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導致長達4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其間，太多慘絕人寰的悲劇，而值得曆史記憶的是：1931年9月22日，英國政府違約，放棄英鎊金本位、放棄英鎊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同時再次加息以支持強勢英鎊，而各國金融機構更加拚命地收回外債，全世界債務鏈徹底斷裂，經濟雪上加霜。
德國經濟徹底垮台，社會陷入混亂，看到英國失信的德國公眾也徹底憤怒了。與此同時，法國也垮了。從1921年到1931年，德國能夠足額、及時地支付戰爭賠款，一直支撐著法國經濟預期，但如今，這個預期徹底破滅了，法國經濟大蕭條順理成章地變成了現實。
美國也很慘。胡佛總統百般努力下的經濟希望，被英國霸道的金融行徑徹底打入了深淵：1600萬人失業，數以百萬計的國民隻能靠泔水為生；農產品(5.750, 0.06, 1.05%)大幅跌價，許多農場主殺光牲口扔進山澗；業主還不起銀行貸款，銀行不能兌付儲戶存款，到1932年11月，美國銀行體係徹底崩潰。盡管新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啟動了行政幹預手段，但到1933年3月，美國依然有9000多家銀行清盤關張。
比歐美各國經濟災難更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高喊著“拒還外債”的口號登上了曆史舞台。1932年，希特勒在他的競選演說中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如果我當政，我將撕毀《凡爾賽協議》，拒絕還債，還給人民一個強大的德國。一年後，他登上德國總統寶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禍根。
由此可見，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蕭條，其原因並非“華爾街過度投機，以致股市泡沫，然後泡沫破滅，拖累經濟”那樣簡單，而其實質是西方列強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惡性財富爭奪的必然結果。整個過程中，歐美金融市場被金融巨頭串聯成一個整體，而列強為自身的超額利潤你一招、我一式，讓政策牽引金融資本大規模跨境流動，才是導致經濟在泡沫和負泡沫之間循環往複，金融危機在各國間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殖民地時代，金融戰的主要特點無非是資本支撐戰火，戰火開辟市場，市場支撐資本掠奪。這個時期列強之間的金融爭奪，大致也隻體現為“財富運輸線”上盜獵與反盜獵，而盜獵與反盜獵的比拚當然也離不開國家實力的比拚，離不開資本對航海技術的支撐，但總體而言，是財富從弱國流向強國，從殖民地流向宗主國。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變成了強強對決，而金融戰的特征也隨之發生變化：第一，交戰各方，不僅要在全世界搜刮財富和金融資源去支撐自己的戰爭實力，同時還要破壞對手的金融能力，削弱對手的戰爭支撐力。第二，盡管美國在一戰中躍居世界經濟之首，但列強之間的經濟實力、政治實力、金融實力等並無巨大落差，加之這時，金融寡頭的行為實際已經將列強的金融市場連成一體，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金融破壞，都極易招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尤其戰後，當金融巨頭的行為失去政治傾向而隻為自身斂財服務時，任何一個點上的金融失衡，都會招致整個金融大廈的傾覆。
強強對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金融戰與一戰幾乎無異，不同的是二戰之後，美國獲得了更大的戰爭利益，經濟實力已經超越老牌列強，從而得到了絕對權威的國際話語權。
說到這兒，最該點名的事件就是建立布雷頓森林體係。布雷頓森林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中北部華盛頓山腳下的一片橡樹林，其間坐落著一個建築群。這裏之所以擁有舉世矚目的地位，是因為二戰後重構世界經濟格局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就誕生在這裏。
布雷頓森林的較量
二戰結束後，歐洲要重建，經濟要恢複，世界是否還要回到一戰後那種經濟混戰格局？實際上，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早在1941年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列強間無序的利益爭奪，正是戰爭周而複始的重要而直接的誘因。尤其是恐怖的1930年代，各國為了各自擺脫危機，最後掉進“囚徒困境”的陷阱。
於是，列強接受了凱恩斯主張。既然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活動需要政府這隻權威之手予以調控，那處理國際經濟事務，是不是也該有一種“超主權力量”去維護穩定與持續？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明白，誰主導這個“超主權力量”，誰就將擁有世界經濟霸權，並贏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1941年8月10日，大西洋憲章會議期間，在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甲板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前排左），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前排右）。
