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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軟實力 [Soft Power]
“軟實力之父” 約瑟夫·奈經典巨著
《軟實力》是約瑟夫·奈軟實力的集大成之作，堪稱經典。新版又約請約瑟夫·奈撰寫了中文出版序，內容的可讀性更高。
約瑟夫·奈是“軟實力”概念的較早提出者。軟實力是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流行關鍵詞，它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使人們從關心領土、軍備、武力、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地域擴張、軍事打擊等有形的“硬實力”，轉向關注文化、價值觀、影響力、道德準則、文化感召力等無形的“軟實力”。
近年來，約瑟夫·奈對中國“軟實力”的增長較為關注，他在這本書序言中坦承，“就中國而言，作者認為，由於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軟實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他也認為，中國若達到美國的軟實力水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約瑟夫·奈是“軟實力”概念的較早提出者。軟實力是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流行關鍵詞，它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使人們從關心領土、軍備、武力、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地域擴張、軍事打擊等有形的“硬實力”，轉向關注文化、價值觀、影響力、道德準則、文化感召力等無形的“軟實力”。
近年來，約瑟夫·奈對中國“軟實力”的增長較為關注，他在這本書序言中坦承，“就中國而言，作者認為，由於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軟實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但他也認為，中國若達到美國的軟實力水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內容簡介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在90年代初提出“軟實力”理論之後，“軟實力”這個詞便風靡世界政壇。
在《軟實力》這本書中，作者深入闡述了軟力量的要素和重要影響力，批判了軍事、武力、暴力等硬實力在建構世界新格局中的作用，主張隻有通過文明、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軟力量的橋梁，才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不斷取得成功。作者認為正是軟實力有助於解決國與國之間多邊合作的全球重大問題。
在談到亞洲軟實力時，奈認為，亞洲國家的悠久的曆史、傳統文化對其他國家來說形成了強大的軟實力，但從近代來看，亞洲國家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其軟實力也大大削弱。但亞洲的軟實力正在急劇上升，作者預計到2025年亞洲的軟實力就可以達到曆史的較好水平。
作者簡介
約瑟夫·奈，“軟實力之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名譽教授，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他較早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聞名，後來又加以發展，提出“巧實力”。目前“巧實力”成為了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主軸。
約瑟夫·奈生於1937年，195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公共事務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64年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1977年，約瑟夫·奈開始步入政壇，之後兩年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1993年至1994年間，他擔任克林頓政府全國情報委員會主席，1994年至1996年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有多部經典作品問世，包括《軟實力》、《巧實力》和《權力大未來》等。
精彩書評
約瑟夫·奈教授的《軟實力》是一本及時而精彩的書，這本書是任何關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成功之道的必讀作品。
——馬德琳·K·奧爾布賴特 美國前國務卿
軟實力是通過非強製性手段來影響他人的能力。約瑟夫·奈的《軟實力》一書揭示了軟實力的本質，它是由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作者從大曆史觀的角度出發，結合眾多的數據和實例，對軟實力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曆史經驗表明，軟實力既可以使公理的一方如虎添翼，也可以幫強權的一方為虎作倀。我希望讀者們從本書中能夠了解軟實力的本質和作用，並探索我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發展軟實力的道路。
——成思危 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
來自美國政治學界的高級學者深刻解讀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的重要諫言。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地緣戰略家、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大棋局》作者
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一詞改變了我們分析全球事務的方式。在這本重要的書中，他解釋了在當前信息自由流動和麵臨恐怖主義威脅的世界中，為什麽要通過我們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強烈吸引力、而非僅用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來施加影響的重要性。
——沃爾特·艾薩克森 《時代周刊》總編，《喬布斯傳》作者
——馬德琳·K·奧爾布賴特 美國前國務卿
軟實力是通過非強製性手段來影響他人的能力。約瑟夫·奈的《軟實力》一書揭示了軟實力的本質，它是由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作者從大曆史觀的角度出發，結合眾多的數據和實例，對軟實力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曆史經驗表明，軟實力既可以使公理的一方如虎添翼，也可以幫強權的一方為虎作倀。我希望讀者們從本書中能夠了解軟實力的本質和作用，並探索我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發展軟實力的道路。
——成思危 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
來自美國政治學界的高級學者深刻解讀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的重要諫言。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地緣戰略家、美國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大棋局》作者
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一詞改變了我們分析全球事務的方式。在這本重要的書中，他解釋了在當前信息自由流動和麵臨恐怖主義威脅的世界中，為什麽要通過我們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強烈吸引力、而非僅用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來施加影響的重要性。
——沃爾特·艾薩克森 《時代周刊》總編，《喬布斯傳》作者
目錄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從硬實力到軟實力
何謂實力？
軟實力
實力
軟實力的來源
軟實力的局限性
軍事實力的角色變化
恐怖主義和戰爭私人化
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相互作用
全球信息時代中的實力
前言
第一章 從硬實力到軟實力
何謂實力？
軟實力
實力
軟實力的來源
軟實力的局限性
軍事實力的角色變化
恐怖主義和戰爭私人化
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相互作用
全球信息時代中的實力
在線試讀
《軟實力》第一章 從硬實力到軟實力
400 多年前，尼可洛·馬基雅維裏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們諫言：作為君主，與其受人愛戴，不如讓人畏懼。但是在當今世界，最好兩者兼得。贏得人心向來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時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實力，現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傳播著各種信息。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實力是一種通過影響他人，進而得償所願的能力，它可以依靠強迫、收買或吸引等各種手段來體現。1990 年，我在一本關於美國未來實力的書中第一次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我曾嚐試對相關實力進行比較評估，結果發現，傳統的經濟手段和軍事資源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下的種種現象了。它們雖有助於理解強迫和收買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卻無法解釋吸引和說服的威力所在。於是，我提出了“軟實力”這個概念。它或許聽起來是個新術語，但就其所指的行為而言卻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物。人類每天都在日常交往中運用軟實力，極少有人會使用強迫、收買等手段來達到目的。盡管最早我是在一本有關美國實力的書中給軟實力下了定義，但正如本書中提到的，這並不意味著隻有美國才具備軟實力。無論大國、小國、組織、個人，都可以運用軟實力。中國古代文化中雖然從未提及軟實力，但中國人其實早已深諳此道。
過去20 年間，軟實力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已遍布各大報紙版麵，被中國、印度尼西亞、歐洲各國的領導人頻繁提及。然而，這個概念在廣受重用的同時，有時也難免遭誤用，被當成了有別於軍事實力的任何一種力量。此外，由於軟實力一直被看作原始強權政治的替代品，因此經常受到一批具有道德感的學者及決策者的追捧。但軟實力畢竟隻是個描述性概念，並非規範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種力量一樣，它既可以用於正義目的，也可以用來作惡。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裏都是擁有非凡軟實力的人，可這些軟實力沒起什麽好作用。扭曲人的心靈比摧殘人的身體更可怕。
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人對“軟實力”這個概念向來不乏興趣。從20 世紀90 年代初至今，中國已經出版了上百篇有關軟實力的文章和學術論文。這個術語還進入了中國的官方語言係統。2007 年10 月15 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提到“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對於中國而言，這是個巧妙的戰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像中國那樣迅速發展時，周邊國家往往會出於防範而產生恐懼心理，進而彼此結成聯盟作為對抗。但如果這個國家能在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同時提高軟實力，展現吸引力，那麽它外在表現的威脅性就會減小，引起周邊國家結盟的可能性也會降低。
中國有魅力無窮的傳統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過去10 年間，到中國留學的海外學生數量增至以往的3 倍，外國遊客數量也大幅上升。中國在世界各地創建了數百個傳授語言和文化的孔子學院，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增加了英語廣播節目。中國加強了在“對外宣傳”領域的投資，其中新華社還仿照半島電視台打造了一個24 小時的新聞頻道。
中國外交也做出了相應調整。20 年前，中國對多邊協議多有防範，並且與眾多鄰國存在矛盾。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派出3 000 多人的隊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核不擴散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外交作用（包括召集有關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除此之外，中國還與周邊國家解決了領土爭議，加入了包括東亞峰會在內的各種地區性組織。
中國的軟實力增長很有潛力，不少觀察家甚至曾因此發出過警示。但中國的軟實力上升對其他國家而言到底是福是禍，還得看中國用何種方式來運用這種力量。假如中國借此恐嚇威脅鄰國，那麽這種策略將必然引起摩擦；但如果中國決定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種新興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角色，那麽其硬實力和軟實力合二為一將為世界做出積極貢獻。
所幸，中國的軟實力上升於己、於世界都有益處。軟實力競爭不必是場零和博弈，無須拚出個你贏我輸。假如中美兩國各自覺得對方日益有魅力，那麽雙方發生破壞性衝突的概率就會降低。假如中國的軟實力上升能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那這就不失為實現中美正和關係的一種辦法。21 世紀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並存，但合作的益處顯然會超越競爭的作用。希望中美都能各自在對方的國家發展出軟實力，那將使我們的世界更加和平、繁榮與和諧。
約瑟夫·奈 2012 年12 月
前言
2003 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聽眾席上，喬治·凱裏的一番話飄進我的耳朵。這位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在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發問：為什麽美國似乎隻看重硬實力，而非軟實力？這個問題立刻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早在10 年或更早以前，我就提出了“軟實力”這個術語。鮑威爾回答得很恰當：美國憑借硬實力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接下來該依靠什麽呢？美國曾經要求過統治歐洲的哪個國家嗎？沒有。美國接下來靠的就是軟實力，它出現在馬歇爾計劃中……我們在日本也是這麽做的”。同年晚些時候，我在華盛頓一次由軍方參與舉辦的會議上做了一個有關軟實力的發言。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也是會議發言人之一。有媒體認為，當時“這位軍方大佬頗為認同”地聽取了我的觀點。可後來，當有聽眾就軟實力請拉姆斯菲爾德發表見解時，他卻回答說：“我不明白它是什麽意思。”
這正是部分問題所在。有些領導人不理解，“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軟實力在世界重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重要作用。前白宮發言人紐特·金裏奇在談及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時曾說，“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殺死了多少個敵人，而是培育了多少個夥伴。可如此重要的判斷標準，他們偏偏不明白。”拉姆斯菲爾德認同的“規則”之一是“軟弱招欺”。 他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作為國防部前助理部長，我絕不否認保持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就連奧薩馬·本·拉登都知道，人人都喜歡健壯的馬。但是，實力有多種外在表現形式，軟實力並不意味著軟弱，而是眾多實力中的一種。將軟實力排斥於國家政策之外是個天大的錯誤。
何謂軟實力？它是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這種吸引力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當一個國家的政策被外界視為合理時，其軟實力也會相應增強。美國長期以來不乏軟實力。比如，“二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了頗具衝擊力的“歐洲四大自由”；冷戰期間，有多少年輕人在“鐵幕”之後通過自由歐洲電台聆聽美國的音樂和新聞節目；2001 年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剛剛擺脫束縛的阿富汗人曾向美國索取《權利法案》；如今，伊朗年輕人正躲在家中偷偷觀看美國錄像和衛星電視節目。這些例子都是美國軟實力的體現。當你有足夠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並且追隨你之所想時，就無須再動用大棒來驅使他們。誘惑往往比強迫更有效。諸如民主、人權、個人機遇等價值觀念都具有很強的誘惑作用。美國四星上將韋斯利·克拉克曾說，軟實力“賦予我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生硬的傳統政治力量對比所產生的效果”。但是，如果我們行事傲慢，破壞了傳遞深層價值觀念的真實信息，那麽吸引力就會轉變成排斥力。