很顯然，老牌霸主英國和戰爭新貴美國，誰都不會放棄這個機會。1941年，羅斯福和丘吉爾共同發布了《大西洋憲章》。建議戰後成立以勝利國為核心的“聯合國”，借以穩定國際政治秩序；建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借以形成均衡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實際上，一場沒有硝煙的經濟爭霸戰已經暗流湧動，在英美間拉開了戰幕。
1944年7月1日，華盛頓森林中的華盛頓山飯店人滿為患，44個國家的730位代表下榻這裏，共同見證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國際貨幣公約——《布雷頓森林協議》的誕生。但在當時，聚光燈下實際隻有兩個人，一位是代表英國主張的、對現代經濟政策有著巨大影響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另一位則是代表美國主張的——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經濟學家亨利·迪克特·懷特。他們帶著各自的方案，展開激烈辯論，而其他國家的代表不過是看客和最終方案的被動接受者而已。
英國和美國的兩個方案都主張創立一個國際貨幣機構、世界的中央銀行、國際清算聯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前身。但核心是用於國際貿易計價與結算的“超主權貨幣”應當是誰？懷特方案認為，它是美元。凱恩斯認為，它是班克爾（bancor）——由各國主權貨幣構成貨幣籃子，再由國際清算聯盟發行班克爾；班克爾盯住黃金，其他國家貨幣盯住班克爾；國際貿易以班克爾計價結算，並按各國的出資比例和國際貿易的規模大小，分配使用。
凱恩斯何以給出班克爾方案？後人分析，那時的凱恩斯已經意識到，兩次世界大戰已使英、法、美三國的經濟實力發生了根本性逆轉。英鎊、法郎、美元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格局也已一去不複返了。所以，如果不能有效限製美國特權，英、法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也將徹底讓位於美國。1944年，美國向盟國提供的貨物和勞務價值500多億美元，同時擁有的黃金儲備已占世界黃金儲備的60%，工業生產總值也相當於全球的50%，製造的商品已占世界總量的35%，軍事工業能力是軸心國的兩倍。
凱恩斯敗了，拚死抗爭22天後的1944年7月22日，最終方案浮出水麵。美元在華盛頓山腳下的布雷頓森林裏奪得了國際貨幣之王的桂冠。《布雷頓森林協議》的核心有兩則，其一是《關貿總協定》，試圖統一各國的貿易政策，限製各國政府采用鼓勵性貿易措施，傷害其他國家的貿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試圖建立一套國際公認的匯率體係，避免個別國家通過主動性貨幣貶值去刺激出口，引發惡性出口競爭。
布雷頓森林貨幣體係是什麽？第一，各國貨幣盯住美元，波幅不超1%；第二，美元掛鉤黃金，各國可隨時以美元兌換黃金，金價固定為35美元/盎司；第三，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世界央行”，個別國家出現臨時性美元短缺，IMF為其提供流動性；第四，成立國際重建與開發銀行（IBRD）——世界銀行的前身，由它向戰火塗炭的國家提供基礎設施重建貸款。
從此，美元站到了國際貨幣體係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續到今天。
利益麵前無道德
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賺得盆盈缽滿，而布雷頓森林體係更讓美國站到了全球利益叢林的食物鏈頂端。
1945年5月8日，盟軍與蘇軍會師柏林，從而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一戰結束後一樣，美國同樣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但美國吸取一戰教訓，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中已經專門做好製度安排，美國通過世界銀行間接向歐洲提供進口信貸，用於購買美國商品。
到了1947年初，透過世界銀行的貸款已經顯得“太有節製”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到訪莫斯科，然後又到處走了一圈，他發現，歐洲經濟依舊乏力。怎麽辦？馬歇爾回到美國後，參照一戰後的“道威斯計劃”，製定了一份歐洲複興計劃，史稱“馬歇爾計劃”。按照這份計劃，美國繞過世界銀行開始直接向歐洲提供更多的貸款，這些貸款不僅幫助盟國，同時也幫助德國和日本。
其實，英、法、美國一直都在分析一戰的教訓，他們的共識是：嚴酷的戰爭賠款實際無法實現，最終導致了一戰之後的經濟混亂。所以二戰後的盟國，除把戰爭罪犯（個人或組織）推上審判台以外，勝利者並未提出戰爭賠款問題。之所以這樣做，理由是德國和日本將是美國未來的出口市場。
此時的美國所貪圖的是傳統意義下的“出口利益”。曆史地看，列強間的貿易爭奪其實都是順差爭奪，通過對歐洲的信貸，消化美國產能的同時，獲取巨額貿易利益。統計數據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國向歐洲提供了170億美元的貸款，這些貸款絕大部分用於美國商品的采購。其中，購買儀器和棉花占46%，購買煤炭占16%，購買鋼材和鋁材占19%，隻有14%被歐洲企業用在追加資本支出。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貸款投向歐洲，培養了歐洲人使用美元的習慣，樹立了美元在整個西方世界無與倫比的地位。美國占到了經濟叢林的食物鏈頂端，隻需大量發行貨幣，輸出貸款，美國的商品就可以大規模地出口海外。