美國也許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國家組織，但也正如羅馬帝國一樣，美國既非不可征服，也非無懈可擊。羅馬沒有屈服於崛起的外部帝國，卻倒在蠻族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勢之下。用現代高科技武裝的恐怖分子可謂新一代蠻族。隨著世界反恐鬥爭的步步深入，一個日趨明朗的現實是：有諸多因素處於美國的掌控之外。美國不可能為追捕每一個疑似“基地”頭目，孤軍深入恐怖分子在全球各個偏遠角落的藏匿之地。美國也不能肆意發動戰爭，那樣隻會落得失道寡助。
2003 年春美國出兵伊拉克，隻花了4 周時間就用令人目眩的強悍軍事實力趕走了一個獨裁者。可是，這場軍事行動並沒有增強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免疫力；反之，從軟實力的角度來看，它讓美國元氣大傷——削弱了吸引同伴的能力。皮尤研究中心在一項關於戰爭後果的民意測驗中發現，美國的受歡迎度較戰爭前一年出現大幅度下滑。西班牙、意大利曾為美國提供戰爭支持，但即便在這兩個國家，美國照樣聲望大跌。在摩洛哥、土耳其，直至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家，美國的地位急轉直下。而在追蹤恐怖分子、黑錢、危險武器的長期鬥爭中，美國卻離不開這些國家的幫助。難怪《金融時報》評價：“正如靠硬實力贏得戰爭一樣，美國要想贏得和平，就得以同樣高超的手段展現軟實力。”
我在1990 年出版的《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以反駁當時一度流行的美國衰敗論。我認為，美國不僅是軍事和經濟上首屈一指的強國，而且在第三維度，即軟實力上，也無人能與之匹敵。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欣喜地發現，這一概念進入了公共話語圈，美國國務卿、英國外交大臣，以及各國政界要人、專欄主筆、專業學者都在采用它。但同時我也發現，有些人曲解、誤用了“軟實力”這個概念，他們將其與可口可樂、好萊塢、牛仔服、金錢等事物的影響力相提並論，完全將其弱化了。尤其讓人氣餒的是，某些政策製定者不但對軟實力視而不見，而且還肆意揮霍它，導致國家為此付出代價。
2001 年，我在撰寫《美國實力的悖論：為什麽美國不能獨斷專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書時，再次提到軟實力。我在書中告誡人們要警惕美國必勝論，它與1990 年我曾經警告過的衰敗論正好相反，卻同為謬誤。雖然我在該書中用十幾頁的篇幅來論述軟實力，但那隻不過是在廣泛論述多邊主義和外交政策時所涉及的一小部分內容而已。我的一些朋友以及評論家曾諫言，如果想讓人們正確理解軟實力，並將其運用到外交政策上，就需要更加充分地挖掘並發展這個概念。這也正是本書的寫作宗旨。
本書回顧了伊拉克戰爭前、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糾結複雜的國際關係。1991 年海灣戰爭期間，老布什組建起一個廣泛的聯盟；但2003 年他的兒子小布什決定出兵伊拉克時，聯合國尚未通過第二個決議，美國隻獲得了少數幾個國家的支持。小布什的做法雖然避開了其內閣成員的眼中釘——盟國和製度的束縛，但是卻引發了對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的質疑。人們普遍憂慮，美國將來會如何運用自身的優勢力量。美國在全球的吸引力急劇下降，導致其難以在占領和重建伊拉克問題上得到外部支持。贏得和平比贏得戰爭要困難得多，而軟實力正是贏得和平的關鍵。出兵伊拉克雖然在硬實力上打了大勝仗，卻使國家的軟實力為之付出了代價。
讀過我之前作品的讀者也許會問，除了討論伊拉克戰爭，本書新意何在？我的回答是：很多。雖然本書中有些章節，特別是在第一章論述基本概念時，與之前的作品有重複之處，但本書中我對軟實力的定義做了更加細致的加工，增加了實例，采用了新的調查數據和曆史研究結論，並以一種我在之前作品中從未采用過的方式，對軟實力的深層含義和局限性做了深度挖掘。在第一章中，我還分析了國際政治中的實力變化，探討為何軟實力較過去相比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第二章，我從文化、國內價值觀，以及政治、外交政策的實質和風格等方麵追溯了美國軟實力到底從何而來。軟實力並非美國人獨享，因此本書第三章中涉及了其他國家以及個人所擁有的軟實力。第四章探討了如何在公共外交實踐中運用軟實力。最後一章總結了伊拉克戰爭後軟實力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義。
新技術帶來了全球化負麵效應以及戰爭的私人化，它們正對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正是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所在，有時候被籠統地稱為反恐戰爭。正如冷戰一樣，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不可能一夜之間被掃除幹淨，強硬的軍事實力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可是，美國政府在硬實力上的投入比在軟實力上的投入要高出400 倍。與冷戰類似，反恐戰爭也不是光靠軍事實力就能取勝的。因此，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必須了解並學會使用軟實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巧實力既非硬實力，也非軟實力。它是二者的巧妙結合。
約瑟夫·奈 新罕布什爾州 桑威奇 2004 年1 月
實力是一種通過影響他人，進而得償所願的能力，它可以依靠強迫、收買或吸引等各種手段來體現。1990 年，我在一本關於美國未來實力的書中第一次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我曾嚐試對相關實力進行比較評估，結果發現，傳統的經濟手段和軍事資源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下的種種現象了。它們雖有助於理解強迫和收買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卻無法解釋吸引和說服的威力所在。於是，我提出了“軟實力”這個概念。它或許聽起來是個新術語，但就其所指的行為而言卻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物。人類每天都在日常交往中運用軟實力，極少有人會使用強迫、收買等手段來達到目的。盡管最早我是在一本有關美國實力的書中給軟實力下了定義，但正如本書中提到的，這並不意味著隻有美國才具備軟實力。無論大國、小國、組織、個人，都可以運用軟實力。中國古代文化中雖然從未提及軟實力，但中國人其實早已深諳此道。
過去20 年間，軟實力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已遍布各大報紙版麵，被中國、印度尼西亞、歐洲各國的領導人頻繁提及。然而，這個概念在廣受重用的同時，有時也難免遭誤用，被當成了有別於軍事實力的任何一種力量。此外，由於軟實力一直被看作原始強權政治的替代品，因此經常受到一批具有道德感的學者及決策者的追捧。但軟實力畢竟隻是個描述性概念，並非規範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種力量一樣，它既可以用於正義目的，也可以用來作惡。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裏都是擁有非凡軟實力的人，可這些軟實力沒起什麽好作用。扭曲人的心靈比摧殘人的身體更可怕。
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人對“軟實力”這個概念向來不乏興趣。從20 世紀90 年代初至今，中國已經出版了上百篇有關軟實力的文章和學術論文。這個術語還進入了中國的官方語言係統。2007 年10 月15 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提到“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對於中國而言，這是個巧妙的戰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像中國那樣迅速發展時，周邊國家往往會出於防範而產生恐懼心理，進而彼此結成聯盟作為對抗。但如果這個國家能在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同時提高軟實力，展現吸引力，那麽它外在表現的威脅性就會減小，引起周邊國家結盟的可能性也會降低。
中國有魅力無窮的傳統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過去10 年間，到中國留學的海外學生數量增至以往的3 倍，外國遊客數量也大幅上升。中國在世界各地創建了數百個傳授語言和文化的孔子學院，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增加了英語廣播節目。中國加強了在“對外宣傳”領域的投資，其中新華社還仿照半島電視台打造了一個24 小時的新聞頻道。
中國外交也做出了相應調整。20 年前，中國對多邊協議多有防範，並且與眾多鄰國存在矛盾。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派出3 000 多人的隊伍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核不擴散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外交作用（包括召集有關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除此之外，中國還與周邊國家解決了領土爭議，加入了包括東亞峰會在內的各種地區性組織。
中國的軟實力增長很有潛力，不少觀察家甚至曾因此發出過警示。但中國的軟實力上升對其他國家而言到底是福是禍，還得看中國用何種方式來運用這種力量。假如中國借此恐嚇威脅鄰國，那麽這種策略將必然引起摩擦；但如果中國決定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種新興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角色，那麽其硬實力和軟實力合二為一將為世界做出積極貢獻。