伴隨著貿易帶來的超額利潤，華爾街也一掃30年代的暗淡。與之相對，美元發行的執行機構——美聯儲紐約分行更是繁忙異常，美元供應量持續大幅增長，而這個增長的背後則是全世界的黃金滾滾流入美國。
朝鮮戰爭的衝擊波
著名的“馬歇爾計劃”讓美國人迅速富有，也讓歐洲經濟加速複蘇。兩年後，1949年10月，美國的黃金儲備已高達400多億美元，占到世界各國黃金儲備的78%。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踏著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腳步走進白宮的美國民主黨總統杜魯門，著實感到了不安。
戰場上頻頻失敗的美國開始在經濟上封鎖中國，最先幹出的一件事是，凍結中國在美的全部資產。但沒想到，這招嚇壞了歐洲人。一來，西歐大量的美元收入，來自對東歐的貿易，所以西歐生怕美國也把自己的美元資產凍結掉；二來，深陷朝鮮戰爭的美國開始出現財政赤字，美元資產是否會因此而貶值？
此時此刻，英國看到了恢複倫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機會。於是，英國采取不問出處、稅收優惠等一係列手段，試圖把歐洲美元吸引到倫敦，形成美國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場。這招著實靈驗，不僅歐洲國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國借貸而轉去倫敦，同時，一些美國企業為避開國內高稅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倫敦。這樣的態勢一直持續至今，倫敦金融城不僅是歐洲美元市場，同時也是世界最大貨幣交易市場。
毋庸置疑，維係布雷頓森林體係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其一是美國必須保有充足的黃金儲備，以維係國際收支平衡和其他國家無條件以35美元/盎司兌換黃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堅挺、維持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但歐洲美元市場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美元離開美國本土，這勢必威脅到布雷頓森林體係。
尤其是歐洲從戰火廢墟中恢複，使用的機器比美國更新、更先進，製造的商品比美國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戰爭+工業老舊+歐洲爭奪”的合力之下，全球貿易格局開始逆轉。在貿易上，美國貿易順差變為逆差；在金融上，為彌補逆差美國隻能放大美元貨幣數量，但貨幣越發越多，黃金卻不再流入美國。這動搖了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基礎，美元貶值預期傷害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1946年，一直反感布雷頓森林體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尖銳指出，美元作為特權貨幣，把世界貿易變成了美國的倉庫。美國出現貿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國家那樣為外匯儲備減少而苦惱，隻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無償地向其他國家換取商品和勞務。
1958年，世界對美元的懷疑終於演化為一場拋售。1960年1月2日，約翰·肯尼迪在參議院秘密會議廳麵對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將競選第35屆美國總統，但此時，美元拋售狂潮在歐洲衝向極致。倫敦黃金價漲到41.5美元/盎司，意味著美元貶值超過20%。這一年，在歐洲平均投資回報率16%、高出美國一倍的吸引下，470億美元的美國資本流向歐洲，1957年這個數字隻有25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黃金儲備加速下降，1950年其總值400多億美元，此時還剩不足20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財政赤字超過200億美元，曆史上第一次超出黃金儲備總值；這一年，美國工業產值下降14%，出口萎縮，加之資本的大量外溢，美國國際收支出現20億美元逆差。
這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後，美元出現的第一次危機，倍感惶恐的美國政府立即邀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加拿大、日本召開緊急首腦會議，商議如何應對危機。會上，各國首腦接受了美國的提議，把各自的黃金儲備集中到一起，構建了曆史上著名的“10國黃金儲備池”。同時，各方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互惠貸款協議，並通過這個協議，歐洲9國對美提供200億美元貸款。一係列舉措下，美元勉強渡過難關。
布雷頓困局
第一次美元危機注定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動搖，美元會否因此由興而衰？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宮，同年，美蘇兩國長達28年的“冷戰”正式拉開帷幕。