所幸，中國的軟實力上升於己、於世界都有益處。軟實力競爭不必是場零和博弈，無須拚出個你贏我輸。假如中美兩國各自覺得對方日益有魅力，那麽雙方發生破壞性衝突的概率就會降低。假如中國的軟實力上升能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那這就不失為實現中美正和關係的一種辦法。21 世紀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並存，但合作的益處顯然會超越競爭的作用。希望中美都能各自在對方的國家發展出軟實力，那將使我們的世界更加和平、繁榮與和諧。
約瑟夫·奈 2012 年12 月
前言
2003 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聽眾席上，喬治·凱裏的一番話飄進我的耳朵。這位前坎特伯雷大主教正在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發問：為什麽美國似乎隻看重硬實力，而非軟實力？這個問題立刻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早在10 年或更早以前，我就提出了“軟實力”這個術語。鮑威爾回答得很恰當：美國憑借硬實力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接下來該依靠什麽呢？美國曾經要求過統治歐洲的哪個國家嗎？沒有。美國接下來靠的就是軟實力，它出現在馬歇爾計劃中……我們在日本也是這麽做的”。同年晚些時候，我在華盛頓一次由軍方參與舉辦的會議上做了一個有關軟實力的發言。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也是會議發言人之一。有媒體認為，當時“這位軍方大佬頗為認同”地聽取了我的觀點。可後來，當有聽眾就軟實力請拉姆斯菲爾德發表見解時，他卻回答說：“我不明白它是什麽意思。”
這正是部分問題所在。有些領導人不理解，“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軟實力在世界重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重要作用。前白宮發言人紐特·金裏奇在談及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時曾說，“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殺死了多少個敵人，而是培育了多少個夥伴。可如此重要的判斷標準，他們偏偏不明白。”拉姆斯菲爾德認同的“規則”之一是“軟弱招欺”。 他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作為國防部前助理部長，我絕不否認保持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就連奧薩馬·本·拉登都知道，人人都喜歡健壯的馬。但是，實力有多種外在表現形式，軟實力並不意味著軟弱，而是眾多實力中的一種。將軟實力排斥於國家政策之外是個天大的錯誤。
何謂軟實力？它是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這種吸引力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當一個國家的政策被外界視為合理時，其軟實力也會相應增強。美國長期以來不乏軟實力。比如，“二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了頗具衝擊力的“歐洲四大自由”；冷戰期間，有多少年輕人在“鐵幕”之後通過自由歐洲電台聆聽美國的音樂和新聞節目；2001 年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剛剛擺脫束縛的阿富汗人曾向美國索取《權利法案》；如今，伊朗年輕人正躲在家中偷偷觀看美國錄像和衛星電視節目。這些例子都是美國軟實力的體現。當你有足夠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並且追隨你之所想時，就無須再動用大棒來驅使他們。誘惑往往比強迫更有效。諸如民主、人權、個人機遇等價值觀念都具有很強的誘惑作用。美國四星上將韋斯利·克拉克曾說，軟實力“賦予我們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生硬的傳統政治力量對比所產生的效果”。但是，如果我們行事傲慢，破壞了傳遞深層價值觀念的真實信息，那麽吸引力就會轉變成排斥力。
美國也許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最強大的國家組織，但也正如羅馬帝國一樣，美國既非不可征服，也非無懈可擊。羅馬沒有屈服於崛起的外部帝國，卻倒在蠻族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勢之下。用現代高科技武裝的恐怖分子可謂新一代蠻族。隨著世界反恐鬥爭的步步深入，一個日趨明朗的現實是：有諸多因素處於美國的掌控之外。美國不可能為追捕每一個疑似“基地”頭目，孤軍深入恐怖分子在全球各個偏遠角落的藏匿之地。美國也不能肆意發動戰爭，那樣隻會落得失道寡助。
2003 年春美國出兵伊拉克，隻花了4 周時間就用令人目眩的強悍軍事實力趕走了一個獨裁者。可是，這場軍事行動並沒有增強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免疫力；反之，從軟實力的角度來看，它讓美國元氣大傷——削弱了吸引同伴的能力。皮尤研究中心在一項關於戰爭後果的民意測驗中發現，美國的受歡迎度較戰爭前一年出現大幅度下滑。西班牙、意大利曾為美國提供戰爭支持，但即便在這兩個國家，美國照樣聲望大跌。在摩洛哥、土耳其，直至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家，美國的地位急轉直下。而在追蹤恐怖分子、黑錢、危險武器的長期鬥爭中，美國卻離不開這些國家的幫助。難怪《金融時報》評價：“正如靠硬實力贏得戰爭一樣，美國要想贏得和平，就得以同樣高超的手段展現軟實力。”
我在1990 年出版的《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以反駁當時一度流行的美國衰敗論。我認為，美國不僅是軍事和經濟上首屈一指的強國，而且在第三維度，即軟實力上，也無人能與之匹敵。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欣喜地發現，這一概念進入了公共話語圈，美國國務卿、英國外交大臣，以及各國政界要人、專欄主筆、專業學者都在采用它。但同時我也發現，有些人曲解、誤用了“軟實力”這個概念，他們將其與可口可樂、好萊塢、牛仔服、金錢等事物的影響力相提並論，完全將其弱化了。尤其讓人氣餒的是，某些政策製定者不但對軟實力視而不見，而且還肆意揮霍它，導致國家為此付出代價。
2001 年，我在撰寫《美國實力的悖論：為什麽美國不能獨斷專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書時，再次提到軟實力。我在書中告誡人們要警惕美國必勝論，它與1990 年我曾經警告過的衰敗論正好相反，卻同為謬誤。雖然我在該書中用十幾頁的篇幅來論述軟實力，但那隻不過是在廣泛論述多邊主義和外交政策時所涉及的一小部分內容而已。我的一些朋友以及評論家曾諫言，如果想讓人們正確理解軟實力，並將其運用到外交政策上，就需要更加充分地挖掘並發展這個概念。這也正是本書的寫作宗旨。
本書回顧了伊拉克戰爭前、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糾結複雜的國際關係。1991 年海灣戰爭期間，老布什組建起一個廣泛的聯盟；但2003 年他的兒子小布什決定出兵伊拉克時，聯合國尚未通過第二個決議，美國隻獲得了少數幾個國家的支持。小布什的做法雖然避開了其內閣成員的眼中釘——盟國和製度的束縛，但是卻引發了對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的質疑。人們普遍憂慮，美國將來會如何運用自身的優勢力量。美國在全球的吸引力急劇下降，導致其難以在占領和重建伊拉克問題上得到外部支持。贏得和平比贏得戰爭要困難得多，而軟實力正是贏得和平的關鍵。出兵伊拉克雖然在硬實力上打了大勝仗，卻使國家的軟實力為之付出了代價。
讀過我之前作品的讀者也許會問，除了討論伊拉克戰爭，本書新意何在？我的回答是：很多。雖然本書中有些章節，特別是在第一章論述基本概念時，與之前的作品有重複之處，但本書中我對軟實力的定義做了更加細致的加工，增加了實例，采用了新的調查數據和曆史研究結論，並以一種我在之前作品中從未采用過的方式，對軟實力的深層含義和局限性做了深度挖掘。在第一章中，我還分析了國際政治中的實力變化，探討為何軟實力較過去相比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第二章，我從文化、國內價值觀，以及政治、外交政策的實質和風格等方麵追溯了美國軟實力到底從何而來。軟實力並非美國人獨享，因此本書第三章中涉及了其他國家以及個人所擁有的軟實力。第四章探討了如何在公共外交實踐中運用軟實力。最後一章總結了伊拉克戰爭後軟實力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義。
新技術帶來了全球化負麵效應以及戰爭的私人化，它們正對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正是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所在，有時候被籠統地稱為反恐戰爭。正如冷戰一樣，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不可能一夜之間被掃除幹淨，強硬的軍事實力仍將發揮重要作用。可是，美國政府在硬實力上的投入比在軟實力上的投入要高出400 倍。與冷戰類似，反恐戰爭也不是光靠軍事實力就能取勝的。因此，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必須了解並學會使用軟實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巧實力既非硬實力，也非軟實力。它是二者的巧妙結合。