不過，另一道“冷戰之牆”也在人們的不經意間形成。鑒於凱恩斯主義的主導，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針對政策資源的爭奪，使之產生了巨大的隔閡。民主黨身份的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國實體經濟的良性發育。他認為，實體經濟才是一國經濟之本，是創造財富的源泉，也是國民更多走向中產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實業興國”之路非常坎坷，因為他觸犯不少金融權勢集團的抵製。
同時，肯尼迪還遇到了另一個大麻煩，歐美市場早已被金融巨頭實際聯通（開放），而布雷頓森林體係實際構建的是固定匯率製度，在此背景下，美國貨幣政策基本作廢（上文已經講述過“三元悖論”）。就是說，如果美國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礎貨幣，資本將流向高利率的歐洲；如果為阻止資本外逃而加息或減少貨幣供給，那美國實體經濟勢必受到進一步打壓。
1963年7月18日，無奈的肯尼迪隻能寄望財政政策。他強硬要求國會通過法案，對外流資本課以15%的重稅。話音剛落，華爾街怒罵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頭的激烈反對。肯尼迪終於沒能看到這部法律，法案提出127天之後的1963 年11月22日，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肯尼迪，倒在了刺客的槍口之下。從此，“實業興國”的理念與美國漸行漸遠。1964年9月，盡管相關法案最終還是獲得了美國國會的批準，但其中的條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沒能起到阻止資本自由流動的目的。
約翰·F·肯尼迪遇刺後的交易所
有一種說法稱肯尼迪被跨國金融集團暗殺了。但無論是不是這樣，“肯尼迪事件”深深地刺激著一位著名的美國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的羅伯特·特裏芬。布雷頓森林體係確立後，他一直在研究，試圖建立一個能夠維係世界經濟長治久安的健康貨幣體係。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特裏芬順勢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專著《黃金與美元危機》，以此從理論上闡述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設計缺陷，並指出了美元致命要害。
布雷頓森林體係把美元當作國際唯一計價與結算貨幣，其他國家必須大量儲備美元，為國際貿易順利進行；其他國家的美元儲備從何而來？對美出口並保持順差。但是，美元是否經得起長期美國經濟長期逆差？這就是矛盾。第一，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美元貶值實屬必然，其他國家是否願意不斷增加美元持有？第二，當其他國家懷疑美元即將貶值之時，勢必以美元儲備大量兌換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備能維係多久？這個布雷頓森林體係之下的無解之題，就是著名的“特裏芬困境”。
列強間的暗戰
特裏芬致力於改變這一“困境”，但在美國，沒人願意理睬這件事。在肯尼迪之後擔任美國總統的約翰遜更不願意正視美元問題，他用一種卸責的解釋為美國大量印鈔辯護：“世界黃金產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全球貨幣體係，而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這實際是為全球貿易提供至關重要的流動性。”此言一出，歐洲一片嘩然，盟友們也倍感惱怒，因為他們心知肚明，美國大量印刷鈔票，不過是為自己支付巨額軍費開支。事實是，那時美國在越南正值酣戰，到了1967年底，美國政府已經在越南戰場花掉了2000多億美元，但第二次美元危機爆發，歐洲美元市場再掀美元拋售、黃金搶購風潮，“特裏芬困境”再次發作。
率先站出來發難的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1967年，法國中央銀行決定，把自己手裏的英鎊和美元全部兌換成黃金，退出“10國黃金儲備池”。戴高樂甚至揚言，他將親駕軍艦運美元到美國去運回本該屬於法國的黃金。法國的行為引起歐洲許多國家仿效，一時間，黃金炙手可熱。
情急之下，美國再出損招兒——宣布美元與黃金兌換“雙軌製”，即美國隻對各國央行維係35美元/盎司的布雷頓森林協議，至於倫敦黃金市場價格則任其隨行就市，美國不再承擔固定比價義務。此舉，暫時保住了美國本土的黃金儲備，但卻把英鎊推進火坑——因為英鎊兌黃金即將貶值的預期，市場開始把拋售重點集中於英鎊。1967年11月18日，英國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頂著白宮不許英鎊貶值的壓力，放棄了執行22年、1英鎊兌換2.8美元的固定匯率，英鎊瞬間貶值14%。
英鎊貶值讓壓力也轉向美元。資料顯示，1968年3月8日到15日，短短7天的時間裏，美元兌換黃金的風潮讓英國央行搬出了1000多噸黃金，但根本無法製止美元和英鎊的瘋狂拋售。於是，英國向美國發出調運黃金儲備的請求，美國空軍出動大型軍機，從諾克斯堡的美國金庫向倫敦輸血。那時英格蘭銀行稱重室的地板上堆滿黃金，幾乎不堪重負。1968年3月15日，美國要求英國暫閉黃金市場，希望借以穩定市場情緒。
由戴高樂挑起的這場金融戰爭，讓英美焦頭爛額。1967年1月31日，戴高樂為顯示執政10年的經濟成就宣布，從即日起，法郎與黃金按固定價格自由兌換。此舉，當然是要把國際貨幣權力從英美手中奪至法國，但在金本位下，戴高樂的決定無異於徹底開放法國金融市場。
消息一出，英美媒體大肆吹捧法郎如何堅挺，黃金存底如何充足。而在熱捧之中，英美兩國金融家裹挾著金融投機客蜂擁法國，他們從世界各地調來一切可換法郎的貨幣，讓法國金融市場變得異常火熱。但是，戴高樂對市場熱浪大加讚賞，並視之為自己10年執政的最高獎賞。
可好景不長，經濟火爆剛剛一年，“五月風暴”開始了。動蕩引發外國資本恐慌，紛紛以法郎換購黃金並運往境外。到1968年底，法國失去了30%的黃金儲備。自此，英美貨幣危機成功轉嫁給了法郎。
“五月風暴”之後不到一年，戴高樂——西歐唯一敢和美英叫板的政治明星，黯然隕落。有經濟學家分析，在不適宜的時候放任法郎與黃金的自由兌換，這給英美金融豪客狙擊法郎提供了絕佳條件，這是戴高樂所有經濟政策中最大的敗筆。
為維係貨幣霸權
兩次美元危機已使布雷頓森林體係搖搖欲墜。被迫之下，美國必須盡快結束越南戰爭為失控的財政支出止血。所以表麵看，撤出越南是國內反戰白熱化的結果，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應當是美國急需扭轉市場信心，破解美元危機，維持布雷頓森林體係之下的美元霸權。1968年3月31日，約翰遜提出逐步撤出越戰，並放棄連任美國總統的努力。
1968年4月，倫敦黃金市場暫停兩周後恢複交易。這時，美國已把10國首腦再次聚集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一個緊急而特別的會議。會上，IMF拿出一套方案，試圖改革國際貨幣體係。這套方案設計者就是“特裏芬困境”的提出者、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特裏芬。他建議，以IMF所擁有的資產為基礎，發行一種特殊貨幣符號——特別提款權，成員國按出資比例獲得相應份額；所有成員國應將特別提款權視為國家儲備資產，並使本國貨幣盯住特別提款權，窄幅波動；當某成員國因貿易逆差而無法實現美元支付時，這個國家可以動用特別提款權進行貿易支付。
美國當然不願看到世界上出現一種可與美元平起平坐的替代品，但按照這個方案的安排，特別提款權並不足以動搖美元的主導地位。所以，美國采取了一副無所謂的姿態。但法國認為，國際貨幣體係混亂，紙幣對黃金大幅貶值關鍵原因是美英兩國毫無節製地花錢，超量發行貨幣。所以，根本不必搞什麽特別提款權，而世界需要的是美英兩國緊縮貨幣，削減財政赤字。
美英反對法國的觀點。他們認為，紙幣兌黃金貶值，是因為世界上黃金存量太少，根本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需求增長的需求。此言是否話裏有話？精明的法國人心知肚明，英美的言外之意是：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價，這實際是要撕毀《布雷頓森林協議》。
其實，法國對布雷頓森林體係、對美元霸權充滿敵意，但它也明確無誤地知道，一旦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可能給世界金融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10國斯德哥爾摩特別會議期間，法國多次明確地告誡美英政府，不要偏離《布雷頓森林協議》太遠，甚至建議把美元與黃金的比價，從35美元/盎司變為70美元/盎司。也就是說，允許美元兌黃金貶值100%，同時確保《布雷頓森林協議》繼續執行。
法國的建議遭到了美英拒絕，這加劇了法國政府的不安。或許，戴高樂此時已經非常清楚，美英之所以讚同特別提款權，不過是暫避國際壓力的權宜之計，而其真正的用意是為徹底甩掉《布雷頓森林協議》贏得時間。所以，憤怒的戴高樂向參與10國首腦會議的談判代表發出指令，法國拒絕在《特別提款權協議》上簽字。
毀約也是戰爭
24年過去了，布雷頓森林體係是否已經變成“雞肋”？盡管它依然可以帶給美國豐厚的“鑄幣稅”，但不斷加重的美元危機、經濟衰退以及歐洲對美元的反感情緒，都在攪動美國經濟和白宮新主人——尼克鬆的心緒。怎麽辦？
實際上，尼克鬆看到的美國經濟數據令其憂慮。打從朝鮮戰爭開始，美國軍火商為賺取更多利潤，開始把常規軍事武器生產製造、養護與維修逐漸轉到日本，而越戰爆發更使這樣的轉移越發迅猛。與此同時，美國消費品生產商也開始有樣學樣，逐漸將部分產能轉向東亞和東南亞，而美國政府為了籠絡東盟國家也默許了這樣的轉移。所以，當東亞、東南亞國家開始“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之後，美國資本項目逆差不斷擴大；同時，貿易項目逆差也開始不斷加大，而戰爭支出又帶來了美國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1971年5月，美國國際收支居然出現高達520億美元逆差。數據震驚世界，這是否導致美元麵臨更大的貶值壓力？有經濟學家後來分析，其實，如果美國當年接受戴高樂的建議，允許美元一次性大幅貶值，這可能會給美國的實體經濟帶來好處，反而更有利於美元堅挺。但為什麽不幹？華爾街阻止。在華爾街看來，美元兌黃金貶值會威脅金融商品價值，使金融資本受到嚴重傷害。
但現在，尼克鬆還扛得住嗎？數據還顯示，尼克鬆上台時，美國曾擁有的3萬多噸黃金，現在隻有接近8000噸，而按35美元/盎司的價格，美國黃金儲備總值僅相當於其外債總額的25%。就是說，如果債權人繼續大規模以美元兌換黃金，那美國將頃刻破產。
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總統急召經濟智囊——喬治·舒爾茨、保羅·沃爾克、傑克·貝內特等磋商辦法，最終他接受了建議——徹底拋棄布雷頓森林體係。隨即，尼克鬆發表了著名的電視講話，他平靜而淡然地宣布：第一，從即日起，美國不再允許美元與黃金之間的自由兌換，拒絕各國政府繼續用美元兌換黃金；第二，對進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稅；第三，美國削減10%的對外援助。這恐怕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毀約行動，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美元信用徹底崩潰了。