約瑟夫·奈 新罕布什爾州 桑威奇 2004 年1 月
精彩書摘
第一章從硬實力到軟實力
400多年前，尼可洛·馬基雅維裏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們諫言：作為君主，與其受人愛戴，不如讓人畏懼。但是在當今世界，最好兩者兼得。贏得人心向來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時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實力，現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傳播著各種信息。但政治領導人幾乎從未思考過，實力的性質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更確切地說，在運用實力的過程中，該如何將軟性因素納入戰略決策中。
何謂實力？
實力如天氣，人人依賴它、談論它，卻極少有人真正了解它。農民和氣象學家設法預報天氣，政治領導人和分析家們則試圖描繪並預測實力關係的變化。實力亦如愛情，易於感受卻難以定義或丈量，然而其真實性並不會因此受損。實力在字典中的定義是：做事的能力。從這個最普通的層麵來看，實力就是得償所願的能力。字典上還解釋道，實力是影響他人行為，並促成事件發生的能力。具體而言，實力即是對他人的行為施加影響，並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響他人行為的方法有多種：可以威脅強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誘惑，或者通過吸引和拉攏使對方與自己目標一致。
有些人將實力狹隘地理解為命令和威壓。當你迫使別人做他們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時，情況的確如此。比如，你說：跳！他們照辦了。這看似一種單純的實力測試，並不如表麵上看起來那麽簡單。不妨假設一下，是不是聽從命令的人（就像我的孫女們一樣）本來就喜歡蹦來跳去？若要以他人的行為變化來衡量實力，必須事先摸清對方的喜好。要不然我們就會像打鳴的公雞一樣對自己的實力做出錯誤的判斷，沾沾自喜地以為清晨的太陽是被自己叫起來的。另外，實力有可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消失。課間操場上，校園小霸王發號施令讓其他孩子言聽計從，可一旦休息時間結束回到管理嚴格的教室，小霸王立刻沒了底氣。殘暴的獨裁者能夠監禁或處死持不同政見者，但如果對方誌在殉道，那麽獨裁者的實力亦無從談起。因此，實力取決於雙方關係所依托的大環境。
人們很難預知，他人在沒得到指令的情況下會如何行事。而且，有時我們即便不發號施令也能影響他人的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相信我的目標是正當合理的，我就有可能說服你為我辦事，而不必采取威逼利誘的手段。因此，即使不對他人施加有形的實力影響，也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例如，一些忠實的天主教徒之所以遵循教皇有關死刑的訓誡，並非因為他們害怕被逐出教會，而是出於尊重教皇的道德權威。伊斯蘭激進分子之所以支持本·拉登的所作所為，並非是因為被收買或者受到威脅，而是因為他們篤信拉登的作為是正當的。
政治實幹家和普通百姓常常發現，上述這些有關行為和動機的問題太過複雜，於是轉而尋求另一種解釋。他們將實力簡單地定義為：所擁有的能夠影響結果的能力或資源。因此，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相對較多人口、廣袤的領土、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經濟實力、軍事力量，且社會穩定，那麽這個國家就稱得上是有實力的。這種定義的優勢在於，它使實力顯得更具體、可衡量、可預測，但這種定義也存在問題。當人們將實力與資源畫上等號時，有時會遭遇這樣的悖論：天生強悍未必處處如意。
實力資源不像金錢那般具有可替代性。贏得一場遊戲的勝利資本，到了另一場遊戲中也許會失去用武之地。打撲克時的一手好牌，到了玩橋牌時就毫無用處。就算打撲克時抓到一手好牌，如果牌技不佳照樣會輸。擁有實力資源不能保證處處如願以償。若論實力，美國遠超越南，但最終卻輸掉了越南戰爭。2001年，美國堪稱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即便如此也沒能防止“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
就達到目標而言，將資源轉化為真正的實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然而，現實中決策失誤時有發生，領導者常常誤判形勢——1941年的德國和日本、1990年的薩達姆·侯賽因就是這類例子。因此，遊戲開始之初就得判斷：好牌在誰手裏。與之同樣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這是個什麽樣的遊戲。在特定環境中，哪些資源可為實力提供最強勁的基礎？比如，石油資源隨工業時代的來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鈾在核時代將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前，國家間的實力資源相對比較容易評估。國際政治中，測試“大國實力”的一種傳統方式是“戰爭力量”。但幾個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戰爭力量的來源時常發生變化。在18世紀的歐洲，人口是至關重要的實力資源，因為它是稅收和征兵的保障。1815年拿破侖戰爭末期，普魯士在維也納會議上向反法同盟的勝利夥伴們展示了一份詳盡的割地重建計劃。其中，土地和人口是其抗衡法國的實力資源。在前民族主義時期，對普魯士而言，移交地區的居民不會說德語根本不會構成任何問題。然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至於1870年它從法國奪取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最後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根。民族主義大潮的來襲使環境發生了變化，那些移交省份非但算不上財產，反而成了普魯士的包袱。簡而言之，要對實力資源做出判斷，必須先了解大環境。判斷好牌在誰手裏之前，先得弄明白這是一場什麽遊戲，牌的價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當今信息時代，實力資源的分配在不同議題上差異巨大。我們隻知道，美國是當今“單極”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但這種說法的背後，事實遠非看起來那麽簡單。世界政治猶如一盤三維棋局，要想贏得這盤棋就得同時在水平和垂直空間裏落子。這盤三維棋局中，上層棋盤是傳統的國家間軍事較量，美國憑借其全球軍事影響力的確稱得上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因此，用“單極”、“霸權”這樣的傳統術語來描述美國並不為過。三維棋局裏的中層棋盤是經濟力量的角逐，這裏的實力分配呈多極態勢。在貿易、反壟斷以及金融監管問題上，如果沒有歐盟、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同意，美國就無法達到預期目的。如此看來，美國根本稱不上有什麽霸權。下層棋盤是各種跨國議題，比如恐怖主義、國際犯罪、氣候變化、疾病傳播等。在這個棋盤上，各種力量廣泛而無序地分布在國家和非國家主體之間。在此，無論左派、右派的宣傳家們怎麽聒噪，什麽單極世界、美利堅帝國的說法都成了無稽之談。上述一攬子問題，如今正闖入世界大戰略之中。但許多政治領導人仍然埋頭於上層棋盤中的軍事資產和傳統的軍事對策。他們將必要條件錯當成充分條件。作為玩家，他們隻將目光局限於這個三維棋局中的一個棋盤，長此以往，必輸無疑。而且，要想在最下方的跨國議題棋盤上占據優勢，往往需要動用軟實力資產。
軟實力
人人熟知硬實力。眾所周知，軍事和經濟因素往往能使他人轉變立場。硬實力可以依托引誘（“胡蘿卜”）或者威脅（“大棒”）等手段來實施運用。但有的時候，即便不動用實實在在的威脅也能達到目的。這種為達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有時也被稱作“權力的第二張麵孔”。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因為他國的追隨、支持而得償所願。那些國家仰慕其價值觀，並處處效仿，渴望達到與其不相上下的繁榮和開放程度。因此，軍事威脅和經濟製裁並不是國際政治中促成改變的僅有手段，設置議程並施以誘惑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軟實力靠的是拉攏，而不是強迫。
軟實力依靠的是一種塑造人們喜好的能力。在人際交往中，人們熟知吸引和誘惑的力量。在人際關係或婚姻關係中，實力並不總屬於貌似強大的一方，而是取決於產生吸引力的神秘化學反應。同樣，在生意場上，聰明的高管們都知道，管理不僅僅是發號施令，還需要以身作則，吸引並帶動下屬共同實現目標。一個大型組織很難僅靠命令來運行。與此類似的是，目前不少社區都在努力打造友善並富有吸引力的警察形象，這樣才能讓社區居民產生協助警方完成共享目標的意願。
政治領導人早就了解吸引力所能產生的力量。“胡蘿卜”和“大棒”不是為達目的的首要選項。獨裁者使用強迫命令的手段治國，相比之下民主國家領導人更多依靠誘惑和吸引的雙管齊下。軟實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這種引導他人喜好的能力通常與某些無形資產聯係在一起，比如富有魅力的人格、文化、政治價值觀和製度，以及那些在他人眼裏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權威的政策等。如果一個領導者恰好代表了某種令人傾慕的價值觀，那麽他做起事來就要容易得多。