失信的美元遭到瘋狂拋售，歐洲各國貨幣麵臨強大的升值壓力。為避免本幣大幅升值影響自身的國際利益，歐洲各國被迫大力壓製本國貨幣。於是，一波遠甚於20世紀30年代的貶值大戰，瞬間就把國際經濟格局導入空前混亂的漩渦。
更不幸的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以美元計價結算的規矩並未發生改變。因此，美元貶值引發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後果是：惡性通脹。這對歐洲近乎災難，因為歐洲大部分能源、生產資料需要依賴進口，所以美元貶值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必然深深地打擊歐洲製造業。
再造美元霸權
美國撕毀《布雷頓森林協議》，讓羅伯特·特裏芬看到了機會。他努力勸告尼克鬆，要破解困境必須重構國際貨幣體係，弱化美元的特權地位，否則，歐洲各國不會長期容忍美國以極低的代價占有他國財富。但特裏芬的勸說被美國大佬們置之不理，他們認為，隻要任由各國貨幣自由浮動，美元的“特裏芬困境”就會自然破解。
這樣一種“裝傻充愣”的態度讓特裏芬怒不可遏。他指出，美國撕毀了《布雷頓森林協議》，又拒絕其他貨幣加入國際儲備貨幣，這就等於說，世界各國人民用心血和汗水辛辛苦苦地生產出商品，並把它出口給美國換回美元，同時必須承受美元購買力不斷下降。無奈的特裏芬教授辭去了耶魯大學職位，提前退休回到故鄉比利時，與他的同鄉，時任歐洲委員會主席詹金斯一起，開始研究統一歐洲貨幣的問題。其用意即在抗衡美元霸權。這其實是“歐元”最早的構想。
豈能讓歐洲統一貨幣攪了美元的好事？這時，一個關鍵性人物——亨利·基辛格——德國出生的猶太籍外交家，尼克鬆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再次發揮了重大作用。實際上，除了忙於中美關係之外，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任務：找到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後重樹美元霸權的方法。
1971年之後，世界經濟在美元大幅貶值中顫抖，直到1973年仍未看到好轉跡象。當年5月，84位世界金融、石油與政界巨頭來到瑞典的索爾茲巴登，這裏有個海島度假勝地，它也是瑞典銀行業大佬瓦倫堡家族的一個私密空間。
這是一次非正式聚會，目的是要找到一種方法，讓美元重回強勢。正是這次聚會，基辛格為美元找到了一個新“錨”——石油。這個新“錨”的“支點”是中東。於是他有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後來被基辛格稱為“石油美元再循環”計劃。具體而言，第一，讓美元成為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石油出口的唯一計價與結算貨幣，就是說，讓美元錨定這個世界離不開，而且用量巨大的商品，如此，需要大量進口石油的歐洲各國將不得不把美元繼續當成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第二，如果石油價格不斷上漲，以致世界所需美元不斷增多，美國就可以不斷增大美元供給，保住美元“鑄幣”收益；第三，確保OPEC所獲美元通過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商品重回美國。
為實現這個計劃，基辛格在中東“穿梭外交”，用巨額經濟援助換取沙特阿拉伯支持美元作為唯一石油計價和結算貨幣。於是，一係列美沙雙邊“經濟合作協議”達成了，這其中不僅包括數百個美國公司對沙特阿拉伯的大型項目投資，同時還包括幫助沙特創建其銀行和金融體係。為此，一個名叫“美沙經濟合作聯合委員會”的機構成立了，並由美方派出要員負責具體實施《美沙經濟合作協議》。同時，沙特阿拉伯承諾說服OPEC所有成員國，讓美元成為OPEC石油出口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
基辛格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但或許不隻是巧合，美元與石油綁定後，中東地區則是連綿的戰火，而每次戰爭的結果都是石油價格暴漲。如此態勢，美國石油集團、金融集團和軍工集團則從中獲得巨額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元理所當然地重新回到了國際貨幣體係的中心位置。與此同時，尼克鬆的另一位重要智囊傑克·貝內特，完成了另一項重要使命。他說服了沙特阿拉伯關鍵人物，用石油出口獲得的絕大多數美元去購買美國國債，這使美國的財政赤字獲得了有效彌補。
從此，美元霸權獲得再造，並開啟了一個其他國家必須把美元當成國際儲備貨幣，而美國印製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登峰造極的美元時代。1976年新年剛過，IMF組成20國專門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簽下了著名的《牙買加協議》，協議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製定和調整匯率製度，否定了黃金的貨幣職能，而確立了浮動匯率製的合法性。同時，《牙買加協議》強調了特別提款權（SDR）作為國際儲備的組成部分。
許多年後有分析家認為，有了石油美元的製度安排，特別提款權將不再具有侵蝕美元霸權能量。甚至有人譏諷道，《牙買加協議》與其說它確定了點什麽，不如說它隻是承認了自由浮動的匯率製度，它不過是為《布雷頓森林協議》補辦了一個葬禮。
債務經濟模式下的無痛收割