軟實力不等於影響力。畢竟，影響力還可以通過威脅或者報償等“硬”手段來實現。而勸服他人、以理服人的能力雖然構成了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並非其全部。軟實力還包括吸引的能力。緊隨這種吸引力的，是對方的默許。簡言之，在行為術語中，軟實力是一種吸引人的力量。從資源的角度來看，軟實力來自能產生吸引力的資產。人們可以通過對特定人群進行民意測驗，來衡量某一種資產是否稱得上軟實力資源。如何評價該吸引力是否產生了預期的政策效果，則因事而異。吸引力不能保證改變他人的偏好。在判斷實力的時候，以資源衡量和行為結果衡量，這兩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會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並非軟實力所獨有。衡量所有形式的實力時，都會存在類似差距。1940年法國淪陷之前，英國和法國的坦克數量超過德國。但是單憑軍事實力上的優勢，無法準確預測戰爭結果。
區別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方法眾多，不妨先列舉一下能夠促成達到目的的多種方法。你可以命令別人改變主意，也可以用軍事手段或者經濟製裁相要挾；你可以將經濟回報作為誘餌，也可以通過設置議程讓對方知難而退；或者，你還可以從彼此關係中的吸引、友愛、責任等因素，找出為雙方的共同價值和共同目標提供合理性的共同價值依據。如果對方既沒有受到明顯威脅，也沒有參與任何交易，而是在一種可知而不可見的吸引力的作用下，不知不覺走到與你一致的道路上，那麽這就是軟實力在發揮作用了。軟實力依靠一種不同尋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錢）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價值觀所產生的吸引力，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所需要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亞當·斯密說，人在自由市場中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著做出決策；在思想的市場上，這隻無形的手就是軟實力——無須脅迫和交易，一種無形的吸引力自會勸誘人們走到一起。軟實力和硬實力密切相關，都是通過影響他人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區別在於其行為的性質，以及資源的有形程度。控製力，即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以強迫或利誘作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響並塑造他人意願的能力，依賴的是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或者通過操縱議程令人知難而退的能力。控製力和同化力之間涵蓋了多種行為：從強迫到經濟誘惑，從設置議程到純粹吸引。軟實力資源與同化力密切相關，控製力資源則通常與強勢行為相關聯，但上述聯係並非無懈可擊。比如，一些國家的對外吸引力可能來自其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其運用控製力強行建立起來的機製日後也許會順理成章地存在。強勁的經濟實力除了用來實施製裁和對外支付，還能成為吸引力的來源。總體而言，不同類型的行為與特定資源之間關係密切，足以用來作為分析軟實力、硬實力資源的參考。
實力
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大部分來自於一個國家或組織的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國內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範例，以及其處理外部關係的方式。雖然對政府而言，有時候駕馭和運用軟實力有一定難度，但這絲毫不能削弱軟實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國前外長曾評論說，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能“激起人的夢想和渴望，這要歸功於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視形象，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大批學生紛紛從其他國家奔赴美國求學深造”。軟實力是一種重要現實。偉大的英國現實主義者e·H·卡爾在其1939年的作品中將國際實力分成三類：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影響輿論的力量。否定軟實力的重要性，就等於不懂得運用誘惑的威力。
一次，在談及是否要在國際政治中關注人氣和魅力這個話題時，美國政界元老約翰·J·麥克洛伊向肯尼迪總統大發雷霆：“國際輿論？我根本就不信這東西。真正管用的隻有實力。”還好，和伍德羅·威爾遜、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導輿論的能力也是構成實力的元素之一。他完全了解軟實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時候同一種實力資源能夠影響從強製到吸引等各個層麵的行為。一個在經濟、軍事上走下坡路的國家，損失的不僅是硬實力，同時受損的還有影響國際議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戰勝論或注定論等神話的驅使下，一些國家會臣服於他國的硬實力。希特勒就曾經試圖製造這樣的神話。硬實力可以用來締造帝國和製度，並為小國設置議程——前蘇聯統治東歐國家就是一個例證。肯尼迪總統的擔心不無道理：雖然民調顯示美國比蘇聯更受歡迎，但在航天計劃和核武器力量方麵，蘇聯略勝一籌。
軟實力並不依賴硬實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經說：“教皇手下有多少個師？”可事實上梵蒂岡卻不乏軟實力。蘇聯一度軟實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後，其軟實力幾乎損失殆盡。盡管蘇聯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持續增長，但軟實力卻在下降。事實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蘇聯的硬實力暗中削弱了軟實力。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蘇聯在芬蘭的影響力卻因其軟實力而得以加強。同樣，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睦鄰政策”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因此增強不少。
有些國家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其經濟和軍事實力，那是因為它們將經濟援助、和平調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納入了國家利益的定義中。過去20年中，挪威參與了菲律賓、巴爾幹、哥倫比亞、危地馬拉、斯裏蘭卡和中東等地的和平談判。挪威稱此舉源於路德教會傳統，但事實上這種和平締造者的姿態使挪威的價值觀得到普遍認同，國家軟實力同時得以增強。挪威外交大臣簡·彼得森說，“我們摸到了一點兒門道。”這其實說明，挪威依靠談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國視野中的作用和價值。
加拿大聯邦自由黨前領袖米哈伊爾·伊格納季耶夫從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響力源自三種資產：作為一個好公民的道德權威——這方麵我們尚且有一些，軍事能力——這方麵我們比較欠缺，以及國際援助能力。”對美國來說，“我們有可用之處。他們需要合法性”。由此，加拿大在和強鄰討價還價的同時，也增強了自身的影響力。波蘭政府決定向戰後的伊拉克派兵不僅是為了巴結美國，也是為了更廣泛地樹立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形象。2001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後，印度外交部部長飛赴喀布爾向阿富汗臨時政府道賀，他的專機滿載著有關寶萊塢電影和音樂的音像資料。飛機一落地，這些東西便被一搶而光。正如我即將在第三章中所談到的，許多國家都擁有軟實力資源。
製度體係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例如，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憑借締造國際規則和製度體係推行了自己的價值觀。人們認為，這些規則、製度和美英經濟體係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國主張自由貿易和金本位製，美國力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國家實力若在別國眼中顯得合理合法，那麽這些國家在達到目標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就會相應減少；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自然願意效仿；如果一個國家能締造出與其利益和價值觀一致的國際規則，那麽在別國眼中其行為就更具合法性。當這些國家借助機製和規則鼓勵別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時，也就不需要那麽多代價高昂的“胡蘿卜”和“大棒”了。