在頻繁的中東戰爭中，石油價格不斷被推高。在1978年還是14美元/桶，到了1979年年底漲到了40美元/桶，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大幅飆升；美國則開動印鈔機使“鑄幣稅”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據摩根信托擔保銀行的計算，截止到1979年10月，分散於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貨幣已達5000多億美元，而歐洲美元市場的總規模則相當於美國國內貨幣供應量的57%。但大量印鈔也會導致世界對美元的反感進一步加劇，一個重要證據是，黃金價格從1971年的44美元/盎司一路漲到1979年9月的400美元/盎司。不過，美國不再擔心黃金儲備被搬往其他國家，更不用擔心通貨膨脹。因為，美國經濟結構開始向“低買高賣”為特征的服務業轉向。與之相映的，正是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發展。
所謂債務經濟模式，即第一，美國不再需要生產一般性商品，可以通過印刷美元從國際市場購買，並借此向世界輸出美元；第二，各國為購買石油等大宗商品，必須把相當數量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第三，各國為美元儲備保值增值，必須去購買市場規模最大、變現最容易、安全性最高的美國國債，並為美國的赤字財政提供支撐。
可見，債務經濟模式實際就是基辛格的“石油美元再循環”：美國隻需印鈔就可以去外國購買所需要的商品；流出美國本土的美元，再通過美國債務（國債或公司債）重新回到美國本土，變成可供美國政府或公司支配的現金；這些現金通過工資和福利支付給美國人，使之具有消費能力去購買進口消費品；美國的商人通過商品服務獲得收入，然後繼續購買別國的商品。
那不是會出現更大規模的貿易逆差？不是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財政赤字？美國經濟又如何增長？很簡單，隻要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對美元的需求越來越多，美國的國債就會有源源不斷的需求；隻要外國資本不斷投向美國的股市債市，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會獲得資本收入的補償，美國國際收支就會平衡；至於經濟增長，隻要美國人的消費不斷上升，美國GDP就會不斷上漲。至少從賬麵上看，沒有問題。
這當然是巨大的好處，不用從事生產，隻需印刷貨幣就可以近乎無償地占有世界其他國家的勞動。但其他國家呢？正相反，用大量人力、技術和自然資源去換取“世界公認的價值符號”——美元，然後再借給美國使用。不止於此，其他國家還必須接受美元不斷貶值所帶來的資產縮水。
1971年，查德·尼克鬆總統把白宮政府組織委員會委員小約翰·包登·康納利拉上了美國財政部長位置。其間，他以美元貶值促使美國貿易平衡，並帶給500萬美國人以就業機會。美元貶值政策當然讓歐洲極其反感，但康納利卻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這句曆史名言，既說出了美元的霸道，也道出了歐洲的無奈。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曾矯情地告訴歐洲人：美國不斷增加負債，不過是為你們提供流動性而已。
無疑，基辛格通過“石油美元再循環”所重構的美元霸權，構建全球經濟的債務循環模式，而這實際是全球財富的收割機。周而複始、循環往複之下，隻要外國對美元的需求不斷增長，美國所欠債務將永遠可以“隻付息、不還本”，而且隻要回流美國本土的美元足夠多，美國的債務成本就會足夠低。
金融資本重構地球
美國要實現“石油美元再循環”計劃，通過購買輸出海量美元，美國本土就必須“去實業化”，不再生產一般消費品。梳理曆史發現，美國製造業打從1957年第一次美元危機發生後，開始逐步離開美國本土。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總統遇刺前後。而最重要的一次轉移，則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好萊塢大片《華爾街》所反映的，恰恰是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在華爾街上的真實故事。那是美國經濟史上一個著名的“大收購”時代，規模空前。
怎麽回事？石油問題。1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機使油價暴漲到40美元/桶。由於能源及工業原材料價格暴漲，歐美日等主要工業國經曆了二戰後又一次嚴重衰退。1979年7月開始，美國企業倒閉數量激增，到1980年底，情況甚至比肩1933年“大蕭條”水平，失業人口從1979年611萬增至1200萬，失業率高達10.8%。與此同時，物價大漲，1980年美國CPI高達13.4%。隨之，經濟增速變成負值。經濟停滯、物價飛漲——人類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所謂“滯脹”現象。
在此當口，好萊塢影星羅納德·裏根接任美國總統，而這位共和黨“鷹派”人物，與早他18個月接掌唐寧街10號的英國首相、人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形成了默契。他們一致認為，凱恩斯主義過時了，指導未來經濟實踐的理論應當是“新自由主義”以及“貨幣主義”等學說。裏根在其著名的就職演說中稱：“政府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這句話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極度推崇的名言，也代表了所謂“裏根撒切爾主義”的基本理念，即政府隻要管住通脹，其他都是市場的事，政府無需插手。
滯脹的原因是石油價格暴漲，而油價暴漲的原因又是“兩伊戰爭”引發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那該如何破解物價暴漲？順理成章的方法應當是設法結束“兩伊戰爭”。但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這位當年廢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主謀、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頓銀行的高級職員，居然采取了提高利率、緊縮貨幣的方式去治理因戰爭引起的物價暴漲。
沃爾克完全不顧實業家的反對：第一，在1980年3月，廢除了著名的“Q條例”，取消了美國政府對利率上限的管製；第二，頒布《存款機構放鬆管製和貨幣控製法》，把貨幣控製權交到美聯儲手上。美元利率開始一路飆升，1978年初，歐洲美元市場利率為7%，到1980年初，這個利率升到20%。而且，兩位數的高利率運行5年之久。這正是國際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療法”。
20%的利率，哪個製造業企業可以承受？加上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絕不會因利率上升而降低。所以，生產必然停滯，消費必然萎縮，經濟必然蕭條。美國製造業失去活路，為免於血本無歸地破產，他們不得不接受華爾街提供的一線生機——重組。於是，《華爾街》電影中的博斯基們找到了大把賺錢的機會，以致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企業兼並、重組、收購狂潮變成美國經濟史上一個經典瞬間。
那時華爾街最流行的一句話：小的總是美的。什麽意思？當製造業極度虛弱、股價極低之時，金融家會利用杠杆進行收購；收購後，金融家會依據市場偏好把大公司拆解為若幹小公司，然後包裝小公司再高價出售，並從中謀得暴利。電影《華爾街》主角博斯基，就是當年華爾街上赫赫有名的金融大盜，實業企業不過是其手中的玩偶，賺錢的工具而已。另一位被實業家送進監獄的金融大盜，則是著名的“垃圾債大王”麥克·米爾肯，他開創了小公司吞並大公司、所謂“蛇吞象”的金融技術。
走過那段時期，美國產業資本實力驟降，金融資本實力驟增。1982年，美國製造業納稅後利潤比1979年下降了43%。諸如GE那樣的巨無霸，其利潤來源也在向金融靠攏。2007年，GE汽車銷售利潤的50%來自汽車金融部門。不管情願與否，製造業必須離開美國本土，因為美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注定了他們背井離鄉的命運。
金融吸血管道全球布設
經濟全球化、市場自由化、權益私有化、金融證券化——這是“裏根撒切爾主義”的精神實質。從事實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幹得比裏根更加徹底，二戰後組建的、以英國鐵路公司為代表的一大批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被強行私有化，大量製造業企業離開英國轉向亞洲，產業工人麵臨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的雙重壓力。為保住飯碗、提高工資，產業工人在工會的組織下頻繁發動罷工浪潮，而“鐵娘子”則下令解散工會。
高油價引發全球美元需求激增，而20%的高利率則導致美元大幅升值。結果一，美國製造業的商品出口大幅下滑，1980年錄得364億美元逆差新紀錄，1981年二季度到1983年二季度，美國出口總值下降19.8%。結果二，美元升值為美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現產業轉移創造了有利條件。反看亞洲，各國政府翹首期盼歐美產業資本轉移，在空前的產業全球大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借以推升本國經濟增長，但前提是開放金融市場——允許歐美金融資本安裝“抽血”管道。
歐美與亞洲的默契，猶如“凹凸”二字，扣合在一起形成全球經濟方圓。美國經濟還剩下什麽？金融、科技、軍工、醫藥、傳媒以及消費服務變成美國經濟主線。對應的是軍事霸權、金融霸權、科技霸權、理論霸權和輿論霸權構築起的美元霸權。
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以低買高賣為賺錢手段的服務業，占到美國GDP的80%以上；不斷積累的貿易赤字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總額接近9萬億美元，分別相當於美國GDP的50%和70%。與之相應，1990年到2008年，美國GDP增加4萬多億美元，其中製造業占比不到10%；2008年，美國製造業在整個GDP中的占比18%。
1971年到2007年，美國人平均工作時薪從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了357∶1，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總額從1200億美元擴張至2.5萬億美元。為什麽？產業結構變了，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師和高級技工，大量淪為商業服務員、金融推銷員、各種營業場所的櫃台員，以及人體保健員和各色誌願人員，這也是當今美國社會還能提供的、最多的就業崗位。
這就是美國，一個所有經濟學理論都無法解釋的“經濟怪物”，一個從債務全球循環中吸血的經濟體。按美國學者安德森·維金2007年的推算，美國1美元GDP增長，必須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