400多年前，尼可洛·馬基雅維裏就曾向意大利的君主們諫言：作為君主，與其受人愛戴，不如讓人畏懼。但是在當今世界，最好兩者兼得。贏得人心向來重要，在全球化信息時代更是如此。信息即實力，現代信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傳播著各種信息。但政治領導人幾乎從未思考過，實力的性質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更確切地說，在運用實力的過程中，該如何將軟性因素納入戰略決策中。
何謂實力？
實力如天氣，人人依賴它、談論它，卻極少有人真正了解它。農民和氣象學家設法預報天氣，政治領導人和分析家們則試圖描繪並預測實力關係的變化。實力亦如愛情，易於感受卻難以定義或丈量，然而其真實性並不會因此受損。實力在字典中的定義是：做事的能力。從這個最普通的層麵來看，實力就是得償所願的能力。字典上還解釋道，實力是影響他人行為，並促成事件發生的能力。具體而言，實力即是對他人的行為施加影響，並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響他人行為的方法有多種：可以威脅強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誘惑，或者通過吸引和拉攏使對方與自己目標一致。
有些人將實力狹隘地理解為命令和威壓。當你迫使別人做他們本不打算做的事情時，情況的確如此。比如，你說：跳！他們照辦了。這看似一種單純的實力測試，並不如表麵上看起來那麽簡單。不妨假設一下，是不是聽從命令的人（就像我的孫女們一樣）本來就喜歡蹦來跳去？若要以他人的行為變化來衡量實力，必須事先摸清對方的喜好。要不然我們就會像打鳴的公雞一樣對自己的實力做出錯誤的判斷，沾沾自喜地以為清晨的太陽是被自己叫起來的。另外，實力有可能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消失。課間操場上，校園小霸王發號施令讓其他孩子言聽計從，可一旦休息時間結束回到管理嚴格的教室，小霸王立刻沒了底氣。殘暴的獨裁者能夠監禁或處死持不同政見者，但如果對方誌在殉道，那麽獨裁者的實力亦無從談起。因此，實力取決於雙方關係所依托的大環境。
人們很難預知，他人在沒得到指令的情況下會如何行事。而且，有時我們即便不發號施令也能影響他人的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相信我的目標是正當合理的，我就有可能說服你為我辦事，而不必采取威逼利誘的手段。因此，即使不對他人施加有形的實力影響，也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例如，一些忠實的天主教徒之所以遵循教皇有關死刑的訓誡，並非因為他們害怕被逐出教會，而是出於尊重教皇的道德權威。伊斯蘭激進分子之所以支持本·拉登的所作所為，並非是因為被收買或者受到威脅，而是因為他們篤信拉登的作為是正當的。
政治實幹家和普通百姓常常發現，上述這些有關行為和動機的問題太過複雜，於是轉而尋求另一種解釋。他們將實力簡單地定義為：所擁有的能夠影響結果的能力或資源。因此，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相對較多人口、廣袤的領土、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經濟實力、軍事力量，且社會穩定，那麽這個國家就稱得上是有實力的。這種定義的優勢在於，它使實力顯得更具體、可衡量、可預測，但這種定義也存在問題。當人們將實力與資源畫上等號時，有時會遭遇這樣的悖論：天生強悍未必處處如意。
實力資源不像金錢那般具有可替代性。贏得一場遊戲的勝利資本，到了另一場遊戲中也許會失去用武之地。打撲克時的一手好牌，到了玩橋牌時就毫無用處。就算打撲克時抓到一手好牌，如果牌技不佳照樣會輸。擁有實力資源不能保證處處如願以償。若論實力，美國遠超越南，但最終卻輸掉了越南戰爭。2001年，美國堪稱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即便如此也沒能防止“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
就達到目標而言，將資源轉化為真正的實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然而，現實中決策失誤時有發生，領導者常常誤判形勢——1941年的德國和日本、1990年的薩達姆·侯賽因就是這類例子。因此，遊戲開始之初就得判斷：好牌在誰手裏。與之同樣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這是個什麽樣的遊戲。在特定環境中，哪些資源可為實力提供最強勁的基礎？比如，石油資源隨工業時代的來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鈾在核時代將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前，國家間的實力資源相對比較容易評估。國際政治中，測試“大國實力”的一種傳統方式是“戰爭力量”。但幾個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戰爭力量的來源時常發生變化。在18世紀的歐洲，人口是至關重要的實力資源，因為它是稅收和征兵的保障。1815年拿破侖戰爭末期，普魯士在維也納會議上向反法同盟的勝利夥伴們展示了一份詳盡的割地重建計劃。其中，土地和人口是其抗衡法國的實力資源。在前民族主義時期，對普魯士而言，移交地區的居民不會說德語根本不會構成任何問題。然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至於1870年它從法國奪取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最後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禍根。民族主義大潮的來襲使環境發生了變化，那些移交省份非但算不上財產，反而成了普魯士的包袱。簡而言之，要對實力資源做出判斷，必須先了解大環境。判斷好牌在誰手裏之前，先得弄明白這是一場什麽遊戲，牌的價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當今信息時代，實力資源的分配在不同議題上差異巨大。我們隻知道，美國是當今“單極”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但這種說法的背後，事實遠非看起來那麽簡單。世界政治猶如一盤三維棋局，要想贏得這盤棋就得同時在水平和垂直空間裏落子。這盤三維棋局中，上層棋盤是傳統的國家間軍事較量，美國憑借其全球軍事影響力的確稱得上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因此，用“單極”、“霸權”這樣的傳統術語來描述美國並不為過。三維棋局裏的中層棋盤是經濟力量的角逐，這裏的實力分配呈多極態勢。在貿易、反壟斷以及金融監管問題上，如果沒有歐盟、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同意，美國就無法達到預期目的。如此看來，美國根本稱不上有什麽霸權。下層棋盤是各種跨國議題，比如恐怖主義、國際犯罪、氣候變化、疾病傳播等。在這個棋盤上，各種力量廣泛而無序地分布在國家和非國家主體之間。在此，無論左派、右派的宣傳家們怎麽聒噪，什麽單極世界、美利堅帝國的說法都成了無稽之談。上述一攬子問題，如今正闖入世界大戰略之中。但許多政治領導人仍然埋頭於上層棋盤中的軍事資產和傳統的軍事對策。他們將必要條件錯當成充分條件。作為玩家，他們隻將目光局限於這個三維棋局中的一個棋盤，長此以往，必輸無疑。而且，要想在最下方的跨國議題棋盤上占據優勢，往往需要動用軟實力資產。
軟實力
人人熟知硬實力。眾所周知，軍事和經濟因素往往能使他人轉變立場。硬實力可以依托引誘（“胡蘿卜”）或者威脅（“大棒”）等手段來實施運用。但有的時候，即便不動用實實在在的威脅也能達到目的。這種為達目的而采取的迂回方式，有時也被稱作“權力的第二張麵孔”。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因為他國的追隨、支持而得償所願。那些國家仰慕其價值觀，並處處效仿，渴望達到與其不相上下的繁榮和開放程度。因此，軍事威脅和經濟製裁並不是國際政治中促成改變的僅有手段，設置議程並施以誘惑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軟實力靠的是拉攏，而不是強迫。
軟實力依靠的是一種塑造人們喜好的能力。在人際交往中，人們熟知吸引和誘惑的力量。在人際關係或婚姻關係中，實力並不總屬於貌似強大的一方，而是取決於產生吸引力的神秘化學反應。同樣，在生意場上，聰明的高管們都知道，管理不僅僅是發號施令，還需要以身作則，吸引並帶動下屬共同實現目標。一個大型組織很難僅靠命令來運行。與此類似的是，目前不少社區都在努力打造友善並富有吸引力的警察形象，這樣才能讓社區居民產生協助警方完成共享目標的意願。
政治領導人早就了解吸引力所能產生的力量。“胡蘿卜”和“大棒”不是為達目的的首要選項。獨裁者使用強迫命令的手段治國，相比之下民主國家領導人更多依靠誘惑和吸引的雙管齊下。軟實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這種引導他人喜好的能力通常與某些無形資產聯係在一起，比如富有魅力的人格、文化、政治價值觀和製度，以及那些在他人眼裏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權威的政策等。如果一個領導者恰好代表了某種令人傾慕的價值觀，那麽他做起事來就要容易得多。
軟實力不等於影響力。畢竟，影響力還可以通過威脅或者報償等“硬”手段來實現。而勸服他人、以理服人的能力雖然構成了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並非其全部。軟實力還包括吸引的能力。緊隨這種吸引力的，是對方的默許。簡言之，在行為術語中，軟實力是一種吸引人的力量。從資源的角度來看，軟實力來自能產生吸引力的資產。人們可以通過對特定人群進行民意測驗，來衡量某一種資產是否稱得上軟實力資源。如何評價該吸引力是否產生了預期的政策效果，則因事而異。吸引力不能保證改變他人的偏好。在判斷實力的時候，以資源衡量和行為結果衡量，這兩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會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並非軟實力所獨有。衡量所有形式的實力時，都會存在類似差距。1940年法國淪陷之前，英國和法國的坦克數量超過德國。但是單憑軍事實力上的優勢，無法準確預測戰爭結果。
區別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方法眾多，不妨先列舉一下能夠促成達到目的的多種方法。你可以命令別人改變主意，也可以用軍事手段或者經濟製裁相要挾；你可以將經濟回報作為誘餌，也可以通過設置議程讓對方知難而退；或者，你還可以從彼此關係中的吸引、友愛、責任等因素，找出為雙方的共同價值和共同目標提供合理性的共同價值依據。如果對方既沒有受到明顯威脅，也沒有參與任何交易，而是在一種可知而不可見的吸引力的作用下，不知不覺走到與你一致的道路上，那麽這就是軟實力在發揮作用了。軟實力依靠一種不同尋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錢）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價值觀所產生的吸引力，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所需要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亞當·斯密說，人在自由市場中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領著做出決策；在思想的市場上，這隻無形的手就是軟實力——無須脅迫和交易，一種無形的吸引力自會勸誘人們走到一起。軟實力和硬實力密切相關，都是通過影響他人行為，進而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區別在於其行為的性質，以及資源的有形程度。控製力，即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以強迫或利誘作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響並塑造他人意願的能力，依賴的是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或者通過操縱議程令人知難而退的能力。控製力和同化力之間涵蓋了多種行為：從強迫到經濟誘惑，從設置議程到純粹吸引。軟實力資源與同化力密切相關，控製力資源則通常與強勢行為相關聯，但上述聯係並非無懈可擊。比如，一些國家的對外吸引力可能來自其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其運用控製力強行建立起來的機製日後也許會順理成章地存在。強勁的經濟實力除了用來實施製裁和對外支付，還能成為吸引力的來源。總體而言，不同類型的行為與特定資源之間關係密切，足以用來作為分析軟實力、硬實力資源的參考。
實力
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大部分來自於一個國家或組織的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國內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範例，以及其處理外部關係的方式。雖然對政府而言，有時候駕馭和運用軟實力有一定難度，但這絲毫不能削弱軟實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國前外長曾評論說，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能“激起人的夢想和渴望，這要歸功於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視形象，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大批學生紛紛從其他國家奔赴美國求學深造”。軟實力是一種重要現實。偉大的英國現實主義者e·H·卡爾在其1939年的作品中將國際實力分成三類：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影響輿論的力量。否定軟實力的重要性，就等於不懂得運用誘惑的威力。
一次，在談及是否要在國際政治中關注人氣和魅力這個話題時，美國政界元老約翰·J·麥克洛伊向肯尼迪總統大發雷霆：“國際輿論？我根本就不信這東西。真正管用的隻有實力。”還好，和伍德羅·威爾遜、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導輿論的能力也是構成實力的元素之一。他完全了解軟實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時候同一種實力資源能夠影響從強製到吸引等各個層麵的行為。一個在經濟、軍事上走下坡路的國家，損失的不僅是硬實力，同時受損的還有影響國際議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戰勝論或注定論等神話的驅使下，一些國家會臣服於他國的硬實力。希特勒就曾經試圖製造這樣的神話。硬實力可以用來締造帝國和製度，並為小國設置議程——前蘇聯統治東歐國家就是一個例證。肯尼迪總統的擔心不無道理：雖然民調顯示美國比蘇聯更受歡迎，但在航天計劃和核武器力量方麵，蘇聯略勝一籌。
軟實力並不依賴硬實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經說：“教皇手下有多少個師？”可事實上梵蒂岡卻不乏軟實力。蘇聯一度軟實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後，其軟實力幾乎損失殆盡。盡管蘇聯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持續增長，但軟實力卻在下降。事實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蘇聯的硬實力暗中削弱了軟實力。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蘇聯在芬蘭的影響力卻因其軟實力而得以加強。同樣，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睦鄰政策”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因此增強不少。
有些國家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出其經濟和軍事實力，那是因為它們將經濟援助、和平調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納入了國家利益的定義中。過去20年中，挪威參與了菲律賓、巴爾幹、哥倫比亞、危地馬拉、斯裏蘭卡和中東等地的和平談判。挪威稱此舉源於路德教會傳統，但事實上這種和平締造者的姿態使挪威的價值觀得到普遍認同，國家軟實力同時得以增強。挪威外交大臣簡·彼得森說，“我們摸到了一點兒門道。”這其實說明，挪威依靠談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國視野中的作用和價值。
加拿大聯邦自由黨前領袖米哈伊爾·伊格納季耶夫從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響力源自三種資產：作為一個好公民的道德權威——這方麵我們尚且有一些，軍事能力——這方麵我們比較欠缺，以及國際援助能力。”對美國來說，“我們有可用之處。他們需要合法性”。由此，加拿大在和強鄰討價還價的同時，也增強了自身的影響力。波蘭政府決定向戰後的伊拉克派兵不僅是為了巴結美國，也是為了更廣泛地樹立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形象。2001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後，印度外交部部長飛赴喀布爾向阿富汗臨時政府道賀，他的專機滿載著有關寶萊塢電影和音樂的音像資料。飛機一落地，這些東西便被一搶而光。正如我即將在第三章中所談到的，許多國家都擁有軟實力資源。
製度體係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例如，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憑借締造國際規則和製度體係推行了自己的價值觀。人們認為，這些規則、製度和美英經濟體係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國主張自由貿易和金本位製，美國力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國家實力若在別國眼中顯得合理合法，那麽這些國家在達到目標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就會相應減少；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自然願意效仿；如果一個國家能締造出與其利益和價值觀一致的國際規則，那麽在別國眼中其行為就更具合法性。當這些國家借助機製和規則鼓勵別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時，也就不需要那麽多代價高昂的“胡蘿卜”和“大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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